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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来读者和作者之间必然存在天然的隔膜,但是我们不能容忍误读甚至曲解。尤其是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应当致力于靠近作者,聆听他真诚的心声,在历史和现实的万千聒噪中寻一丝清音,引导纯真的孩子。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问世七十余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各种评说不一而足,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边城》对人性的歌唱。可是,《边城》究竟展示了怎样的人性,作者对边城人物究竟持怎样的爱憎态度,确非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沈从文在《水云》中论及《边城》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新书《边城》出了版,这本小书在读者间得到些赞美,在朋友间还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
这话说得决绝,让人不禁为公开宣称“我爱《边城》”的刘西渭(刘西渭即李健吾,《雨中登泰山》的作者)抱屈,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沈从文先生的惆怅是极有道理的。刘西渭在《咀华集》中力赞《边城》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是一首诗,是二老唱给翠翠的情歌”。这话乍一看挺对,但是深究起来,在反复阅读《边城》之后,在经历了泪眼婆娑和长长的叹息之后,我们自然会生出深深的疑虑。
一、何谓人性
这似乎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恰恰是这种不必讨论的态度遮蔽了我们接近事实真相和问题本质的视域。只有弄清人性的指称和涵盖,我们才可以讨论《边城》所揭示的人性之面貌。
人性即人的本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就笔者的粗浅理解,这里面存在两极:一极就是人生而为人的欲望、需求、情感等,比如求生、饱暖、生存的愿望,对爱情、安全和幸福的追求,寻求认同、尊重、发展等;另一极则是对自身欲望、需求和情感的克制,所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也就是说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追求自己的幸福的同时,必须充分虑及他者(相对于自我的外部世界,包括他人、自然、社会的权益和法则等)。简单地说,一极是人的动物性的体现,一极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缺失任何一极都不是真实的人性。过去我们论及人性往往倾向于对后者的颂扬,而现在却又陷入了对前者过分的追捧,这都是错误且危险的。
学者鲍鹏山先生在一次题为《作为教育资源的文化经典》的报告中,对500多名中学语文教师做过一个小测试。他说,关于人性,古来就有性善说、性恶说、无善无恶说、有善有恶说,我们先不论孰对孰错,请大家做一个判断,哪一种观点的传播对社会的危害最大。老师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答案自然是无善无恶说对价值判断的模糊甚至抹杀,最是有害于社会。而现代社会恰恰是泥沙俱下,利益优先,效率优先、GDP优先成为社会公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到先哲那里寻求人性的答案。
关于人性,孔子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在《礼记》里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就是说饮食、男女是人生两件大事。所谓饮食,关乎生存;所谓男女,则关乎性欲、繁衍、爱情、传承,人生离不开这两件事。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了另外一句名言,“食色性也”,他认为“生之为性”,饮食的问题、男女的问题是人性的本来面目,这是告子与孟子辩论时说的话,告子主张无所谓善恶,“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孔子和告子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人性的尊重,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而孟子的人性善,荀子的人性恶,是大家所熟知的。笔者无意于评判四位先贤的观点孰优孰劣,只是想说,孔子、告子和孟子、荀子的不同在于,前者属于生命本体论,后者属于道德本体论。而正确的人性观恰恰是要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道德的追求有机结合起来。有了这个基本立场,我们才能全面把握《边城》所讴歌的人性。
