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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CEO排行榜已经是遍地开花，但它们并没能真正改善人们对成功领导力的了解。只有通过分析CEO任期内及任期后的公司业绩，才能逐步领悟到伟大领导力的真谛。
短视思维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困境。对于董事会、公司高管和投资者来说，都希望用较长期限来考量CEO的业绩。多长才是“长期”?高管薪酬计划大多把“长期”定义为3年，但我们认为，CEO在整个任期内的业绩才是对其领导力的真正考验。
本次调查面向大型上市公司的CEO，对其整个任期间的业绩进行评价，评选出全球最杰出CEO榜单。对于那些任期尚未结束的CEO，我们的数据截至2009年9月30日。我们一共收集了全球近2000名CEO的资料数据。
美国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荣登榜首，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在这份榜单上，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对比较陌生的面孔，而一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却没能进入前50名，甚至连前100名或前200名都难觅他们的身影。事实上，这个榜单与全球最受尊敬CEO排行榜以及CEO薪酬排行榜均有很大的不同。
在影响排名的各项因素中，人们可能认为环境因素非常重要，但我们发现，上榜人员来自五洲四海、各行各业。而CEO的背景经历以及接任时的公司状况，确实对其排名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分析数据时，我们把行业、国别和经济周期等因素排除在外，重点考虑CEO在公司业绩变动中的作用。这让我们认识到以一个客观和长远的视角来评估CEO绩效、搜罗CEO人选和制定接班人计划的重要性。
如何评估业绩?
为了得到这份榜单，我们对1997年后“标准普尔全球1200指数”和“标准普尔金砖四国40指数”的所有成分股企业的CEO进行了调研。鉴于新兴经济体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把来自巴西、俄国、印度和中国的企业也纳入了研究范围。
此次评选的CEO在上任时间上不得早于1995年1月，也不得晚于2007年12月。这就是杰克·韦尔奇(JackWelch)、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和比尔·盖茨(BillGates)都不在评选之列的一个原因。他们的上任时间均早于1995年。如果他们也被考虑在内，势必也会有亮丽的表现。
共有1999名CEO进入初选名单，其中，截至调查结束有731人仍然在职，来自48个国家，其就职的上市公司总部分别位于33个国家。CEO上任时的平均年龄为52岁，在任CEO的平均任期为6年。其中女性只占1.5％，效力于非原籍国公司的人数也只占15％。由此看来，CEO就业市场的全球化程度还比较低。
接下来，让我们以股东回报率为衡量指标，看看哪些CEO把企业打造成了其所在国家、所在行业的佼佼者。我们的评比标准包括：任职期间的公司市值变动、经不同国家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以及经不同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当然，股东回报率并不是唯一的业绩评估标准，因为它忽略了公司为广大利益相关者所做的贡献，但却是衡量上市公司CEO的一个重要标准，并适用于所有的候选对象。杰出CEO到底有多杰出?
作为一名领抽，你必须创造出卓越的业绩，才能跻身全球最杰出CEO排行榜的前50个席位。这50名CEO在任期内平均实现了997％的股东总回报率(已扣除汇率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年复合回报率高达32％，经不同行业和不同国家调整后的年回报率分别为30％和29％，股东财富平均增加了468亿美元(已扣除通胀、股息、股票回购和新股发行的影响)。
在这1999名CEO中，排名最靠后的50名CEO又表现如何呢?他们在任期内平均实现了70％的股东总回报率，年回报率为20％，股东财富损失了183亿美元。
在该排行榜上，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以3188％的经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即30％的年复合收益率)拔得头筹。1997年，史蒂夫·乔布斯重新执掌当时已深陷困境的苹果公司，并在1997年至2009年9月期间，使公司市值增加了1500亿美元。
排名第二的是韩国三星电子1996～2008年的CEO尹钟龙(Yun Jong-Yong)，他是一位很少出现在聚光灯下的领袖。在他的任期内，三星电子成功地从一家内存芯片和仿制品生产商，转型为一家生产高档手机等数码产品的创新企业，股东财富增加了1270亿美元，经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高达1458％。
