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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鲁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交往，也许会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鲁迅，对他更加推崇和尊敬。
“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
1936年4月下旬，党的地下工作者、文化人冯雪峰，受党中央、毛泽东的派遣，从陕北瓦窑堡来到上海，找到了鲁迅。鲁迅热情地欢迎他，一面同他亲切握手，问寒问暖，一面置酒为他洗尘。考虑到他刚来，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便于交谈，鲁迅特地把他留住在自己的家里。
冯雪峰来上海之前，周恩来和张闻天都找他谈过话。冯雪峰曾经在江西瑞金同毛泽东相处过一些日子，毛泽东知道他同鲁迅有过许多接触，所以临行前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特意约他交谈。毛泽东情绪高涨，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
冯雪峰谈了鲁迅的近况，和鲁迅对苏区的关注，毛泽东不无遗憾地表示：“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
在当晚的交谈中，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说鲁迅读过他的诗词，认为诗词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禁不住开怀大笑。
在鲁迅家中，冯雪峰滔滔不绝地讲着红军的英勇事迹，也讲到苏区对鲁迅的信任和期待，鲁迅认真地听着，后来还请美国来华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人来听，想把红军长征的事迹报道给国外。冯雪峰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不屈不挠的斗争故事，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鲁迅也沉浸在故事中，显得异常兴奋。他时而躺到床上，时而又站起来，踱到贴近窗户的书桌前，然后侧过身子对着冯雪峰，一只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夹着香烟的手，情不自禁地说道：“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看得出，这是他发自心底的真诚的意愿。
其实，鲁迅对红军和共产党的消息一直十分关注。
1930年冬至1931年秋，国民党向苏区连续发动了3次空前规模的“围剿”，鲁迅闻讯心情沉重。后来，这些“围剿”被红军一一打退。这种消息，当时的报刊都不准登载，战区以外的人很难知道。但左翼作家如茅盾、冯雪峰等不久就从地下党那里获得了真实的情况。一天，冯雪峰、茅盾到鲁迅家里商谈“左联”的工作时，把实情告诉了鲁迅。鲁迅听后情绪激动，喜上眉梢，但他立刻又收敛了笑容。他问冯雪峰：“老蒋八九月份在江西又吃了个败仗之后，现在有什么动静么？”
冯雪峰思考了片刻，说：“今年老蒋对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3次围攻，都败得很惨，看来今冬不会再有行动了，明年春天说不定会有大仗打。”鲁迅这才十分快意地笑了，说：他们在报纸上天天大喊朱毛如何如何，看来朱毛真把他们吓坏了。
鲁迅关注着红军的动向。终于有一天，史沫特莱带来了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鲁迅的一颗心放下了，他情绪有些激动，展纸研墨，起草了一份电文，电文中写道：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鲁迅叫许广平把电文重抄一遍，然后请史沫特莱从国外转发给陕北的中共中央。
延安正是收到鲁迅的电文，才派冯雪峰启程赴上海的。
鲁迅在与冯雪峰的交谈中获悉，陕北军民面临着许多困难，诸如医疗条件极差，药物供应不上，粮食紧张，吃不饱，甚至连食盐也吃不上。而中央的领导同志，常常彻夜不眠，靠吸咽提神……鲁迅深感不安。有一天，当冯雪峰来向他还一笔款子时，鲁迅就决定用这笔款子去置办一份礼物，然后通过“内部交通”送到陕北去。这位“内部交通”当时就去上海南京路代鲁迅选购了6罐“白锡包”香烟和20条围巾。为了避免敌人注意，在上火车去西安的前一刻钟，他才迅速跑去买好火腿，装入大旅行袋中，直奔繁杂的上海北站，然后乘车远去西安。
另外，恰好这时，由鲁迅呕心沥血，抱病亲手编校的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刚刚印出。鲁迅觉得它是革命者的遗物，也是自己费了许多周折才编成的，弥足珍贵，当即就拿出两本，亲自叮嘱那位地下工作同志说：皮脊的那一本是送给M的，另外一本蓝绒面的是送给周副主席的。“M”，是他对毛泽东隐秘的尊称。
礼物终于送到了陕北的党中央。后来有人在延安提及此事，毛泽东乐呵呵地说：“我晓得了。”
毛泽东对鲁迅文字的喜爱，溢于言表。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延安，他多次同鲁迅的学生冯雪峰交换读鲁迅著作的心得。他购置的一套《鲁迅全集》经常摆在案头，即便是在敌军兵临城下、机关撤离延安时，也舍不得丢掉。他在多篇报告和演讲中引用过鲁迅的文字。在延安一次纪念大会上，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一连用了5个“最”字论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熟悉鲁迅著作，能背诵好多首鲁迅的诗。他在晚年治疗眼疾时，当得知为他主治的医生叫唐由之时，他立即联想起鲁迅的诗《悼杨铨》，并顺口诵出：“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并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默写出来，赠送给这位医生。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读鲁迅的杂文。他晚年曾说，他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可惜他们在生前没有机会见面，包括周恩来等也是如此。鲁迅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没有实际交往。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曾到八道湾拜访，但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鲁迅的弟弟。周恩来也曾到北京请鲁迅到天津演讲，也不巧鲁迅外出，结果把鲁迅的弟弟请去讲了一课。 鲁迅在上海会见的第一位共产党人周志初
