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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科技系统中的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逐渐达到均衡，在科技与三种力量以及三种力量彼此之间的耦合与互动中，孕育出一场信息科技革命。计算机信息网络的日益扩大使反集权的网络民主日益增强，为微观个体的科技创新迅速获得社会认同，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昭示着科研社会化的趋势。信息科技对传统产业改造的日益深入，使科学技术更加趋向一体化。
关键词：科学技术；科研方式；社会环境；信息革命
中图分类号：G32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4.022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产物，其主要形态是知识体系、技能体系、工艺方法、劳动工具，它们作为科研成果一方面会成为后继科研人员的理论资源、构思基础、物质手段和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会改造社会环境。但社会环境并非被动的，科研人员的研究目标、社会身份、器材设备、组织模式均受制于一定的文化、经济、政治条件，那么他们的课题选择、思维路线、实验规划、协作途径等科研方式，也必然随社会环境而变迁，变化的科研方式又会输出形态各异的科技成果。西方的信息科技正是在科研方式、科技形态、社会环境互联互动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信息科技造就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又会催生新的科研方式，再输出新形态的科技成果。萌生于信息时代的科研方式与科技形态蕴涵着其自身演化的历史逻辑，而这些，又直接决定了它们在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
一、社会宏观力量在科技系统中达到均衡
人类一切超越性的活动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的，信息文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社会启动科技高速发展的近现代。
(一)科技发展的主导动力随社会环境而转变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启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的时代精神，首先为西方近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文化动力。而第一次科技革命在推动生产力上显示出的巨大能量，使人们认识到科技的经济功能，促使经济力量大规模介入科技系统，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日趋紧密，产业化的科研组织方式显示出迅猛的速度优势。经济力量推动科技实现的成果也间接丰富了社会的文化内涵，而那些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者，其科研成果也间接支持着经济的发展。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经济迅速膨胀，并向全球扩张，以国家为载体的经济利益集团发生碰撞，最终诉诸于武力，被现代科技改进的兵器在战争中显示出巨大威力，极大地刺激了各国对军事科技的投入，开启了国家化的大科研方式。它在规模上和投入上是前述科研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它可以推动科技实现重大超越，虽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的政治战略，但其成果可以社会化，在客观上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第三次科技革命正是政治力量与文化、经济共同推动的结果。
(二)科技系统趋于复杂的动力机制
科技系统在环境的选择和自身的变异中演化，在开放的背景下，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不断介入科技系统，其文化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都得到了强化。但是，科技系统并非完全是被动的，那些介入的社会因素与系统原有的要素相互同化和异化，产生出新的关联，整合出新的结构，这就使系统衍生出新的功能引起非预期的社会涨落，就像经典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会因科技系统内部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发生歧变一样，同样，受雇于产业和国家的科学家其成果也会发生类似的歧变。非预期的涨落会对系统的全部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约束，被约束的功能又会反馈回系统，引起内部结构的调整，同时涨落还会改变系统外围力量的配比，使环境介入系统的方式发生转移。见图1。
