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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一部约2.18万人，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为了打通国际路线、配合河东红军主力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西路军问题的基本定论是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于张国焘错误路线。 80年代初，西路军问题的历史真相开始逐步得到澄清 。现在，学术界对西路军的研究已取得若干重要成果。在此，笔者试对西路军的几个主要问题再作一论述和分析。
一、关于西路军的组建
（一）西路军组建的缘起
西路军组建的缘起，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提议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援助有关。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面对日本的威胁，希望中国能够阻挡和牵制日本。为此，苏方首先考虑的是以支援武器来直接武装中共领导的红军。1934年9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军事工作的施特恩建议，通过靠近苏联的新疆援助四川红军。同一天，康生、王明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1935年前后，共产国际提出两条援助红军的路线：一条是经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外蒙古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方便。1935年6月，中共中央达成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和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一致意见。 同年11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的林育英到达陕北，传达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的意见，中央由此提出了东征山西、绥远到外蒙古接受苏联援助的战斗方案。但是，因国民党的围攻、堵截，此方案没有执行。1936年8月12日，《中央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中提到：“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中央并于8月21日将作战方案报给共产国际。22日，毛泽东向彭德怀询问马步芳、马步青的兵力情况，询问实施二方面军策应，四方面军独立进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进攻宁夏是否可行；23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又征询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意见。9月11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回电：“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14日，中央将共产国际的意见告知了朱德、张国焘和任弼时，并作出部署，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在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由此引出了西路军的组建。
（二）西路军的正式组建
1936年10月10日，朱德、张国焘提出，主力不渡河，四方面军中的两个军过河向甘北行动，打通远方。他们还要求共产国际迅速准备与之接通。11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张国焘，请他们以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 23日至29日，组成西路军的三个军（即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和方面军总部全部渡河。
11月2日，徐向前和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河西环境较差，不利于长久停留，如果主力不能迅速渡河，已过河的部队要趁敌军还没集中，迅速西进，以免敌人迫近使红军陷于困难。但是，3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表示：“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古帮助的办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但是，朱德、张国焘并不知道共产国际已经改变援助方向，仍在积极组织宁夏战役。其中包括决定让过河部队独立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8日，中共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中指出，因为敌军的北进，宁夏战役计划暂时已经无法执行。新计划规定：“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同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同意批准11月7日徐向前和陈昌浩来电，关于组织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军分会的提议，即通过了西路军的领导机构。电文写道：“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10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张闻天，表示完全同意，并另请中央复电。于是，11日，中央和军委正式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进行了任命。此外，正式命名了西路军和西路军总指挥部的名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能。
可见，先是为执行宁夏作战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随着共产国际援助红军路线的改变，1936年11月上旬，西路军正式组建。
西路军的组建有深层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一种合力的结果。
二、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一）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原因
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告知共产国际，可以命令过河的红军去接运援助物资，但是要运到安西，因为要战胜敌人，可能会到明年夏天。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督促他们从新疆进行援助。12月2日，苏联决定准备援助物资，并组织陈云、滕代远任正副团长的代表团去新疆负责接送武器事宜。6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路军：“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8日，陈云等离开莫斯科，到达苏联边境的霍尔果斯，这时西安事变发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他们停了下来。一停就是4个月，直到1937年4月下旬才奉共产国际命令去新疆。其间，西安事变爆发，12月16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西安事变客观上只会损害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并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应该考虑实际情况和平解决冲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什么要陈云等停止去新疆呢？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和苏联认为，西安事变有利于日本侵华，而中共支持事变，所以停止了对中共的援助。对此，李先念曾指出：这是“苏联想拉住蒋介石政府和英、美一起反法西斯，公开援助我们有顾虑。” 不过一开始，中共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23日，中央还安慰西路军，说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待到 25日，毛泽东来电指出：“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1937年3月2日，共产国际又告知中共从共产国际方面无法缓解西路军的处境。 可见，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的滞留，使西路军得不到武器补给和停缓西进，是他们难以打败二马（马步芳、马步青）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等方面的原因
