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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国捐躯在古希腊时代被视为一种践行最高贵伦理美德的生活方式,它深受与爱国主义高度契合的荣誉观的影响。这种荣誉观认为:为高尚的目的取得的荣誉最可贵,真正的荣誉合乎善和幸福,而荣誉观与爱国主义高度契合的根本原因在于城邦政制。本文试图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伟大先哲对古希腊时代人们的荣誉观、爱国主义和勇敢德性的相关论述,来确证古希腊将士为国捐躯这一行为的高贵所在。
关键词:为国捐躯 荣誉观 爱国主义 勇敢 德性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为国捐躯展现出的是一种公民的勇敢,这种勇敢是一种最高的德性;因为公民的勇敢德性有着崇高的目的,所以它是最高尚的。古代雅典伟大的政治领袖、“第一公民”伯利克里在其著名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将这种公民伦理阐明为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即通过为国捐躯来践行高贵的伦理美德。他满怀深情地称颂那些为国捐躯的雅典将士,“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给国家和我们全体,至于他们自己,则获得了永远常青的赞美,最光辉灿烂的坟墓——不是他们遗体所安葬的坟墓,而是他们的光荣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每到适当的时机,总会激动着他人的言论或行动。整个地球其实都是他们的纪念物;他们的纪念物不仅是在自己的祖国,而且也在外国;他们的英名已经生根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凿刻在有形的石碑上。”
一 为国捐躯的精神动力:与爱国主义高度契合的荣誉观
为国捐躯是古希腊人在爱国主义激励下的一种自觉行为,这种爱国主义价值观和某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密切相关,而这种对精神的追求表现为一种与爱国主义高度契合的荣誉观。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几方面:
1 为高尚目的取得的荣誉最为可贵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享有某些荣誉是非常重要的,但要达到高尚的生活,人就必须修养自身的品德,过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即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承认有一种人所固有的神性因素,即心灵,他呼吁:人们应该以人生中合乎道德的行为使自己不朽。因为决定人的价值的是理智的德性,特别是理智德性中的内修性或“纯粹理性”,它能够有助于人们正确地选择和确立人生目的。正是这种正确的、高尚的人生目的决定着人的价值。
“一切作为本来没有高低的区分,这完全凭他们的目的(后果)或好或坏,才能显见那些行为或为光荣或为卑劣。”“而爱高尚(高贵)的人以本性上令人愉悦的事物为快乐。合于德性的活动就是这样的事物”。据此推论,不以高尚(高贵)的行为为快乐的人也就不是好人。所以说,高尚的行为和生活已成为评价一个人的首要条件,荣誉的取得自然也应以高尚为目的,高贵胜于荣誉。
亚里士多德强调选取高贵品德的人是好人,是高尚(高贵)的和值得称赞的。“这种人重视荣誉但更重视高贵的品质。他常常为朋友的或他的祖国的利益而做事情,为着这些他在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可以放弃钱财、荣誉和人们奋力获得的所有东西,而只为自己保留高尚(高贵)。因为首先,他宁取一个短暂而强烈的快乐而不取一个持久但温吞的享受,宁取一年高尚(高贵)的生活而不取多年平庸的生存,宁取一次伟大而高尚(高贵)的实践而不取许多琐碎的活动。”所有人都尽量争取称赞避免耻辱,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获得荣誉的途径已不再是单纯的避开或消除耻辱,为伟大而高尚的目的忍受耻辱也可获得荣誉。“当人们做耻辱的和痛苦的事是为着伟大而光荣的目的时,甚至受到赞扬。”
2 选择荣誉的生活合乎真正的善和幸福
希腊人重视荣誉并曾为之进行舍生忘死的奋斗,因为他们曾把取得和保持荣誉看作生活的目的,同时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幸福。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智者学派之后的哲学家们对人事问题思考的加深,希腊人的价值观和幸福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至亚里士多德时期,哲学家们已认识到幸福并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见的事物,如快乐、财富或荣誉,它里面加入了更多的思辨成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中将之归纳为美好的生活和善良的行为,是灵魂合乎完满德性的现实活动。人的合乎品德的活动贯彻在生活之中,是最持久最有价值的。即使遭受了厄运,美好的东西仍然熠熠生辉,灵魂的高尚大度对巨大的糟糕境遇也能泰然处之。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决定幸福状况的标准不在于主观感觉而在于生命活动的客观特性。因此,幸福在于生存本身的美好和完善,人的幸福本身就在于善行。只有无以复加地满足于善和美的完善,并且为获得这种满足而乐意牺牲其它一切的人,才是有德的人。基于这种幸福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另一个命题:至善是幸福。
