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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辜鸿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评价。
李大钊曾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种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文化巨擘吴宓也称赞：“辜氏實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而在新文化运动另一位领袖陈独秀眼中，辜却是位“很可笑”“复古向后退”的怪物，以“老顽固”“老古董”“腐儒”等称辜者也不乏其人。辜鸿铭究竟为何人？
1857年7月18日，当辜鸿铭诞生在槟城最古老的华人家族、取名汤生（Thomson）时，这个从福建闽南漂来的家族，已在槟城立足了上百年。英国橡胶园主布朗特别喜爱天资聪颖的小汤生，收为义子，并于1867年前后带他返回苏格兰老家。14岁开始求学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汤生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掌握了十来门外语，并获得了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学位，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
1879-1880年之间，汤生登上了东返马来亚的轮船，回到了槟榔屿。为父母扫过墓后，他选择福州作为他与故土初识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他的兄长、唯一在世的亲人辜鸿德。辜鸿铭来福州时，震惊一时的乌石山教案引发的中英冲突，刺激了这位看起来更像是英国绅士的海外华人，对自身文化归属的反思。
1881年岁末，他偶识清廷派赴南洋诸地宣慰侨胞并与英国殖民当局办理交涉的马建忠（《马氏文通》作者），经三日倾谈，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发生180度大转变，倾心仰慕祖国文化，决心回国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效力。辜鸿铭当即来到香港，在香港埋头苦读汉学著作和中国经典。1885年前后，辜鸿铭在复折回香港的船上，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洋人，为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所奇，乃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引荐。由是，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中，被委为洋文案，邦交诸务。
文化巨匠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当年出西洋读书时，父亲说了许多话，辜鸿铭记得最牢的是“中国人”三个字。到欧洲后，作为大富翁家的养子，他的生活完全是贵族化的。可他毕竟是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是为欧洲人所瞧不起的黄种人的一员。这种社会背景，培植了他极强的自尊心和爱国情结。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随其移节武昌，时长江流域教案叠起，给辜鸿铭许多震惊。他第一次回福建，就在福州碰到乌石山教案，在他内心留下深刻痕迹，并作诗斥责传教士的伪善，十多年后又遭遇愈演愈烈的长江教案，他内心的愤慨可想而知。血浓于水的民族尊严，使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堂堂正正为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向世界作辩护。
用空谷足音来譬喻辜鸿铭的言论，并非溢美。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整个英语世界几乎一直是欧美列强自己充当舆论主角并自说自话，辜鸿铭的出现，使中国终于有了能理直气壮地为祖国权利向世界发言、寻求正义的声音，这是屈辱的中国近代史难得一闻的壮魄和虎吼声。对那些动辄“叫嚷炮舰镇压”的侵略者，受过西方近代民族意识熏陶的辜鸿铭表示万分的蔑视，他也予以抨击，字里行间洋溢着浓烈的民族感情和神圣的国格意识。
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怀着一腔火热的爱国之情，不遗余力地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广发世界，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清史稿》如此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除了抨击侵华行为，谴责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那些傲慢无礼、藐视中华已极的轻佻言论，辜鸿铭也少不了要震怒一番。19世纪末，欧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针对中国的“黄祸论”旋风。德皇威廉二世专门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幅《黄祸图》，图中之意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甚嚣尘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国有“小斗牛士”之称的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书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每见外国人笔下对中国和中国人极尽讥嘲揶揄之能事，辜鸿铭总是少不了要作文反唇相讥一番。凡此种种，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产生了积极效果。日本学者、《时事新闻》驻北京通讯员鹫泽与四二曾说：“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了中国政府和文明的一边。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过分的赞誉都显得多余。”
爱国，首先要爱其文明，在《在德不在辫》一文中，辜鸿铭指出：“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不遗余力地颂扬中华文明，甚至到了言必赞中华的地步。在他看来，中华文明高于一切文明，因此，一心要把中华文明推向全世界，并声称要用中华文明改造世界。他坚信，未来的世界，必是儒教的天下。由是，辜鸿铭的精神颇得时人钦佩。这在旧中国不要说绝无仅有，也当属凤毛麟角。就连托尔斯泰、毛姆等文豪也向他投以赞扬的目光。