鲁迅最早接触的中共人物，一般都认为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他们之前是否还接触过别的共产党人，多数人都并不留意，这是因为李、陈二位名气大，行踪多有记载，与鲁迅的交往自然不会被遗忘。
然而随着近年来对鲁迅研究的深入，有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被渐渐披露，过去不曾听说的与鲁迅有过接触的人物浮出水面，他们与鲁迅的交往早于李大钊和陈独秀，周志初便是一位。
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经香港抵上海。10月8日，鲁迅在周建人帮助下，从暂住的旅馆搬进了虹口横浜路景云里23号。这里位于闸北（华界）与租界之间闹中取静的一处民居，大多数是石库门式的建筑。在此居住的，除了周建人外，还有与周建人同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叶圣陶等。就在鲁迅入住景云里新居的第四天，即10月11日，郁达夫带着两个年轻人，冒着小雨，来到鲁迅寓所，介绍与鲁迅认识。细心的鲁迅在那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11日，小雨。郁达夫介绍周志初、胡醒灵来访。……”周志初的身份、简历等，鲁迅《日记》中都没有详细记述。
周志初，生于1905年，祖籍广东梅县，父亲是南洋华侨富商。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他是南洋大学学生会领导人之一，参加编辑该校学生刊物《南洋周刊》，任信息编辑部主任。他参加了共青团，以团员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不久又转为共产党员。
在鲁迅抵沪不久，郁达夫就介绍并带周志初登门造访，亦在情理之中。至于这次造访的目的何在，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照例也不会展开记述。但根据种种迹象分析，恐有以下几种可能：1.周志初出于对鲁迅的敬仰，且自己有文学爱好的情结；2.是否是郁达夫提议约请鲁迅也为《民众》旬刊撰稿，周志初以旬刊代表身份出现；3.也许是中共江苏省委得知鲁迅抵沪，试派周志初与鲁迅建立某种联系，因为党与鲁迅的联系在广州早有先例。当然三者兼而有之的动机也可能存在。但无论如何，周志初是鲁迅至沪后，接触的第一位共产党人，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译笔”
1931年，鲁迅结识了瞿秋白。瞿曾任党的总书记，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被排斥打击，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和文化工作。瞿秋白精通俄文，早年作为记者游历苏联，采访过苏联各界人士，也见过列宁，著有《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介绍苏联社会情况。他翻译了大量苏联政治文艺论著，是中共高层领导中难得的熟悉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人。他很有文采，长于写政论时评。鲁迅和他认识之前就读过他的文章，还托人请他翻译过长达两万字的论文，称：“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译笔了。”
瞿秋白对鲁迅倾慕已久，他在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小说《毁灭》后，写信给鲁迅，就翻译理论、中国语文改革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译文中的几个欠妥之处。他的语气很诚恳：“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地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得信，非常高兴和感激，立即回信，虚心接受了瞿秋白指出的错误，并把他们的通信拿去发表在刊物上。经过这样认真诚恳的商讨，两人的距离拉近了。鲁迅感到自己找到一个知音。所以他们认识后不久，1932年11月下旬的一天，瞿秋白第一次到鲁迅家避难。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到鲁迅家时，鲁迅因母亲生病，回北京探望去了。许广平便将自己的双人大床让出，让他们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的大房间住下。11月30日，鲁迅回家。瞿秋白与鲁迅先前已经见过面，交谈甚洽。又见友人，不胜欣喜。
在两人交往过程中，瞿秋白系统阅读了鲁迅的作品，了解鲁迅的思想品格，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长篇序言，高度评价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业绩。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鲁迅一直把瞿秋白当朋友和同志看待。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章，编书刊，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编杂文集，特意把这些文章收入，作为他们战斗友谊的纪念。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达了对这位共产党友人的敬重。