尹钟龙也是任期已经结束的CEO中表现最为优异的一位。对这个群体来说，他们的业绩已经是板上钉钉。然而，那些任期尚未结束的CEO则必须提高警惕，因为他们的业绩也许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排名第六的约翰·马丁(JohnMartin)也是一位相当低调的领袖。他从1996年开始执掌吉里德科技公司(GileadSciences)——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生物医药公司。在他的任期内，经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高达2054％，相当于26％的年回报率。作为一名低调的领袖，他始终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救命药品，并主持开发了每日仅需服用一片的抗艾滋药品，还有抗病毒药达菲。
杰出与薪酬关系不大
我们感兴趣的一点是，与其他CEO排行榜相比，我们的上榜名单到底有何不同?以《巴伦周刊》(Barron)评选出的2009年度“全球30位最受尊敬CEO”为例。这是该刊的编辑在访谈了多位投资人、分析家和高管之后评选出来的榜单。只有5位高管同时出现在了《巴伦周刊》的榜单和我们的全球30大最杰出CEO榜单里，他们分别是：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思科公司的约翰·钱伯斯(JohnChambers)，、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leffBezos)、孟山都公司的休·格兰特以及乐购集团的特里·利亚(TerryLeahy)。而《巴伦周刊》榜单上最受尊敬的CEO大多没能进入我们的前50名乃至前200名，如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任天堂的岩田聪、IBM的萨姆·帕尔米萨诺(SamPaImi sano)和埃克森美孚的雷克斯·蒂勒森(RexTillerson)。
还有一些知名CEO也名落孙山，如雷诺日产集团的卡洛斯·戈恩(CarlosGhosn)、菲亚特的塞尔吉奥·马尔奇奥尼(Sergio Marchionne)、摩根士丹利的约翰(麦克(John Mack)、通用电气的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诺华制药的丹尼尔·瓦塞拉(Daniel Vasella)，以及华特迪士尼的罗伯特·伊格尔(RobertIger)。其实，这些知名CEO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只是在股东收益率方面，他们的表现并不抢眼。
如果和美国的CEO薪酬排行榜相比， 我们的前50名榜单则有着天壤之别。考察时间的不同也许是原因所在，我们着眼的是CEO的长期表现，而一些榜单却单单考虑CEO的年薪。2008年，美联社对标准普尔500公司进行了一项CEO薪酬排名，有趣的是，其中的前10名上榜者却无一出现在我们的前50名榜单上。
然而，倘若把薪酬的考察期延长，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福布斯》杂志根据CEO在2003～2008年间的薪酬对其进行了排名，在前50名上榜者中，有5人也出现在了我们的前50名榜单上。其中包括位居薪酬排行榜第三位的史蒂夫·乔布斯，以及位居薪酬排行榜第六位和最杰出CEO排行榜第四位的约翰·钱伯斯。但总体来说，最受尊敬CEO排行榜以及CEO薪酬排行榜均与我们的前50名乃至前200名榜单无太大相似之处。
优秀业绩的背后原因
如果你是一位新上任的CEO，上任时的公司状况或者你的自身背景会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你的名次?通过分析，我们找出了其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尽管可能并不全面，但我们相信，这将为当前的争论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国别与行业从我们的榜单上一眼就能看出，上榜者在地域分布上极其广泛。在前50名榜单上，来自美国公司的CEO占据了19个席位(38％)。对此我们并不感到诧异，因为调查的1999名CEO有42％来自美国企业。前50名上榜者一共来自16个国家，而前200名上榜者则来自25个国家。最杰出CEO人选并没有特别集中于自由市场或新兴市场。在我们的榜单上，由国别引起的业绩差异实际上只占到了8％。
尽管榜单上呈现出了一些行业集聚现象，但仅有11％的业绩差异是由行业引起的。前200名上榜者主要集中于能源、电信、医疗器材、医疗服务和零售行业。在我们研究的1999名CEO中，仅有4％来自能源行业，但却在前200名榜单上占据了12％的席位。能源行业的这种现象也许不足为奇，但其他一些低增长行业，如零售业，却也显现出了同样的特点。这就表明，即使没有处在一个兴盛的行业，CEO仍然可能取得卓越的业绩。
尽管前10名上榜者中有6人都来自JT行业或互联网相关企业(如苹果公司、三星、思科、亚马逊、eBay和谷歌)，但这类高科技公司在前200名榜单上却并不普遍。不出所料，许多来自汽车和媒体行业的CEO都只能排在垫底的位置，然而，也有一些来自汽车板块的CEO脱颖而出。排名第29位的现代汽车CEO郑梦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遗憾的是，2007年他因挪用公款被提起公诉。法院判处郑梦九缓刑，以使他能继续领导现代汽车)。
