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只做对了一件事，就是不干涉作家的创作自由。只要不干涉，总会涌现出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
　　作为首个中国籍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奖，中国文学终于圆了诺贝尔梦，这本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但居然也能在中国社会引发争议和分裂。很多人跌破眼镜，不肯相信中国作家也能获得诺贝尔奖？诺奖应当属于海明威、加缪、聂鲁达、马尔克斯这些海外大腕儿。就算颁给中国人，也应该优先从那些天天充当社会良心批判政府的公知里拣选呀？凭什么轮到莫言？
　　淡定，淡定，无需大惊小怪、妄自菲薄，笔者从来不怀疑中国人会获得诺奖，不是莫言，也会是苏童、余华、王安忆。
　　为什么呢？无他，概率原则使然。中国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中国人的素质也差不到哪儿去，根据概率论总会出现合适的人选纳入评委的视野。何况，中国的剧烈的社会转型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批评者，都会随着这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而留下自己的印记。文化艺术领域，作品的存在意义和它的背景和影响力是不可分割的。
　　当中国崛起的时候，中国文化就像池塘里的鸭子，随着池水高涨自然水涨船高，有人关注，有人翻译，有人交流，有人评论，有存在感就有获奖机会。
　　那么，对于今日中国文学的成就，政府做对了什么？很简单，正如莫言获奖访谈感言，政府只做对了一件事，就是不干涉作家的创作自由。只要不干涉，概率原则就会在14亿人中默默发挥作用，总会涌现出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
　　中国社会的表达自由相对于以前确实有显著的进步，这让我们想起了著名演员赵丹的临终遗言。
　　赵丹总结自己坎坷的一生，认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反过来，政治不干涉文艺，文艺是不是必须干涉政治呢？莫言的反对者大都持这种观点，用艾未未的话说，莫言获奖是对“人性和文学的侮辱”，因为他向政治妥协，还抄写过一篇什么领导讲话。问题是，文学家是不是公知？中国文学有个传统叫“文以载道”，而道统是凌驾于政统之上的，因此文学家为自己设计了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的良心、现实的批判者，帝王师或者哲学王。
　　这种泛政治化倾向同样值得警惕，因为现代政治与传统不同，任何参与者都是平等的，都只享有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存在道统捍卫者这一天生高人一等的角色。换言之，现代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正常分工的社会，而文学家妄图超越自己的边界扮演公知，结果往往成为笑料。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同为诺奖作家的索尔仁尼琴，他因为批评前苏联体制而暴得大名，但作为公知却是一个顽固保守的泛斯拉夫民粹主义者，他批评转型后的俄罗斯堕落、软弱、物质至上，主张重振俄罗斯帝国，甚至1996年发表小说《在转折关头》冒天下之大不韪重新评价斯大林，称“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波兰作家康布罗维奇干脆直言索尔仁尼琴浪费了一个作家的生命。
　　让政治归政治，让文学归文学。莫言不是索尔仁尼琴，也幸好不是索尔仁尼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