由于形势复杂，情况多变，如何实事求是地部署西路军，这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来说，很不好决断。1936年11月8日，中央在《作战新计划》中规定，西路军是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而限于当时的条件，同时兼顾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对西路军来说是非常不易的。从《作战新计划》制定几天后的情况看， 11月14日，朱德、张国焘在《关于西路军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中提出，目前“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可以独立完成的。”但很快，由于国民党军毛炳文部渡河后紧急跟进和马步芳军的逼近，17日，朱德、张国焘又改为要求速打通远方为要着。同日，西路军领导人致电中央：“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他们还询问中央，“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到玉门、安西或到匮摄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这说明西路军领导人认识到同时兼顾中央规定的两个任务具有难度。18日，中共中央答复西路军：“17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可见，中央主张西路军建立根据地待命。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又提出分兵计划：主力在凉州和甘州之间发展，一部西出完成苏联物资接济。同日，他们还传达周恩来的意见：要求西路军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还要一部出民勤作出配合陕甘主力的假象。此外，还说共产国际在哈密救济，正积极筹备小部分的接济。要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至此，西路军又被增加了西进限制和配合陕北红军主力的任务。毛泽东、张闻天也主张西路军主力在永州、肃州之线，保持在东边的回旋地区，以小部分去安西。25日，毛泽东在《对西路军作战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提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西安事变对西路军的影响很大。本来，在蒋介石的大力围剿下，陕甘宁红军面临巨大困难，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但是张学良要求红军留在原地，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河东红军才未转移。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西路军又“转入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轨道上来”。 为了配合张学良、杨虎城，20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指出张学良要求西路军策应东北军抗击胡宗南部队及其答应援助子弹。正当西路军决心逐渐西移时，22日，周恩来和林育英、王稼祥致电毛泽东：“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但是23日，西路军复电认为，迅速取得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学良和杨虎城及整个抗日战线的迫切要求。其实西路军东进策应所起的作用不大，但由于周恩来坚持东进，中央也从整个战略方针考虑东进有利，并且张学良也答应给予物资援助，于是，25日，徐向前与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主席团，表示坚决执行东进任务，同时提出：为尽量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建议友军方面给予弹药支持和派兵配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军委主席团又提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遂命令西路军仍然执行西进任务。但没过几天形势突变，为了防止蒋介石、亲日派的进攻，巩固抗日联军的成果，1937年1月5日，中共中央提出：“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取得胜利，不要依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中央命令的多变，对西路军的决策影响很大。致使西路军在1月6日发出了一系列疑问：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使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不依靠外力是否包含远方与统一战线；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抗日联军目前对二马有无可能争取等等。7日，中央答复西路军，没有变更基本任务，只是暂勿西进，并一再要求西路军创建根据地。16日，中央军委又向西路军说明，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西路军在现地建立根据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远方货物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中央军委希望通过西安形势的发展来配合西路军。
当时，中共中央曾希望蒋介石命令二马停止进攻。1937年1月21日，西路军决定东返，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令马步芳军停止进攻西路军；22日，又让潘汉年向蒋解释：西路军已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要求蒋介石令马部停止进攻，让出凉州、肃州给西路军，或者另找防地。3月17日，中央还电告西路军，顾祝同已电告二马停战，效果不得而知。但是事实上，蒋介石却是坚决支持二马剿灭西路军的。正如徐向前所说：“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
（三）西路军征战地区的客观环境及西路军的主观原因
西路军所征战地区环境恶劣，红军的战术特长得不到发挥。并且其军队武器不足，给养失续。陈昌浩曾指出，西路军战斗员仅占38％，有枪者仅占32％。中共在西北地区的组织和宣传薄弱，历史上回汉矛盾严重，党的群众基础不坚固。而马家军人力和物资供给充足，装备精良，骑兵、炮兵、步兵和空军协同作战，因此，其战斗力很强。不仅如此，由于马家军割据西北多年，他们以为红军要抢占其地盘，同时剿灭西路军也可以阻挡蒋介石中央军势力的渗入，因此，他们是竭尽全力抵抗和围攻西路军。此外，马家军的正规军加上民团，人数达到13万多，是西路军的6倍。综合以上因素，西路军很难战胜他们。
西路军的失败也有其主观原因。第一，对困难估计不足。如同徐向前所指出的：“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 第二，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缺乏灵活决断。本来，由于征战地区环境的复杂和艰险，西路军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机动行事。但是，因为犯过跟随张国焘南下的大错误，西路军的将士们背着思想包袱。尤其是曾积极支持张国焘南下的西路军最高领导人陈昌浩，包袱更为沉重，导致事事机械地听命于中央，结果丧失战机。徐向前等虽曾提出过正确意见，但也因为这个包袱，有点缩手缩脚，没有坚持。比如，在建立根据地和突围后又返回倪家围子等问题上。
三、关于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军事援助问题
不可否认，限于形势，中央难以给予西路军军事援助。1936年10月渡河后，徐向前、陈昌浩就提议四方面军全部过河，但最终未获中央同意。1937年1月4日至8日的五天中，徐向前、陈昌浩有三天不顾中央劝说，要求属于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过河西进，归还建制，以此增强作战能力。中央却一再答复，四军和三十一军已集中在长安附近，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不能策应，不能给予援助。再次强调西路军要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