后来瞿秋白告别鲁迅，到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开始，留守苏区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入狱。他化名林其祥写信给鲁迅，请鲁迅设法营救。鲁迅立即参加了营救活动。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很快就暴露了，不久英勇就义。鲁迅闻讯，极为悲痛，说：“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同时也表达了对黑暗政治的愤恨：“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直到去世，鲁迅对瞿秋白的死都不能释怀。他花钱把瞿秋白的书稿从书局赎出，编辑瞿秋白译著《海上述林》，抱病校对，并且不惜工本，拿到国外印刷，出了皮脊麻布面金顶的纪念本。
“我留在中国，还能坚持战斗”
1930年5月7日晚上，鲁迅应约去同一位党的主要负责人见面，说有要事商谈。地点就在西藏路爵禄饭店。鲁迅从景云里家中出来，一路走，一路想，此人会是谁呢？
这天夜晚，上海少有的晴朗。
鲁迅来到爵禄饭店，店内摆设讲究，人来人往。倒是个适宜的秘密约谈地点。鲁迅按指点推开房门，只见一个高高大大的人迎上前来，边握手，边自我介绍说：“我是李立三。”
李立三，鲁迅是知道的，他是共产党的著名人物，正在主持共产党中央的工作。对于中共如此重要的领导人约见他，还是有些意外。
交谈中，李立三说明了此次约见的意图。原来，他想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他想请鲁迅发一个宣言，拥护他的这一主张。他举了大概是法国革命作家巴比塞的例子。巴比塞曾公开发表宣言，影响很大。希望鲁迅也能这样做。同时，他也想请鲁迅亲自参加他的冒险计划，他对鲁迅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并表示要发给鲁迅一支枪。 鲁迅一时作起难来。对于李立三的这种冒险主张，他很是担心，因为自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中国革命已转入低潮，许多共产党员、革命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已惨遭杀害，目前大规模的逮捕、监禁和杀戮还经常发生。他不赞成这种自杀式的拼命。但他又说的很婉转，拿笑话说正事：“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李立三也笑了，自然不好再勉强鲁迅参加他的行动。不过他还是希望由鲁迅出面写些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像巴比塞一样。
这对于鲁迅来说是很容易的，但他也有顾虑：“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住下去了。”
李立三是有名的快人快语，接过话茬就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
鲁迅不愿做如此轻率的事，说：“叫我离开这个城市，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于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呢？我留在中国，还能坚持战斗。”
话不投机，李立三只好对鲁迅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
鲁迅辞别了李立三，离开了爵禄饭店，心事沉重地往回走。他不赞成像李立三那样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机械地照搬国外的经验的做法，此时的共产党应该隐蔽斗争，积蓄力量。他后来把这种想法与冯雪峰、胡愈之等共产党人谈过。
1932年年底，一个党内同志送来消息，说瞿秋白和杨之华在鲁迅家避难已有些日子，外面亦有了风声。而且敌人得到消息，知道瞿秋白已经到了上海，正在到处追捕他。若再住下去，恐怕凶多吉少。再说鲁迅自己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处境也十分艰难。因此，党组织决定让瞿秋白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约定当晚瞿秋白夫妇做好准备，党内将另派一位同志来鲁迅家里把他们接走。
吃罢晚饭，鲁迅和许广平一边亲切地同瞿秋白夫妇谈着话，一边帮助他们清理几样简单的行李，等候来人将他们秘密地领走。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是深夜11时左右了。正当鲁迅他们寻思怎么还不见来人时，忽然，听得轻轻的敲门声，许广平连忙打开门。
“周先生在家吗？我是X先生要我来，与X先生会面的。”
来人很有礼貌地讲出了这一套话。
许广平一听就知道他是党派来接瞿秋白出去的，马上很客气地把他请进屋里。
看得出，来人和瞿秋白是熟人，一见了面他们就开始搬东西。瞿秋白和杨之华是过惯地下生活的人，他们除了几本书和几件换洗衣服外，别无所有了。行李不过是两个小包袱，他们提了就走。
鲁迅站在一旁，看着党派来的这位年轻的同志跟瞿秋白他们一起搬东西。这位同志办事果断，说话干脆，举止干净利索，头上戴着一顶“铜盆帽”，穿了一件不太合身的旧西装大衣。鲁迅本来有些话要问，但他严格地遵守着党的原则，绝不随便打听来人姓名和身份。他只是看着来人同瞿秋白夫妇讲话，自己不插一句话。
后来，这位同志觉得路途太远，要出去叫黄包车。鲁迅觉得他重任在肩，加之路途不熟，就开口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
说着就招呼身边的许广平赶快去办。
这时候，瞿秋白才指着屋主人鲁迅问那位党内同志道：“你们会过吗？”
“没有。”鲁迅和那位同志几乎同时回答。
瞿秋白就介绍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那位同志道：“这是陈云同志。”
“久仰得很！”陈云诚恳地向鲁迅表示敬意。他这还是第一次见到鲁迅。陈云当时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多少次他在全国总工会机关等处捧读鲁迅的文章，很是佩服，没想到今天竟然来了鲁迅的家里。他本想与鲁迅多谈几句，但显然怕时间长了会出事，就要告别。鲁迅也担心地问道：“深夜路上方便吗？”
