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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率政策调整之后不久，人民银行又进行了另一项重大改革：货币政策决策部门留守北京，而与市场操作层面比较接近的部门于8月10日迁往上海。央行资金清算的备份中心、央行征信局、金融稳定局部分处室、公开市场操作部分处室以及国际业务部都在南迁之列。
市场在哪里，央行到哪里
为什么央行要将部分机构南迁到上海呢？因为贴近市场是保证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必靠文件一级级传达，市场就会将央行的政策传递到经济体系的每一根神经。在计划体制色彩较为浓厚的时期，商业银行基本上隶属和服从于中央银行，通过行政性的干预措施，中央银行将自己的命令下达给各金融机构。比如，1998年以前，央行可以向各金融机构直接分配贷款规模、强制控制信贷投放。随着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一些市场化的政策手段，比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变得日益重要。
央行二部南迁，表明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在央行政策中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显示央行决心通过市场的深化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能否真正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广度和深度的资本市场。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即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和外汇交易，可以吞吐基础货币、调节市场流动性。利率政策是央行手中的另一个利器，利率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到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但只有利率市场化之后，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水平，央行才能更加游刃有余地引导利率。在现行的汇率制度下，保持汇率的稳定需要央行借助外汇市场进行调节，化解汇率风险和逐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也需要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央行的此次改革势必推进中国证券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培育、发展和成熟。
随着央行的政策逐渐转向市场化的工具，其风格也将随之转变。政策的效果并不仅仅取决于方案设计的优劣，同时取决于能否在市场上确立央行的“公信力”。从这一点来说，市场和政府的地位是平等的，政府无法命令市场如何行动，只能引导市场如何行动；市场汇集了无数动机各异、行动迅速的投资者和投机者，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都会被他们捕捉，任何蛛丝马迹的信息都可能被他们放大，市场的反应速度和应对能力远胜过政府，从这一点上来说，市场和政府的智慧也是平等的，政府只能试图去理解市场的反应，而不能去一相情愿地“设计”市场的反应。即使政府在短期之内能够影响甚至操纵市场，但是从长期来看，市场的规则仍然会占据上风，因此，政府的规则和市场的规则也是平等的，政府也需要学会去适应市场的游戏规则。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府和市场的博弈。市场所能够提供的信息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市场对央行政策的预期。只有学会猜测和理解市场的动向，央行才能更好地设计和执行货币政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贴近市场之后，各金融机构就可以方便地从央行获得相关的信息、征信、清算、人才支持等金融服务，强化人民银行金融服务的功能。
美联储的经验
央行成立二部据说是借鉴了美联储的经验，但是这一设置和美联储的体制还存在很大差异。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是由联邦储备委员会、顾问与咨询委员会、12家地区储备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和众多会员商业银行组成的。其中纽约储备银行在美联储体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纽约储备银行是美联储公开市场交易的柜台，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了联邦资金利率的适当目标水平后，由美联储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交易台负责具体操作。在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纽约联储主席任副主席并享有当然的投票权，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实质性的。此外，纽约联储是美联储的资产的实际管理者，其投资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来支付美联储的日常费用。
上海已经建立起包括证券市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在内的层次比较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是全国资金运营中心，也是信息交流中心，外资银行也纷纷抢滩。显然，上海已经具备了中国的“纽约”的气质。但是，央行二部迁到上海之后，可能会和央行的上海分行在职能上出现一些重叠。如果央行二部接管过去上海分行主要承担的一些职能，那么上海分行的实际作用将随之削弱。金融最发达的地区的央行分行却最无所事事，这是比较具有讽刺意义的。假如央行二部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归入上海分行，那将预示着中国的中央银行体制发生更为深刻的变革，因为其他的大行地位也会随之提高，并增加其在货币政策形成中的影响力。
从美联储的经验可以看出地方分行在中央银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美联储建立之前，美国金融体系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19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导致美国中央银行体制改革的导火索，但是最终出台的方案却是在主张集权派和主张分权派之间的妥协。妥协的方案是戏剧性的。当时的一个参议员约翰·沙弗罗思提出，任何银行和地区储备银行的距离不应该超过一夜火车的路程，以保证某家银行在被挤兑的时候，可以乘火车迅速赶到地区储备银行，获得资金支持，防止第二天可能发生的挤兑恐慌。据此，美联储组织委员会决定建立12个地区储备银行。从美联储的实践来看，地区储备银行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货币政策的制定者；（2）货币政策的执行者；（3）美联储和公众的桥梁。
对中国的启示
