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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企业是18万家,几乎所有的分支机构,都会配备外籍、管理人员,而这个数据里,还没包括在中国企业工作的外国人、在中国读书的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
在大城市里,大家对外国人的居住、生活也见怪不怪了,他们也成为了这个城市中的一部分。但是,对于那些与外籍同事共事的中国人而言,对这些外国脸适应了多少?
另一方面,这些外国人,生活在中国,又有哪些坎,觉得是难以克服和逾越的?
早些年,一些中国企业完成了跨国收购,却在后续的工作中发现难以克服管理在文化上的差异,现在这样的状况在多文化融合的企业里是否仍然存在?如果文化的融合必然存在迁就和牺牲,又是哪一方在做出让步?
中西文化
在职场上
容易产生的碰撞
No.1
对工作的态度
西方文化强调任何工作都是重要的,而中国人则人为有创造力的工作才是重要的。在西方文化的公司里,上级给我一项简单的工作我也很高兴去做,反正也赚一样的钱,简单的工作更好。而在东方文化的公司里,如果给我一项特简单的工作,则认为是对我的侮辱,怎么会把谁都能做的事给我呢?
No.2
对钱的态度
中国人重感情,爱请客,强调我再穷也不能被钱吓死。而西方文化一直是对钱的归属看得很清。
No.3
对待思想和方法的态度
中国人重思想、轻方法,从而导致近代科技的落后。西方重方法而轻思想,认为懂得方法,就可以赚钱谋生,而思想却不能。
《风尚周报》:你们到中国已经多久了?
闵爱琪:我爷爷奶奶是医疗方面的传教士,早年到台湾。爸爸小的时候在台湾长大,高中毕业之后回芬兰服兵役,但还是对台湾念念不忘,所以在我3岁的时候就把我带回去了,我的很多童年记忆都是关于台湾的。
Sascha Telen:其实只有五年,而且这些所有时光都是关于我和太太的。
郭建辉:我来内地六年了,但之前就在澳门工作过,而且本身也是华人,所以问“到中国多久”,算是很久了吧。
潘德伦:十年了,但我自己的感觉似乎并不长。
《风尚周报》:来到中国前,是否为来到这个国家做了一些准备?
潘德伦:在来到中国前,我在迪拜工作,当时的工作状态是每天在阳光中醒来,清晨到海边跑步,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我一直以为上海也在海边,我仍然可以过这样的生活,过来才发现不是这样的。不过都不是问题,像我们的工作性质,如果不能很快适应,那么很难开展。
Sascha Telen:我所得到的“准备”,是一片反对声。我的家人和朋友很担心两个问题:中国是否有吃的,我一句中文都不会,怎么生存?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太少太少了。但这些在我来看,都不是问题,尤其吃的方面。
郭建辉:我13岁就离开马来西亚,到美国去读书,然后在澳门工作,接触到了很多中国同事,所以,基本不用怎么准备。而且,酒店行业接触到的很多内容是共通的,这方面也不用怎么准备。
《风尚周报》:与同事沟通的语言问题怎么解决的?是否平时都是用英文沟通?
闵爱琪:中文的听说读写对于我来说都不是问题,粤语可以听懂,但只能说一点,闽南语的话就没有问题,小时候在台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刚到广州的时候还不太能看懂文字,但现在没问题了,是从给中国朋友发短信开始学习的。
潘德伦:我们工作的主要语言是英文。至于中文,在我还没弄懂上海话的时候,又到了广州,所以中文在我的概念里,成了上海话、粤语和普通话的混合体。
郭建辉:中文的听说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但我看不懂文字,所以不能读写。平时工作中用得比较多的是英语、粤语、普通话。
Sascha Telen:在中国,我只能说英语,因为我的客户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所以沟通没有问题。生活中的话,太太可以说英语和德语。但是我有学习中文的计划。
《风尚周报》:和中国同事的交往,与过去和外籍同事交往,有什么不一样吗?
