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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实践,大胆创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农民不满骂人引发的两项重要举措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突然,一道闪电划过,会议室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击死。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边区。一位农民的一头驴恰好也死于雷击,他借机发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劈死毛泽东?
这话传到了延安保卫部门,他们要把这个农民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毛泽东知道后加以制止。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思考: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这样恨我?它到底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什么问题?毛泽东决心要调查一番。
调查的结果和粮食有关。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作为“特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最初的用粮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征粮,征粮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另一个是边区政府拨款采购。那时,边区的财政收入还有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款,以及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的结余部分,取之于民的赋税担负很少。然而到了1940年秋天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一年,边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祸不单行,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这样,边区就没有财力采购,只能全部依靠从民间征粮了。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这比1940年征收的9万担公粮增加了1倍还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陕甘宁边区本来就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出产不多,征收的公粮成倍增加,群众负担太重,自然就引起不满情绪。
毛泽东说过:“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农民不满的原因调查清楚了,办法自然也就有了。其一就是进行大生产运动。其实,在雷击事件以前,三五九旅在王震带领下已经开进南泥湾进行垦荒,自力更生地解决吃穿用的问题。经过这一事件,党中央决定将大生产运动推广到整个边区去,推广到各行各业。其二就是实施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精兵简政”的主张。这两项举措简而言之,就是既开源又节流。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两三年的艰苦奋斗,边区各部门的经费自给率已达到一半以上,取之于己的部分已超过取之于民的部分。对此,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边区的财政渡过了难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再没有人骂娘了,不仅如此,边区的农民还用陕北民歌的老调调唱出了填了新词的《东方红》。
一项政策的出台,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和周恩来一起乘飞机飞越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他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并主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的工作。
任弼时尽管工作很忙,身体也不好,但在大生产运动中,仍然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和战士们一道种菜纺纱,并且在纺纱竞赛中获得第一名。
除了自己带头以外,任弼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调动广大干部、战士的生产积极性。一天,有个外号叫“小胖子”的勤务员,在公务之余,割草卖给机关,用赚来的钱给自己添置了衣物。有人将这事向任弼时报告,并要求处分这位勤务员。
任弼时问:“为什么?”
“为什么?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天下的穷苦人,怎么能为自己捞好处?况且,整个延安的军队与机关,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捞外快!”
任弼时没有马上回答,心里却想,这倒是个好办法,如果把延安的机关工作人员、战士都组织起来,利用工余时间搞些副业,既可以增加社会财富,又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
根据任弼时的提议,中央作出决定,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开展多门路的副业生产,如种菜、养猪、纺线、织布、搞运输等等,生产所得提成一部分归各单位所有、自由支配。
这可是史无先例的新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机关、学校、部队都行动起来,千方百计地组织生产活动。当时,杨家岭的中直机关在大生产运动中起了表率作用,除种菜纺纱外,还搞运输,利用机关的骡马、车辆组织运输合作社,中央领导同志也把自己的坐骑让出来搞运输。中直机关生产搞得好,收入也不少,伙食有很大改善,大灶每餐3个菜,小灶每餐8个菜,每人还发了1条毛毯和1件毛衣。
山沟沟里的俄文班
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设在延河边上的蓝家坪。半山腰一排窑洞就是学员的宿舍,每个窑洞住十来个人,就是一个学习小组。新老干部混编在一起,使他们朝夕相处,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山沟里惟一一间用干打垒做墙、泥草盖顶的大房子就是教室,每期学员都是在这里上课。教室里没有课桌和凳子,膝盖就是每个人的桌子,两边放几块砖头,上面搭块木板就是凳子。设施虽然简陋,但学员们都为能够进入马列学院感到光荣与自豪。
自学院创办之日起,张闻天就兼任院长。
开办马列学院,就要研读马列原著,翻译外文书刊,因此必须有一批外语人才。张闻天留过美,也留过苏,懂英文和俄文,对外语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但延安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外语教员。
1940年,师哲从苏联回国。他在苏联工作与生活了18年,俄文当然是顶呱呱的。
师哲来到延安没几天,张闻天就请他到马列学院教授俄文。此时,师哲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事务繁杂,没有多余的精力与自由支配的时间,另外,对自己能否胜任教学心里没底,因此不敢贸然答应。
张闻天不灰心,仍然一股劲儿地劝说:“不要担心,学校对外语教学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让学员借助字典看懂马列原著就行了。如果有人能笔译当然更好,这是我们的最高要求。至于听说能力与用俄文写作,那就看个人的努力与造化了。”
从教师到学员,没有一本教材,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是所有的教学设施。但学员的热情却十分高,报名学习的竟有200多人。这些学员绝大多数都没有外语基础,也不知道学习一门外语需要付出多少艰辛,只是凭着满腔热情就报了名。
报名的人太多,又不好选拔,张闻天也不想打击学员的积极性,于是决定,凡报名的一律上课,然后,任其自然淘汰。
第一次上课,师哲看到下面黑压压的一大片,像听大报告似的,叫苦不迭:这可怎么教?黑板上写的字后边看不到,嘴里喊着(不是讲)后面也听不清。他从俄文字母讲起,虽然是最简单的,但多数学员仍然像听天书一样。
勉强把一节课上下来,师哲就径直找到张闻天,大诉其苦:“天下哪有这样教外文的?没有教材不说,就这样两三百人上大课,能有效果吗?”