尽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需要集中制定，统一执行，但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说，由于各个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性，货币政策对于不同地区将会出现不同的政策“效力”，这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可能更需要关注对各地影响的差异。
中国现代的央行体制结构是1998年改革的产物。1998年，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减少机构重设和提高效率，央行撤消了31个省级分行，按经济区域设置分行，设立了9个跨省区分行，从而建立了类似美国联邦体系的中央银行管理体制。但是，中国地方分行和美联储12个地区储备银行形似神异：首先，在行政隶属关系上，9个大区分行完全属于总行。分行行长不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分行提供的报告仅供总行汇总，分行行长并不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者，分区行也没能像美联储地方储备银行那样自行决定各种票据的性质和贴现率。
其次，地方分行制度难以解决地方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干扰问题。尽管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影响分行的执行能力，但是他们可以“建议”分行对信贷规模和投贷方向进行调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开放，金融结构的重组和市场退出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分行作为地区金融稳定者和区域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必须承担流动性支持和救助，这是其面临的来自地方的新的压力。从行政级别上，行长比地方官员的级别要低，地方长官的意见和建议对分支行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再次，按照我国央行大区式的体制，银行的组织结构是“总行—分行—中心支行—基层分行”。但是央行各级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比如，省会中心支行负责国库经理、清算支付、货币发行和金融统计等业务工作，并直接对总行负责，这样对分行的领导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其他中心支行和基层支行由于其级别更低，而且还按照行政区域来设立，受地方政府的影响甚至会比受地方分行的影响更直接，这导致了基层单位反过来“倒逼”分行和总行要更多的信贷规模和政策优惠的后果。
总之，中国现行的9大区分行确定了中国中央银行集中和分权相对平衡的体制框架，但是，由于在该体制下，夹杂着分行与中央政府、总行、地方政府、分支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复杂关系，分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受到牵绊，其地位日益下降。因此，我们建议：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适度扩大分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根据地方经济的特性，在统一的政策下，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地区差异性政策，发挥分行的自主权；根据经济活动的范围而非行政区域格局重新划分中心支行；减少中央银行分层体系的层次，比如可以撤并县级支行，只在较大的经济县设立支行。
市场在哪里，央行到哪里
为什么央行要将部分机构南迁到上海呢？因为贴近市场是保证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必靠文件一级级传达，市场就会将央行的政策传递到经济体系的每一根神经。在计划体制色彩较为浓厚的时期，商业银行基本上隶属和服从于中央银行，通过行政性的干预措施，中央银行将自己的命令下达给各金融机构。比如，1998年以前，央行可以向各金融机构直接分配贷款规模、强制控制信贷投放。随着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一些市场化的政策手段，比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变得日益重要。
央行二部南迁，表明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在央行政策中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显示央行决心通过市场的深化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能否真正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广度和深度的资本市场。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即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和外汇交易，可以吞吐基础货币、调节市场流动性。利率政策是央行手中的另一个利器，利率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到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但只有利率市场化之后，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水平，央行才能更加游刃有余地引导利率。在现行的汇率制度下，保持汇率的稳定需要央行借助外汇市场进行调节，化解汇率风险和逐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也需要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央行的此次改革势必推进中国证券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培育、发展和成熟。
随着央行的政策逐渐转向市场化的工具，其风格也将随之转变。政策的效果并不仅仅取决于方案设计的优劣，同时取决于能否在市场上确立央行的“公信力”。从这一点来说，市场和政府的地位是平等的，政府无法命令市场如何行动，只能引导市场如何行动；市场汇集了无数动机各异、行动迅速的投资者和投机者，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都会被他们捕捉，任何蛛丝马迹的信息都可能被他们放大，市场的反应速度和应对能力远胜过政府，从这一点上来说，市场和政府的智慧也是平等的，政府只能试图去理解市场的反应，而不能去一相情愿地“设计”市场的反应。即使政府在短期之内能够影响甚至操纵市场，但是从长期来看，市场的规则仍然会占据上风，因此，政府的规则和市场的规则也是平等的，政府也需要学会去适应市场的游戏规则。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府和市场的博弈。市场所能够提供的信息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市场对央行政策的预期。只有学会猜测和理解市场的动向，央行才能更好地设计和执行货币政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贴近市场之后，各金融机构就可以方便地从央行获得相关的信息、征信、清算、人才支持等金融服务，强化人民银行金融服务的功能。