Sascha Telen:我的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的员工,但是渐渐地,都没有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更习惯跟外籍同事交往,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客户里外国人居多,中国同事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 ,也存在磨合问题,这样效率比较低。
郭建辉:跟中国同事公事,可能要花费更多时间在后期跟进上。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中国人比较含蓄,遇到问题,更习惯自己去消化解决;另一个原因是国内高速地发展,让大家都显得有点儿着急。
潘德伦:因为我习惯了到全球各地工作,所以已经模糊掉了这个人是来自于哪个国家,那反而增加工作难度。更在意他实际工作中是怎样的,所以没有感觉有太大的不一样。
闵爱琪:我本身是没有大问题的,但外国人和中国人在思维上确实存在着不同。比如过去在芬兰航空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位美国的领导,在他们的习惯里,开会就是来讨论和解决问题的,但他发现,每次他说任何事儿,下面的人都没反应,只是赞同。于是,他有一次故意说:“我们下个月开始,机票买一送一吧。”他想挑战一下,大家到底能忍到什么时候,但还是一片寂静,他问我怎么想,我说:“No way。”在场人都惊了!但后来大家知道,就是该直接说的。
《风尚周报》:可能闵爱琪提到的这个中国人更习惯于“服从”的问题,大家都遇到过,你们是怎么克服的?
潘德伦:我倒是认为这跟这个人是哪个国家的没有关系,这样的情况过去我在印度、埃及工作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时候应该反省一下,问题是否出在自己身上,多半是因为你与下属的沟通不够顺畅,或者过于强势。
郭建辉:工作中,首先要纠正个人的角色定位问题。尤其是我们服务业,如果是始终将酒店看成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业,那么很难做好,当然就惟命是从。
Sascha Telen:过去我到是和中国上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碰撞,我更倾向于直接表达自己的异议,我希望大家能够讨论,但他并不喜欢这样。
《风尚周报》:那么就你们了解,中国同事跟你们交流中,有什么障碍?
闵爱琪:在芬兰,很可能和一个人共事了十年,你都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但在中国不是这样,大家乐于让办公室关系更像是朋友,甚至亲人关系,所以过去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每个月会有一天,大家带上自己最拿手的菜,或外出聚餐,一起分享生活的趣事。通过这些方式,让大家关系更融洽。
郭建辉:就我所看见的,两种文化的碰撞中,一定是需要克服很多困难,需要双方都很努力去消除它。
Sascha Telen:我是一个随着环境不断学习的人,现在的工作理念来自三个部分:美国人强调的鼓励,中国人的阴阳平衡、德国人的严谨和有规则,相结合取得最佳效果。
《风尚周报》:你们怎么看待文化的南北差异?
潘德伦:南北差异挺大的,我更喜欢和南部的人相处。南方人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一点,性格也更温和一点,北方人性格更直率。好像在欧洲的情况也是这样,我更喜欢和欧洲南部的人相处。
郭建辉:不仅仅是南北差异大,哪怕北京和天津相隔那么近,也是有 差别的。天津人更乐于享受自己的小日子,事业心没那么强,性格保守一些,但是北京人就更大胆、直率一点。而广州人的竞争意识相对来说更强,更在意沟通。这应该跟一个城市的包容程度、外来人口多少有关系。
Sascha Telen:因为太太的原因,广州是她的家乡,我当然是更喜欢广州一点。
闵爱琪:在北京的时候,我在人大读书,度过了很美好的时光,所以北京在我的印象里很大,很空旷,我也很开心——当然,或许这跟我在哪儿没关系,那段学习的时光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美妙的。而广州让我喜欢的是,没人搭理我,我能过得很自在。相比之下,北京的的士司机话比较多,确实很亲切,但每次都问我一样的问题,比较累——比如几乎所有人都要问我的中文在哪儿学的。
《风尚周报》:过去一份调查中,将来到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排他型”,就是到中国后,更倾向于在中国人中扎堆;第二类“恋家型”,和第一种人反过来;第三种“平衡型”,在度过了来中国的“蜜月期”后,会回到外国人圈子中去。你们是否属于这三类中的任何一类?
闵爱琪:我认为,第一类人是彻底选择了中国,所以让自己这么做;第二类人是短暂来中国工作的,其实他也没必要去融入太多;而第三种更普遍,也是必然的。就像是两个人结婚,度过了蜜月期后,还是要面对平淡,回到柴米油盐中来。就像我刚来广州的时候,很爱去茶楼喝茶,但现在只是陪朋友去去,哪能天天在茶楼泡着?
Sascha Telen:我属于第四类:我小的时候是妈妈带大的,妈妈的性格属于温和的那种,我受到了她的影响。我认识人的时候不会看他是哪个国籍的,只要是聊得来的就好。所以在我的意识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这个概念。
《风尚周报》:远在中国工作,你们的家庭怎么办呢?