“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陈云比划着告诉鲁迅。
过了一会儿，许广平回来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
陈云只好匆匆作别，并提议以后有时间再来看望鲁迅。
“你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1932年11月，带着一条伤腿的陈赓回到上海，在牛惠霖兄弟的医院接受治疗。
这时，中共在上海的力量已遭受到极大的损失，临时中央政治局已濒临无立足之地的境况。面对疯狂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由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确地把握了文艺的政治方向，把一切具有革命倾向的作家团结在一起，极力宣传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黑暗，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和要求，特别是瞿秋白对鲁迅全面而公正的评价，使他们在反文化“围剿”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共同脚踏实地地承担起对“左翼作家联盟”及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使这支队伍虽处于反动派的“黑云压城”之下，却异常活跃，生气勃勃，出版了大批革命文学作品和刊物。
陈赓在上海，常常可以从销路很大的《申报》《大晚报》乃至国民党办的《晨报》上看到反映新思想的电影评论和文艺批评。这种状况使他无比振奋，不顾病痛在身，立即去找过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熟人，要向他们描述他所经历的一切。
陈赓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他向临时中央汇报的时候，讲到了对张国焘的看法，以及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中仗打得如何激烈和艰苦，讲到战士英勇杀敌的情景，陈赓自己也十分感慨：“我打过那么多仗，像这么激烈的还是头一回！敌人连飞机都出动了，炸弹把山头炸成了鱼鳞坑，人就像被拦腰砍的稻子似地倒下去一片……那战士，看着像是倒了，死了，却呼地跳起来，掐住敌人的脖子就往山下滚……说老实话，我还没见过哪本书里这样写过。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了解红军所经历的一切，即使将来革命胜利了，也永远不要忘记。”
听故事的一拨人都是些急脾气，办事雷厉风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兴奋地将记录稿整理出来，油印了几份，挑了一份清晰的请人送到鲁迅那里。
陈赓又跑到牛惠霖医院去治疗腿伤，临出院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兴致勃勃地来找陈赓，说鲁迅先生看了材料很感兴趣，约他去谈谈。组织上已同意他们会面，并约定第二天下午由冯雪峰和朱镜我陪陈赓一起去。 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9号。
—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泥板，院子里时常有些外国人走动，几个碧眼金发的外国小孩在玩耍。
鲁迅住处隔壁挂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许广平下来打水的时候，便将客人—起带到客厅。鲁迅请大家喝茶，自己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许广平则静静地坐在一旁，手里打着毛衣，听着他们家里来的第一位真正的红军发出的声音。
因为讲述过，陈赓再讲时更有头绪。鲁迅听得入神，不时插进一两句问话。
未到黄昏，客厅里已经要开灯了。鲁迅意犹未尽，挽留客人吃饭。菜食很丰富，有鱼，有肉，都是用大碗装着，有七八碗。鲁迅亲自打开一瓶保藏已久的三星斧头白兰地酒。
鲁迅兴致很高，喝了两三杯酒，脸色有些微红，情绪也似乎更加热烈，轻松地说着带有讽刺意味的话。他扫了一眼摆在桌上的菜肴，说：“我也在过着这样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但我决不以为有什么意思；每想到自己过着这样的生活，感到真有点憋气。”
“先生太谦逊。你写了那么多书，要不是打仗，我准能每篇都读，都是很吸引人的。”
“我虽然写了许多我们的同胞，但多数是不幸的同胞。没有写到像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你是说红军？”
“对，红军。”鲁迅已经恢复了平静，日光仍显深邃，对着陈赓，也对着在座的冯雪峰和朱镜我，侃侃而谈。“你们红军，和那些悲观的亡国论者完全相反，你们是一群有自信力的，聚结了而且是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你们是在用血肉、用头颅写中国的新历史；你们是在用前仆后继的战斗，创造最伟大的作品！”
客厅里一下沉寂下来，好像人人都想着心事。陈赓愤慨不已：“有人却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鲁迅说：“在反清革命运动鼎盛时期，我跟革命的‘强盗’颇有些往来。强盗们吃肉，是拿出这么大的家伙”，鲁迅用手比划着，“你要是不把你面前的肉全部吃掉，他们可要生气哩。我说的太多，看，饭菜都凉了，快吃”。
陈赓把一颗咸辣椒搛进饭碗，一口嚼了。
鲁迅注意到这个细节，说道：“我的儿童时代刚结束时，家里已经十分穷困，缺少穿的衣服，为了御寒，就一个劲地吃辣椒。而且这样可以少吃东西。辣椒是刺激胃的，会使你有一种吃饱的感觉。你在这里可不要假装吃饱，我以后还要找你来谈谈。”
“我一定来。”陈赓又吃了一口辣椒。
鲁迅指指窗外：“你自己就可以来。下次来记住门口那个‘茶’字，就是‘茶’的旁边9号。”
