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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的女儿——金城公主》讲述了大唐公主金城的故事。十四岁的美丽少女金城于公元七一○年,受大唐天子的委派,辞亲远嫁,由繁华的大唐首都长安到达遥远的雪域高原之都拉萨,成为吐蕃王妃,在那里,语言不通,自然条件严酷,习俗殊异,而且人事关系复杂、凶险,王室内相互猜忌、倾扎,她饱尝了屈辱和辛酸,几度陷于绝境,但她牢记促成唐蕃和好的崇高使命,坚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上善若水”、“柔能克刚”的教诲,挣扎奋斗,不屈不挠,终于“云开雾散”赢得了吐蕃上下的理解、信任和爱戴,成为藏民心中美丽智慧的象征、善良慈悲的圣母。
金城公主短暂的一生印证了汉藏一家、血脉相连,而她作为一位出色的和亲公主,同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那些美丽的女性王嫱、蔡琰、文成,先后辉映,留下了千古佳话。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处处是高山峻谷,与内地交通阻隔,而且宗教习俗殊异,被视为梦幻之境神秘之地,一般人望而生畏,然而也正因如此,它也是历代旅行家、探险家、宗教家和民俗学家们心向往之的圣地,是一片远离尘世的净土,他们不辞辛劳,冒着风险,前去探幽访胜,一些人将自己的见闻记载下来,虽然其中不免有猎奇和片面之处,但也有严肃的学者对那里的山川河流、人文景观、历史遗迹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形成了有价值的史料,久而久之形成了西藏学这门独立的学问,迄今已是蔚为大观。
本书作者鲍里斯夫人曾七访西藏,到过西藏的许多地方,和众多寺庙的高僧智者以及各地的普通农牧民深入接触,探访学习。吸引她的不仅是西藏的雄奇壮丽,更重要的是她要借此了解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怎样的人民,他们有着怎样的历史,他们独特的文化是怎样形成的。正因为她抱着这样严肃而虔诚的态度考察西藏的今天,探寻它的昨天,所以,她才能在书中为我们展现出吐蕃民族产生、发展的绚丽的历史画卷。
散布在青藏高原之上的众多的羌族部落,随着生产的逐步发展渐渐接近和融合。雅砻部落崛起之后,逐步由藏南移向藏中腹心地区,将诸部落统一为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后来,在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的率领下,建立起称雄一世的幅员广大的吐蕃王朝,影响遍及西亚和南亚广袤地区,作者细心地考察了并在书中表述了这一崛起过程。
吐蕃从崛起到解体的近三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它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是一个关键性的外部因素,决定了它的发展走向和结局,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是“难解难分”,时而兵戎相见,时而和亲交好,最终走向了统一。有了唐蕃关系紧密的基础,西藏终于走进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联合体的大家庭,成为其中重要的、出色的一员,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一份独特的贡献。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绵延千载,错综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就是唐蕃关系。依陈寅恪先生所言,它关系到中国中古史的走向和发展全局。可以认为,唐蕃关系史是整个中华民族形成史、中国边疆史上重要的篇章。
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在形成过程中都有对外关系问题,而且,无一例外地采取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的基本策略,或直接冲突,武力征讨,或暂时妥协,怀柔结盟,而“和亲政策”正是这种怀柔政策的运用。自先秦以来,中国就有“和戎之策”,即联姻与和亲之策,据崔明德先生的统计,中国历史上竟有三百六十多次和亲。拿破仑也曾跑到维也纳去和奥地利公主鲁易丝成婚,可见“和亲”“联姻”是古今中外普遍采用的政策,是一种国家行为。
