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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样，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中发迹，一跃而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权势煊赫。接着，他参与了镇压捻军的活动，并进兵陕甘，扑灭西北的回民起义。后来，他挥戈出塞，进军新疆，击溃了英俄帝国主义的走狗但积诚相与，久将自威，无他道也。”
关键词：左宗棠;战争;历史
这里，有件事情很值得一提：1860年北京条约刚刚签订，俄、法、美等国或请们乘机提出用西法自行采煤的主张，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杜绝外人之觊觎，而且可以兴中国之大利。左宗棠并没有提出这一点。
1870年，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人民群众将作恶多端、行凶杀人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击毙，并将法国教堂、领事馆、育婴堂等烧毁，一些英美耶稣教堂也被波及。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曾国藩由保定赴津查办。曾国藩鉴于“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所以抱定对外国侵略者“委曲求全”的方针，一意妥协退让。他所采取的措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他自己了解到这一点，于致友人书中写道：“六月初旬奉旨力疾来津查讯此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而发抄时内阁又删去疏中五疑一层，物议沸腾，致使人不忍闻。”
左宗棠支持曾国藩对外妥协退让的方针，并表示十分同情曾国藩的处境。他在致夏献纶的信中说：“津门事暂作了局，曾侯之奏尚为得宜，外人犹以为软，不知其中亦具苦心也。弟处答总署一函，曾录寄幼丹中函（沈葆桢字幼丹），想得聞其略。昨见香（闽浙总督英桂字香岩）、幼（幼丹）两公复信，大意均同，私幸所言尚不谬也。”可见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政策，是得到左宗棠、沈葆桢、英桂等洋务派官员普遍支持的。左宗棠又说：“津事草草了结，侯相颇不为时论所许。然当仓猝时，议论纷纭，莫敢执咎。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观其内愧方寸、外干清议之奏，亦可谓较然不欺者。”他对曾国藩寄予了莫大的同情。
左宗棠对清政府的妥协政策是表示完全支持的。他说：“台湾事已可议结，非幼丹谋之于外，恭邸（恭亲王奕欣）主之于内，未易臻此。外间未悉底里，尚以费抚恤十万、收回番地四十万为过者，非也。”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于1875年又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主派兵助剿，或请代运南漕赴津。清廷征询曾国藩等人的意见，曾国藩于1861年1月5日上折说：“此时我之陆军，势不可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应请敕下王大臣等传谕该夷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同时，他又奏称：“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河道既改，海运岂可一岁而不行？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这个奏折，就是当时所谓的“借夷助剿疏”，被人们认为是曾国藩的“杰作”。其实，这是一个大误会。该折虽由曾国藩署名具奏，但并非出自曾国藩的手笔，而是左宗棠起草的（左宗棠当时正在曾国藩处襄办军务）。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得惠缄，承奖赞借夷助剿一疏，系左季翁（左宗棠字季高）捉刀为之，鄙人不办此也。至于大败之后，力不能拒，和好之初，情不宜拒，此者鄙见与季公相同。”人们一贯把曾、左、李并称，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七款规定，新定海关税则和通商各款，可以在10年期满时修改。总理衙门深恐修约时英国侵略者将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所以于1867年即着手进行准备，对英国在修约时可能提出的问题如请觐、遣使、设电线、筑铁路、开煤矿、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等，事先预筹对策，并请朝廷敕各省将军督抚提出意见。左宗棠在复奏中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发逆之祸甫销，回、捻之祸复炽，各处匪盗肆起，游勇充斥，解兵洗甲，未卜何年？而人才凋耗，财才殚竭，更甚于数年以前。于此而谓彼（指外国侵略者）如决裂，我有以待之，不知计将安出？”因此，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此次修约，但能就已成之局仍与羁縻，不能禁其要挟也明矣。”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把外国侵略者在修约谈判中可能提出的要求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迁就者”，如请觐、遣使等;另一类是“不可迁就者”，如架电线、筑铁路、开煤矿等。他认为，关于请觐一事，外国侵略者所争执的是“中外均敌，不甘以属国自居”，所以不妨允其所请;而遣使一事，正可以“洞各国之情伪，而戢公使之专横”，有利于中国。至于电线、铁路、挖煤等项，左宗棠认为必须坚决反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态度基本上和左宗棠相同。