至于陈赓究竟会见过几次鲁迅，说法不一。多数认为是两次，也有人认为是一次，并说这唯一的一次会面只有朱镜我作陪，冯雪峰并不在场。而冯雪峰1951年回忆说也是一次。陈赓在1956年接受采访时也说：“他本来约我再去一次，我也答应了，愿意再去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从此再未得见鲁迅先生。”
“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
1936年4月下旬，党的地下工作者、文化人冯雪峰，受党中央、毛泽东的派遣，从陕北瓦窑堡来到上海，找到了鲁迅。鲁迅热情地欢迎他，一面同他亲切握手，问寒问暖，一面置酒为他洗尘。考虑到他刚来，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便于交谈，鲁迅特地把他留住在自己的家里。
冯雪峰来上海之前，周恩来和张闻天都找他谈过话。冯雪峰曾经在江西瑞金同毛泽东相处过一些日子，毛泽东知道他同鲁迅有过许多接触，所以临行前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特意约他交谈。毛泽东情绪高涨，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
冯雪峰谈了鲁迅的近况，和鲁迅对苏区的关注，毛泽东不无遗憾地表示：“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
在当晚的交谈中，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说鲁迅读过他的诗词，认为诗词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禁不住开怀大笑。
在鲁迅家中，冯雪峰滔滔不绝地讲着红军的英勇事迹，也讲到苏区对鲁迅的信任和期待，鲁迅认真地听着，后来还请美国来华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人来听，想把红军长征的事迹报道给国外。冯雪峰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不屈不挠的斗争故事，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鲁迅也沉浸在故事中，显得异常兴奋。他时而躺到床上，时而又站起来，踱到贴近窗户的书桌前，然后侧过身子对着冯雪峰，一只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夹着香烟的手，情不自禁地说道：“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看得出，这是他发自心底的真诚的意愿。
其实，鲁迅对红军和共产党的消息一直十分关注。
1930年冬至1931年秋，国民党向苏区连续发动了3次空前规模的“围剿”，鲁迅闻讯心情沉重。后来，这些“围剿”被红军一一打退。这种消息，当时的报刊都不准登载，战区以外的人很难知道。但左翼作家如茅盾、冯雪峰等不久就从地下党那里获得了真实的情况。一天，冯雪峰、茅盾到鲁迅家里商谈“左联”的工作时，把实情告诉了鲁迅。鲁迅听后情绪激动，喜上眉梢，但他立刻又收敛了笑容。他问冯雪峰：“老蒋八九月份在江西又吃了个败仗之后，现在有什么动静么？”
冯雪峰思考了片刻，说：“今年老蒋对中央苏区接连发动了3次围攻，都败得很惨，看来今冬不会再有行动了，明年春天说不定会有大仗打。”鲁迅这才十分快意地笑了，说：他们在报纸上天天大喊朱毛如何如何，看来朱毛真把他们吓坏了。
鲁迅关注着红军的动向。终于有一天，史沫特莱带来了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鲁迅的一颗心放下了，他情绪有些激动，展纸研墨，起草了一份电文，电文中写道：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鲁迅叫许广平把电文重抄一遍，然后请史沫特莱从国外转发给陕北的中共中央。
延安正是收到鲁迅的电文，才派冯雪峰启程赴上海的。
鲁迅在与冯雪峰的交谈中获悉，陕北军民面临着许多困难，诸如医疗条件极差，药物供应不上，粮食紧张，吃不饱，甚至连食盐也吃不上。而中央的领导同志，常常彻夜不眠，靠吸咽提神……鲁迅深感不安。有一天，当冯雪峰来向他还一笔款子时，鲁迅就决定用这笔款子去置办一份礼物，然后通过“内部交通”送到陕北去。这位“内部交通”当时就去上海南京路代鲁迅选购了6罐“白锡包”香烟和20条围巾。为了避免敌人注意，在上火车去西安的前一刻钟，他才迅速跑去买好火腿，装入大旅行袋中，直奔繁杂的上海北站，然后乘车远去西安。
另外，恰好这时，由鲁迅呕心沥血，抱病亲手编校的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刚刚印出。鲁迅觉得它是革命者的遗物，也是自己费了许多周折才编成的，弥足珍贵，当即就拿出两本，亲自叮嘱那位地下工作同志说：皮脊的那一本是送给M的，另外一本蓝绒面的是送给周副主席的。“M”，是他对毛泽东隐秘的尊称。
礼物终于送到了陕北的党中央。后来有人在延安提及此事，毛泽东乐呵呵地说：“我晓得了。”
毛泽东对鲁迅文字的喜爱，溢于言表。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延安，他多次同鲁迅的学生冯雪峰交换读鲁迅著作的心得。他购置的一套《鲁迅全集》经常摆在案头，即便是在敌军兵临城下、机关撤离延安时，也舍不得丢掉。他在多篇报告和演讲中引用过鲁迅的文字。在延安一次纪念大会上，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一连用了5个“最”字论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熟悉鲁迅著作，能背诵好多首鲁迅的诗。他在晚年治疗眼疾时，当得知为他主治的医生叫唐由之时，他立即联想起鲁迅的诗《悼杨铨》，并顺口诵出：“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并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默写出来，赠送给这位医生。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读鲁迅的杂文。他晚年曾说，他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可惜他们在生前没有机会见面，包括周恩来等也是如此。鲁迅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没有实际交往。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曾到八道湾拜访，但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鲁迅的弟弟。周恩来也曾到北京请鲁迅到天津演讲，也不巧鲁迅外出，结果把鲁迅的弟弟请去讲了一课。 鲁迅在上海会见的第一位共产党人周志初