张闻天也不作解释,拍着师哲的肩膀笑着说:“没关系,再坚持一下,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果然让张闻天说中了,听课的人一次比一次少,最后坚持下来的也就是二三十人。另外,教材的问题也解决了。有了教师,有了教材,再加上学员的努力,马列学院的俄文教学居然取得可喜的成效,有些学员像季宗权、唐海、陈波儿等学得非常好,一年之后,甚至能独立翻译长篇巨作。后来,这些人就成了中央研究院俄语教研室的骨干。
想当初,当张闻天安排学习俄语的时候,曾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山沟沟里面学什么俄语?残酷的战争年代,学习外语有什么用?可是,实践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张闻天确实是站得高,看得远。
“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到延安去”成为进步青年最迫切的呼声。一时间,各色人员像潮水一样涌到延安。
对于大量涌入延安的人员,头一件事就是要进行审查。审干工作由中组部负责,身为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他特别强调: “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际出发。那么, 陈云面对的实际是什么呢?
首先,调查取证十分困难。那时,全国被分成几大区域:一是解放区,主要指延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 二是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域,也称大后方;三是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地方,主要是一些大中城市,也称敌占区;四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的根据地;五是在敌占区与根据地之间的游击区。审干就离不开调查,然而,敌占区、游击区无法取证;国统区地下党的活动受到限制,难以调查;根据地又受日军与国民党包围封锁,被分割成若干块,派人调查也有难度。调查取证困难,这是当时审干工作不得不面对而又无法解决的难题。
其次,当时干部的档案材料也很简略,一般从大后方来一队人马,只有一张总表,其余什么也没有了。在当时情况下,要求各地党组织提供详实的档案材料,也不现实。
再次,有不少干部是从敌占区历尽艰险来的,其中有很多同志失去或没有组织关系。最后,来延安的干部中有些同志曾经受过国民党的逮捕关押,要弄清他们在监狱中的政治气节更是困难。
从这个实际出发,陈云提出了尽可能在解放区内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即:对于进入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的干部,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安排到学校学习或到某一岗位工作,通过学习或工作的表现慢慢了解与考验。与此同时,结合其他途径,比如信函调查、同志提供证明、找本人谈话、查阅材料等,逐渐把问题搞清楚。
在考察与调查的基础上,再对被审查者进行处理,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表现好并能找到证明人,证据充分,可以恢复党籍;第二种是表现好但找不到证明人,可以重新入党;第三种是表现不好就暂时不能入党,至于以后能否入党还要看其表现。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使当事人深切感受到党的关怀,感到党组织高度负责的态度,使那些即使问题暂时不能解决的同志也能心情愉快,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干劲十足地投入到工作与学习中去。
刘家栋原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经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洗礼,于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暑假,他的党小组长回老家了,不料正赶上七七事变,不能返校,这样,这个党小组的4名成员就失去了组织关系。1937年11月,刘家栋到达延安,立即找到中央组织部汇报了这一情况,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组织部安排他到抗大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于1938年2 月重新吸收他入党。1940年,原北平市学委书记蒋南翔来到延安,了解到刘家栋失去组织关系一事,遂写了书面证明。组织经过审查,决定恢复刘家栋在1937年6月至1938年1月的党籍。
实践证明,陈云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思路是正确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延安审干工作是严格的,也是稳妥的。
(责编 刘毅)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实践,大胆创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农民不满骂人引发的两项重要举措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突然,一道闪电划过,会议室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击死。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边区。一位农民的一头驴恰好也死于雷击,他借机发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劈死毛泽东?