如图1所示，科技系统的功能、结构和社会环境的涨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两个互逆的三连环。小涨落引起结构的渐进演变，小涨落积累成大涨落引起结构的跃迁，科技系统在近现代经历了三次大的环境涨落以后，依然在结构、功能和涨落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演化着。文化、经济、政治都曾经主宰过科技系统，但是新社会要素的登台并不意味着原有要素的退出，新旧结构的交替是有继承性的，而且旧结构的积极因素还一直在持续积累着。就推进科技的力度而言，文化居末，经济居中，政治居首；但就起作用的时间来看，文化最长，经济其次，政治最短，这就使文化和经济作用通过量的积累与政治作用达到平衡成为可能，特别是文化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本身的相互渗透，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平衡的形成，时至今日，形成了一种文化、经济和政治互相牵制，科技又反身挟制它们的局面。见图2。如图2所示，科技系统处于文化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的交合处，成为各种力量的交汇中心，其内部形成了多重因素交织牵扯的非线性复杂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再也没有“纯粹自由”的科研人员了，因为不断被增添进科技成果的新内容以大规模精良实验仪器的客观形式出现，要想掌握和研发新科技，就需要从这种新形式中寻求帮助，但是实验室和设备是需要资助的，即使科学家依托于某个只为增加声誉的科研机构或者大学，也是变相地被资本家或者国家雇佣，而且那些技术设备中都隐含着设计之初的政治和经济意图。科学家也并非是完全被动的，产业和政府对科研集体组织化，规范协调化的要求，在优势累积效应的作用下，使学术团体分化出等级，产生了集科技领袖与政治经济宠儿于一身的学术权威，他们具有了评价他人科研成果的权力和超越科技本身的决策话语权，同时也使一些新人可能有价值的观点因为缺乏认可而被埋没，自身长期处于学术底层，这显然影响了科技创新的速度。真理不是通过压制不同声音而被发现的，科技系统需要一种新的进化机制来颠覆各种消极的约束。
二、信息科技的发展与科技创新主体的社会化
当科学技术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后果日益膨胀并彼此纠合的时候，科技专家的社会地位也在节节高升，他们享有崇高的社会荣誉。拥有特殊的权力地位，仅仅凭借传统的精神对话途径已无法撼动科技系统的根基。然而，个人才智与商业利润、国家利益在科技系统内部的整合，开启了信息时代的大门，也启动了一种新的科技运行机制。
(一)信息科技与反集权的网络民主相互促进
信息社会的到来是以计算机网络化的发展为其核心技术前提的，而计算机的网络化离不开软件的标准化，对软件标准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比尔·盖茨。1975年，19岁的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退学，创建微软公司，和他的高中校友保罗·艾伦一起卖Basic语言程序编写本。1980年，微软公司为IBM公司的新PC机编写关键的操作系统软件，微软公司以5万美元的价格从娣姆·帕特森手中买下了一个操作系统的使用权，把它改写为著名的磁盘操作系统软件MS—DOS。IBM—PC机的普及使MS—DOS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其他PC制造商都希望与IBM兼容， MS—DOS在很多家公司被特许使用，因此20世纪80年代，它成了PC机的标准操作系统。软件的标准化与PC机的标准化相互促进，但软件的发展速度逐渐超过了硬件，微软公司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一种时代潮流。随后微软又开发了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成功地占有了从PC机到商用工作站甚至服务器的广阔市场，微软公司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比尔·盖茨也凭借公司股份，在1996年以超过364亿美元的身价成为世界首富。
微软公司利用先发优势和资金积累不断向其它软件领域扩张，形成全面垄断。但是，标准化软件同时也促进了计算机的网络化。不同国家、地区，不同行业、跨国公司逐渐拥有各自的网络，而不同的网络又联合成更大的国际性、全球性网络。交互性的网络信息处理、创制和传播过程在信息发布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即时互逆性的反馈式联系和沟通的有效渠道，这就使信息活动不再是简单地由信息发布者一方单独主宰的一种行为。因此，网络即开，便会不可逆转地国际化、全球化、多元化、自由化、平等化，而网络的竞争又势必会导致网络技术的普及化。这个网络日益扩大，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度、地区和民族的新成员加入，一场世界范围的信息革命随之兴起，平行性、开放性、共享性、非权威主义的网络化的信息处理、创制和传播方式，构成一种全新的网络民主，正在有效地克服单向式、自上而下的集权控制的信息处理、创制和传播方式的诸多局限，全面刷新着人类工业文明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所以，当微软公司按照传统商业思维自以为可以垄断操作系统的时候，一种以公众形式开发的计算机操作系统Linux开始全面挑战它的霸主地位。