二、边城人性之善恶美丑
《边城》的世界是一个美丽的所在,这里的民众充满友爱和真情,故事中的人物有接近完善的道德和臻于完美的人性。沈从文先生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中的主要人物如翠翠、傩送、天保、爷爷、顺顺、杨马兵等无疑是作者“优美、健康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演绎。但是,《边城》真是要“证明人性皆善”吗?让我们先抛开翠翠等主要人物,去看看作品中两个重要细节。
小说第四章写五月端阳翠翠和傩送的初次相识,第八至十段插入了金亭与另一水手的对话,有这样一段文字:“歌声停止后,两个水手哈哈大笑起来。两人接着说了些关于那个女人的一切,使用了不少粗鄙字眼,翠翠很不习惯把这种话听下去,但又不能走开。且听水手之一说楼上妇人的爸爸是七年前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一共杀了十七刀,翠翠心中那个古怪的想头‘爷爷死了呢?’便仍然占据到心里有一会儿。”这个细节是我们全面把握《边城》的关隘所在,所谓“桃源说”谬以远矣。试想,什么仇恨足以让一个人被杀了十七刀,而致这个人的女儿流落风尘,我们可以想见他的家庭甚至家族定然是灰飞烟灭了。面对这种残酷的仇杀,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说“边城的人性都是善”。但是同时,我们倒是从这个遭遇家庭变故,流落风尘的可怜女子身上,发现了人性的真。她在定然是屈辱的现实遭际中,顽强的活着,而且坦然热切地追逐着无须稳定的情爱,把自己的心寄托在水手金亭身上,“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而且要命的是,这个为她钟情的金亭固然也许是与她两情相悦的。但是同时,他显然也是把她当作艰苦水手生活的调剂,当作与同伴炫耀的资本。他们二人,并不像我们理想中的,为了爱情海誓山盟,为了报仇忍辱负重,他们只是顽强而热情的活着,并不忘记惨痛的过往,并不脱离沉重的现实。这恰是人性可贵的真实所在。
小说第十九章是故事发展至为重要的一个章节,写的是中寨人到河街顺顺家来探口风,得了二老“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的答复,“回中寨去报命,见到了老船夫,想起了二老说的话,不由得不眯眯的笑着。”在与老船夫的对答中说了假话:“他(二老)说:我眼前有座碾房,有条渡船,我本来想要渡船,现在就决定要碾房吧。渡船是活动的,不如碾房固定。这小子会打算盘呢。”且看老船夫想要说话,“便又抢着说道:‘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可怜顺顺家那个大老,相貌一表堂堂,会淹死在水里!’老船夫被这句话在心里扎实的戳了一下,把想问的话咽住了。中寨人上岸走去后,老船夫闷闷的立在船头,痴了许久。”这个中寨人的谎话加速了故事的演进,把老船夫推向了绝望的边缘,让他的身心迅速崩溃,在船总顺顺追加的一记闷拳(“伯伯,算了吧,我们的口只应当喝酒了,莫再只想为儿女唱歌!”)的共同作用下,老船夫抛弃了孤雏,走向了死亡。我们都知道,沈从文笔下边城的人情风俗是淳朴的,人民莫不安分乐生,重义轻利,乐善好施,而这个保媒送信的中寨人似乎是个例外。你看他“眯眯的笑着”说假话,“他明知道‘渡船’指的是什么意思”,却抢着要在可怜的老船夫心上扎实的戳一刀,实在可恶得很,在他身上哪里见得到人性的善和美,我们体验的只有自私阴险的恶和丑。可是,是这样吗?仔细想想,这个中寨人其实并非边城的例外,所谓重义轻利,乐善好施,是因为自己的根本利益未受到损伤。在自己的保媒大计可能付诸东流的不利情境下,这个人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狡狯的离间,这不也是真实的人性之体现吗?只是,他可能未曾想过要把一个可怜的老人送上绝路。
当然,把老船夫送上绝路的,不单是这个狡狯的中寨人。前面说了,船总顺顺的那句话是一记击倒老船夫的闷拳,而此前顺顺对老船夫的态度,顺顺对二老婚事的态度,是左右故事走向的重要因素。天保下茨滩淹坏了,内心伤痛的顺顺固然像是知道老船夫的心中不安处,说:“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且依然大方的说,“我这里有大兴场人送来的好烧酒,你拿一点去喝吧。”“但那个死去的人,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镶嵌在父子心中,两人便对于老船夫的意思,俨然全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子打发下去。”可以说,在顺顺和傩送的心中,是明确的将天保的死归咎于老船夫了。而且傩送的态度对故事的走向更是至为重要。在他看来,哥哥的死无疑是因自己而起,心中的内疚沉沉的压在心上,老船夫不合时宜的言行,翠翠的躲避,让内心本来坚定的傩送心生疑窦,怀疑老船夫作怪也似在情理之中。