这话传到了延安保卫部门,他们要把这个农民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毛泽东知道后加以制止。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思考: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这样恨我?它到底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的什么问题?毛泽东决心要调查一番。
调查的结果和粮食有关。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作为“特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最初的用粮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征粮,征粮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另一个是边区政府拨款采购。那时,边区的财政收入还有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款,以及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的结余部分,取之于民的赋税担负很少。然而到了1940年秋天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一年,边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祸不单行,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这样,边区就没有财力采购,只能全部依靠从民间征粮了。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这比1940年征收的9万担公粮增加了1倍还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陕甘宁边区本来就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出产不多,征收的公粮成倍增加,群众负担太重,自然就引起不满情绪。
毛泽东说过:“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农民不满的原因调查清楚了,办法自然也就有了。其一就是进行大生产运动。其实,在雷击事件以前,三五九旅在王震带领下已经开进南泥湾进行垦荒,自力更生地解决吃穿用的问题。经过这一事件,党中央决定将大生产运动推广到整个边区去,推广到各行各业。其二就是实施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精兵简政”的主张。这两项举措简而言之,就是既开源又节流。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两三年的艰苦奋斗,边区各部门的经费自给率已达到一半以上,取之于己的部分已超过取之于民的部分。对此,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边区的财政渡过了难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再没有人骂娘了,不仅如此,边区的农民还用陕北民歌的老调调唱出了填了新词的《东方红》。
一项政策的出台,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和周恩来一起乘飞机飞越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他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并主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的工作。
任弼时尽管工作很忙,身体也不好,但在大生产运动中,仍然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和战士们一道种菜纺纱,并且在纺纱竞赛中获得第一名。
除了自己带头以外,任弼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调动广大干部、战士的生产积极性。一天,有个外号叫“小胖子”的勤务员,在公务之余,割草卖给机关,用赚来的钱给自己添置了衣物。有人将这事向任弼时报告,并要求处分这位勤务员。
任弼时问:“为什么?”
“为什么?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天下的穷苦人,怎么能为自己捞好处?况且,整个延安的军队与机关,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捞外快!”
任弼时没有马上回答,心里却想,这倒是个好办法,如果把延安的机关工作人员、战士都组织起来,利用工余时间搞些副业,既可以增加社会财富,又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
根据任弼时的提议,中央作出决定,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开展多门路的副业生产,如种菜、养猪、纺线、织布、搞运输等等,生产所得提成一部分归各单位所有、自由支配。
这可是史无先例的新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机关、学校、部队都行动起来,千方百计地组织生产活动。当时,杨家岭的中直机关在大生产运动中起了表率作用,除种菜纺纱外,还搞运输,利用机关的骡马、车辆组织运输合作社,中央领导同志也把自己的坐骑让出来搞运输。中直机关生产搞得好,收入也不少,伙食有很大改善,大灶每餐3个菜,小灶每餐8个菜,每人还发了1条毛毯和1件毛衣。
山沟沟里的俄文班
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设在延河边上的蓝家坪。半山腰一排窑洞就是学员的宿舍,每个窑洞住十来个人,就是一个学习小组。新老干部混编在一起,使他们朝夕相处,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山沟里惟一一间用干打垒做墙、泥草盖顶的大房子就是教室,每期学员都是在这里上课。教室里没有课桌和凳子,膝盖就是每个人的桌子,两边放几块砖头,上面搭块木板就是凳子。设施虽然简陋,但学员们都为能够进入马列学院感到光荣与自豪。
自学院创办之日起,张闻天就兼任院长。
开办马列学院,就要研读马列原著,翻译外文书刊,因此必须有一批外语人才。张闻天留过美,也留过苏,懂英文和俄文,对外语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但延安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外语教员。
1940年,师哲从苏联回国。他在苏联工作与生活了18年,俄文当然是顶呱呱的。
师哲来到延安没几天,张闻天就请他到马列学院教授俄文。此时,师哲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事务繁杂,没有多余的精力与自由支配的时间,另外,对自己能否胜任教学心里没底,因此不敢贸然答应。
张闻天不灰心,仍然一股劲儿地劝说:“不要担心,学校对外语教学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让学员借助字典看懂马列原著就行了。如果有人能笔译当然更好,这是我们的最高要求。至于听说能力与用俄文写作,那就看个人的努力与造化了。”
从教师到学员,没有一本教材,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是所有的教学设施。但学员的热情却十分高,报名学习的竟有200多人。这些学员绝大多数都没有外语基础,也不知道学习一门外语需要付出多少艰辛,只是凭着满腔热情就报了名。
报名的人太多,又不好选拔,张闻天也不想打击学员的积极性,于是决定,凡报名的一律上课,然后,任其自然淘汰。
第一次上课,师哲看到下面黑压压的一大片,像听大报告似的,叫苦不迭:这可怎么教?黑板上写的字后边看不到,嘴里喊着(不是讲)后面也听不清。他从俄文字母讲起,虽然是最简单的,但多数学员仍然像听天书一样。
勉强把一节课上下来,师哲就径直找到张闻天,大诉其苦:“天下哪有这样教外文的?没有教材不说,就这样两三百人上大课,能有效果吗?”