1991年由大学生Linus Torvalds编写的Linux操作系统的原代码被免费公布于众以后，立刻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并被世界各地的计算机爱好者和程序员修改、升级，然后再通过网络交流进一步提升、丰富，这个开发源社会化、全球化的自由操作系统很快为许多服务器和个人电脑所采用，例如1997年夏，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在制作特效中使用的160台Alpha图形工作站中，有105台采用了Linux操作系统；到2008年初，由美国田纳西州大学的超级计算专家Jace Dongarra、NERSC／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Erich Strohmaier和Horst Simon以及德国曼海姆大学的Hans Meuer编辑和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在世界500强超级计算机系统中，使用Linux操作系统的已经占到了85％以上。
(二)被信息科技改造的社会推动科技创新主体的社会化
Linux的胜利昭示了一种新的科研组织方式，它是人类社会被信息化改造的产物，它产生的科技成果又借助网络信息手段挑战着传统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模式。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计算机技能进入网络扮演黑客，散布病毒，篡改信息，曝光隐私，煽动舆论，等等，这些行为都冲击着我们原有的价值观念。在经济领域，Yahoo公司的创办人杨致远和大卫·费罗依靠个人才识开发网络信息搜索引擎迅速成为亿万富翁，使人们再次深刻领悟到知识和信息已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可是，现在由拉里·佩奇和塞尔吉·布林创办的Google公司凭借先进的数据挖掘(DATA Mining)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引擎的搜索速度，很快超越了Yahoo，每天有1.5亿人在网上利用Google搜索引擎来查找资料，Google能够支持74种语言，可以搜索到全球20多亿个网页，Google的身价达到了1410亿美元，然而Google的创新意义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最近，Google于2005年推出的数据涵盖全球的“谷歌地球”卫星图片浏览软件，被世界许多个国家指责泄露了他们的军事机密，由此可见信息时代的网络科技使关系国家利益的信息安全面临着巨大挑战。
科学技术历经与文化、经济和政治三支社会力量的相互促进，最终达到了内部结构的均衡与外部功能的综合化。但是，社会的宏观结构不能等同于社会的全部，宏观力量孕育的信息科技，却为微观个体提供了展示自身力量的平台，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与微观单元互动，全面社会化。随着信息科技与传统产业的有机结合，具备一定科技素质的微观个体进入信息网络影响社会宏观结构的行为，将日益增多，现在是一个原有科技发展模式消解、社会化科技发展模式创生的过程，科技发展将最终统一到个体自身的价值尺度上。
三、科学技术在信息时代呈现出更为一体化的趋势
个人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就科学技术而言，个人价值主要体现于个体劳动创造的社会效用。传统社会分工，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直处于对立状态，近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分离也沿袭了这种社会惯性，从而限制了个体的综合创造能力。信息科技扩大了人脑的功能，它的产业化势必弥合传统分工。
(一)传统“科学”、“技术”概念显现出时代局限性
当今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广泛渗透、改造，推进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和智能化时代，知识与信息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这个时候人们发现“研发”与“生产”的界限日益模糊，“构思”与“应用”的过程日益缩短，这就使已有理论中科学与技术在概念上的对应区分显露出时代的局限性。其实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和技术并没有被专门划分，在当代高科技领域中，这两个概念多数情况下也是可以互换的。二者的分离状况是在西方近代科技启动社会后出现的。分离的原因是社会在一开始选择了科学作为一种挣脱精神枷锁的工具，没有太多关注它的物质力量，它似乎远离物质实践，只是“偶尔、零星”地被采用于生产，于是就诞生了“技术”概念，它用来“改造”世界，其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经验积累。