闵爱琪:我的女儿和先生都在广州,我们一起生活,女儿现在已经开始读书了。
Sascha Telen:目前我和太太住在一起。刚到广州的时候,她的家人不是那么赞成我们在一起,我们就租了一个30多平方的房子住,但也很好。现在我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岳父岳母对我也很好,他们帮助我了解中国。
潘德伦:我的女儿和太太现在还在上海,但快来到广州了,我希望女儿在看完了北方的中国(他认为上海属于北方),再来看南方的中国,对中国有个全面的了解,好好成长。
郭建辉:我也是全家都在广州,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书。我并没有让她去那些国际学校,因为我中文不怎么好,所以我还是希望她能在一个中文环境中长大,有助于他们克服文化障碍。
《风尚周报》:在中国生活那么久,有没有你们最喜欢的节日?
潘德伦:我喜欢传统的东西。我最喜欢中国的春节,因为很喜庆,很热闹,喜欢看舞狮。
Sascha Telen:我喜欢端午节,和太太认识的时候就是端午,我们一起看了国际龙舟大赛,还到德国队的阵营里和他们聊天。
郭建辉:我喜欢春节,但是国内有些地方的春节气氛其实没有海外华侨区,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么浓烈。
闵爱琪:春节。那是因为到了春节,会发现广州的人一下子少了很多,车也少了,噪音小了,这个城市在那个时候让人觉得很舒服。但是如果说过节气氛,早就没有了我小时候在台湾看见的喜庆。
10大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元素:
青花瓷、中国画、胡同、北京烤鸭、茶叶和茶艺、故宫、中国民乐器、旗袍、中国功夫、中国笑脸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礼节
面子:羞耻这个概念,通常被表达为“面子”。在中文中大致的含义是“地位”或者“自尊”,这和外国人的观念并不相同。在中国,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失了面子。
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有良好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往往将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一个人能力和影响力的象征。
客气:客气并不只是包含考虑周详、礼貌文雅和举止端详,还表现在谦逊和谨慎。对自己或者自己的圈内人表达的傲慢或者自夸都是不礼貌的。
TiPS
可口可乐在1978 年进入中国,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企。
现在在中国的外企:180000家。
18.3%的在华外国人甚至认为中国人的生活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有意思的是,对于中国本国人来说,仅有8.9%的人对此表示认同。
中国老板让洋下属不适应的习惯有:
1一再强调自己的领导地位,要求大家绝对服从;2中国老板比西方老板更看重任务的完成情况,显得比较武断、乐于发号施令,有时甚至事必躬亲;3中国老板常常希望自己的员工除了努力工作外,还应具有坚韧、忠诚、尊重他人以及节俭的品行。
在大城市里,大家对外国人的居住、生活也见怪不怪了,他们也成为了这个城市中的一部分。但是,对于那些与外籍同事共事的中国人而言,对这些外国脸适应了多少?
另一方面,这些外国人,生活在中国,又有哪些坎,觉得是难以克服和逾越的?
早些年,一些中国企业完成了跨国收购,却在后续的工作中发现难以克服管理在文化上的差异,现在这样的状况在多文化融合的企业里是否仍然存在?如果文化的融合必然存在迁就和牺牲,又是哪一方在做出让步?
中西文化
在职场上
容易产生的碰撞
No.1
对工作的态度
西方文化强调任何工作都是重要的,而中国人则人为有创造力的工作才是重要的。在西方文化的公司里,上级给我一项简单的工作我也很高兴去做,反正也赚一样的钱,简单的工作更好。而在东方文化的公司里,如果给我一项特简单的工作,则认为是对我的侮辱,怎么会把谁都能做的事给我呢?
No.2
对钱的态度
中国人重感情,爱请客,强调我再穷也不能被钱吓死。而西方文化一直是对钱的归属看得很清。
No.3
对待思想和方法的态度
中国人重思想、轻方法,从而导致近代科技的落后。西方重方法而轻思想,认为懂得方法,就可以赚钱谋生,而思想却不能。
《风尚周报》:你们到中国已经多久了?
闵爱琪:我爷爷奶奶是医疗方面的传教士,早年到台湾。爸爸小的时候在台湾长大,高中毕业之后回芬兰服兵役,但还是对台湾念念不忘,所以在我3岁的时候就把我带回去了,我的很多童年记忆都是关于台湾的。
Sascha Telen:其实只有五年,而且这些所有时光都是关于我和太太的。
郭建辉:我来内地六年了,但之前就在澳门工作过,而且本身也是华人,所以问“到中国多久”,算是很久了吧。
潘德伦:十年了,但我自己的感觉似乎并不长。
《风尚周报》:来到中国前,是否为来到这个国家做了一些准备?