鲁迅最早接触的中共人物，一般都认为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他们之前是否还接触过别的共产党人，多数人都并不留意，这是因为李、陈二位名气大，行踪多有记载，与鲁迅的交往自然不会被遗忘。
然而随着近年来对鲁迅研究的深入，有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被渐渐披露，过去不曾听说的与鲁迅有过接触的人物浮出水面，他们与鲁迅的交往早于李大钊和陈独秀，周志初便是一位。
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经香港抵上海。10月8日，鲁迅在周建人帮助下，从暂住的旅馆搬进了虹口横浜路景云里23号。这里位于闸北（华界）与租界之间闹中取静的一处民居，大多数是石库门式的建筑。在此居住的，除了周建人外，还有与周建人同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叶圣陶等。就在鲁迅入住景云里新居的第四天，即10月11日，郁达夫带着两个年轻人，冒着小雨，来到鲁迅寓所，介绍与鲁迅认识。细心的鲁迅在那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11日，小雨。郁达夫介绍周志初、胡醒灵来访。……”周志初的身份、简历等，鲁迅《日记》中都没有详细记述。
周志初，生于1905年，祖籍广东梅县，父亲是南洋华侨富商。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他是南洋大学学生会领导人之一，参加编辑该校学生刊物《南洋周刊》，任信息编辑部主任。他参加了共青团，以团员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不久又转为共产党员。
在鲁迅抵沪不久，郁达夫就介绍并带周志初登门造访，亦在情理之中。至于这次造访的目的何在，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照例也不会展开记述。但根据种种迹象分析，恐有以下几种可能：1.周志初出于对鲁迅的敬仰，且自己有文学爱好的情结；2.是否是郁达夫提议约请鲁迅也为《民众》旬刊撰稿，周志初以旬刊代表身份出现；3.也许是中共江苏省委得知鲁迅抵沪，试派周志初与鲁迅建立某种联系，因为党与鲁迅的联系在广州早有先例。当然三者兼而有之的动机也可能存在。但无论如何，周志初是鲁迅至沪后，接触的第一位共产党人，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译笔”
1931年，鲁迅结识了瞿秋白。瞿曾任党的总书记，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被排斥打击，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和文化工作。瞿秋白精通俄文，早年作为记者游历苏联，采访过苏联各界人士，也见过列宁，著有《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介绍苏联社会情况。他翻译了大量苏联政治文艺论著，是中共高层领导中难得的熟悉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人。他很有文采，长于写政论时评。鲁迅和他认识之前就读过他的文章，还托人请他翻译过长达两万字的论文，称：“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译笔了。”
瞿秋白对鲁迅倾慕已久，他在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小说《毁灭》后，写信给鲁迅，就翻译理论、中国语文改革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译文中的几个欠妥之处。他的语气很诚恳：“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地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得信，非常高兴和感激，立即回信，虚心接受了瞿秋白指出的错误，并把他们的通信拿去发表在刊物上。经过这样认真诚恳的商讨，两人的距离拉近了。鲁迅感到自己找到一个知音。所以他们认识后不久，1932年11月下旬的一天，瞿秋白第一次到鲁迅家避难。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到鲁迅家时，鲁迅因母亲生病，回北京探望去了。许广平便将自己的双人大床让出，让他们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的大房间住下。11月30日，鲁迅回家。瞿秋白与鲁迅先前已经见过面，交谈甚洽。又见友人，不胜欣喜。
在两人交往过程中，瞿秋白系统阅读了鲁迅的作品，了解鲁迅的思想品格，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长篇序言，高度评价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业绩。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鲁迅一直把瞿秋白当朋友和同志看待。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章，编书刊，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编杂文集，特意把这些文章收入，作为他们战斗友谊的纪念。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达了对这位共产党友人的敬重。