内部人员更优异究竟是“空降兵”还是内部提拔人员更适合担任CEO职位?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传统的观点认为，空降兵更容易推行变革和改善业绩，对业绩不佳的公司来说更是如此。在我们的榜单上位居第十九位的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于1999年从IBM跳槽至当时身陷困境的赛门铁克公司，出任公司的CEO，并在随后的10年任期里把赛门铁克打造成了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
哈佛商学院的约瑟夫·鲍尔(JosephBower)。拉凯什·库拉纳(RakeshKhurana)以及其他一些管理学研究人员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从内部提拔人员出任CEO才是更佳的选择，因为空降兵不仅代价不菲，而且缺乏对行业及公司的深入了解，难以使公司实现持久的增长。在我们的榜单上，也不乏在公司内部逐步晋升至CEO职位的例子：尹钟龙从大学毕业后便加入了三星公司，在出任CEO之前，他已经为公司效力了30年；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名列第五位)1981年便加入了他父亲经营的一家纺织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印度信任工业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
通过分析这1999名CEO，我们发现，内部提拔人员的表现往往更加优异——平均排名要EE“空降兵”高出57个位次。陷入困境的公司往往更倾向于把“空降兵”当作救命稻草。在公司更换CEO人选的前两年里，利润率为46％或者更低的公司中有37％都选择了聘用“空降兵”来出任CEO；但在我们考察的所有公司里，这一比例仅为21％。在接管业绩不佳公司的CEO中，“空降兵”的表现也略逊一筹。
为MBA学位正名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了MBA。他们认为，商学院助长了贪婪的不良风气，把错误的管理模式传授给了企业高管。那么，MBA学位真的会影响CEO的业绩吗?我们决定对此一探究竟。我们把研究对象确定为总部位于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能够提供可靠的CEO学位信息。通过对这1109名CEO的分析，我们发现MBA毕业生占32％，而他们的平均排名要比非MBA毕业生高出40个位次。即使在深陷危机的金融行业，MBA毕业生的排名也更胜一筹。这些研究结果表明，MBA学位并不会拖累CEO的表现。
通过分析这1999名CEO，我们发现，内部提拔人员的表现往往更加优异——平均排名要比“空降兵”高出57个位次。
“烂摊子”更容易出业绩作为一名CEO，是接手一个“烂摊子”，还是接手一个“好摊子”，更容易创造出一流的业绩?很多人认为，只有接手一个“好摊子”，才能百头竿头更进一步。我们发现事实远非如此。那些在上任前的两年里公司业绩表现糟糕的CEO，要比业绩优良公司的CEO在平均排名上高出96个位次。
如果把视线投向前任的整个任期，排名差异就会更加显著。我们找到了790家能同时收集到前任和继任者信息的公司，并对其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业绩一流的前任CEO并没给继任者带来什么优势。
在我们考察的1999名CEO中，如果前任CEO的排名位居前50％，那么继任者的平均排名要比其他继任者低583个位次。举例来说，约翰·鲍默(JohnBowmer)在我们的榜单上位居第143位，他在1996～2002年期间成功执掌了瑞士艺珂公司(Adecco)——全球最大的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但他的继任者杰罗姆·凯勒(Jerome Caille)却让投资者大失所望，仅仅3年便被炒了鱿鱼，在榜单上只能处于垫底的位置。总的来说，在我们的榜单上，几乎没有前任和继任者均名列前茅的情形出现。也就是说，接手一个“烂摊子”更容易做出成绩。
金牌标准
由于企业难以保持长久的成功，因此，把CEO任期结束后的公司业绩也考虑在内可能才是最佳的选择。然而，大多数评选标准并没有考虑CEO离职后的公司业绩，我们的标准也不例外。那么，什么榜单才最为理想呢?我们认为，只有那些在任期内及任期后公司表现都同样优异的CEO才能入选。为此，我们从数据库里抽取了离职已满3年的CEO数据，总共有803人符合要求。随后，我们以CEO任期内及离职后3年里的公司业绩为指标，对这些CEO进行了排名(见排行榜：“卸任后公司表现依旧优异的CEO”)。
尽管CEO排行榜已经是遍地开花，但它们并没能真正改善人们对成功领导力的了解。只有通过分析CEO任期内及任期后的公司业绩，才能逐步领悟到伟大领导力的真谛。我们相信，当把视线投得更远时，我们将看得更加清楚和准确。
