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晚年在四川江津鹤山坪定居。因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时局动荡、物价飞涨，所以他一直在穷困中度日。但即便如此，他也依然没有失掉自己的风骨。
　　当地有个前清遗老，叫杨鲁丞，在地方上有些名望，对经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建树，死后留下了一些遗稿。陈独秀到江津后，曾对杨鲁丞的文章做过评论。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听说后，便跑了几十里路来见陈独秀，请其帮助校正杨鲁丞的《群经大义》和《杨氏厄林》两部书稿，并许诺付给一定的酬金。陈独秀答应了，并很快将两部书稿校对完毕。
　　杨庆馀又将杨鲁丞的其他遗稿交给陈独秀，请陈独秀继续为其整理、校正，并请陈独秀为其写序以供出版时用。陈独秀看完遗稿后，感觉没什么价值，就对杨庆馀说：“你祖父另外的手稿我全部认真看过了，多系重复古人学说而已，创见太少了，不值费心，所以，我不想再整理、校正了。”遭到拒绝后，杨庆馀还不死心，便请和陈独秀有师生名分的龚灿滨帮忙劝说。但陈独秀却不为所动，他对龚灿滨说：“你看看，这就是杨鲁丞所有遗稿中的两本。《群经大义》很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厄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拿这样的东西让我写序，我虽是食人俸禄，当忠人之事，但实在下不了笔啊！”
　　著名教育家马君武的书法瘦挺苍劲、自创一格、极有个性，因此求他写字的人特别多。在他任大夏大学校长时，有位著名国学专家要出版一本题为《待焚诗稿》的诗集，想请马君武为这本书题个书名。这位专家国学方面的造诣虽然很深，但诗写得却不怎么样。马君武拿到诗集后，翻看了一遍，发现就是一堆陈腔滥调，毫无新意可言，便直言不讳地对来者说：“什么‘待焚诗稿’，焚了去吧。无病呻吟，颓丧！”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对方，弄得来者非常下不来台。
　　两位学者的拒绝，看似不合情理，其实是内心真性情的一种体现。陈独秀在生活那么艰难的困境中，没有向酬金低头，而是坚守学术规则，坚决不写吹捧之作，是一种难得的风骨；求马君武题写书名的是一位知名学者，而且只是要求为诗集题写一个书名而已，并不涉及对书的内容的评价问题，但马君武却因为对方的诗集写得太烂而拒绝为其题写。
　　两位学者的拒绝，是有个性的拒绝。这种拒绝虽然有些不通情理，但无疑是一种可貴的坚守，值得我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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