就中原王朝本身而言,“和亲”因情势不同又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别,但无论主动被动,和亲政策的体现者或执行者都是“和亲公主”,即辞亲远嫁的年轻妇女们,她们担负的具体使命各异,遭遇也各不相同,其中一些女性的命运演变成了动人的故事,代代流传,一曲昭君怨传遍了大漠草原,一曲十八拍令闻者泪下。
当时,大唐是亚洲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生产水准最高,物质富庶,文化繁荣,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周边正在形成中的民族政权。向大唐靠拢,向大唐吸取营养,分享它的文明成果便是一种很自然的普遍要求,和大唐联姻示好正反映了这一客观要求。
和吐蕃的关系关乎西北边疆的安宁,关乎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经由吐蕃,大唐西通大食,南连天竺,形成一条文化交流的通道,我们在这条崎岖、漫长、风光瑰奇而又险象环生的道路上可以看见一长串布道先驱们的身影,所以,有唐一代,始终重视和吐蕃的关系,两次把皇室公主下嫁吐蕃。
两位和亲公主的使命相同,有一个先后承继的关系,但由于时移事迁,两人的命运却迥然不同。
文成赴藏时,大唐处于兴盛时期,一派蓬勃向上气象。太宗把文成下嫁给吐蕃的民族英雄、号称“百变神王”的松赞干布,是强强联合,相得益彰,故而文成很快开创了唐蕃友好的局面,全面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为藏传佛教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文成的影响无处不在,受到万民景仰,被尊为救世度母,大量的雕塑、绘画、唐卡、藏剧、藏舞都在歌颂她辉煌的业绩。
七十年后,金城入藏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太宗逝世后,大唐盛世不再,国内第一次出现了深刻的社会危机。武氏临朝于前,韦氏窃国于后,变局迭起,骨肉相残,刀光剑影,一派恐怖血腥。仅武氏之后不足十年,竟发生了六次政变,这种凶险的政治局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大唐的国力。金城临别时,凄凄惨惨,无限悲凉,和文成当年的风光不可同日而语。其时的吐蕃也处于动荡不宁的危急时刻。松赞干布去世后,境内各部族争夺最高权力的内斗愈演愈烈。赞普夭亡,新君难立,只能暂时由没庐氏王妃摄政,苦撑局面。保守势力、守旧的部族首领们趁机卷土重来,反对与大唐和好,主张以武力向大唐和周边小国扩张,并且主张保存原有的苯教,抵制文成时代开始兴盛的佛教。金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们把她看成危及吐蕃安危的不祥之物,于是,围绕着对金城的“处置”展开了凶猛的斗争,金城的生存受到威胁,她作为被武氏废黜的“罪臣”之后,从大唐也得不到当年文成得到的充分理解和強有力的支持,金城就在恶势力的包围之中苦苦挣扎了担惊受怕孤单寂寞的三十年。她虽然痛苦,有时感到绝望,但她始终没有屈服,她义无反顾坚忍不拔,把整个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自己承担的崇高使命,走完了一个殉道的圣女的不平凡的一生。
本书是一部历史小说,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记实文学作品。因此,它的内容应当是以史实为基础进行的艺术创造,是史实和虚构的有机结合。歌德把自己的自传名之为《诗与真》,道理正是这样。“诗”就是指虚构、艺术想象力,“真”就是真相或事实,二者不可或缺。
在译书过程中,我查阅了《资治通鉴》、《唐书》、《西藏通史》等著作,也检索了几部《百科全书》、《佛教词典》等工具书,以及近期出版的《风化成典》等相关的专业书刊,我认为,本书遵循了历史小说不能脱离历史框架任意发挥杜撰这一写作原则,是经得起推敲的。本书在行文中,凡涉及重要史实时,均注有外文参考书的出处。鉴于这些注释主要适用德文本的读者,对中文译本读者并无实际需要,故删去不少,在书后附上了引用过的西文参考书目,以备少数读者查对。书中引用了不少中文参考书,但系根据所用引文的基本意思重新表述,并非原文本身直译,我们在译书时是依据德文译出,并未使用原文。