于是父子二人不自觉的用故意的冷落和敌对惩罚着可怜的老人,终于把老人逼入了绝境。可是,如果苛刻一点,行事向来磊落的顺顺父子,不应当如此狭隘,大可以宽厚一些,唯此,他们才是真正理想的人性拥有者。当然,悲剧也许就不会上演,而这样的局面也就远远脱离了真实,打动人心的边城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我想说的是,《边城》确是在歌唱人性的善和美,但也无意于遮蔽恶和丑。而尤其可贵的是人性的真,对人性的全面性给予充分尊重和理解的真。诚如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题记》中所说:“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
三、沈从文先生的爱憎哀乐
我们阅读《边城》,如果为翠翠美丽的形神,翠翠、傩送、祖父等人之间真挚、朴素的爱和闪耀在他们身上的美丽的人性光辉,边地淳朴的民风而打动,我们也许会无限逼近沈从文对人生、社会和历史深刻丰富的观、想、望。
按《水云》中的说法,沈从文先生是要用这个故事去填补他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那么,他有怎样的哀乐呢?同样是在《〈边城〉题记》中,作者透露他想要让他的读者“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在《〈长河〉题记》中,作者说的更明确,“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和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我揣想他哀的是美丽边城的消失,乐的是民族希望的重生。他创作《边城》是要歌唱爱,是要阐释美,想要建造“精致、结实、匀称的供奉‘人性’的中国的希腊小庙”。他的爱憎哀乐就在这座“中国的希腊小庙”里,就在《边城》的字里行间。
前文说到,老船夫的死是顺顺父子与中寨人合力作用的结果,仔细想来这个说法并不全面,其实老船夫的死与他本人有很大关系。他的拎不清,他的欲言又止,他不合时宜的言行都是推动故事向错误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一切能归咎于他本人吗?我们似乎又有些心虚气短。因为,这个老人确实太伟大太可爱了,这个忠于职守、勤劳热情、忠厚聪明的撑船人,在自己的女儿背着自己与人发生暧昧关系之后“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在女儿生下小孩故意吃了冷水殉情死去之后,艰难的将这个可怜的遗孤抚养成人,并且处处为这娇娇的孙女儿着想,为她的未来担忧,为她的幸福谋划奔走,看别人脸色,碰别人钉子,而且总是独自承受着心灵的煎熬,“不告给翠翠一个字”。他念兹在兹的是“死是应当快到了的,正因为翠翠人已经长大了,证明自己也真正老了。可是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可怜的母亲交把他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手续清楚,他的事才算完结。” 而且尤其让人感念的是,他并不认为女儿的悲剧是她的过错,他也并不憎恨与女儿发生暧昧的那个人。相反,他怀着温厚的感情,在晴明的月夜,把这些历史当做动听的故事讲给翠翠听。“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由天去负责。”他口中不怨天,不尤人,虽然心中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漫长而充满心酸的经历,让老船夫陷入了独自吞咽痛苦的孤独境地;也许正是因为边城其实并不太平的自然社会环境,让边城重义轻利、互相帮扶的人情风俗之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迷雾,这层迷雾中有面对变故无可奈何的达观,有面对冲突十分平静的隐忍,有表面热络的人情关系背后深深的隔膜,这迷雾里面是一个个相互孤立的灵魂。于是“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所以,我们也只能说,老船夫的死怪不了任何人,更何况年届七十的老人在雷雨之夜悄悄的死去,似乎也并不让人难以接受,我们也似乎得像老船夫本人一样,将一切归于天意了。
但是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切归于天意。沈从文先生在《散文选译·序》中谈到《边城》等作品时,曾说过“我的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我们知道,沈从文先生的创作,从来忠于他的亲身经历,从来忠于他独特而真实的人生情绪。正是因为他忠于自己,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苦难的湘西热土,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满怀热忱的悲悯,《边城》《长河》等作品才呈现出那么丰富鲜活的人生面貌,而且历久弥新,吸引一代又一代人去阅读,获得滋养,成长为一个又一个更美丽、更善良、更健康、更强壮的翠翠和傩送,夭夭和三黑子。