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善“理念论”的不切实际,指出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不能说只有一个善,所有的事物和行为活动只追求一个善。人们在追求至善和幸福时,不需要先去了解什么“理念”,不必去证明存在什么超乎人的实际经验之外的理念世界。“人的幸福不是存在于理念世界里,而是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中”。最终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最高的善应该是幸福。选择荣誉的生活是幸福的,取得荣誉的目的和手段却要合乎真正的善。亚里士多德把荣誉、幸福与至善的关系做了辩证的分析,其道德意义显而易见。
3 荣誉与爱国主义高度统一的根本原因在于城邦政制
古希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本主义观念的流行,伯里克利的名言“人是第一重要的”道出了人的真正价值,被看作西方人本主义的公开宣言,人本主义的关键仍是以人为中心,在社会中实现个人价值,但这并没有与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相冲突,城邦制度的特征和公民价值的实现方法使个人荣誉只有在爱国的基础上实现。
公民城邦的本质决定了公民与城邦不可分割的关系。自前国家时期,希腊人就一直在力图实现自我,实现个体价值。而在进入城邦社会之后,个人成了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城邦而独立生存。亚里士多德曾说:“不能共同生活或因为自足而无此需要者,就不是城邦的一部分,它要么是只野兽,要么是个神。”个人价值的实现就是得到城邦的认可,在城邦这个集体中体现个体。人们把在生活的某个适当时候参与所有的城邦事务看作是一个个体对城邦和他自己应尽的职责。这是一种完满生活的组成部分,只有城邦才能提供。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只能在社会和国家中实现自己”,“而享有各种荣誉或资格的人最应被称为公民。”城邦制度下公民可以有充分的政治、财产言论等自由,这是城邦存在的基础也是希腊人的传统理想。希腊人从未打算在枷锁下生存,他们只热爱自由的城邦。另外,荣誉也关系着公民权的得失与能否真正行使。城邦的独立是公民权存在的前提。挽救城邦也就是挽救自己。战争中的懦弱或退缩很可能使城邦毁灭,使自己成为奴隶,这是希腊人所最无法忍受的。也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才认为在危险难以忍受时,从外邦人中雇用的雇佣兵往往首先逃跑,而公民战士却一直坚持战斗到死。这种勇气“产自动机,产自责任,产自对同伴的忠诚,产自对事业的信念。这一切克服了对死亡本身的恐惧,使得人类能够为他们信奉的东西准备牺牲生命。”
二 为国捐躯展现出的高贵德性:公民的勇敢
在古代希腊,勇敢是最受人称道的一种伦理德性。荷马史诗中描述的许多英雄尽管在行为上表现出不少弱点,但因为他们勇敢便受到人们的崇拜。后来在希腊城邦间发生的各种战争中出现的勇敢的英雄都受人尊崇。勇敢被看作获得和衡量荣誉的最重要的条件。关于究竟什么是勇敢,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有所论述,但他们对勇敢的分析都带有片面性。亚里士多德在两位先师的论述基础上对勇敢做了伦理的全面阐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真正的勇敢是一种美德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勇敢主要是护卫者的德性,是一种高贵的“看门狗”的德性,这种德性是基于关于什么东西可怕、什么东西不可怕的意见之上,而这种意见是由城邦的立法者(统治者)——哲学王来规定的。因此,在柏拉图那里,公民的勇敢恰恰是被法律和习俗的意见构成的,这种勇敢就是真正的勇敢。在灵魂的结构上,勇敢对应的是激情,这种激情本身是没有目的的,但是它是听从逻各斯的。正如在城邦的层面上,武士阶层是听从立法者(统治者)的。这种听从逻各斯的激情——服从立法者(统治者)的公民的勇敢就是真正的勇敢,即便这种勇敢本身是没有高贵的目的的。
亚里士多德首先将勇敢规定为“恐惧与鲁莽方面的适度”,因而对勇敢的理解首先就可以从过和不及这两方面来了解,既说清楚什么是恐惧,什么又是鲁莽,则其中道——勇敢就自然显现。那么,什么是恐惧呢?亚里士多德首先举出人们的一般看法,即恐惧就是对可怕事物的预感。但是,并非所有对可怕的东西的恐惧都是与勇敢相关的,因为对有些事物(例如耻辱)感到恐惧是正确的、高贵的,而不感到耻辱则是无耻的。而对另一些不是由于恶,也不是我们自身产生的事物则不应该感到惧怕,例如疾病和贫穷,但是,对这些事物不惧怕也并不表示我们就是勇敢的。那么,对什么事物不惧怕才可以算是勇敢的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面对大的危险不害怕才能说是勇敢,而最大的可怕事物莫过于死亡。但死亡本身是自然的界限,无所谓善恶,因此勇敢也不是同所有情况下的死亡都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勇敢只是同那些在战场上面对死亡威胁而毫不畏惧才是最伟大最高贵的”。这是因为我们只有在我们可以英勇战斗和高贵地死去的场合,才能最恰当地表现出勇敢。同时,勇敢又不仅仅是敢于牺牲。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分析,认为一个勇敢的人应该是具有坚忍性的,但这种忍受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在他看来,人的能力界限就是人勇敢的界限,一个人并不能对那些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事物不感到恐惧。因此,真正勇敢的人乃是“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以及在适当的时间,经受应该经受的,也怕所该害怕的事物的人。”在这里,“出于适当的原因”是指为了一个高贵的目的(例如保卫城邦),“以适当的方式”是指在逻各斯的指导下对达成目的的手段和方式进行考虑和选择。