经过反复对比,本书的叙述和《资治通鉴》等中文著作的行文在基本史实上并无出入,是忠于史实的。做到这一点,虽属必要,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并不容易,证明作者下了切实的功夫,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西藏全民信奉宗教,积累下来的典籍很多,但其内容绝大部分同宗教,即藏传佛教有关,主要叙述教义、教规、教派、佛教及原始宗教的佛、神、诸天、鬼、魔,以及寺庙、宗教艺术、圣地、名山以及重大事佛活动的记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近年来,国内藏学界加强了研究,出版了一批基本著作,其内容和已有的藏文经典不尽相同,这些著作后来居上,得力于后来发现的敦煌文书,又综合了《资治通鉴》等汉文经典,是极为可喜的成果,把藏学研究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但亦应承认,已有的记载和传说也是历史长期演进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认识和广大藏民的情感和愿望,二者虽不应混同,但应并存而不悖。国内史学界,并未执一端而求一律。
书中两个重要的情节是:一、金城入藏下嫁对象问题;二、金城在藏有无子嗣问题。第一个问题:一说为金城原来要嫁给王子江擦拉温,在迎亲过程中,王子不幸中箭身亡,后由王祖母做主,改嫁麦阿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此说有误。大唐公主出嫁的对象就是麦阿充。本书采取第一说,其根据是外文书籍的论述和部分藏文经典及民间流传的传说。
关于第二个问题,近人著作认为金城无子嗣,藏文记载的民间传说及《巴协》等著作认为金城在藏生有子嗣,即赤松德赞。这是吐蕃历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被尊为三大法王之一,对于吐蕃王朝的巩固和扩展以及弘扬大乘教义起了关键作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佛教小词典》中称赤松德赞当众认金城为生母的故事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本书采取第二说,应被视为“有本之谈”,反映了广大藏民对金城的挚爱,印证了唐蕃友好、汉藏一家的亲情。
金城,这个早已被厚重的历史积尘掩埋的中原少女于今已经复活,已经重生,她正从辽远的雪山之巅走下,从幽深的密林深处走出,一步步款款而来,神情里凝结着悲喜,步态中掩不住迟疑,她身上的珠宝环佩黯淡失色,她头上花冠的五彩花朵经千年风雨俱已枯萎,每走一步便纷纷坠落,委弃在道旁。渐渐地,她的面容清晰呈现出来,美丽、善良、童稚、聪明、好奇,对人生充满期待,夹杂着恐惧、屈辱和悲伤。啊,这才是真实的金城,曾经鲜活地在大地上存在过的金城,“天容海色本澄清”。诚者,斯言也。
(《黄土地的女儿——金城公主》,(德)莫尼卡·冯·鲍里斯伯爵夫人著,杜文棠、李士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金城公主短暂的一生印证了汉藏一家、血脉相连,而她作为一位出色的和亲公主,同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那些美丽的女性王嫱、蔡琰、文成,先后辉映,留下了千古佳话。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处处是高山峻谷,与内地交通阻隔,而且宗教习俗殊异,被视为梦幻之境神秘之地,一般人望而生畏,然而也正因如此,它也是历代旅行家、探险家、宗教家和民俗学家们心向往之的圣地,是一片远离尘世的净土,他们不辞辛劳,冒着风险,前去探幽访胜,一些人将自己的见闻记载下来,虽然其中不免有猎奇和片面之处,但也有严肃的学者对那里的山川河流、人文景观、历史遗迹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形成了有价值的史料,久而久之形成了西藏学这门独立的学问,迄今已是蔚为大观。
本书作者鲍里斯夫人曾七访西藏,到过西藏的许多地方,和众多寺庙的高僧智者以及各地的普通农牧民深入接触,探访学习。吸引她的不仅是西藏的雄奇壮丽,更重要的是她要借此了解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怎样的人民,他们有着怎样的历史,他们独特的文化是怎样形成的。正因为她抱着这样严肃而虔诚的态度考察西藏的今天,探寻它的昨天,所以,她才能在书中为我们展现出吐蕃民族产生、发展的绚丽的历史画卷。
散布在青藏高原之上的众多的羌族部落,随着生产的逐步发展渐渐接近和融合。雅砻部落崛起之后,逐步由藏南移向藏中腹心地区,将诸部落统一为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后来,在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的率领下,建立起称雄一世的幅员广大的吐蕃王朝,影响遍及西亚和南亚广袤地区,作者细心地考察了并在书中表述了这一崛起过程。
