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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变革,在国外也叫军事革命,它以美国肇始的武器系统的革命为发端,这一轮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武器系统的信息化。武器系统信息化,才能做到战场透明,战场信息实时获取、传输和处理,才能真正实现远程精确打击。但是一场军事革命,光靠武器系统革命还不能完成,还必须有编制体制革命、军事思想革命,只有这三样东西合到一起才能全面完成一次军事革命。
武器系统革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叶基本完成,但与之相应的编制体制的革命还在摸索,在这方面,美国已反复了多次,但其军事思想的革命仍远未完成。所以,这一轮的革命,估计在全世界范围内还要10 ~ 20年才能划一个句号。
美国的军事思想革命与东方的兵学传统
为什么说美国在军事思想革命方面的路还远未走完?从美国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可看出了——美國人认为现代战争无规律,因此别出心裁地提出“为一场战争设计一种理论”。这种提法饶有新意,也很吸引人,美国自认为这是新发明的一种战争理念,但其实这是对战争的一种浅表理解。任何东西都有它自身的规律,战争亦不例外。现代战争是以信息化武器为标志的,那么,以信息化武器进行的战争之间必然呈现出相似风貌和某种规律性。不能因为还没有找到这种规律性,就得出现代战争无规律的结论。
至于编制体制的革命,美军直到今天还在磨合。一会儿要编数字化部队,一会儿又取消,说明它在编制体制方面还没完全摸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子。经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军必然会在这方面作出调整,因为它面临的战争越来越非对称——现在能与美国进行整体的正面对撞的国家和军事集团几乎没有。在非对称的条件下作战,美军原来那种庞大的体制显然是不适合的,军队小型化肯定是未来的基本方向。
而从美军现有的理论看,对于军事思想革命,美国也还没完全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理论。这与西方的军事思想基本源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作者)有关。克劳塞维茨有德国思想家的共同特点:严谨、慎密、逻辑性强,但这在作战中却一定程度地缺少灵活性。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刚开始打伊正规军打得非常痛快,但对城市游击战几乎一筹莫展,这里面原因很复杂,不完全是因为美军应对无策,还包括了我们早前在《超限战》(乔良、王湘穗合著)一书中指出的问题,比如媒体对战争的介入——美军的强大战力通过媒体介入有放大效应,因而,美军的行动在电视镜头下被束缚了手脚。
对付游击战尤其是城市游击战,迄今为止,正规军还没找到很好的办法。朝鲜战争结束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感叹道:“美国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当时,武器上中国远不如美国,可为何最后中国能打得对手在谈判桌上签字?这是由于美国在与一个思维方式、作战思想、作战方式完全不同的对手作战,美国人以为用它的方式必定能拿下朝鲜……美国认为是错误的敌人、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战争,但反过来看,实际上是美国自己错了。朝鲜战争充分说明了东方的兵学传统的独特性。
中国不必踩着美国和西方的脚印走
眼下,中国军队已经开始了根据自身特点打造一支新型军队的军事变革。我们的兵学传统和西方不同,中国的军事变革一定要充分吸取中国兵学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绝不能跟在西方的军事变革后面亦步亦趋。
中国兵学传统中最主要的思想精华就是“求变”,强调灵活、变化,而不是阵地战、硬碰硬。孙子兵法的灵魂实际上也是灵活变化,主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其实,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军队变革一直在进行。从1985年百万大裁军到现在,中国军队已裁减了近200万员额。军队“消肿”实际上是军队变革的一种外围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编制体制变革,但这种变革不能仅仅以消肿为目的,要想完成全面的军事变革,中国军队就必须连续完成前面提到的三个要素——武器系统革命、编制体制革命、军事思想革命的变革。这是规律,也是必需,三者缺一不可。
编制体制的变革根据什么来进行?武器革命发生之后,由于有了新的充分的信息化武器,就要思考把什么人组织成什么样的结构去使用它,什么样的编制体制最适合这类武器性能的发挥,这时候的编制体制就要跟着武器走;但武器和编制体制都出现变革的时候,就需要有更高形态的东西出现,即新的军事思想及作战样式的牵引。实际上,武器、编制和军事思想三者是有机互动的,相互构成反馈链环。目前中国军队的军事变革基本上三个问题都触及到了,但还需要更深入。
1980年代的马岛战争,对中国军人产生了第一次冲击。但由于这是一场中小规模的战争,而且那时电视媒体对作战行动的介入还不是很充分,因此冲击不那么直观。真正的冲击是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国军人可说是在震惊的情况下开始了一些主动的思索。