【注】本榜单对CEO的考察指标有三，一是扣除了所在国股市波动因素的股东回报率，二是扣除了所在行业波动因素的股东回报率，三是任期内的市值变化(扣除通胀、汇率变化因素)。我们分别按这三个指标对1999名CEO进行排名，然后取其平均排名作为最终结果。
短视思维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困境。对于董事会、公司高管和投资者来说，都希望用较长期限来考量CEO的业绩。多长才是“长期”?高管薪酬计划大多把“长期”定义为3年，但我们认为，CEO在整个任期内的业绩才是对其领导力的真正考验。
本次调查面向大型上市公司的CEO，对其整个任期间的业绩进行评价，评选出全球最杰出CEO榜单。对于那些任期尚未结束的CEO，我们的数据截至2009年9月30日。我们一共收集了全球近2000名CEO的资料数据。
美国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荣登榜首，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在这份榜单上，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对比较陌生的面孔，而一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却没能进入前50名，甚至连前100名或前200名都难觅他们的身影。事实上，这个榜单与全球最受尊敬CEO排行榜以及CEO薪酬排行榜均有很大的不同。
在影响排名的各项因素中，人们可能认为环境因素非常重要，但我们发现，上榜人员来自五洲四海、各行各业。而CEO的背景经历以及接任时的公司状况，确实对其排名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分析数据时，我们把行业、国别和经济周期等因素排除在外，重点考虑CEO在公司业绩变动中的作用。这让我们认识到以一个客观和长远的视角来评估CEO绩效、搜罗CEO人选和制定接班人计划的重要性。
如何评估业绩?
为了得到这份榜单，我们对1997年后“标准普尔全球1200指数”和“标准普尔金砖四国40指数”的所有成分股企业的CEO进行了调研。鉴于新兴经济体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把来自巴西、俄国、印度和中国的企业也纳入了研究范围。
此次评选的CEO在上任时间上不得早于1995年1月，也不得晚于2007年12月。这就是杰克·韦尔奇(JackWelch)、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和比尔·盖茨(BillGates)都不在评选之列的一个原因。他们的上任时间均早于1995年。如果他们也被考虑在内，势必也会有亮丽的表现。
共有1999名CEO进入初选名单，其中，截至调查结束有731人仍然在职，来自48个国家，其就职的上市公司总部分别位于33个国家。CEO上任时的平均年龄为52岁，在任CEO的平均任期为6年。其中女性只占1.5％，效力于非原籍国公司的人数也只占15％。由此看来，CEO就业市场的全球化程度还比较低。
接下来，让我们以股东回报率为衡量指标，看看哪些CEO把企业打造成了其所在国家、所在行业的佼佼者。我们的评比标准包括：任职期间的公司市值变动、经不同国家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以及经不同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当然，股东回报率并不是唯一的业绩评估标准，因为它忽略了公司为广大利益相关者所做的贡献，但却是衡量上市公司CEO的一个重要标准，并适用于所有的候选对象。杰出CEO到底有多杰出?
作为一名领抽，你必须创造出卓越的业绩，才能跻身全球最杰出CEO排行榜的前50个席位。这50名CEO在任期内平均实现了997％的股东总回报率(已扣除汇率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年复合回报率高达32％，经不同行业和不同国家调整后的年回报率分别为30％和29％，股东财富平均增加了468亿美元(已扣除通胀、股息、股票回购和新股发行的影响)。
在这1999名CEO中，排名最靠后的50名CEO又表现如何呢?他们在任期内平均实现了70％的股东总回报率，年回报率为20％，股东财富损失了183亿美元。
在该排行榜上，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以3188％的经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即30％的年复合收益率)拔得头筹。1997年，史蒂夫·乔布斯重新执掌当时已深陷困境的苹果公司，并在1997年至2009年9月期间，使公司市值增加了1500亿美元。
排名第二的是韩国三星电子1996～2008年的CEO尹钟龙(Yun Jong-Yong)，他是一位很少出现在聚光灯下的领袖。在他的任期内，三星电子成功地从一家内存芯片和仿制品生产商，转型为一家生产高档手机等数码产品的创新企业，股东财富增加了1270亿美元，经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高达1458％。