潘德伦:在来到中国前,我在迪拜工作,当时的工作状态是每天在阳光中醒来,清晨到海边跑步,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我一直以为上海也在海边,我仍然可以过这样的生活,过来才发现不是这样的。不过都不是问题,像我们的工作性质,如果不能很快适应,那么很难开展。
Sascha Telen:我所得到的“准备”,是一片反对声。我的家人和朋友很担心两个问题:中国是否有吃的,我一句中文都不会,怎么生存?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太少太少了。但这些在我来看,都不是问题,尤其吃的方面。
郭建辉:我13岁就离开马来西亚,到美国去读书,然后在澳门工作,接触到了很多中国同事,所以,基本不用怎么准备。而且,酒店行业接触到的很多内容是共通的,这方面也不用怎么准备。
《风尚周报》:与同事沟通的语言问题怎么解决的?是否平时都是用英文沟通?
闵爱琪:中文的听说读写对于我来说都不是问题,粤语可以听懂,但只能说一点,闽南语的话就没有问题,小时候在台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刚到广州的时候还不太能看懂文字,但现在没问题了,是从给中国朋友发短信开始学习的。
潘德伦:我们工作的主要语言是英文。至于中文,在我还没弄懂上海话的时候,又到了广州,所以中文在我的概念里,成了上海话、粤语和普通话的混合体。
郭建辉:中文的听说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但我看不懂文字,所以不能读写。平时工作中用得比较多的是英语、粤语、普通话。
Sascha Telen:在中国,我只能说英语,因为我的客户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所以沟通没有问题。生活中的话,太太可以说英语和德语。但是我有学习中文的计划。
《风尚周报》:和中国同事的交往,与过去和外籍同事交往,有什么不一样吗?
Sascha Telen:我的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的员工,但是渐渐地,都没有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更习惯跟外籍同事交往,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客户里外国人居多,中国同事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 ,也存在磨合问题,这样效率比较低。
郭建辉:跟中国同事公事,可能要花费更多时间在后期跟进上。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中国人比较含蓄,遇到问题,更习惯自己去消化解决;另一个原因是国内高速地发展,让大家都显得有点儿着急。
潘德伦:因为我习惯了到全球各地工作,所以已经模糊掉了这个人是来自于哪个国家,那反而增加工作难度。更在意他实际工作中是怎样的,所以没有感觉有太大的不一样。
闵爱琪:我本身是没有大问题的,但外国人和中国人在思维上确实存在着不同。比如过去在芬兰航空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位美国的领导,在他们的习惯里,开会就是来讨论和解决问题的,但他发现,每次他说任何事儿,下面的人都没反应,只是赞同。于是,他有一次故意说:“我们下个月开始,机票买一送一吧。”他想挑战一下,大家到底能忍到什么时候,但还是一片寂静,他问我怎么想,我说:“No way。”在场人都惊了!但后来大家知道,就是该直接说的。
《风尚周报》:可能闵爱琪提到的这个中国人更习惯于“服从”的问题,大家都遇到过,你们是怎么克服的?
潘德伦:我倒是认为这跟这个人是哪个国家的没有关系,这样的情况过去我在印度、埃及工作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时候应该反省一下,问题是否出在自己身上,多半是因为你与下属的沟通不够顺畅,或者过于强势。
郭建辉:工作中,首先要纠正个人的角色定位问题。尤其是我们服务业,如果是始终将酒店看成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业,那么很难做好,当然就惟命是从。
Sascha Telen:过去我到是和中国上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碰撞,我更倾向于直接表达自己的异议,我希望大家能够讨论,但他并不喜欢这样。
《风尚周报》:那么就你们了解,中国同事跟你们交流中,有什么障碍?
闵爱琪:在芬兰,很可能和一个人共事了十年,你都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但在中国不是这样,大家乐于让办公室关系更像是朋友,甚至亲人关系,所以过去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每个月会有一天,大家带上自己最拿手的菜,或外出聚餐,一起分享生活的趣事。通过这些方式,让大家关系更融洽。
郭建辉:就我所看见的,两种文化的碰撞中,一定是需要克服很多困难,需要双方都很努力去消除它。
Sascha Telen:我是一个随着环境不断学习的人,现在的工作理念来自三个部分:美国人强调的鼓励,中国人的阴阳平衡、德国人的严谨和有规则,相结合取得最佳效果。
《风尚周报》:你们怎么看待文化的南北差异?