2月13日，西路军再次致电中央：“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1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决定“派兵支援”。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行。”22日，毛泽东还在致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的电文中指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并初步组建增援军队。24日，西路军致电中央：如再不援助，恐全军牺牲。 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27日，中央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正式组建援西军，由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其骑一团组成，前方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除罗炳辉、宋时轮所部，即日开赴镇原待命。毛泽东还要求多带电料等器材，抽款补充援西军的经费，调集造船材料等。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对援西军进行部署，其中特别强调：首先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诉顾祝同，过早恐怕危险。3月1日，增援军改由原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大量准备电料等。2日，毛泽东命令援西军5日西进，第一步到固原瓦亭线一带占领该马路待命。同日，军委主席团将增援西路军的理由和原则告知彭德怀、任弼时，其中“增援及实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其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大局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有地域。（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存在的……政治上解决及收买二马与军事增援同时进行，如收效即停止增援。” 由此可以看出，中央的援助还是从和平大局和援西军的安危出发，中央认为政治救援是最好的选择，军事援助只是配合。3月3日，彭德怀、任弼时命令援西军出发。4日，西路军又致电中央，说明弹药将尽，要求速派援军。5日，毛泽东请周恩来向顾祝同说明援西军行动之理由。如顾电令二马停战或派人乘机赴青海说通二马，援西军即中途停止。同时，电令西路军想尽一切办法，至少支持30天。9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援西军停止待命，徐、陈已被包围，“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电令要求周恩来督促顾祝同和张冲，二马撤兵停战，飞机运款、弹，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者许其去肃州、安西。12日，西路军致电中央军委：“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 13日至15日，西路军先后再请援西军火速前进，迅速渡河。17日，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东北军调豫、皖、兰州、平凉、固原等处由中央军接防，我们四军、三十一军现到镇原不能西进。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 至此，军事援助西路军宣告结束，军事救援失败。
当时正处于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建立统一战线的关键时期，中央还是着眼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大局行事。因为，如果河东红军全力西进救援西路军，就会给国民党政府以不抗日，继续内战的口实，将使整个红军陷于被围攻的危险境地。
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对西路军问题的基本评价
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开始突破，研究成果引起中共中央领导的注意。1981年10月，邓小平将朱玉（国防大学教授，中将军衔，红西路军研究专家）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西路军当事人李先念。李先念又多次与陈云商谈交流，经过一年多的研究，于1983年2月写成《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报告，其中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报告也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路军为什么失败了？从西路军的战斗历程看，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对此，报告从国际国内两方面作了简要分析：国际上苏联不想公开支援，国内需要西路军在战略上配合统一战线的建立。加上作战环境和马家军的一些因素。还有西路军自身受张国焘错误的影响等。 李先念的报告得到陈云、邓小平等的同意的批示。徐向前也在198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他还从任务多变，失去战场主动权，缺乏机断专行，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等方面总结了失败原因。
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西路军失败的注释中写道，1936年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指出，西路军是奉中革军委命令，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敌众我寡，情况极端不利。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在纪念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2009年6月23日，胡锦涛在纪念李先念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肯定，李先念“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可以说，西路军遵照中央命令行动已经成为定论，只是在失败原因上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解释。
虽然西路军损失惨重，但不能忽略他们的巨大贡献。首先，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精神一直是肯定的。1937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李先念等同志时曾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 陈昌浩在1937年9月的报告中也肯定了“西路军艰苦奋斗精神值得赞扬，西路军英勇牺牲，是有不可磨灭意义的”。 李先念也承认，中央始终“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其次，对于西路军贡献的评价越来越全面。陈昌浩认为，西路军取得了对马家军作战的经验。徐向前也认为：西路军“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第一卷中，都肯定了西路军是一支英雄部队，创造了不朽业绩，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肯定了西路军将士的革命精神。 江泽民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肯定西路军“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胡锦涛在纪念李先念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肯定了西路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央对西路军主要问题定调的基础上，学术界对西路军在党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少数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贡献也做了研究和肯定。
目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已经全面展开，并且在不断深化、细化，如西路军人物研究，西路军的救援问题，西路军在西北各地的具体情况，等等。
注释：
依据是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12月下旬会见西路军李先念等的谈话和《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240页注释。