尹钟龙也是任期已经结束的CEO中表现最为优异的一位。对这个群体来说，他们的业绩已经是板上钉钉。然而，那些任期尚未结束的CEO则必须提高警惕，因为他们的业绩也许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排名第六的约翰·马丁(JohnMartin)也是一位相当低调的领袖。他从1996年开始执掌吉里德科技公司(GileadSciences)——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生物医药公司。在他的任期内，经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高达2054％，相当于26％的年回报率。作为一名低调的领袖，他始终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救命药品，并主持开发了每日仅需服用一片的抗艾滋药品，还有抗病毒药达菲。
杰出与薪酬关系不大
我们感兴趣的一点是，与其他CEO排行榜相比，我们的上榜名单到底有何不同?以《巴伦周刊》(Barron)评选出的2009年度“全球30位最受尊敬CEO”为例。这是该刊的编辑在访谈了多位投资人、分析家和高管之后评选出来的榜单。只有5位高管同时出现在了《巴伦周刊》的榜单和我们的全球30大最杰出CEO榜单里，他们分别是：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思科公司的约翰·钱伯斯(JohnChambers)，、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leffBezos)、孟山都公司的休·格兰特以及乐购集团的特里·利亚(TerryLeahy)。而《巴伦周刊》榜单上最受尊敬的CEO大多没能进入我们的前50名乃至前200名，如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任天堂的岩田聪、IBM的萨姆·帕尔米萨诺(SamPaImi sano)和埃克森美孚的雷克斯·蒂勒森(RexTillerson)。
还有一些知名CEO也名落孙山，如雷诺日产集团的卡洛斯·戈恩(CarlosGhosn)、菲亚特的塞尔吉奥·马尔奇奥尼(Sergio Marchionne)、摩根士丹利的约翰(麦克(John Mack)、通用电气的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诺华制药的丹尼尔·瓦塞拉(Daniel Vasella)，以及华特迪士尼的罗伯特·伊格尔(RobertIger)。其实，这些知名CEO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只是在股东收益率方面，他们的表现并不抢眼。
如果和美国的CEO薪酬排行榜相比， 我们的前50名榜单则有着天壤之别。考察时间的不同也许是原因所在，我们着眼的是CEO的长期表现，而一些榜单却单单考虑CEO的年薪。2008年，美联社对标准普尔500公司进行了一项CEO薪酬排名，有趣的是，其中的前10名上榜者却无一出现在我们的前50名榜单上。
然而，倘若把薪酬的考察期延长，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福布斯》杂志根据CEO在2003～2008年间的薪酬对其进行了排名，在前50名上榜者中，有5人也出现在了我们的前50名榜单上。其中包括位居薪酬排行榜第三位的史蒂夫·乔布斯，以及位居薪酬排行榜第六位和最杰出CEO排行榜第四位的约翰·钱伯斯。但总体来说，最受尊敬CEO排行榜以及CEO薪酬排行榜均与我们的前50名乃至前200名榜单无太大相似之处。
优秀业绩的背后原因
如果你是一位新上任的CEO，上任时的公司状况或者你的自身背景会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你的名次?通过分析，我们找出了其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尽管可能并不全面，但我们相信，这将为当前的争论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国别与行业从我们的榜单上一眼就能看出，上榜者在地域分布上极其广泛。在前50名榜单上，来自美国公司的CEO占据了19个席位(38％)。对此我们并不感到诧异，因为调查的1999名CEO有42％来自美国企业。前50名上榜者一共来自16个国家，而前200名上榜者则来自25个国家。最杰出CEO人选并没有特别集中于自由市场或新兴市场。在我们的榜单上，由国别引起的业绩差异实际上只占到了8％。
尽管榜单上呈现出了一些行业集聚现象，但仅有11％的业绩差异是由行业引起的。前200名上榜者主要集中于能源、电信、医疗器材、医疗服务和零售行业。在我们研究的1999名CEO中，仅有4％来自能源行业，但却在前200名榜单上占据了12％的席位。能源行业的这种现象也许不足为奇，但其他一些低增长行业，如零售业，却也显现出了同样的特点。这就表明，即使没有处在一个兴盛的行业，CEO仍然可能取得卓越的业绩。
尽管前10名上榜者中有6人都来自JT行业或互联网相关企业(如苹果公司、三星、思科、亚马逊、eBay和谷歌)，但这类高科技公司在前200名榜单上却并不普遍。不出所料，许多来自汽车和媒体行业的CEO都只能排在垫底的位置，然而，也有一些来自汽车板块的CEO脱颖而出。排名第29位的现代汽车CEO郑梦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遗憾的是，2007年他因挪用公款被提起公诉。法院判处郑梦九缓刑，以使他能继续领导现代汽车)。