亚里士多德为勇敢所设定的最高贵的目的就是为城邦的战争中表现得勇敢,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真正的勇敢德性中,出于高贵目的的希望、出于意愿的选择以及符合逻各斯的考虑,缺一不可。
2 公民的勇敢最高尚
人们追求勇敢,其实是在远离一种东西,那就是耻辱。换句话说,勇敢可以带来荣誉。在可怕的东西面前畏惧退却便是可耻,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勇敢的人是在可怕的东西面前坚定不移,他们在突发的灾难中能临危不惧,镇定自若。这种勇敢是面对突发事件,比那些可以经过选择和计算得到预见而产生的勇敢,更多来自个人的品质。于是,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勇敢区分为公民的勇敢以及个别经验、激情、乐观和无知等5种不同的类型,并说明它们的价值是高低不同的。
在5种勇敢中,亚里士多德最推崇的就是公民的勇敢。“公民的勇敢是出于德性(即羞耻感的),是出于对某种高尚(即荣誉)的欲求和为着躲避某种受人谴责的耻辱的。”这种勇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为国家和民族的荣誉而英勇斗争的行为,当然是高尚的应该得到奖赏的。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修昔底德,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 [意]托马斯·阿奎纳,苏隆编译:《亚里士多德十讲》,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版。
[5] 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6]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彦一、秦典华译:《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美]斯东,董乐山译:《苏格拉底的审判》,三联书店,1998年版。
作者简介:朱冠明,男,1984—,山东聊城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200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关键词:为国捐躯 荣誉观 爱国主义 勇敢 德性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为国捐躯展现出的是一种公民的勇敢,这种勇敢是一种最高的德性;因为公民的勇敢德性有着崇高的目的,所以它是最高尚的。古代雅典伟大的政治领袖、“第一公民”伯利克里在其著名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将这种公民伦理阐明为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即通过为国捐躯来践行高贵的伦理美德。他满怀深情地称颂那些为国捐躯的雅典将士,“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给国家和我们全体,至于他们自己,则获得了永远常青的赞美,最光辉灿烂的坟墓——不是他们遗体所安葬的坟墓,而是他们的光荣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每到适当的时机,总会激动着他人的言论或行动。整个地球其实都是他们的纪念物;他们的纪念物不仅是在自己的祖国,而且也在外国;他们的英名已经生根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凿刻在有形的石碑上。”
一 为国捐躯的精神动力:与爱国主义高度契合的荣誉观
为国捐躯是古希腊人在爱国主义激励下的一种自觉行为,这种爱国主义价值观和某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密切相关,而这种对精神的追求表现为一种与爱国主义高度契合的荣誉观。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几方面:
1 为高尚目的取得的荣誉最为可贵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享有某些荣誉是非常重要的,但要达到高尚的生活,人就必须修养自身的品德,过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即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承认有一种人所固有的神性因素,即心灵,他呼吁:人们应该以人生中合乎道德的行为使自己不朽。因为决定人的价值的是理智的德性,特别是理智德性中的内修性或“纯粹理性”,它能够有助于人们正确地选择和确立人生目的。正是这种正确的、高尚的人生目的决定着人的价值。