朱玉：《李先念对西路军和正确认识西路军问题的贡献》，《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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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2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0-511页。
（责编 肖黎）
一、关于西路军的组建
（一）西路军组建的缘起
西路军组建的缘起，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提议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援助有关。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面对日本的威胁，希望中国能够阻挡和牵制日本。为此，苏方首先考虑的是以支援武器来直接武装中共领导的红军。1934年9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军事工作的施特恩建议，通过靠近苏联的新疆援助四川红军。同一天，康生、王明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1935年前后，共产国际提出两条援助红军的路线：一条是经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外蒙古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方便。1935年6月，中共中央达成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和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一致意见。 同年11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的林育英到达陕北，传达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的意见，中央由此提出了东征山西、绥远到外蒙古接受苏联援助的战斗方案。但是，因国民党的围攻、堵截，此方案没有执行。1936年8月12日，《中央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中提到：“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中央并于8月21日将作战方案报给共产国际。22日，毛泽东向彭德怀询问马步芳、马步青的兵力情况，询问实施二方面军策应，四方面军独立进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进攻宁夏是否可行；23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又征询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意见。9月11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回电：“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14日，中央将共产国际的意见告知了朱德、张国焘和任弼时，并作出部署，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在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由此引出了西路军的组建。
（二）西路军的正式组建
1936年10月10日，朱德、张国焘提出，主力不渡河，四方面军中的两个军过河向甘北行动，打通远方。他们还要求共产国际迅速准备与之接通。11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张国焘，请他们以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 23日至29日，组成西路军的三个军（即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和方面军总部全部渡河。
11月2日，徐向前和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河西环境较差，不利于长久停留，如果主力不能迅速渡河，已过河的部队要趁敌军还没集中，迅速西进，以免敌人迫近使红军陷于困难。但是，3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表示：“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古帮助的办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但是，朱德、张国焘并不知道共产国际已经改变援助方向，仍在积极组织宁夏战役。其中包括决定让过河部队独立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8日，中共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中指出，因为敌军的北进，宁夏战役计划暂时已经无法执行。新计划规定：“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同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同意批准11月7日徐向前和陈昌浩来电，关于组织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军分会的提议，即通过了西路军的领导机构。电文写道：“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10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张闻天，表示完全同意，并另请中央复电。于是，11日，中央和军委正式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进行了任命。此外，正式命名了西路军和西路军总指挥部的名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能。
可见，先是为执行宁夏作战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随着共产国际援助红军路线的改变，1936年11月上旬，西路军正式组建。
西路军的组建有深层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一种合力的结果。
二、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一）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原因
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告知共产国际，可以命令过河的红军去接运援助物资，但是要运到安西，因为要战胜敌人，可能会到明年夏天。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督促他们从新疆进行援助。12月2日，苏联决定准备援助物资，并组织陈云、滕代远任正副团长的代表团去新疆负责接送武器事宜。6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路军：“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8日，陈云等离开莫斯科，到达苏联边境的霍尔果斯，这时西安事变发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他们停了下来。一停就是4个月，直到1937年4月下旬才奉共产国际命令去新疆。其间，西安事变爆发，12月16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西安事变客观上只会损害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并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应该考虑实际情况和平解决冲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什么要陈云等停止去新疆呢？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和苏联认为，西安事变有利于日本侵华，而中共支持事变，所以停止了对中共的援助。对此，李先念曾指出：这是“苏联想拉住蒋介石政府和英、美一起反法西斯，公开援助我们有顾虑。” 不过一开始，中共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23日，中央还安慰西路军，说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待到 25日，毛泽东来电指出：“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1937年3月2日，共产国际又告知中共从共产国际方面无法缓解西路军的处境。 可见，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的滞留，使西路军得不到武器补给和停缓西进，是他们难以打败二马（马步芳、马步青）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等方面的原因