其实，随着科学理论的日益丰富，逐渐成为主体文化氛围时，看似随机的技能突破，都是一种文化视野扩展的必然产物。科学和技术在概念上的分裂反映了科学启蒙时期，分析思维方法盛行时的一个历史状况，当初对科学与技术划界的主要依据是它们在功能上的差异，因而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就被相应地规定为认识世界的飞跃和改造世界的飞跃。沿袭这种思路，即使后来关注二者的联系，也是以承认二者先天属性上的差异为前提的，这就使科学革命主要被描述为新理论的整体突现，技术革命则主要被描述为人类技艺、工具和能源的全面更新。然而在承认科学与技术存在差异的同时，科学技术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存在颇多争议，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多种描述，究其原因，均源于科学和技术于不同历史时期在目的和手段上呈现出来的更多一致性没有被反映出来。
(二)“科学”与“技术”的传统分工在信息文明中消弭
20世纪初，“分析一还原”的研究方法走入困境，整体综合的方法开始兴起，这个世纪三、四十 年代诞生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不再研究某种具体的物质结构或运动状态，而是以信息为主线来揭示世界上各种运动彼此相联的共同侧面，它们消弭了科学与技术的传统界限，而以此为基础理论的信息科技，则更体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趋势。如果非要在传统语境中区分科学与技术的话，那么技术就是一个把精神革命转化为物质革命的过程，也就是科学的技术化。然而信息相对于物质和能量而言，是不守恒的再生资源，它的开发和利用，消解了应用技术的物质外壳，进一步颠覆了科学知识的垄断，为大众参与科技研发提供了社会渠道。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均可以凭借信息手段作用于信息材料，产生相似的社会后果。
事实上，科学和技术在本质上都是人类利用自然处理社会关系的活动，只是一个侧重于思想准备，一个侧重于行动，但是人类造成的一切社会后果必然是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虽然劳动中存在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传统分工，但在实际应对自然的过程中并没有纯粹的脑力劳动或者体力劳动。长期以来，“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在时间上不同步，按秩序是先有科学革命后有技术革命，但是第三次科学革命以后，学术界出现了争论，有学者认为第三次科学革命以后出现了两次技术革命；有学者不承认有第四次技术革命，认为这是对“立体交叉式”进行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肢解。其实这是为了追求原有定义的对称，掩盖了科学技术已经一体化的事实后出现的理论问题，信息时代的特点是，科学上质的革命性变革和技术上质的革命性变革结合在一起，已经没有“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之分，只有“科技革命”，科学技术在经历“分离”以后，将在更高层次上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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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高文盛)
关键词：科学技术；科研方式；社会环境；信息革命
中图分类号：G32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4.022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产物，其主要形态是知识体系、技能体系、工艺方法、劳动工具，它们作为科研成果一方面会成为后继科研人员的理论资源、构思基础、物质手段和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会改造社会环境。但社会环境并非被动的，科研人员的研究目标、社会身份、器材设备、组织模式均受制于一定的文化、经济、政治条件，那么他们的课题选择、思维路线、实验规划、协作途径等科研方式，也必然随社会环境而变迁，变化的科研方式又会输出形态各异的科技成果。西方的信息科技正是在科研方式、科技形态、社会环境互联互动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信息科技造就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又会催生新的科研方式，再输出新形态的科技成果。萌生于信息时代的科研方式与科技形态蕴涵着其自身演化的历史逻辑，而这些，又直接决定了它们在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
一、社会宏观力量在科技系统中达到均衡
人类一切超越性的活动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的，信息文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社会启动科技高速发展的近现代。