[作者通联:金艳,湖北长阳县职教中心;陈鹏,湖北宜昌市夷陵中学]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问世七十余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各种评说不一而足,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边城》对人性的歌唱。可是,《边城》究竟展示了怎样的人性,作者对边城人物究竟持怎样的爱憎态度,确非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沈从文在《水云》中论及《边城》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新书《边城》出了版,这本小书在读者间得到些赞美,在朋友间还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
这话说得决绝,让人不禁为公开宣称“我爱《边城》”的刘西渭(刘西渭即李健吾,《雨中登泰山》的作者)抱屈,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沈从文先生的惆怅是极有道理的。刘西渭在《咀华集》中力赞《边城》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是一首诗,是二老唱给翠翠的情歌”。这话乍一看挺对,但是深究起来,在反复阅读《边城》之后,在经历了泪眼婆娑和长长的叹息之后,我们自然会生出深深的疑虑。
一、何谓人性
这似乎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恰恰是这种不必讨论的态度遮蔽了我们接近事实真相和问题本质的视域。只有弄清人性的指称和涵盖,我们才可以讨论《边城》所揭示的人性之面貌。
人性即人的本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就笔者的粗浅理解,这里面存在两极:一极就是人生而为人的欲望、需求、情感等,比如求生、饱暖、生存的愿望,对爱情、安全和幸福的追求,寻求认同、尊重、发展等;另一极则是对自身欲望、需求和情感的克制,所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也就是说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追求自己的幸福的同时,必须充分虑及他者(相对于自我的外部世界,包括他人、自然、社会的权益和法则等)。简单地说,一极是人的动物性的体现,一极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缺失任何一极都不是真实的人性。过去我们论及人性往往倾向于对后者的颂扬,而现在却又陷入了对前者过分的追捧,这都是错误且危险的。
学者鲍鹏山先生在一次题为《作为教育资源的文化经典》的报告中,对500多名中学语文教师做过一个小测试。他说,关于人性,古来就有性善说、性恶说、无善无恶说、有善有恶说,我们先不论孰对孰错,请大家做一个判断,哪一种观点的传播对社会的危害最大。老师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答案自然是无善无恶说对价值判断的模糊甚至抹杀,最是有害于社会。而现代社会恰恰是泥沙俱下,利益优先,效率优先、GDP优先成为社会公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到先哲那里寻求人性的答案。
关于人性,孔子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在《礼记》里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就是说饮食、男女是人生两件大事。所谓饮食,关乎生存;所谓男女,则关乎性欲、繁衍、爱情、传承,人生离不开这两件事。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了另外一句名言,“食色性也”,他认为“生之为性”,饮食的问题、男女的问题是人性的本来面目,这是告子与孟子辩论时说的话,告子主张无所谓善恶,“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孔子和告子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人性的尊重,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而孟子的人性善,荀子的人性恶,是大家所熟知的。笔者无意于评判四位先贤的观点孰优孰劣,只是想说,孔子、告子和孟子、荀子的不同在于,前者属于生命本体论,后者属于道德本体论。而正确的人性观恰恰是要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道德的追求有机结合起来。有了这个基本立场,我们才能全面把握《边城》所讴歌的人性。
二、边城人性之善恶美丑