由于形势复杂，情况多变，如何实事求是地部署西路军，这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来说，很不好决断。1936年11月8日，中央在《作战新计划》中规定，西路军是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而限于当时的条件，同时兼顾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对西路军来说是非常不易的。从《作战新计划》制定几天后的情况看， 11月14日，朱德、张国焘在《关于西路军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中提出，目前“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可以独立完成的。”但很快，由于国民党军毛炳文部渡河后紧急跟进和马步芳军的逼近，17日，朱德、张国焘又改为要求速打通远方为要着。同日，西路军领导人致电中央：“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他们还询问中央，“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到玉门、安西或到匮摄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这说明西路军领导人认识到同时兼顾中央规定的两个任务具有难度。18日，中共中央答复西路军：“17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可见，中央主张西路军建立根据地待命。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又提出分兵计划：主力在凉州和甘州之间发展，一部西出完成苏联物资接济。同日，他们还传达周恩来的意见：要求西路军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还要一部出民勤作出配合陕甘主力的假象。此外，还说共产国际在哈密救济，正积极筹备小部分的接济。要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至此，西路军又被增加了西进限制和配合陕北红军主力的任务。毛泽东、张闻天也主张西路军主力在永州、肃州之线，保持在东边的回旋地区，以小部分去安西。25日，毛泽东在《对西路军作战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提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西安事变对西路军的影响很大。本来，在蒋介石的大力围剿下，陕甘宁红军面临巨大困难，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但是张学良要求红军留在原地，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河东红军才未转移。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西路军又“转入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轨道上来”。 为了配合张学良、杨虎城，20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指出张学良要求西路军策应东北军抗击胡宗南部队及其答应援助子弹。正当西路军决心逐渐西移时，22日，周恩来和林育英、王稼祥致电毛泽东：“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但是23日，西路军复电认为，迅速取得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学良和杨虎城及整个抗日战线的迫切要求。其实西路军东进策应所起的作用不大，但由于周恩来坚持东进，中央也从整个战略方针考虑东进有利，并且张学良也答应给予物资援助，于是，25日，徐向前与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主席团，表示坚决执行东进任务，同时提出：为尽量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建议友军方面给予弹药支持和派兵配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军委主席团又提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遂命令西路军仍然执行西进任务。但没过几天形势突变，为了防止蒋介石、亲日派的进攻，巩固抗日联军的成果，1937年1月5日，中共中央提出：“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取得胜利，不要依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中央命令的多变，对西路军的决策影响很大。致使西路军在1月6日发出了一系列疑问：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使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不依靠外力是否包含远方与统一战线；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抗日联军目前对二马有无可能争取等等。7日，中央答复西路军，没有变更基本任务，只是暂勿西进，并一再要求西路军创建根据地。16日，中央军委又向西路军说明，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西路军在现地建立根据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远方货物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中央军委希望通过西安形势的发展来配合西路军。
当时，中共中央曾希望蒋介石命令二马停止进攻。1937年1月21日，西路军决定东返，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令马步芳军停止进攻西路军；22日，又让潘汉年向蒋解释：西路军已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要求蒋介石令马部停止进攻，让出凉州、肃州给西路军，或者另找防地。3月17日，中央还电告西路军，顾祝同已电告二马停战，效果不得而知。但是事实上，蒋介石却是坚决支持二马剿灭西路军的。正如徐向前所说：“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
（三）西路军征战地区的客观环境及西路军的主观原因
西路军所征战地区环境恶劣，红军的战术特长得不到发挥。并且其军队武器不足，给养失续。陈昌浩曾指出，西路军战斗员仅占38％，有枪者仅占32％。中共在西北地区的组织和宣传薄弱，历史上回汉矛盾严重，党的群众基础不坚固。而马家军人力和物资供给充足，装备精良，骑兵、炮兵、步兵和空军协同作战，因此，其战斗力很强。不仅如此，由于马家军割据西北多年，他们以为红军要抢占其地盘，同时剿灭西路军也可以阻挡蒋介石中央军势力的渗入，因此，他们是竭尽全力抵抗和围攻西路军。此外，马家军的正规军加上民团，人数达到13万多，是西路军的6倍。综合以上因素，西路军很难战胜他们。
西路军的失败也有其主观原因。第一，对困难估计不足。如同徐向前所指出的：“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 第二，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缺乏灵活决断。本来，由于征战地区环境的复杂和艰险，西路军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机动行事。但是，因为犯过跟随张国焘南下的大错误，西路军的将士们背着思想包袱。尤其是曾积极支持张国焘南下的西路军最高领导人陈昌浩，包袱更为沉重，导致事事机械地听命于中央，结果丧失战机。徐向前等虽曾提出过正确意见，但也因为这个包袱，有点缩手缩脚，没有坚持。比如，在建立根据地和突围后又返回倪家围子等问题上。
三、关于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军事援助问题
不可否认，限于形势，中央难以给予西路军军事援助。1936年10月渡河后，徐向前、陈昌浩就提议四方面军全部过河，但最终未获中央同意。1937年1月4日至8日的五天中，徐向前、陈昌浩有三天不顾中央劝说，要求属于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过河西进，归还建制，以此增强作战能力。中央却一再答复，四军和三十一军已集中在长安附近，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不能策应，不能给予援助。再次强调西路军要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