(一)科技发展的主导动力随社会环境而转变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启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的时代精神，首先为西方近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文化动力。而第一次科技革命在推动生产力上显示出的巨大能量，使人们认识到科技的经济功能，促使经济力量大规模介入科技系统，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日趋紧密，产业化的科研组织方式显示出迅猛的速度优势。经济力量推动科技实现的成果也间接丰富了社会的文化内涵，而那些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者，其科研成果也间接支持着经济的发展。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经济迅速膨胀，并向全球扩张，以国家为载体的经济利益集团发生碰撞，最终诉诸于武力，被现代科技改进的兵器在战争中显示出巨大威力，极大地刺激了各国对军事科技的投入，开启了国家化的大科研方式。它在规模上和投入上是前述科研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它可以推动科技实现重大超越，虽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的政治战略，但其成果可以社会化，在客观上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第三次科技革命正是政治力量与文化、经济共同推动的结果。
(二)科技系统趋于复杂的动力机制
科技系统在环境的选择和自身的变异中演化，在开放的背景下，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不断介入科技系统，其文化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都得到了强化。但是，科技系统并非完全是被动的，那些介入的社会因素与系统原有的要素相互同化和异化，产生出新的关联，整合出新的结构，这就使系统衍生出新的功能引起非预期的社会涨落，就像经典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会因科技系统内部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发生歧变一样，同样，受雇于产业和国家的科学家其成果也会发生类似的歧变。非预期的涨落会对系统的全部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约束，被约束的功能又会反馈回系统，引起内部结构的调整，同时涨落还会改变系统外围力量的配比，使环境介入系统的方式发生转移。见图1。
如图1所示，科技系统的功能、结构和社会环境的涨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两个互逆的三连环。小涨落引起结构的渐进演变，小涨落积累成大涨落引起结构的跃迁，科技系统在近现代经历了三次大的环境涨落以后，依然在结构、功能和涨落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演化着。文化、经济、政治都曾经主宰过科技系统，但是新社会要素的登台并不意味着原有要素的退出，新旧结构的交替是有继承性的，而且旧结构的积极因素还一直在持续积累着。就推进科技的力度而言，文化居末，经济居中，政治居首；但就起作用的时间来看，文化最长，经济其次，政治最短，这就使文化和经济作用通过量的积累与政治作用达到平衡成为可能，特别是文化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本身的相互渗透，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平衡的形成，时至今日，形成了一种文化、经济和政治互相牵制，科技又反身挟制它们的局面。见图2。如图2所示，科技系统处于文化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的交合处，成为各种力量的交汇中心，其内部形成了多重因素交织牵扯的非线性复杂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再也没有“纯粹自由”的科研人员了，因为不断被增添进科技成果的新内容以大规模精良实验仪器的客观形式出现，要想掌握和研发新科技，就需要从这种新形式中寻求帮助，但是实验室和设备是需要资助的，即使科学家依托于某个只为增加声誉的科研机构或者大学，也是变相地被资本家或者国家雇佣，而且那些技术设备中都隐含着设计之初的政治和经济意图。科学家也并非是完全被动的，产业和政府对科研集体组织化，规范协调化的要求，在优势累积效应的作用下，使学术团体分化出等级，产生了集科技领袖与政治经济宠儿于一身的学术权威，他们具有了评价他人科研成果的权力和超越科技本身的决策话语权，同时也使一些新人可能有价值的观点因为缺乏认可而被埋没，自身长期处于学术底层，这显然影响了科技创新的速度。真理不是通过压制不同声音而被发现的，科技系统需要一种新的进化机制来颠覆各种消极的约束。
二、信息科技的发展与科技创新主体的社会化
当科学技术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后果日益膨胀并彼此纠合的时候，科技专家的社会地位也在节节高升，他们享有崇高的社会荣誉。拥有特殊的权力地位，仅仅凭借传统的精神对话途径已无法撼动科技系统的根基。然而，个人才智与商业利润、国家利益在科技系统内部的整合，开启了信息时代的大门，也启动了一种新的科技运行机制。
(一)信息科技与反集权的网络民主相互促进