内部人员更优异究竟是“空降兵”还是内部提拔人员更适合担任CEO职位?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传统的观点认为，空降兵更容易推行变革和改善业绩，对业绩不佳的公司来说更是如此。在我们的榜单上位居第十九位的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于1999年从IBM跳槽至当时身陷困境的赛门铁克公司，出任公司的CEO，并在随后的10年任期里把赛门铁克打造成了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
哈佛商学院的约瑟夫·鲍尔(JosephBower)。拉凯什·库拉纳(RakeshKhurana)以及其他一些管理学研究人员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从内部提拔人员出任CEO才是更佳的选择，因为空降兵不仅代价不菲，而且缺乏对行业及公司的深入了解，难以使公司实现持久的增长。在我们的榜单上，也不乏在公司内部逐步晋升至CEO职位的例子：尹钟龙从大学毕业后便加入了三星公司，在出任CEO之前，他已经为公司效力了30年；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名列第五位)1981年便加入了他父亲经营的一家纺织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印度信任工业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
通过分析这1999名CEO，我们发现，内部提拔人员的表现往往更加优异——平均排名要EE“空降兵”高出57个位次。陷入困境的公司往往更倾向于把“空降兵”当作救命稻草。在公司更换CEO人选的前两年里，利润率为46％或者更低的公司中有37％都选择了聘用“空降兵”来出任CEO；但在我们考察的所有公司里，这一比例仅为21％。在接管业绩不佳公司的CEO中，“空降兵”的表现也略逊一筹。
为MBA学位正名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了MBA。他们认为，商学院助长了贪婪的不良风气，把错误的管理模式传授给了企业高管。那么，MBA学位真的会影响CEO的业绩吗?我们决定对此一探究竟。我们把研究对象确定为总部位于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能够提供可靠的CEO学位信息。通过对这1109名CEO的分析，我们发现MBA毕业生占32％，而他们的平均排名要比非MBA毕业生高出40个位次。即使在深陷危机的金融行业，MBA毕业生的排名也更胜一筹。这些研究结果表明，MBA学位并不会拖累CEO的表现。
通过分析这1999名CEO，我们发现，内部提拔人员的表现往往更加优异——平均排名要比“空降兵”高出57个位次。
“烂摊子”更容易出业绩作为一名CEO，是接手一个“烂摊子”，还是接手一个“好摊子”，更容易创造出一流的业绩?很多人认为，只有接手一个“好摊子”，才能百头竿头更进一步。我们发现事实远非如此。那些在上任前的两年里公司业绩表现糟糕的CEO，要比业绩优良公司的CEO在平均排名上高出96个位次。
如果把视线投向前任的整个任期，排名差异就会更加显著。我们找到了790家能同时收集到前任和继任者信息的公司，并对其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业绩一流的前任CEO并没给继任者带来什么优势。
在我们考察的1999名CEO中，如果前任CEO的排名位居前50％，那么继任者的平均排名要比其他继任者低583个位次。举例来说，约翰·鲍默(JohnBowmer)在我们的榜单上位居第143位，他在1996～2002年期间成功执掌了瑞士艺珂公司(Adecco)——全球最大的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但他的继任者杰罗姆·凯勒(Jerome Caille)却让投资者大失所望，仅仅3年便被炒了鱿鱼，在榜单上只能处于垫底的位置。总的来说，在我们的榜单上，几乎没有前任和继任者均名列前茅的情形出现。也就是说，接手一个“烂摊子”更容易做出成绩。
金牌标准
由于企业难以保持长久的成功，因此，把CEO任期结束后的公司业绩也考虑在内可能才是最佳的选择。然而，大多数评选标准并没有考虑CEO离职后的公司业绩，我们的标准也不例外。那么，什么榜单才最为理想呢?我们认为，只有那些在任期内及任期后公司表现都同样优异的CEO才能入选。为此，我们从数据库里抽取了离职已满3年的CEO数据，总共有803人符合要求。随后，我们以CEO任期内及离职后3年里的公司业绩为指标，对这些CEO进行了排名(见排行榜：“卸任后公司表现依旧优异的CEO”)。
尽管CEO排行榜已经是遍地开花，但它们并没能真正改善人们对成功领导力的了解。只有通过分析CEO任期内及任期后的公司业绩，才能逐步领悟到伟大领导力的真谛。我们相信，当把视线投得更远时，我们将看得更加清楚和准确。
【注】本榜单对CEO的考察指标有三，一是扣除了所在国股市波动因素的股东回报率，二是扣除了所在行业波动因素的股东回报率，三是任期内的市值变化(扣除通胀、汇率变化因素)。我们分别按这三个指标对1999名CEO进行排名，然后取其平均排名作为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