美联储的经验
央行成立二部据说是借鉴了美联储的经验，但是这一设置和美联储的体制还存在很大差异。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是由联邦储备委员会、顾问与咨询委员会、12家地区储备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和众多会员商业银行组成的。其中纽约储备银行在美联储体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纽约储备银行是美联储公开市场交易的柜台，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了联邦资金利率的适当目标水平后，由美联储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交易台负责具体操作。在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纽约联储主席任副主席并享有当然的投票权，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实质性的。此外，纽约联储是美联储的资产的实际管理者，其投资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来支付美联储的日常费用。
上海已经建立起包括证券市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在内的层次比较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是全国资金运营中心，也是信息交流中心，外资银行也纷纷抢滩。显然，上海已经具备了中国的“纽约”的气质。但是，央行二部迁到上海之后，可能会和央行的上海分行在职能上出现一些重叠。如果央行二部接管过去上海分行主要承担的一些职能，那么上海分行的实际作用将随之削弱。金融最发达的地区的央行分行却最无所事事，这是比较具有讽刺意义的。假如央行二部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归入上海分行，那将预示着中国的中央银行体制发生更为深刻的变革，因为其他的大行地位也会随之提高，并增加其在货币政策形成中的影响力。
从美联储的经验可以看出地方分行在中央银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美联储建立之前，美国金融体系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19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导致美国中央银行体制改革的导火索，但是最终出台的方案却是在主张集权派和主张分权派之间的妥协。妥协的方案是戏剧性的。当时的一个参议员约翰·沙弗罗思提出，任何银行和地区储备银行的距离不应该超过一夜火车的路程，以保证某家银行在被挤兑的时候，可以乘火车迅速赶到地区储备银行，获得资金支持，防止第二天可能发生的挤兑恐慌。据此，美联储组织委员会决定建立12个地区储备银行。从美联储的实践来看，地区储备银行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货币政策的制定者；（2）货币政策的执行者；（3）美联储和公众的桥梁。
对中国的启示
尽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需要集中制定，统一执行，但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说，由于各个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性，货币政策对于不同地区将会出现不同的政策“效力”，这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可能更需要关注对各地影响的差异。
中国现代的央行体制结构是1998年改革的产物。1998年，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减少机构重设和提高效率，央行撤消了31个省级分行，按经济区域设置分行，设立了9个跨省区分行，从而建立了类似美国联邦体系的中央银行管理体制。但是，中国地方分行和美联储12个地区储备银行形似神异：首先，在行政隶属关系上，9个大区分行完全属于总行。分行行长不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分行提供的报告仅供总行汇总，分行行长并不是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者，分区行也没能像美联储地方储备银行那样自行决定各种票据的性质和贴现率。
其次，地方分行制度难以解决地方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干扰问题。尽管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影响分行的执行能力，但是他们可以“建议”分行对信贷规模和投贷方向进行调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开放，金融结构的重组和市场退出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分行作为地区金融稳定者和区域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必须承担流动性支持和救助，这是其面临的来自地方的新的压力。从行政级别上，行长比地方官员的级别要低，地方长官的意见和建议对分支行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再次，按照我国央行大区式的体制，银行的组织结构是“总行—分行—中心支行—基层分行”。但是央行各级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比如，省会中心支行负责国库经理、清算支付、货币发行和金融统计等业务工作，并直接对总行负责，这样对分行的领导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其他中心支行和基层支行由于其级别更低，而且还按照行政区域来设立，受地方政府的影响甚至会比受地方分行的影响更直接，这导致了基层单位反过来“倒逼”分行和总行要更多的信贷规模和政策优惠的后果。
总之，中国现行的9大区分行确定了中国中央银行集中和分权相对平衡的体制框架，但是，由于在该体制下，夹杂着分行与中央政府、总行、地方政府、分支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复杂关系，分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受到牵绊，其地位日益下降。因此，我们建议：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适度扩大分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作用；根据地方经济的特性，在统一的政策下，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地区差异性政策，发挥分行的自主权；根据经济活动的范围而非行政区域格局重新划分中心支行；减少中央银行分层体系的层次，比如可以撤并县级支行，只在较大的经济县设立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