后来瞿秋白告别鲁迅，到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开始，留守苏区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入狱。他化名林其祥写信给鲁迅，请鲁迅设法营救。鲁迅立即参加了营救活动。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很快就暴露了，不久英勇就义。鲁迅闻讯，极为悲痛，说：“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同时也表达了对黑暗政治的愤恨：“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直到去世，鲁迅对瞿秋白的死都不能释怀。他花钱把瞿秋白的书稿从书局赎出，编辑瞿秋白译著《海上述林》，抱病校对，并且不惜工本，拿到国外印刷，出了皮脊麻布面金顶的纪念本。
“我留在中国，还能坚持战斗”
1930年5月7日晚上，鲁迅应约去同一位党的主要负责人见面，说有要事商谈。地点就在西藏路爵禄饭店。鲁迅从景云里家中出来，一路走，一路想，此人会是谁呢？
这天夜晚，上海少有的晴朗。
鲁迅来到爵禄饭店，店内摆设讲究，人来人往。倒是个适宜的秘密约谈地点。鲁迅按指点推开房门，只见一个高高大大的人迎上前来，边握手，边自我介绍说：“我是李立三。”
李立三，鲁迅是知道的，他是共产党的著名人物，正在主持共产党中央的工作。对于中共如此重要的领导人约见他，还是有些意外。
交谈中，李立三说明了此次约见的意图。原来，他想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他想请鲁迅发一个宣言，拥护他的这一主张。他举了大概是法国革命作家巴比塞的例子。巴比塞曾公开发表宣言，影响很大。希望鲁迅也能这样做。同时，他也想请鲁迅亲自参加他的冒险计划，他对鲁迅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并表示要发给鲁迅一支枪。 鲁迅一时作起难来。对于李立三的这种冒险主张，他很是担心，因为自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中国革命已转入低潮，许多共产党员、革命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已惨遭杀害，目前大规模的逮捕、监禁和杀戮还经常发生。他不赞成这种自杀式的拼命。但他又说的很婉转，拿笑话说正事：“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李立三也笑了，自然不好再勉强鲁迅参加他的行动。不过他还是希望由鲁迅出面写些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像巴比塞一样。
这对于鲁迅来说是很容易的，但他也有顾虑：“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住下去了。”
李立三是有名的快人快语，接过话茬就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
鲁迅不愿做如此轻率的事，说：“叫我离开这个城市，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于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呢？我留在中国，还能坚持战斗。”
话不投机，李立三只好对鲁迅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
鲁迅辞别了李立三，离开了爵禄饭店，心事沉重地往回走。他不赞成像李立三那样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机械地照搬国外的经验的做法，此时的共产党应该隐蔽斗争，积蓄力量。他后来把这种想法与冯雪峰、胡愈之等共产党人谈过。
1932年年底，一个党内同志送来消息，说瞿秋白和杨之华在鲁迅家避难已有些日子，外面亦有了风声。而且敌人得到消息，知道瞿秋白已经到了上海，正在到处追捕他。若再住下去，恐怕凶多吉少。再说鲁迅自己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处境也十分艰难。因此，党组织决定让瞿秋白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约定当晚瞿秋白夫妇做好准备，党内将另派一位同志来鲁迅家里把他们接走。
吃罢晚饭，鲁迅和许广平一边亲切地同瞿秋白夫妇谈着话，一边帮助他们清理几样简单的行李，等候来人将他们秘密地领走。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是深夜11时左右了。正当鲁迅他们寻思怎么还不见来人时，忽然，听得轻轻的敲门声，许广平连忙打开门。
“周先生在家吗？我是X先生要我来，与X先生会面的。”
来人很有礼貌地讲出了这一套话。
许广平一听就知道他是党派来接瞿秋白出去的，马上很客气地把他请进屋里。
看得出，来人和瞿秋白是熟人，一见了面他们就开始搬东西。瞿秋白和杨之华是过惯地下生活的人，他们除了几本书和几件换洗衣服外，别无所有了。行李不过是两个小包袱，他们提了就走。
鲁迅站在一旁，看着党派来的这位年轻的同志跟瞿秋白他们一起搬东西。这位同志办事果断，说话干脆，举止干净利索，头上戴着一顶“铜盆帽”，穿了一件不太合身的旧西装大衣。鲁迅本来有些话要问，但他严格地遵守着党的原则，绝不随便打听来人姓名和身份。他只是看着来人同瞿秋白夫妇讲话，自己不插一句话。
后来，这位同志觉得路途太远，要出去叫黄包车。鲁迅觉得他重任在肩，加之路途不熟，就开口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
说着就招呼身边的许广平赶快去办。
这时候，瞿秋白才指着屋主人鲁迅问那位党内同志道：“你们会过吗？”
“没有。”鲁迅和那位同志几乎同时回答。
瞿秋白就介绍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那位同志道：“这是陈云同志。”
“久仰得很！”陈云诚恳地向鲁迅表示敬意。他这还是第一次见到鲁迅。陈云当时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多少次他在全国总工会机关等处捧读鲁迅的文章，很是佩服，没想到今天竟然来了鲁迅的家里。他本想与鲁迅多谈几句，但显然怕时间长了会出事，就要告别。鲁迅也担心地问道：“深夜路上方便吗？”
“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陈云比划着告诉鲁迅。
过了一会儿，许广平回来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