“一切作为本来没有高低的区分,这完全凭他们的目的(后果)或好或坏,才能显见那些行为或为光荣或为卑劣。”“而爱高尚(高贵)的人以本性上令人愉悦的事物为快乐。合于德性的活动就是这样的事物”。据此推论,不以高尚(高贵)的行为为快乐的人也就不是好人。所以说,高尚的行为和生活已成为评价一个人的首要条件,荣誉的取得自然也应以高尚为目的,高贵胜于荣誉。
亚里士多德强调选取高贵品德的人是好人,是高尚(高贵)的和值得称赞的。“这种人重视荣誉但更重视高贵的品质。他常常为朋友的或他的祖国的利益而做事情,为着这些他在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可以放弃钱财、荣誉和人们奋力获得的所有东西,而只为自己保留高尚(高贵)。因为首先,他宁取一个短暂而强烈的快乐而不取一个持久但温吞的享受,宁取一年高尚(高贵)的生活而不取多年平庸的生存,宁取一次伟大而高尚(高贵)的实践而不取许多琐碎的活动。”所有人都尽量争取称赞避免耻辱,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获得荣誉的途径已不再是单纯的避开或消除耻辱,为伟大而高尚的目的忍受耻辱也可获得荣誉。“当人们做耻辱的和痛苦的事是为着伟大而光荣的目的时,甚至受到赞扬。”
2 选择荣誉的生活合乎真正的善和幸福
希腊人重视荣誉并曾为之进行舍生忘死的奋斗,因为他们曾把取得和保持荣誉看作生活的目的,同时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幸福。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智者学派之后的哲学家们对人事问题思考的加深,希腊人的价值观和幸福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至亚里士多德时期,哲学家们已认识到幸福并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见的事物,如快乐、财富或荣誉,它里面加入了更多的思辨成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中将之归纳为美好的生活和善良的行为,是灵魂合乎完满德性的现实活动。人的合乎品德的活动贯彻在生活之中,是最持久最有价值的。即使遭受了厄运,美好的东西仍然熠熠生辉,灵魂的高尚大度对巨大的糟糕境遇也能泰然处之。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决定幸福状况的标准不在于主观感觉而在于生命活动的客观特性。因此,幸福在于生存本身的美好和完善,人的幸福本身就在于善行。只有无以复加地满足于善和美的完善,并且为获得这种满足而乐意牺牲其它一切的人,才是有德的人。基于这种幸福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另一个命题:至善是幸福。
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善“理念论”的不切实际,指出善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不能说只有一个善,所有的事物和行为活动只追求一个善。人们在追求至善和幸福时,不需要先去了解什么“理念”,不必去证明存在什么超乎人的实际经验之外的理念世界。“人的幸福不是存在于理念世界里,而是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中”。最终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最高的善应该是幸福。选择荣誉的生活是幸福的,取得荣誉的目的和手段却要合乎真正的善。亚里士多德把荣誉、幸福与至善的关系做了辩证的分析,其道德意义显而易见。
3 荣誉与爱国主义高度统一的根本原因在于城邦政制
古希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本主义观念的流行,伯里克利的名言“人是第一重要的”道出了人的真正价值,被看作西方人本主义的公开宣言,人本主义的关键仍是以人为中心,在社会中实现个人价值,但这并没有与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相冲突,城邦制度的特征和公民价值的实现方法使个人荣誉只有在爱国的基础上实现。
公民城邦的本质决定了公民与城邦不可分割的关系。自前国家时期,希腊人就一直在力图实现自我,实现个体价值。而在进入城邦社会之后,个人成了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城邦而独立生存。亚里士多德曾说:“不能共同生活或因为自足而无此需要者,就不是城邦的一部分,它要么是只野兽,要么是个神。”个人价值的实现就是得到城邦的认可,在城邦这个集体中体现个体。人们把在生活的某个适当时候参与所有的城邦事务看作是一个个体对城邦和他自己应尽的职责。这是一种完满生活的组成部分,只有城邦才能提供。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只能在社会和国家中实现自己”,“而享有各种荣誉或资格的人最应被称为公民。”城邦制度下公民可以有充分的政治、财产言论等自由,这是城邦存在的基础也是希腊人的传统理想。希腊人从未打算在枷锁下生存,他们只热爱自由的城邦。另外,荣誉也关系着公民权的得失与能否真正行使。城邦的独立是公民权存在的前提。挽救城邦也就是挽救自己。战争中的懦弱或退缩很可能使城邦毁灭,使自己成为奴隶,这是希腊人所最无法忍受的。也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才认为在危险难以忍受时,从外邦人中雇用的雇佣兵往往首先逃跑,而公民战士却一直坚持战斗到死。这种勇气“产自动机,产自责任,产自对同伴的忠诚,产自对事业的信念。这一切克服了对死亡本身的恐惧,使得人类能够为他们信奉的东西准备牺牲生命。”