《边城》的世界是一个美丽的所在,这里的民众充满友爱和真情,故事中的人物有接近完善的道德和臻于完美的人性。沈从文先生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中的主要人物如翠翠、傩送、天保、爷爷、顺顺、杨马兵等无疑是作者“优美、健康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演绎。但是,《边城》真是要“证明人性皆善”吗?让我们先抛开翠翠等主要人物,去看看作品中两个重要细节。
小说第四章写五月端阳翠翠和傩送的初次相识,第八至十段插入了金亭与另一水手的对话,有这样一段文字:“歌声停止后,两个水手哈哈大笑起来。两人接着说了些关于那个女人的一切,使用了不少粗鄙字眼,翠翠很不习惯把这种话听下去,但又不能走开。且听水手之一说楼上妇人的爸爸是七年前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一共杀了十七刀,翠翠心中那个古怪的想头‘爷爷死了呢?’便仍然占据到心里有一会儿。”这个细节是我们全面把握《边城》的关隘所在,所谓“桃源说”谬以远矣。试想,什么仇恨足以让一个人被杀了十七刀,而致这个人的女儿流落风尘,我们可以想见他的家庭甚至家族定然是灰飞烟灭了。面对这种残酷的仇杀,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说“边城的人性都是善”。但是同时,我们倒是从这个遭遇家庭变故,流落风尘的可怜女子身上,发现了人性的真。她在定然是屈辱的现实遭际中,顽强的活着,而且坦然热切地追逐着无须稳定的情爱,把自己的心寄托在水手金亭身上,“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而且要命的是,这个为她钟情的金亭固然也许是与她两情相悦的。但是同时,他显然也是把她当作艰苦水手生活的调剂,当作与同伴炫耀的资本。他们二人,并不像我们理想中的,为了爱情海誓山盟,为了报仇忍辱负重,他们只是顽强而热情的活着,并不忘记惨痛的过往,并不脱离沉重的现实。这恰是人性可贵的真实所在。
小说第十九章是故事发展至为重要的一个章节,写的是中寨人到河街顺顺家来探口风,得了二老“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的答复,“回中寨去报命,见到了老船夫,想起了二老说的话,不由得不眯眯的笑着。”在与老船夫的对答中说了假话:“他(二老)说:我眼前有座碾房,有条渡船,我本来想要渡船,现在就决定要碾房吧。渡船是活动的,不如碾房固定。这小子会打算盘呢。”且看老船夫想要说话,“便又抢着说道:‘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可怜顺顺家那个大老,相貌一表堂堂,会淹死在水里!’老船夫被这句话在心里扎实的戳了一下,把想问的话咽住了。中寨人上岸走去后,老船夫闷闷的立在船头,痴了许久。”这个中寨人的谎话加速了故事的演进,把老船夫推向了绝望的边缘,让他的身心迅速崩溃,在船总顺顺追加的一记闷拳(“伯伯,算了吧,我们的口只应当喝酒了,莫再只想为儿女唱歌!”)的共同作用下,老船夫抛弃了孤雏,走向了死亡。我们都知道,沈从文笔下边城的人情风俗是淳朴的,人民莫不安分乐生,重义轻利,乐善好施,而这个保媒送信的中寨人似乎是个例外。你看他“眯眯的笑着”说假话,“他明知道‘渡船’指的是什么意思”,却抢着要在可怜的老船夫心上扎实的戳一刀,实在可恶得很,在他身上哪里见得到人性的善和美,我们体验的只有自私阴险的恶和丑。可是,是这样吗?仔细想想,这个中寨人其实并非边城的例外,所谓重义轻利,乐善好施,是因为自己的根本利益未受到损伤。在自己的保媒大计可能付诸东流的不利情境下,这个人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狡狯的离间,这不也是真实的人性之体现吗?只是,他可能未曾想过要把一个可怜的老人送上绝路。
当然,把老船夫送上绝路的,不单是这个狡狯的中寨人。前面说了,船总顺顺的那句话是一记击倒老船夫的闷拳,而此前顺顺对老船夫的态度,顺顺对二老婚事的态度,是左右故事走向的重要因素。天保下茨滩淹坏了,内心伤痛的顺顺固然像是知道老船夫的心中不安处,说:“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且依然大方的说,“我这里有大兴场人送来的好烧酒,你拿一点去喝吧。”“但那个死去的人,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镶嵌在父子心中,两人便对于老船夫的意思,俨然全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子打发下去。”可以说,在顺顺和傩送的心中,是明确的将天保的死归咎于老船夫了。而且傩送的态度对故事的走向更是至为重要。在他看来,哥哥的死无疑是因自己而起,心中的内疚沉沉的压在心上,老船夫不合时宜的言行,翠翠的躲避,让内心本来坚定的傩送心生疑窦,怀疑老船夫作怪也似在情理之中。于是父子二人不自觉的用故意的冷落和敌对惩罚着可怜的老人,终于把老人逼入了绝境。可是,如果苛刻一点,行事向来磊落的顺顺父子,不应当如此狭隘,大可以宽厚一些,唯此,他们才是真正理想的人性拥有者。当然,悲剧也许就不会上演,而这样的局面也就远远脱离了真实,打动人心的边城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我想说的是,《边城》确是在歌唱人性的善和美,但也无意于遮蔽恶和丑。而尤其可贵的是人性的真,对人性的全面性给予充分尊重和理解的真。诚如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题记》中所说:“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