吐蕃从崛起到解体的近三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它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是一个关键性的外部因素,决定了它的发展走向和结局,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是“难解难分”,时而兵戎相见,时而和亲交好,最终走向了统一。有了唐蕃关系紧密的基础,西藏终于走进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联合体的大家庭,成为其中重要的、出色的一员,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一份独特的贡献。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绵延千载,错综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就是唐蕃关系。依陈寅恪先生所言,它关系到中国中古史的走向和发展全局。可以认为,唐蕃关系史是整个中华民族形成史、中国边疆史上重要的篇章。
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在形成过程中都有对外关系问题,而且,无一例外地采取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的基本策略,或直接冲突,武力征讨,或暂时妥协,怀柔结盟,而“和亲政策”正是这种怀柔政策的运用。自先秦以来,中国就有“和戎之策”,即联姻与和亲之策,据崔明德先生的统计,中国历史上竟有三百六十多次和亲。拿破仑也曾跑到维也纳去和奥地利公主鲁易丝成婚,可见“和亲”“联姻”是古今中外普遍采用的政策,是一种国家行为。
就中原王朝本身而言,“和亲”因情势不同又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别,但无论主动被动,和亲政策的体现者或执行者都是“和亲公主”,即辞亲远嫁的年轻妇女们,她们担负的具体使命各异,遭遇也各不相同,其中一些女性的命运演变成了动人的故事,代代流传,一曲昭君怨传遍了大漠草原,一曲十八拍令闻者泪下。
当时,大唐是亚洲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生产水准最高,物质富庶,文化繁荣,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周边正在形成中的民族政权。向大唐靠拢,向大唐吸取营养,分享它的文明成果便是一种很自然的普遍要求,和大唐联姻示好正反映了这一客观要求。
和吐蕃的关系关乎西北边疆的安宁,关乎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经由吐蕃,大唐西通大食,南连天竺,形成一条文化交流的通道,我们在这条崎岖、漫长、风光瑰奇而又险象环生的道路上可以看见一长串布道先驱们的身影,所以,有唐一代,始终重视和吐蕃的关系,两次把皇室公主下嫁吐蕃。
两位和亲公主的使命相同,有一个先后承继的关系,但由于时移事迁,两人的命运却迥然不同。
文成赴藏时,大唐处于兴盛时期,一派蓬勃向上气象。太宗把文成下嫁给吐蕃的民族英雄、号称“百变神王”的松赞干布,是强强联合,相得益彰,故而文成很快开创了唐蕃友好的局面,全面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为藏传佛教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文成的影响无处不在,受到万民景仰,被尊为救世度母,大量的雕塑、绘画、唐卡、藏剧、藏舞都在歌颂她辉煌的业绩。
七十年后,金城入藏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太宗逝世后,大唐盛世不再,国内第一次出现了深刻的社会危机。武氏临朝于前,韦氏窃国于后,变局迭起,骨肉相残,刀光剑影,一派恐怖血腥。仅武氏之后不足十年,竟发生了六次政变,这种凶险的政治局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大唐的国力。金城临别时,凄凄惨惨,无限悲凉,和文成当年的风光不可同日而语。其时的吐蕃也处于动荡不宁的危急时刻。松赞干布去世后,境内各部族争夺最高权力的内斗愈演愈烈。赞普夭亡,新君难立,只能暂时由没庐氏王妃摄政,苦撑局面。保守势力、守旧的部族首领们趁机卷土重来,反对与大唐和好,主张以武力向大唐和周边小国扩张,并且主张保存原有的苯教,抵制文成时代开始兴盛的佛教。金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们把她看成危及吐蕃安危的不祥之物,于是,围绕着对金城的“处置”展开了凶猛的斗争,金城的生存受到威胁,她作为被武氏废黜的“罪臣”之后,从大唐也得不到当年文成得到的充分理解和強有力的支持,金城就在恶势力的包围之中苦苦挣扎了担惊受怕孤单寂寞的三十年。她虽然痛苦,有时感到绝望,但她始终没有屈服,她义无反顾坚忍不拔,把整个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自己承担的崇高使命,走完了一个殉道的圣女的不平凡的一生。