信息社会的到来是以计算机网络化的发展为其核心技术前提的，而计算机的网络化离不开软件的标准化，对软件标准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比尔·盖茨。1975年，19岁的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退学，创建微软公司，和他的高中校友保罗·艾伦一起卖Basic语言程序编写本。1980年，微软公司为IBM公司的新PC机编写关键的操作系统软件，微软公司以5万美元的价格从娣姆·帕特森手中买下了一个操作系统的使用权，把它改写为著名的磁盘操作系统软件MS—DOS。IBM—PC机的普及使MS—DOS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其他PC制造商都希望与IBM兼容， MS—DOS在很多家公司被特许使用，因此20世纪80年代，它成了PC机的标准操作系统。软件的标准化与PC机的标准化相互促进，但软件的发展速度逐渐超过了硬件，微软公司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一种时代潮流。随后微软又开发了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成功地占有了从PC机到商用工作站甚至服务器的广阔市场，微软公司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比尔·盖茨也凭借公司股份，在1996年以超过364亿美元的身价成为世界首富。
微软公司利用先发优势和资金积累不断向其它软件领域扩张，形成全面垄断。但是，标准化软件同时也促进了计算机的网络化。不同国家、地区，不同行业、跨国公司逐渐拥有各自的网络，而不同的网络又联合成更大的国际性、全球性网络。交互性的网络信息处理、创制和传播过程在信息发布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即时互逆性的反馈式联系和沟通的有效渠道，这就使信息活动不再是简单地由信息发布者一方单独主宰的一种行为。因此，网络即开，便会不可逆转地国际化、全球化、多元化、自由化、平等化，而网络的竞争又势必会导致网络技术的普及化。这个网络日益扩大，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度、地区和民族的新成员加入，一场世界范围的信息革命随之兴起，平行性、开放性、共享性、非权威主义的网络化的信息处理、创制和传播方式，构成一种全新的网络民主，正在有效地克服单向式、自上而下的集权控制的信息处理、创制和传播方式的诸多局限，全面刷新着人类工业文明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所以，当微软公司按照传统商业思维自以为可以垄断操作系统的时候，一种以公众形式开发的计算机操作系统Linux开始全面挑战它的霸主地位。1991年由大学生Linus Torvalds编写的Linux操作系统的原代码被免费公布于众以后，立刻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并被世界各地的计算机爱好者和程序员修改、升级，然后再通过网络交流进一步提升、丰富，这个开发源社会化、全球化的自由操作系统很快为许多服务器和个人电脑所采用，例如1997年夏，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在制作特效中使用的160台Alpha图形工作站中，有105台采用了Linux操作系统；到2008年初，由美国田纳西州大学的超级计算专家Jace Dongarra、NERSC／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Erich Strohmaier和Horst Simon以及德国曼海姆大学的Hans Meuer编辑和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在世界500强超级计算机系统中，使用Linux操作系统的已经占到了85％以上。
(二)被信息科技改造的社会推动科技创新主体的社会化
Linux的胜利昭示了一种新的科研组织方式，它是人类社会被信息化改造的产物，它产生的科技成果又借助网络信息手段挑战着传统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模式。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计算机技能进入网络扮演黑客，散布病毒，篡改信息，曝光隐私，煽动舆论，等等，这些行为都冲击着我们原有的价值观念。在经济领域，Yahoo公司的创办人杨致远和大卫·费罗依靠个人才识开发网络信息搜索引擎迅速成为亿万富翁，使人们再次深刻领悟到知识和信息已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可是，现在由拉里·佩奇和塞尔吉·布林创办的Google公司凭借先进的数据挖掘(DATA Mining)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引擎的搜索速度，很快超越了Yahoo，每天有1.5亿人在网上利用Google搜索引擎来查找资料，Google能够支持74种语言，可以搜索到全球20多亿个网页，Google的身价达到了1410亿美元，然而Google的创新意义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最近，Google于2005年推出的数据涵盖全球的“谷歌地球”卫星图片浏览软件，被世界许多个国家指责泄露了他们的军事机密，由此可见信息时代的网络科技使关系国家利益的信息安全面临着巨大挑战。
科学技术历经与文化、经济和政治三支社会力量的相互促进，最终达到了内部结构的均衡与外部功能的综合化。但是，社会的宏观结构不能等同于社会的全部，宏观力量孕育的信息科技，却为微观个体提供了展示自身力量的平台，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与微观单元互动，全面社会化。随着信息科技与传统产业的有机结合，具备一定科技素质的微观个体进入信息网络影响社会宏观结构的行为，将日益增多，现在是一个原有科技发展模式消解、社会化科技发展模式创生的过程，科技发展将最终统一到个体自身的价值尺度上。