在马岛战争中,阿根廷空军用超级军旗式飞机发射飞鱼导弹击沉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谢菲尔德号。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说明超视距的攻击武器已经成熟。实际上,这种武器在越南战争的后期美军已经开始使用,到了科索沃战争,这种以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为主的作战模式已基本完成,它的主要标志就是海湾战争以来美国人打的几场战争。
这几场战争促使中国军人开始思索现代战争,并同时思考什么是适合中国军队自身的军事变革。与各国军队迈出现代化的第一步一样,中国军队也开始引进、自产信息化武器。这是正确的第一步,但接下来的几步,就未必要踩着美国和西方的脚印走。有了与美国和西方相近的先进武器,并不意味着必须按照西方的方式去使用它,或模仿西方的作战模式、编制体制去编制部队。所谓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首先是建立在中国兵学传统基础上的,包括对武器的引进、发展和研制等都要走自己的路,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有了西方先进的武器,我们才能与之抗衡。
当然,一支强大的军队首先要有适合它的武器,但并不是有了先进的武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先进的武器是西方人发明的,必然是适合西方的作战思想、编制体制,更适合西方作战的。同样的武器,美军可能用于正规战,但到了伊拉克、阿富汗游击队手中可能就变成打游击战的利器,比如说毒刺式导弹是美军主要的步兵防空武器,后来配备给了阿富汗游击队,阿富汗人不仅仅用它进行防空作战,还用它近距离打坦克,把当时的苏军打得很狼狈。
这一切对我们的启发是:中国的军事变革,从武器到编制体制,到作战样式,应该走中国特色之路。你的武器可能跟对手相当,但你的作战方式可以不一样,这样,编制体制就不同;反过来说,你的军事思想、作战思想指导你使用这种武器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编制体制也会不同。
中国的新军事变革已经全面起步,但整体上看,还处在摸索的状态。什么模式最适合中国军队?既现代化又拥有具中国特色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方式、编制体制的军队。我们还没理出一个成熟甚至成型的思路。这并不奇怪,因为整个中国军事变革期晚于我国改革开放期,基本晚5～10年。我们军事体制的变革还在进行中,还没有完结。但时不我待,“9 • 11”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大势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已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必然要求军队加快步伐,跟上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尤其是经济安全,而这,正是中国军队在新时期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武器系统革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叶基本完成,但与之相应的编制体制的革命还在摸索,在这方面,美国已反复了多次,但其军事思想的革命仍远未完成。所以,这一轮的革命,估计在全世界范围内还要10 ~ 20年才能划一个句号。
美国的军事思想革命与东方的兵学传统
为什么说美国在军事思想革命方面的路还远未走完?从美国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可看出了——美國人认为现代战争无规律,因此别出心裁地提出“为一场战争设计一种理论”。这种提法饶有新意,也很吸引人,美国自认为这是新发明的一种战争理念,但其实这是对战争的一种浅表理解。任何东西都有它自身的规律,战争亦不例外。现代战争是以信息化武器为标志的,那么,以信息化武器进行的战争之间必然呈现出相似风貌和某种规律性。不能因为还没有找到这种规律性,就得出现代战争无规律的结论。
至于编制体制的革命,美军直到今天还在磨合。一会儿要编数字化部队,一会儿又取消,说明它在编制体制方面还没完全摸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子。经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军必然会在这方面作出调整,因为它面临的战争越来越非对称——现在能与美国进行整体的正面对撞的国家和军事集团几乎没有。在非对称的条件下作战,美军原来那种庞大的体制显然是不适合的,军队小型化肯定是未来的基本方向。
而从美军现有的理论看,对于军事思想革命,美国也还没完全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理论。这与西方的军事思想基本源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作者)有关。克劳塞维茨有德国思想家的共同特点:严谨、慎密、逻辑性强,但这在作战中却一定程度地缺少灵活性。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刚开始打伊正规军打得非常痛快,但对城市游击战几乎一筹莫展,这里面原因很复杂,不完全是因为美军应对无策,还包括了我们早前在《超限战》(乔良、王湘穗合著)一书中指出的问题,比如媒体对战争的介入——美军的强大战力通过媒体介入有放大效应,因而,美军的行动在电视镜头下被束缚了手脚。