潘德伦:南北差异挺大的,我更喜欢和南部的人相处。南方人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一点,性格也更温和一点,北方人性格更直率。好像在欧洲的情况也是这样,我更喜欢和欧洲南部的人相处。
郭建辉:不仅仅是南北差异大,哪怕北京和天津相隔那么近,也是有 差别的。天津人更乐于享受自己的小日子,事业心没那么强,性格保守一些,但是北京人就更大胆、直率一点。而广州人的竞争意识相对来说更强,更在意沟通。这应该跟一个城市的包容程度、外来人口多少有关系。
Sascha Telen:因为太太的原因,广州是她的家乡,我当然是更喜欢广州一点。
闵爱琪:在北京的时候,我在人大读书,度过了很美好的时光,所以北京在我的印象里很大,很空旷,我也很开心——当然,或许这跟我在哪儿没关系,那段学习的时光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美妙的。而广州让我喜欢的是,没人搭理我,我能过得很自在。相比之下,北京的的士司机话比较多,确实很亲切,但每次都问我一样的问题,比较累——比如几乎所有人都要问我的中文在哪儿学的。
《风尚周报》:过去一份调查中,将来到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排他型”,就是到中国后,更倾向于在中国人中扎堆;第二类“恋家型”,和第一种人反过来;第三种“平衡型”,在度过了来中国的“蜜月期”后,会回到外国人圈子中去。你们是否属于这三类中的任何一类?
闵爱琪:我认为,第一类人是彻底选择了中国,所以让自己这么做;第二类人是短暂来中国工作的,其实他也没必要去融入太多;而第三种更普遍,也是必然的。就像是两个人结婚,度过了蜜月期后,还是要面对平淡,回到柴米油盐中来。就像我刚来广州的时候,很爱去茶楼喝茶,但现在只是陪朋友去去,哪能天天在茶楼泡着?
Sascha Telen:我属于第四类:我小的时候是妈妈带大的,妈妈的性格属于温和的那种,我受到了她的影响。我认识人的时候不会看他是哪个国籍的,只要是聊得来的就好。所以在我的意识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这个概念。
《风尚周报》:远在中国工作,你们的家庭怎么办呢?
闵爱琪:我的女儿和先生都在广州,我们一起生活,女儿现在已经开始读书了。
Sascha Telen:目前我和太太住在一起。刚到广州的时候,她的家人不是那么赞成我们在一起,我们就租了一个30多平方的房子住,但也很好。现在我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岳父岳母对我也很好,他们帮助我了解中国。
潘德伦:我的女儿和太太现在还在上海,但快来到广州了,我希望女儿在看完了北方的中国(他认为上海属于北方),再来看南方的中国,对中国有个全面的了解,好好成长。
郭建辉:我也是全家都在广州,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书。我并没有让她去那些国际学校,因为我中文不怎么好,所以我还是希望她能在一个中文环境中长大,有助于他们克服文化障碍。
《风尚周报》:在中国生活那么久,有没有你们最喜欢的节日?
潘德伦:我喜欢传统的东西。我最喜欢中国的春节,因为很喜庆,很热闹,喜欢看舞狮。
Sascha Telen:我喜欢端午节,和太太认识的时候就是端午,我们一起看了国际龙舟大赛,还到德国队的阵营里和他们聊天。
郭建辉:我喜欢春节,但是国内有些地方的春节气氛其实没有海外华侨区,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么浓烈。
闵爱琪:春节。那是因为到了春节,会发现广州的人一下子少了很多,车也少了,噪音小了,这个城市在那个时候让人觉得很舒服。但是如果说过节气氛,早就没有了我小时候在台湾看见的喜庆。
10大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元素:
青花瓷、中国画、胡同、北京烤鸭、茶叶和茶艺、故宫、中国民乐器、旗袍、中国功夫、中国笑脸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礼节
面子:羞耻这个概念,通常被表达为“面子”。在中文中大致的含义是“地位”或者“自尊”,这和外国人的观念并不相同。在中国,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失了面子。
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有良好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往往将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一个人能力和影响力的象征。
客气:客气并不只是包含考虑周详、礼貌文雅和举止端详,还表现在谦逊和谨慎。对自己或者自己的圈内人表达的傲慢或者自夸都是不礼貌的。
TiPS
可口可乐在1978 年进入中国,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企。
现在在中国的外企:180000家。
18.3%的在华外国人甚至认为中国人的生活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但有意思的是,对于中国本国人来说,仅有8.9%的人对此表示认同。
中国老板让洋下属不适应的习惯有:
1一再强调自己的领导地位,要求大家绝对服从;2中国老板比西方老板更看重任务的完成情况,显得比较武断、乐于发号施令,有时甚至事必躬亲;3中国老板常常希望自己的员工除了努力工作外,还应具有坚韧、忠诚、尊重他人以及节俭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