陈云只好匆匆作别，并提议以后有时间再来看望鲁迅。
“你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1932年11月，带着一条伤腿的陈赓回到上海，在牛惠霖兄弟的医院接受治疗。
这时，中共在上海的力量已遭受到极大的损失，临时中央政治局已濒临无立足之地的境况。面对疯狂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由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确地把握了文艺的政治方向，把一切具有革命倾向的作家团结在一起，极力宣传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黑暗，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和要求，特别是瞿秋白对鲁迅全面而公正的评价，使他们在反文化“围剿”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共同脚踏实地地承担起对“左翼作家联盟”及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使这支队伍虽处于反动派的“黑云压城”之下，却异常活跃，生气勃勃，出版了大批革命文学作品和刊物。
陈赓在上海，常常可以从销路很大的《申报》《大晚报》乃至国民党办的《晨报》上看到反映新思想的电影评论和文艺批评。这种状况使他无比振奋，不顾病痛在身，立即去找过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熟人，要向他们描述他所经历的一切。
陈赓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他向临时中央汇报的时候，讲到了对张国焘的看法，以及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中仗打得如何激烈和艰苦，讲到战士英勇杀敌的情景，陈赓自己也十分感慨：“我打过那么多仗，像这么激烈的还是头一回！敌人连飞机都出动了，炸弹把山头炸成了鱼鳞坑，人就像被拦腰砍的稻子似地倒下去一片……那战士，看着像是倒了，死了，却呼地跳起来，掐住敌人的脖子就往山下滚……说老实话，我还没见过哪本书里这样写过。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了解红军所经历的一切，即使将来革命胜利了，也永远不要忘记。”
听故事的一拨人都是些急脾气，办事雷厉风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兴奋地将记录稿整理出来，油印了几份，挑了一份清晰的请人送到鲁迅那里。
陈赓又跑到牛惠霖医院去治疗腿伤，临出院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兴致勃勃地来找陈赓，说鲁迅先生看了材料很感兴趣，约他去谈谈。组织上已同意他们会面，并约定第二天下午由冯雪峰和朱镜我陪陈赓一起去。 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9号。
—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泥板，院子里时常有些外国人走动，几个碧眼金发的外国小孩在玩耍。
鲁迅住处隔壁挂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许广平下来打水的时候，便将客人—起带到客厅。鲁迅请大家喝茶，自己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许广平则静静地坐在一旁，手里打着毛衣，听着他们家里来的第一位真正的红军发出的声音。
因为讲述过，陈赓再讲时更有头绪。鲁迅听得入神，不时插进一两句问话。
未到黄昏，客厅里已经要开灯了。鲁迅意犹未尽，挽留客人吃饭。菜食很丰富，有鱼，有肉，都是用大碗装着，有七八碗。鲁迅亲自打开一瓶保藏已久的三星斧头白兰地酒。
鲁迅兴致很高，喝了两三杯酒，脸色有些微红，情绪也似乎更加热烈，轻松地说着带有讽刺意味的话。他扫了一眼摆在桌上的菜肴，说：“我也在过着这样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但我决不以为有什么意思；每想到自己过着这样的生活，感到真有点憋气。”
“先生太谦逊。你写了那么多书，要不是打仗，我准能每篇都读，都是很吸引人的。”
“我虽然写了许多我们的同胞，但多数是不幸的同胞。没有写到像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你是说红军？”
“对，红军。”鲁迅已经恢复了平静，日光仍显深邃，对着陈赓，也对着在座的冯雪峰和朱镜我，侃侃而谈。“你们红军，和那些悲观的亡国论者完全相反，你们是一群有自信力的，聚结了而且是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你们是在用血肉、用头颅写中国的新历史；你们是在用前仆后继的战斗，创造最伟大的作品！”
客厅里一下沉寂下来，好像人人都想着心事。陈赓愤慨不已：“有人却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鲁迅说：“在反清革命运动鼎盛时期，我跟革命的‘强盗’颇有些往来。强盗们吃肉，是拿出这么大的家伙”，鲁迅用手比划着，“你要是不把你面前的肉全部吃掉，他们可要生气哩。我说的太多，看，饭菜都凉了，快吃”。
陈赓把一颗咸辣椒搛进饭碗，一口嚼了。
鲁迅注意到这个细节，说道：“我的儿童时代刚结束时，家里已经十分穷困，缺少穿的衣服，为了御寒，就一个劲地吃辣椒。而且这样可以少吃东西。辣椒是刺激胃的，会使你有一种吃饱的感觉。你在这里可不要假装吃饱，我以后还要找你来谈谈。”
“我一定来。”陈赓又吃了一口辣椒。
鲁迅指指窗外：“你自己就可以来。下次来记住门口那个‘茶’字，就是‘茶’的旁边9号。”
至于陈赓究竟会见过几次鲁迅，说法不一。多数认为是两次，也有人认为是一次，并说这唯一的一次会面只有朱镜我作陪，冯雪峰并不在场。而冯雪峰1951年回忆说也是一次。陈赓在1956年接受采访时也说：“他本来约我再去一次，我也答应了，愿意再去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从此再未得见鲁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