张闻天也不作解释,拍着师哲的肩膀笑着说:“没关系,再坚持一下,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果然让张闻天说中了,听课的人一次比一次少,最后坚持下来的也就是二三十人。另外,教材的问题也解决了。有了教师,有了教材,再加上学员的努力,马列学院的俄文教学居然取得可喜的成效,有些学员像季宗权、唐海、陈波儿等学得非常好,一年之后,甚至能独立翻译长篇巨作。后来,这些人就成了中央研究院俄语教研室的骨干。
想当初,当张闻天安排学习俄语的时候,曾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山沟沟里面学什么俄语?残酷的战争年代,学习外语有什么用?可是,实践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张闻天确实是站得高,看得远。
“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到延安去”成为进步青年最迫切的呼声。一时间,各色人员像潮水一样涌到延安。
对于大量涌入延安的人员,头一件事就是要进行审查。审干工作由中组部负责,身为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他特别强调: “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际出发。那么, 陈云面对的实际是什么呢?
首先,调查取证十分困难。那时,全国被分成几大区域:一是解放区,主要指延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 二是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域,也称大后方;三是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地方,主要是一些大中城市,也称敌占区;四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的根据地;五是在敌占区与根据地之间的游击区。审干就离不开调查,然而,敌占区、游击区无法取证;国统区地下党的活动受到限制,难以调查;根据地又受日军与国民党包围封锁,被分割成若干块,派人调查也有难度。调查取证困难,这是当时审干工作不得不面对而又无法解决的难题。
其次,当时干部的档案材料也很简略,一般从大后方来一队人马,只有一张总表,其余什么也没有了。在当时情况下,要求各地党组织提供详实的档案材料,也不现实。
再次,有不少干部是从敌占区历尽艰险来的,其中有很多同志失去或没有组织关系。最后,来延安的干部中有些同志曾经受过国民党的逮捕关押,要弄清他们在监狱中的政治气节更是困难。
从这个实际出发,陈云提出了尽可能在解放区内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即:对于进入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的干部,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安排到学校学习或到某一岗位工作,通过学习或工作的表现慢慢了解与考验。与此同时,结合其他途径,比如信函调查、同志提供证明、找本人谈话、查阅材料等,逐渐把问题搞清楚。
在考察与调查的基础上,再对被审查者进行处理,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表现好并能找到证明人,证据充分,可以恢复党籍;第二种是表现好但找不到证明人,可以重新入党;第三种是表现不好就暂时不能入党,至于以后能否入党还要看其表现。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使当事人深切感受到党的关怀,感到党组织高度负责的态度,使那些即使问题暂时不能解决的同志也能心情愉快,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干劲十足地投入到工作与学习中去。
刘家栋原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经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洗礼,于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暑假,他的党小组长回老家了,不料正赶上七七事变,不能返校,这样,这个党小组的4名成员就失去了组织关系。1937年11月,刘家栋到达延安,立即找到中央组织部汇报了这一情况,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组织部安排他到抗大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于1938年2 月重新吸收他入党。1940年,原北平市学委书记蒋南翔来到延安,了解到刘家栋失去组织关系一事,遂写了书面证明。组织经过审查,决定恢复刘家栋在1937年6月至1938年1月的党籍。
实践证明,陈云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思路是正确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延安审干工作是严格的,也是稳妥的。
(责编 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