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嘎与阿和是四川凉山昭觉县日哈乡的两个彝族孩子，十年前，她们分别是十二岁和十三岁。大山里的女孩子，命运往往是到了十四五岁就被父母亲换了些彩礼嫁出去，这样她们的弟弟们才能有钱娶媳妇。然后，就是生孩子，一个娃妈妈拖着两三个小小娃是常事。那时，公路才刚刚通到凉山，晚婚晚育计划生育的政策还根本没人听说过。那时的凉山是一个被时间抛弃、被历史遗忘的地方。大山里的生命不值钱，每家都有娃娃五六个，娃娃们冬天穿着空壳棉袄，满身满手满脸乌黑黑，一年四季在感冒拉肚子。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彩色的书，不知道收音机电视机是什么，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工厂银行这样的地方。中国大多数地方的九年义务教育也还没有普及到这里，大山里倒是有一个小学校，但每学期要收取学费五十元，这对当地人来说太昂贵了。学校的教室像猪圈，没有桌子椅子，但就是这样的学校，许多孩子仍然没有机会去上，特别是女孩子。
　　阿和的姐姐已经辍学了，阿嘎与阿和是幸运的，因为远在地球另一边的英国，有两个和她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佐伊和贝西尼。两个女孩在刚从中国拍摄纪录片回来的牛姨那里听到阿嘎阿和的故事，她们不相信牛姨拍的照片是真的。她们惊讶，她们震动，于是，她们加入了牛姨发动的为彝族孩子募捐的行列，她俩专门负责阿嘎与阿和。十多岁的孩子要想办法自己赚钱，她们做了蛋糕在学校里义卖，她们一天不说话募捐，她们帮别人遛狗。赚到了五十镑，算了算，除了学费，还有余钱给她们买衣服，于是，打了包裹，写了信，附了照片，让牛姨把东西从伦敦捎到成都，又从成都托人捎到凉山。
　　佐伊和贝西尼只是牛姨动员起来的大批朋友们中的两个小朋友。那之前牛姨到日哈乡拍片，彝族孩子们的境遇让她心痛，她虽然知道自己无力改变情况，但还是下决心要让一些孩子走出大山，看到他们唱得滥熟的《我爱北京天安门》中的天安门。于是，回到英国，她就与几个朋友搞起了“彝族孩子的希望”活动，原想注册个慈善机构，一问，要两千英镑，这些钱能供多少孩子讀书呀，干脆就来个全民间的吧。他们让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捐书，再鼓动所有熟人去买书；他们跑马拉松募捐，他们在布利克斯顿的集市上摆摊卖东西、大喊着“五镑钱帮一个彝族孩子上学了！”再把集到的款子汇到凉山的一个可靠的老师手中，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这是给谁谁缴学费用的。牛姨所资助的那十几个孩子中，阿嘎和阿和考上了大学。
　　慢慢地，公路通到了日哈乡，电也通了（虽然许多彝族老人还不舍得用电灯），有手机有网络了，也能看电视上网了，日哈乡终于被拉上快速向前的时间列车，与日新月异的外界接上了轨。
　　现在，阿嘎和阿和都大学毕业了，也面对着何去何从的选择。阿和内向，汉人的世界她无法融入。于是，她决定回到昭觉去，她学的是法律，进了昭觉的法院。
　　阿嘎到广州打工去了，在一家公司里做文员。不愿回家的最主要原因是她不想马上结婚，她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们的婚事是要靠她的婚事拿到的彩礼才能搞定。在广州，她结识了汉族男孩东东，他们相爱了。但是阿嘎知道父母亲的态度，他们会坚决反对她和汉人结婚。东东家也不富裕，几十万的彩礼怎么拿得出？父母亲的思想没能够跟上时代的列车，于是，阿嘎的选择是常年在外，不再回家。
　　虽然人不回去，阿嘎每月工资中的一大半都寄回家中补贴家用。她希望弟弟妹妹们能像她一样靠读书走出大山。然而，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却有另一种诱惑大凉山的孩子们出去的办法，那就是去做童工赚钱。阿嘎的妹妹去年小学毕业，不愿继续读书，竟偷偷地跟着包工头到了深圳。后来还是阿嘎与包工头交涉，妹妹才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