三、沈从文先生的爱憎哀乐
我们阅读《边城》,如果为翠翠美丽的形神,翠翠、傩送、祖父等人之间真挚、朴素的爱和闪耀在他们身上的美丽的人性光辉,边地淳朴的民风而打动,我们也许会无限逼近沈从文对人生、社会和历史深刻丰富的观、想、望。
按《水云》中的说法,沈从文先生是要用这个故事去填补他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那么,他有怎样的哀乐呢?同样是在《〈边城〉题记》中,作者透露他想要让他的读者“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在《〈长河〉题记》中,作者说的更明确,“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和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我揣想他哀的是美丽边城的消失,乐的是民族希望的重生。他创作《边城》是要歌唱爱,是要阐释美,想要建造“精致、结实、匀称的供奉‘人性’的中国的希腊小庙”。他的爱憎哀乐就在这座“中国的希腊小庙”里,就在《边城》的字里行间。
前文说到,老船夫的死是顺顺父子与中寨人合力作用的结果,仔细想来这个说法并不全面,其实老船夫的死与他本人有很大关系。他的拎不清,他的欲言又止,他不合时宜的言行都是推动故事向错误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一切能归咎于他本人吗?我们似乎又有些心虚气短。因为,这个老人确实太伟大太可爱了,这个忠于职守、勤劳热情、忠厚聪明的撑船人,在自己的女儿背着自己与人发生暧昧关系之后“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在女儿生下小孩故意吃了冷水殉情死去之后,艰难的将这个可怜的遗孤抚养成人,并且处处为这娇娇的孙女儿着想,为她的未来担忧,为她的幸福谋划奔走,看别人脸色,碰别人钉子,而且总是独自承受着心灵的煎熬,“不告给翠翠一个字”。他念兹在兹的是“死是应当快到了的,正因为翠翠人已经长大了,证明自己也真正老了。可是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可怜的母亲交把他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手续清楚,他的事才算完结。” 而且尤其让人感念的是,他并不认为女儿的悲剧是她的过错,他也并不憎恨与女儿发生暧昧的那个人。相反,他怀着温厚的感情,在晴明的月夜,把这些历史当做动听的故事讲给翠翠听。“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由天去负责。”他口中不怨天,不尤人,虽然心中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漫长而充满心酸的经历,让老船夫陷入了独自吞咽痛苦的孤独境地;也许正是因为边城其实并不太平的自然社会环境,让边城重义轻利、互相帮扶的人情风俗之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迷雾,这层迷雾中有面对变故无可奈何的达观,有面对冲突十分平静的隐忍,有表面热络的人情关系背后深深的隔膜,这迷雾里面是一个个相互孤立的灵魂。于是“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所以,我们也只能说,老船夫的死怪不了任何人,更何况年届七十的老人在雷雨之夜悄悄的死去,似乎也并不让人难以接受,我们也似乎得像老船夫本人一样,将一切归于天意了。
但是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切归于天意。沈从文先生在《散文选译·序》中谈到《边城》等作品时,曾说过“我的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我们知道,沈从文先生的创作,从来忠于他的亲身经历,从来忠于他独特而真实的人生情绪。正是因为他忠于自己,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苦难的湘西热土,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满怀热忱的悲悯,《边城》《长河》等作品才呈现出那么丰富鲜活的人生面貌,而且历久弥新,吸引一代又一代人去阅读,获得滋养,成长为一个又一个更美丽、更善良、更健康、更强壮的翠翠和傩送,夭夭和三黑子。
[作者通联:金艳,湖北长阳县职教中心;陈鹏,湖北宜昌市夷陵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