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贪污巨案“冒赈案”发，此案涉案金额之巨，牵连官员之多、级别之高，都是大清开国以来所未有，乾隆皇帝惊呼其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给予了严惩。
　　乾隆中叶，甘肃河州循化厅（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伊斯兰教派冲突升级，以马明心及其爱徒苏四十三为首的哲合忍耶派与该地区主流教派虎非耶派互相敌对，械斗、仇杀愈演愈烈。甘肃当局弹压教派仇杀时，把哲合忍耶派创始人马明心当罪魁祸首抓起来杀了。苏四十三不忿，率教众揭竿而起，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他们杀死了领兵前来镇压的兰州知府杨士玑和河州协副将新柱，攻取河州，并进军包围了兰州城。当时兰州城内只有八百守兵，一经交战，便损兵三百，甘肃大小官吏们吓得丢魂落魄、屁滚尿流。
　　省城被围的消息传到朝廷，乾隆皇帝震惊，急派兵部尚书和为钦差大臣赴甘，又命内阁大学士阿桂督师，速调陕西、四川、新疆等地援军进剿。由于官军迟迟没有捷报，皇帝龙颜大怒，便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一时甘肃地方官员惊惧万分，惶惶不可终日。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瓒，为了摆脱困境，主动向乾隆皇帝上奏说，考虑到国家用兵之际，开销巨大，情愿捐献四万两银子以“助饷”。
　　没曾想，王廷瓒的这道奏折，不但没有达到疏缓困境的目的，反而被狡诈多疑的乾隆皇帝看出了破绽。
　　乾隆皇帝质问:甘肃历来是贫困地区，不但百姓穷苦，官场也清贫，一个副省级干部如何能捐出四万两白花花的纹银？在当时这可是一笔折合人民币近八百万元的巨款呀！
　　恰在此时，已远调浙江升任巡抚的前甘肃布政使王望在办理浙江海塘工程期间，也主动捐献出私银五十万两，引起了乾隆皇帝深度的怀疑。于是，乾隆皇帝命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密调查王廷瓒、王望巨额财产的来源，“据实复奏” 。
　　由此，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名义，上下其手，伪造灾情，折收监粮、肆意侵吞的大案黑幕被揭开了——
　　案件的发生时间，要追溯到七年之前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原来王望、王廷瓒等人贪污的，都是“捐监”的银两。什么是“捐监”呢？就是花钱买“监生”资格的意思。监生资格是进入清代官场的最低入门标准。在读书人众多而考试录取人数极少的乾隆时期，监生作为唯一可以出卖的做官渠道，价格自然是暴涨。但是这种国家垄断的紧缺资源，即使你有钱，想买的时候也不一定能找着门。清代规定，只有在遇到灾荒、国家粮库仓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纳粟捐监。捐监者要以交纳粮食的形式，“捐”给粮库换监生资格。
　　为什么要在国家粮库仓储不足的时候出卖做官资格？这是和清代的粮食流通体制有关的。清代的粮食流通是由政府管制的。其基本思路是:在丰收年景国家要大量收购粮食，使国有仓库保持一定的粮食储备量;而在遇到灾荒、歉收之时，则以国有仓库的粮食赈济灾民，并且在粮食涨价的时候，卖出储备粮以平抑粮价。这就是“常平仓”制度。为了保证粮仓总是“平”的，所以在仓储不足的时候，就要以各种手段把它填平，其中捐监就是一种重要方式。
　　在一个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社会，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而国家储备大量粮食，除了以当时人的学术水平所能够表达的“赈灾”作用之外，实际上还有更为深刻的根本性的经济意义。
　　
　　王望就任甘肃布政使后，发现甘肃仓储不足，于是向陕甘总督勒尔谨提议，以需要粮米赈济灾民为由，开设“捐监”。经勒尔谨奏请朝廷批准，于乾隆三十九年又开始在甘肃各地开捐。
　　但这次开捐，王望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办法，让监生将应捐粮食折为白银，改变朝廷原来“只收本色粮米”的规矩。这样，王望伙同兰州知府蒋全迪等各级官吏从中海捞，发了大财。蒋全迪与王望商议，为各县预定灾情，按照灾情轻重，定出收捐数额，由藩司衙门发单给各县，令各县照单开赈，这就是“冒赈”。
　　王望升官远赴浙江之后，王廷瓒接任甘肃布政使。虽然发现了监粮折银不符合“捐监”的规定，欲请停捐，但终究禁不起利益的诱惑，非但不据实陈奏，反而又将私收折色一事，由各州县办事改为兰州知府总办，变本加厉，复蹈泥潭。
　　最终，到案发之时，甘肃正项仓库亏空粮米100万石，都是被这帮蛀虫吃空。实际上，王望等硕鼠之所以能够得逞于粮仓，全当拜“常平仓”之赐。对于以农业为经济命脉的传统社会来说，粮食不仅是人们的事物，更是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原材料来源，而其他行业的产品销售，农民也是主要消费者。
　　但是，粮食收成丰歉，除了农民的主观努力之外，还取决于气象条件等许多因素，因此，粮食的产量往往因年而异。因此，粮价总是处在大幅波动的危险之中，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这种风险就是一件关系宏观经济整体涨落，甚至政权稳定的大事，所以中国历朝总把粮食当成“百年大计”来抓。
　　为了规避粮食这种长周期商品的时际风险，中国发明了“常平仓”制度，实际上就是把粮食产量的年际差异，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平抑。
　　其实这一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但美国人却发明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19世纪初，芝加哥是美国最大的谷物集散地。在当时的现货市场上，每年谷物收获季节，满车满船的谷物沿着公路、运河被运到芝加哥寻找买主。往往由于谷物短时间内大量上市，使市场饱和，价格暴跌，农场主受到很大的打击;到第二年春天，谷物匮乏，价格暴涨，消费者的利益又会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亟须防止价格暴跌暴涨的市场机制。
　　因此，作为中间商的当地贸易商迅速增加，同时，他们发明了一种规避风险新型工具——期货合同。利用期货合同，贸易商在初冬购进谷物的同时，以远期合约的方式将刚购入的库存谷物抛售出手，合约规定将来某个交割日以双方同意的价格交割一定标准质量的谷物。远期合约减轻了贸易商承担的价格风险，银行也愿意接受以远期合同为抵押的货款。
　　粮食的风险问题就这样在市场上得到解决。
　　市场上所需要的多数基础产品，实际上都面临着由生产周期带来的风险问题，而政府与市场，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由政府来承担市场的风险，实际上是把风险转移给了纳税人。同时，也为政府的管理者——官员提供了腐败的土壤。沿着“政府管起来”的思路走下去，政府必然逻辑地承担起全部基础产品（重工业）的生产任务，从而产生出一个政府垄断的经济。而市场上自发产生的风险分担机制——期货，则沿着市场的逻辑发展，终于成长为欣欣向荣的现代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