二 为国捐躯展现出的高贵德性:公民的勇敢
在古代希腊,勇敢是最受人称道的一种伦理德性。荷马史诗中描述的许多英雄尽管在行为上表现出不少弱点,但因为他们勇敢便受到人们的崇拜。后来在希腊城邦间发生的各种战争中出现的勇敢的英雄都受人尊崇。勇敢被看作获得和衡量荣誉的最重要的条件。关于究竟什么是勇敢,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有所论述,但他们对勇敢的分析都带有片面性。亚里士多德在两位先师的论述基础上对勇敢做了伦理的全面阐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真正的勇敢是一种美德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勇敢主要是护卫者的德性,是一种高贵的“看门狗”的德性,这种德性是基于关于什么东西可怕、什么东西不可怕的意见之上,而这种意见是由城邦的立法者(统治者)——哲学王来规定的。因此,在柏拉图那里,公民的勇敢恰恰是被法律和习俗的意见构成的,这种勇敢就是真正的勇敢。在灵魂的结构上,勇敢对应的是激情,这种激情本身是没有目的的,但是它是听从逻各斯的。正如在城邦的层面上,武士阶层是听从立法者(统治者)的。这种听从逻各斯的激情——服从立法者(统治者)的公民的勇敢就是真正的勇敢,即便这种勇敢本身是没有高贵的目的的。
亚里士多德首先将勇敢规定为“恐惧与鲁莽方面的适度”,因而对勇敢的理解首先就可以从过和不及这两方面来了解,既说清楚什么是恐惧,什么又是鲁莽,则其中道——勇敢就自然显现。那么,什么是恐惧呢?亚里士多德首先举出人们的一般看法,即恐惧就是对可怕事物的预感。但是,并非所有对可怕的东西的恐惧都是与勇敢相关的,因为对有些事物(例如耻辱)感到恐惧是正确的、高贵的,而不感到耻辱则是无耻的。而对另一些不是由于恶,也不是我们自身产生的事物则不应该感到惧怕,例如疾病和贫穷,但是,对这些事物不惧怕也并不表示我们就是勇敢的。那么,对什么事物不惧怕才可以算是勇敢的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面对大的危险不害怕才能说是勇敢,而最大的可怕事物莫过于死亡。但死亡本身是自然的界限,无所谓善恶,因此勇敢也不是同所有情况下的死亡都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勇敢只是同那些在战场上面对死亡威胁而毫不畏惧才是最伟大最高贵的”。这是因为我们只有在我们可以英勇战斗和高贵地死去的场合,才能最恰当地表现出勇敢。同时,勇敢又不仅仅是敢于牺牲。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分析,认为一个勇敢的人应该是具有坚忍性的,但这种忍受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在他看来,人的能力界限就是人勇敢的界限,一个人并不能对那些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事物不感到恐惧。因此,真正勇敢的人乃是“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以及在适当的时间,经受应该经受的,也怕所该害怕的事物的人。”在这里,“出于适当的原因”是指为了一个高贵的目的(例如保卫城邦),“以适当的方式”是指在逻各斯的指导下对达成目的的手段和方式进行考虑和选择。
亚里士多德为勇敢所设定的最高贵的目的就是为城邦的战争中表现得勇敢,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真正的勇敢德性中,出于高贵目的的希望、出于意愿的选择以及符合逻各斯的考虑,缺一不可。
2 公民的勇敢最高尚
人们追求勇敢,其实是在远离一种东西,那就是耻辱。换句话说,勇敢可以带来荣誉。在可怕的东西面前畏惧退却便是可耻,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勇敢的人是在可怕的东西面前坚定不移,他们在突发的灾难中能临危不惧,镇定自若。这种勇敢是面对突发事件,比那些可以经过选择和计算得到预见而产生的勇敢,更多来自个人的品质。于是,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勇敢区分为公民的勇敢以及个别经验、激情、乐观和无知等5种不同的类型,并说明它们的价值是高低不同的。
在5种勇敢中,亚里士多德最推崇的就是公民的勇敢。“公民的勇敢是出于德性(即羞耻感的),是出于对某种高尚(即荣誉)的欲求和为着躲避某种受人谴责的耻辱的。”这种勇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为国家和民族的荣誉而英勇斗争的行为,当然是高尚的应该得到奖赏的。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修昔底德,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 [意]托马斯·阿奎纳,苏隆编译:《亚里士多德十讲》,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版。
[5] 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6]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彦一、秦典华译:《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美]斯东,董乐山译:《苏格拉底的审判》,三联书店,1998年版。
作者简介:朱冠明,男,1984—,山东聊城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200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