本书是一部历史小说,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记实文学作品。因此,它的内容应当是以史实为基础进行的艺术创造,是史实和虚构的有机结合。歌德把自己的自传名之为《诗与真》,道理正是这样。“诗”就是指虚构、艺术想象力,“真”就是真相或事实,二者不可或缺。
在译书过程中,我查阅了《资治通鉴》、《唐书》、《西藏通史》等著作,也检索了几部《百科全书》、《佛教词典》等工具书,以及近期出版的《风化成典》等相关的专业书刊,我认为,本书遵循了历史小说不能脱离历史框架任意发挥杜撰这一写作原则,是经得起推敲的。本书在行文中,凡涉及重要史实时,均注有外文参考书的出处。鉴于这些注释主要适用德文本的读者,对中文译本读者并无实际需要,故删去不少,在书后附上了引用过的西文参考书目,以备少数读者查对。书中引用了不少中文参考书,但系根据所用引文的基本意思重新表述,并非原文本身直译,我们在译书时是依据德文译出,并未使用原文。
经过反复对比,本书的叙述和《资治通鉴》等中文著作的行文在基本史实上并无出入,是忠于史实的。做到这一点,虽属必要,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并不容易,证明作者下了切实的功夫,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西藏全民信奉宗教,积累下来的典籍很多,但其内容绝大部分同宗教,即藏传佛教有关,主要叙述教义、教规、教派、佛教及原始宗教的佛、神、诸天、鬼、魔,以及寺庙、宗教艺术、圣地、名山以及重大事佛活动的记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近年来,国内藏学界加强了研究,出版了一批基本著作,其内容和已有的藏文经典不尽相同,这些著作后来居上,得力于后来发现的敦煌文书,又综合了《资治通鉴》等汉文经典,是极为可喜的成果,把藏学研究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但亦应承认,已有的记载和传说也是历史长期演进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认识和广大藏民的情感和愿望,二者虽不应混同,但应并存而不悖。国内史学界,并未执一端而求一律。
书中两个重要的情节是:一、金城入藏下嫁对象问题;二、金城在藏有无子嗣问题。第一个问题:一说为金城原来要嫁给王子江擦拉温,在迎亲过程中,王子不幸中箭身亡,后由王祖母做主,改嫁麦阿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此说有误。大唐公主出嫁的对象就是麦阿充。本书采取第一说,其根据是外文书籍的论述和部分藏文经典及民间流传的传说。
关于第二个问题,近人著作认为金城无子嗣,藏文记载的民间传说及《巴协》等著作认为金城在藏生有子嗣,即赤松德赞。这是吐蕃历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被尊为三大法王之一,对于吐蕃王朝的巩固和扩展以及弘扬大乘教义起了关键作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佛教小词典》中称赤松德赞当众认金城为生母的故事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本书采取第二说,应被视为“有本之谈”,反映了广大藏民对金城的挚爱,印证了唐蕃友好、汉藏一家的亲情。
金城,这个早已被厚重的历史积尘掩埋的中原少女于今已经复活,已经重生,她正从辽远的雪山之巅走下,从幽深的密林深处走出,一步步款款而来,神情里凝结着悲喜,步态中掩不住迟疑,她身上的珠宝环佩黯淡失色,她头上花冠的五彩花朵经千年风雨俱已枯萎,每走一步便纷纷坠落,委弃在道旁。渐渐地,她的面容清晰呈现出来,美丽、善良、童稚、聪明、好奇,对人生充满期待,夹杂着恐惧、屈辱和悲伤。啊,这才是真实的金城,曾经鲜活地在大地上存在过的金城,“天容海色本澄清”。诚者,斯言也。
(《黄土地的女儿——金城公主》,(德)莫尼卡·冯·鲍里斯伯爵夫人著,杜文棠、李士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