2月13日，西路军再次致电中央：“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1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决定“派兵支援”。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行。”22日，毛泽东还在致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的电文中指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并初步组建增援军队。24日，西路军致电中央：如再不援助，恐全军牺牲。 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27日，中央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正式组建援西军，由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其骑一团组成，前方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除罗炳辉、宋时轮所部，即日开赴镇原待命。毛泽东还要求多带电料等器材，抽款补充援西军的经费，调集造船材料等。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对援西军进行部署，其中特别强调：首先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诉顾祝同，过早恐怕危险。3月1日，增援军改由原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大量准备电料等。2日，毛泽东命令援西军5日西进，第一步到固原瓦亭线一带占领该马路待命。同日，军委主席团将增援西路军的理由和原则告知彭德怀、任弼时，其中“增援及实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其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大局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有地域。（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存在的……政治上解决及收买二马与军事增援同时进行，如收效即停止增援。” 由此可以看出，中央的援助还是从和平大局和援西军的安危出发，中央认为政治救援是最好的选择，军事援助只是配合。3月3日，彭德怀、任弼时命令援西军出发。4日，西路军又致电中央，说明弹药将尽，要求速派援军。5日，毛泽东请周恩来向顾祝同说明援西军行动之理由。如顾电令二马停战或派人乘机赴青海说通二马，援西军即中途停止。同时，电令西路军想尽一切办法，至少支持30天。9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援西军停止待命，徐、陈已被包围，“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电令要求周恩来督促顾祝同和张冲，二马撤兵停战，飞机运款、弹，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者许其去肃州、安西。12日，西路军致电中央军委：“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 13日至15日，西路军先后再请援西军火速前进，迅速渡河。17日，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东北军调豫、皖、兰州、平凉、固原等处由中央军接防，我们四军、三十一军现到镇原不能西进。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 至此，军事援助西路军宣告结束，军事救援失败。
当时正处于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建立统一战线的关键时期，中央还是着眼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大局行事。因为，如果河东红军全力西进救援西路军，就会给国民党政府以不抗日，继续内战的口实，将使整个红军陷于被围攻的危险境地。
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对西路军问题的基本评价
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开始突破，研究成果引起中共中央领导的注意。1981年10月，邓小平将朱玉（国防大学教授，中将军衔，红西路军研究专家）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西路军当事人李先念。李先念又多次与陈云商谈交流，经过一年多的研究，于1983年2月写成《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报告，其中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报告也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路军为什么失败了？从西路军的战斗历程看，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对此，报告从国际国内两方面作了简要分析：国际上苏联不想公开支援，国内需要西路军在战略上配合统一战线的建立。加上作战环境和马家军的一些因素。还有西路军自身受张国焘错误的影响等。 李先念的报告得到陈云、邓小平等的同意的批示。徐向前也在198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他还从任务多变，失去战场主动权，缺乏机断专行，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等方面总结了失败原因。
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西路军失败的注释中写道，1936年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指出，西路军是奉中革军委命令，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敌众我寡，情况极端不利。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在纪念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2009年6月23日，胡锦涛在纪念李先念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肯定，李先念“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可以说，西路军遵照中央命令行动已经成为定论，只是在失败原因上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解释。
虽然西路军损失惨重，但不能忽略他们的巨大贡献。首先，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精神一直是肯定的。1937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李先念等同志时曾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 陈昌浩在1937年9月的报告中也肯定了“西路军艰苦奋斗精神值得赞扬，西路军英勇牺牲，是有不可磨灭意义的”。 李先念也承认，中央始终“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其次，对于西路军贡献的评价越来越全面。陈昌浩认为，西路军取得了对马家军作战的经验。徐向前也认为：西路军“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第一卷中，都肯定了西路军是一支英雄部队，创造了不朽业绩，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肯定了西路军将士的革命精神。 江泽民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肯定西路军“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胡锦涛在纪念李先念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肯定了西路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央对西路军主要问题定调的基础上，学术界对西路军在党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少数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贡献也做了研究和肯定。
目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已经全面展开，并且在不断深化、细化，如西路军人物研究，西路军的救援问题，西路军在西北各地的具体情况，等等。
注释：
依据是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12月下旬会见西路军李先念等的谈话和《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240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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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