左宗棠曾经主张以武力收复伊犁，而且在后来的中法战争中坚决主战，这大概是他被称为“爱国派”或“爱国主义者”的由来，也是他区别于李鸿章等人的地方。洋务派成员由于个人所处的地位以及其他方面情况有所不同，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时可能产生分歧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其实质来说，左宗棠作为洋务派首领之一，他的显著差异。请看下列的几个例证：
当时的中国无论在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方面，都已远远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在中外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洋务派保持了比较清楚的头脑，认识到自己力量的软弱，因而产生了对外妥协退让的思想。他们一方面承认已经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张维护中国半殖民地的现状;另一方面企图防止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避免使中国继续向殖民地道路沉沦。这就是洋务派对外交涉所持的基本态度，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如此，左宗棠也不例外。如曾国藩说：“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李鸿章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北洋中外交涉事宜，头绪虽多，……只须随时谨守约章，操纵得宜，可无龃龉之意。”左宗棠（同治五年上奏）则说：“从前和约，迫于时势，不得不然。条约既定，自无逾越之理。然于条约之外，更议通融，恐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仰，无以底极。唯有遇事守定条约，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冀相安无事而已。”
由于洋务派承认并遵守不平等条约，所以他们在对外交涉中奏行所谓“羁縻”政策，即遇事迁就，妥协退让，不轻易与外国侵略者决裂。李鸿章致函曾国藩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曾国藩对此表示赞赏，立即复函李鸿章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左宗棠一则说：“夷务之兴，其始由于中国不悉夷情，而操之太蹙，疑之太深，遂至决裂不可收拾。迨庚申之变，则寇深祸迫，不能不暂与羁縻。立约之初，原冀乘此闲暇，急谋自强，以待时机之转。”再者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一以占埠头、争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他们对外国侵略者不仅认识一致，而且使用的语言、词汇也极为相似。
历史不会重演，左宗棠那个时代我们已经无法亲自去感受了，也许我们会在梦里进入那个国破家亡，到处都是战烟销魂的时代，也许我们可以遇到左宗棠，倾听他的人生感悟，报国之情。总之，左宗棠是也个正面人物，至少我这样认为。
参考文献：
[1]曾左交恶为公不为私[J]. 魏羲之.书屋. 2011（07）.
关键词：左宗棠;战争;历史
这里，有件事情很值得一提：1860年北京条约刚刚签订，俄、法、美等国或请们乘机提出用西法自行采煤的主张，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杜绝外人之觊觎，而且可以兴中国之大利。左宗棠并没有提出这一点。
1870年，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人民群众将作恶多端、行凶杀人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击毙，并将法国教堂、领事馆、育婴堂等烧毁，一些英美耶稣教堂也被波及。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曾国藩由保定赴津查办。曾国藩鉴于“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所以抱定对外国侵略者“委曲求全”的方针，一意妥协退让。他所采取的措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他自己了解到这一点，于致友人书中写道：“六月初旬奉旨力疾来津查讯此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而发抄时内阁又删去疏中五疑一层，物议沸腾，致使人不忍闻。”
左宗棠支持曾国藩对外妥协退让的方针，并表示十分同情曾国藩的处境。他在致夏献纶的信中说：“津门事暂作了局，曾侯之奏尚为得宜，外人犹以为软，不知其中亦具苦心也。弟处答总署一函，曾录寄幼丹中函（沈葆桢字幼丹），想得聞其略。昨见香（闽浙总督英桂字香岩）、幼（幼丹）两公复信，大意均同，私幸所言尚不谬也。”可见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政策，是得到左宗棠、沈葆桢、英桂等洋务派官员普遍支持的。左宗棠又说：“津事草草了结，侯相颇不为时论所许。然当仓猝时，议论纷纭，莫敢执咎。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观其内愧方寸、外干清议之奏，亦可谓较然不欺者。”他对曾国藩寄予了莫大的同情。