对付游击战尤其是城市游击战,迄今为止,正规军还没找到很好的办法。朝鲜战争结束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感叹道:“美国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当时,武器上中国远不如美国,可为何最后中国能打得对手在谈判桌上签字?这是由于美国在与一个思维方式、作战思想、作战方式完全不同的对手作战,美国人以为用它的方式必定能拿下朝鲜……美国认为是错误的敌人、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战争,但反过来看,实际上是美国自己错了。朝鲜战争充分说明了东方的兵学传统的独特性。
中国不必踩着美国和西方的脚印走
眼下,中国军队已经开始了根据自身特点打造一支新型军队的军事变革。我们的兵学传统和西方不同,中国的军事变革一定要充分吸取中国兵学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绝不能跟在西方的军事变革后面亦步亦趋。
中国兵学传统中最主要的思想精华就是“求变”,强调灵活、变化,而不是阵地战、硬碰硬。孙子兵法的灵魂实际上也是灵活变化,主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其实,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军队变革一直在进行。从1985年百万大裁军到现在,中国军队已裁减了近200万员额。军队“消肿”实际上是军队变革的一种外围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编制体制变革,但这种变革不能仅仅以消肿为目的,要想完成全面的军事变革,中国军队就必须连续完成前面提到的三个要素——武器系统革命、编制体制革命、军事思想革命的变革。这是规律,也是必需,三者缺一不可。
编制体制的变革根据什么来进行?武器革命发生之后,由于有了新的充分的信息化武器,就要思考把什么人组织成什么样的结构去使用它,什么样的编制体制最适合这类武器性能的发挥,这时候的编制体制就要跟着武器走;但武器和编制体制都出现变革的时候,就需要有更高形态的东西出现,即新的军事思想及作战样式的牵引。实际上,武器、编制和军事思想三者是有机互动的,相互构成反馈链环。目前中国军队的军事变革基本上三个问题都触及到了,但还需要更深入。
1980年代的马岛战争,对中国军人产生了第一次冲击。但由于这是一场中小规模的战争,而且那时电视媒体对作战行动的介入还不是很充分,因此冲击不那么直观。真正的冲击是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国军人可说是在震惊的情况下开始了一些主动的思索。
在马岛战争中,阿根廷空军用超级军旗式飞机发射飞鱼导弹击沉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谢菲尔德号。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说明超视距的攻击武器已经成熟。实际上,这种武器在越南战争的后期美军已经开始使用,到了科索沃战争,这种以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为主的作战模式已基本完成,它的主要标志就是海湾战争以来美国人打的几场战争。
这几场战争促使中国军人开始思索现代战争,并同时思考什么是适合中国军队自身的军事变革。与各国军队迈出现代化的第一步一样,中国军队也开始引进、自产信息化武器。这是正确的第一步,但接下来的几步,就未必要踩着美国和西方的脚印走。有了与美国和西方相近的先进武器,并不意味着必须按照西方的方式去使用它,或模仿西方的作战模式、编制体制去编制部队。所谓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首先是建立在中国兵学传统基础上的,包括对武器的引进、发展和研制等都要走自己的路,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有了西方先进的武器,我们才能与之抗衡。
当然,一支强大的军队首先要有适合它的武器,但并不是有了先进的武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先进的武器是西方人发明的,必然是适合西方的作战思想、编制体制,更适合西方作战的。同样的武器,美军可能用于正规战,但到了伊拉克、阿富汗游击队手中可能就变成打游击战的利器,比如说毒刺式导弹是美军主要的步兵防空武器,后来配备给了阿富汗游击队,阿富汗人不仅仅用它进行防空作战,还用它近距离打坦克,把当时的苏军打得很狼狈。
这一切对我们的启发是:中国的军事变革,从武器到编制体制,到作战样式,应该走中国特色之路。你的武器可能跟对手相当,但你的作战方式可以不一样,这样,编制体制就不同;反过来说,你的军事思想、作战思想指导你使用这种武器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编制体制也会不同。
中国的新军事变革已经全面起步,但整体上看,还处在摸索的状态。什么模式最适合中国军队?既现代化又拥有具中国特色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方式、编制体制的军队。我们还没理出一个成熟甚至成型的思路。这并不奇怪,因为整个中国军事变革期晚于我国改革开放期,基本晚5～10年。我们军事体制的变革还在进行中,还没有完结。但时不我待,“9 • 11”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大势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已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必然要求军队加快步伐,跟上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尤其是经济安全,而这,正是中国军队在新时期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