三、科学技术在信息时代呈现出更为一体化的趋势
个人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就科学技术而言，个人价值主要体现于个体劳动创造的社会效用。传统社会分工，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直处于对立状态，近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分离也沿袭了这种社会惯性，从而限制了个体的综合创造能力。信息科技扩大了人脑的功能，它的产业化势必弥合传统分工。
(一)传统“科学”、“技术”概念显现出时代局限性
当今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广泛渗透、改造，推进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和智能化时代，知识与信息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这个时候人们发现“研发”与“生产”的界限日益模糊，“构思”与“应用”的过程日益缩短，这就使已有理论中科学与技术在概念上的对应区分显露出时代的局限性。其实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和技术并没有被专门划分，在当代高科技领域中，这两个概念多数情况下也是可以互换的。二者的分离状况是在西方近代科技启动社会后出现的。分离的原因是社会在一开始选择了科学作为一种挣脱精神枷锁的工具，没有太多关注它的物质力量，它似乎远离物质实践，只是“偶尔、零星”地被采用于生产，于是就诞生了“技术”概念，它用来“改造”世界，其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经验积累。
其实，随着科学理论的日益丰富，逐渐成为主体文化氛围时，看似随机的技能突破，都是一种文化视野扩展的必然产物。科学和技术在概念上的分裂反映了科学启蒙时期，分析思维方法盛行时的一个历史状况，当初对科学与技术划界的主要依据是它们在功能上的差异，因而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就被相应地规定为认识世界的飞跃和改造世界的飞跃。沿袭这种思路，即使后来关注二者的联系，也是以承认二者先天属性上的差异为前提的，这就使科学革命主要被描述为新理论的整体突现，技术革命则主要被描述为人类技艺、工具和能源的全面更新。然而在承认科学与技术存在差异的同时，科学技术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存在颇多争议，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多种描述，究其原因，均源于科学和技术于不同历史时期在目的和手段上呈现出来的更多一致性没有被反映出来。
(二)“科学”与“技术”的传统分工在信息文明中消弭
20世纪初，“分析一还原”的研究方法走入困境，整体综合的方法开始兴起，这个世纪三、四十 年代诞生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不再研究某种具体的物质结构或运动状态，而是以信息为主线来揭示世界上各种运动彼此相联的共同侧面，它们消弭了科学与技术的传统界限，而以此为基础理论的信息科技，则更体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趋势。如果非要在传统语境中区分科学与技术的话，那么技术就是一个把精神革命转化为物质革命的过程，也就是科学的技术化。然而信息相对于物质和能量而言，是不守恒的再生资源，它的开发和利用，消解了应用技术的物质外壳，进一步颠覆了科学知识的垄断，为大众参与科技研发提供了社会渠道。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均可以凭借信息手段作用于信息材料，产生相似的社会后果。
事实上，科学和技术在本质上都是人类利用自然处理社会关系的活动，只是一个侧重于思想准备，一个侧重于行动，但是人类造成的一切社会后果必然是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虽然劳动中存在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传统分工，但在实际应对自然的过程中并没有纯粹的脑力劳动或者体力劳动。长期以来，“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在时间上不同步，按秩序是先有科学革命后有技术革命，但是第三次科学革命以后，学术界出现了争论，有学者认为第三次科学革命以后出现了两次技术革命；有学者不承认有第四次技术革命，认为这是对“立体交叉式”进行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肢解。其实这是为了追求原有定义的对称，掩盖了科学技术已经一体化的事实后出现的理论问题，信息时代的特点是，科学上质的革命性变革和技术上质的革命性变革结合在一起，已经没有“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之分，只有“科技革命”，科学技术在经历“分离”以后，将在更高层次上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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