左宗棠对清政府的妥协政策是表示完全支持的。他说：“台湾事已可议结，非幼丹谋之于外，恭邸（恭亲王奕欣）主之于内，未易臻此。外间未悉底里，尚以费抚恤十万、收回番地四十万为过者，非也。”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于1875年又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主派兵助剿，或请代运南漕赴津。清廷征询曾国藩等人的意见，曾国藩于1861年1月5日上折说：“此时我之陆军，势不可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应请敕下王大臣等传谕该夷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同时，他又奏称：“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河道既改，海运岂可一岁而不行？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这个奏折，就是当时所谓的“借夷助剿疏”，被人们认为是曾国藩的“杰作”。其实，这是一个大误会。该折虽由曾国藩署名具奏，但并非出自曾国藩的手笔，而是左宗棠起草的（左宗棠当时正在曾国藩处襄办军务）。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得惠缄，承奖赞借夷助剿一疏，系左季翁（左宗棠字季高）捉刀为之，鄙人不办此也。至于大败之后，力不能拒，和好之初，情不宜拒，此者鄙见与季公相同。”人们一贯把曾、左、李并称，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七款规定，新定海关税则和通商各款，可以在10年期满时修改。总理衙门深恐修约时英国侵略者将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所以于1867年即着手进行准备，对英国在修约时可能提出的问题如请觐、遣使、设电线、筑铁路、开煤矿、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等，事先预筹对策，并请朝廷敕各省将军督抚提出意见。左宗棠在复奏中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发逆之祸甫销，回、捻之祸复炽，各处匪盗肆起，游勇充斥，解兵洗甲，未卜何年？而人才凋耗，财才殚竭，更甚于数年以前。于此而谓彼（指外国侵略者）如决裂，我有以待之，不知计将安出？”因此，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此次修约，但能就已成之局仍与羁縻，不能禁其要挟也明矣。”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把外国侵略者在修约谈判中可能提出的要求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迁就者”，如请觐、遣使等;另一类是“不可迁就者”，如架电线、筑铁路、开煤矿等。他认为，关于请觐一事，外国侵略者所争执的是“中外均敌，不甘以属国自居”，所以不妨允其所请;而遣使一事，正可以“洞各国之情伪，而戢公使之专横”，有利于中国。至于电线、铁路、挖煤等项，左宗棠认为必须坚决反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态度基本上和左宗棠相同。
左宗棠曾经主张以武力收复伊犁，而且在后来的中法战争中坚决主战，这大概是他被称为“爱国派”或“爱国主义者”的由来，也是他区别于李鸿章等人的地方。洋务派成员由于个人所处的地位以及其他方面情况有所不同，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时可能产生分歧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其实质来说，左宗棠作为洋务派首领之一，他的显著差异。请看下列的几个例证：
当时的中国无论在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方面，都已远远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在中外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洋务派保持了比较清楚的头脑，认识到自己力量的软弱，因而产生了对外妥协退让的思想。他们一方面承认已经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张维护中国半殖民地的现状;另一方面企图防止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避免使中国继续向殖民地道路沉沦。这就是洋务派对外交涉所持的基本态度，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如此，左宗棠也不例外。如曾国藩说：“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李鸿章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北洋中外交涉事宜，头绪虽多，……只须随时谨守约章，操纵得宜，可无龃龉之意。”左宗棠（同治五年上奏）则说：“从前和约，迫于时势，不得不然。条约既定，自无逾越之理。然于条约之外，更议通融，恐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仰，无以底极。唯有遇事守定条约，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冀相安无事而已。”
由于洋务派承认并遵守不平等条约，所以他们在对外交涉中奏行所谓“羁縻”政策，即遇事迁就，妥协退让，不轻易与外国侵略者决裂。李鸿章致函曾国藩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曾国藩对此表示赞赏，立即复函李鸿章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左宗棠一则说：“夷务之兴，其始由于中国不悉夷情，而操之太蹙，疑之太深，遂至决裂不可收拾。迨庚申之变，则寇深祸迫，不能不暂与羁縻。立约之初，原冀乘此闲暇，急谋自强，以待时机之转。”再者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一以占埠头、争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他们对外国侵略者不仅认识一致，而且使用的语言、词汇也极为相似。
历史不会重演，左宗棠那个时代我们已经无法亲自去感受了，也许我们会在梦里进入那个国破家亡，到处都是战烟销魂的时代，也许我们可以遇到左宗棠，倾听他的人生感悟，报国之情。总之，左宗棠是也个正面人物，至少我这样认为。
参考文献：
[1]曾左交恶为公不为私[J]. 魏羲之.书屋. 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