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学者沃·兹基硕德曾这样精辟地评价过中国的城市：中国的路名有趣得很，要么极俗，要么极雅。
　　有人在南京遇到了“螺丝转弯”的奇思妙想，去成都的朋友见证了“肥猪市街”的狂野。在贵阳街头与“八鸽岩路”狭路相逢，念叨两遍，你可能还会冷不丁地误入抗日神剧现场。
　　相反地，中国也有不少道路名能凭借着雅致的典故和历史内涵，把被“神马路”们拉低的文化水平救回来。广州烟雨路，北京的百花深处胡同，洛阳的勒马听风街，纷纷表示义不容辞;成都组团出战的琴台路、抚琴路，长沙连成一片的看云、听雨、沐风、赏月、踏雪路……
　　不过，在中国走过的地方越多，最最让人好奇和困惑的是，中国城市路名的撞脸率之高——为什么好像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一条北京路？是不是全国每个城市都要有一条解放路、人民路或者中山路？
　　这些堪比“张伟”一般的名字，到底是怎么做到渗透进全国的大街小巷的？

“去了趟上海，

被迫温习中国地理知识”

　　中国城市的道路名的确经常撞脸，据说，每个第一次踏足天津的东北人都会在辽宁路、吉林路、松江路、丹东路的包围中，产生自己并未走出东北三省的错觉。
　　正如每个第一次去上海的人感受到的奇妙体验：顺着西藏中路走着走着，一拐弯儿就冲进了北京西路;在延安高架上80迈飙着车，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从四川到河南的飞跃。
　　放眼全国，北京、南京、上海、延安更是各城市道路最青睐的四大顶流，在哪儿的大街上遇到都不奇怪。
　　这个命名习惯，一般被认为要追溯到永远走在时代最前端的上海。
　　作为全国最大的“中国地理落地教科书”，上海这些道路的命名背后，其实与清末民初的租界历史有关——1862年，上海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为了统一道路名称，双方想出了在这个范围内“南北向的道路以中国的省市来命名，东西向的道路以中国重要城市来命名”的方法。虽然这是一种被动选择，但却从此开了用中国各地命名城市道路的先河。
　　这些道路的命名反映出把其他省市的名号借过来用，或许人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名字。
　　就像有些城市，虽然并未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全国各地为道路起名，却都不约而同地将一条重要的路段命名为“北京路”。
　　就像1966年的昆明，贵昆铁路通车。高涨的群众热情觉得昆明和首都北京一下子被连接起来，因而将昆明站前原来的太和街与站前街，统一改称北京路。
　　广州的北京路，也是1966年为了体现“向往首都北京”的寓意而改的。这些齐刷刷出现的城市路名，背后总归是有些独属于某个时代的情绪。

每条“人民路”背后，

都是—段历史

　　除了地名，中国城市的路名中还有着存在感极高的四大天王：中山路、解放路、人民路、建设路。谁敢说自己这辈子从来没碰到过这四条街，算我输。
　　这些端庄中正的词语不仅被格外青睐，往往它命名的街道还位于当地位置比较核心、经济比较繁荣（或曾经很繁荣）的重要地段。
　　背后的历史因素，其实更容易理解。
　　南京、上海、广州之外各地的中山路，一般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设立的;“市均一条”的解放路，更不用说了。且解放军在1945年左右的入城路，往往也是当时最重要的一条街道，因此解放路和各地老街或主干道的重合率很高。
　　资料显示，那些看起来非常老派、革命意味也很浓的名称，也基本集中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5-15年内。比如听起来没那么宏伟、但同样很普及的“建设路”，多出现在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洛阳、成都等地的建设路得名，都是因为当时应计划而生的大型工业项目与工业园区沿路而建。看似平平无奇的名称中，却也刻下了当时建设新中国的寓意与氛围。
　　“人民路”的出现，则往往标志着—种摒弃旧俗与旧时代、迎接新生活的态度。就像苏州的人民路，几经变迁——它的前身，本是三元坊和护龙街。前者是為了纪念苏州出了清朝第一位“连中三元”的大才子，后者是因为苏州百官曾在此接驾护卫乾隆皇帝。抗战胜利后，护龙街又曾改名中正街。到了1952年，苏州这条重要的南北大动脉终于与封建社会的要素说再见，用“人民”二字，宣告“时代变了”。
　　当那些有典故的雅致名字，被改成更朗朗上口的现代之名后，经常会有人觉得可惜。但这些名字的存在，也确确实实记录了历史的进程。比如北京有一条同样名字滥大街的大街——幸福大街。这名字看似极其普通，但实际上它的定名与建国初期比较流行的“幸福生活万年长”提法息息相关。
　　这也是中国路名的高撞脸率背后的有趣之处：哪怕是并没有那么重要的街道，和看起来并不特别的名字，都有可能来源于从前的某一种风尚，默默记录着已经鲜为人知的过去。
　　不难发现，带着集体记忆的纪念，是这些“俗套”路名诞生最普遍的原因。但也正是因为中国之广阔与复杂，也让这些看似重复了100次的路名，其实饱含地域特色。
　　（子晴荐自《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