爱国主义是辜鸿铭思想学说的渊源，爱国，简直成了他的立世之基，他曾深情地说：“我热爱我的国家……在他们（按：指嘲笑他的大学生）还没有出生前，我就口诛笔伐，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国读书时就已知道何为祖国，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对此还不甚了解;为了更好为祖国效力，我不看荣誉和金钱……”他希望中国繁荣富强，那时，我将在儒家的天国深感欣慰”。
著名翻译家、文学家、革命志士苏曼殊由此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辜鸿铭回国初期思想和行动上并不怎么保守，对洋务运动颇为支持。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国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尝与左右说：辜先生是经纶满腹的杰出之才。”
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对这勃然而兴的维新思潮，辜鸿铭却生怕因之毁弃中国文化，于是，精于西学西政的他却“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
当其时，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摆脱西方“食肉民族”纷纷发表救国主张。辜鸿铭当然也在为多灾多难的中国设置蓝图，只不过他的办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也不是以残杀互相回敬，更不是通过部分地或全盘地将中国西化，而是使中国更加中国化，用中国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对付西方枪炮。
当他晚年入北京大学时，更成为旧派学人中的代表人物。只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并不是那種冥顽不化的保守派。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说：“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也说：“有人把他譬做保守学者之中最顽固不化的一个，但是，这恐怕是这些人还不了解他的缘故。”
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其英文造诣，孙中山、林语堂皆推为“中国第一”，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至于法语、希腊语等，他使用起来也像公孙大娘舞剑一般顺手，就连几欲失传的拉丁语，也不在话下。
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旧中国确实难有其二。最值一提的是，辜鸿铭以典雅的英文，翻译述评中国文化的精华。在翻译中别出心裁地引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和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其中的有关经文，并借此表达他对儒家经义的理解。欧洲大陆的读者和学者，因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刮目相看。此后辜鸿铭每翻译一部中国典籍，据称每一脱稿，列国争相传译。
对辜鸿铭翻译儒家《四书》中的三部，林语堂认为这是极为了不起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言“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作性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哲学的注入”。林语堂甚至“为他没有翻译更多的儒家经典而感到遗憾”。林语堂后半生以英文写作为主，积极向西方传播和介绍中国文化的事业，不能不说是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和启发。
关于辜鸿铭的国学，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颇见心得的看法：“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有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
徜徉于西学和国学的大海里，辜鸿铭的平生主张及学说大旨，具见于《春秋大义》及英译《中庸》。在辜鸿铭的文化思想中，最基本之点，即可视为他文化思想逻辑核心的，是对“civilization”（文明）的理解。这也是他坚执儒家文明的思想底蕴。
辜鸿铭在思想上对西洋物质文明有所批判，并且认为西方民族的富强是由于战争和掠夺，所谓“文明”流弊无穷，应当吸取中国文明的优点，用于补救。在欧战期间，他不遗余力地把中国的孔子之道推荐给西人，认为这是“贤人的宗教”，可以把欧洲从战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辜鸿铭的学说里，世界上只有“中国文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他文化观念上的偏狭由此可见。
在中国近现代史之交，辜鸿铭演足了自己有声有色的悲喜剧。他在西方很有名，得到广泛尊重，获得巨大声誉，让西方各界人物在许多问题上站到了中国人一边。但在国内，却被同胞们以复古倒退、倡导纳妾、喜欢姑娘的小脚等等，诋毁他作为文化英雄的整体形象。这样墙内开花墙外香，是为人所叹惋的。罗振玉认为辜鸿铭“不见用于当世，乃国与民之不幸，而不在君也”。
对自己在中西两个半球出现的冰火两重天命运，辜鸿铭心知肚明。他自己就说了：“今日中国那些沉默的、真正高贵的人——少数正与全民族抗争的人——虽然忍受着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羞辱，但却应当赢得人们的尊敬，因为在反对这场下流无耻的诽谤运动时，他们没有用有损尊严的一字一句进行过反击和报复。”辜鸿铭这话是说给自己的，是夫子自道，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辜鸿铭的意义在于他在那个“外国月亮圆”年头中，让世界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精义（虽有残缺之嫌），了解到中国人的不可欺。他把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第一次正面地推向了世界。从这点来说，他绝不会与草木同朽。
（作者系文史学者）
李大钊曾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种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文化巨擘吴宓也称赞：“辜氏實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而在新文化运动另一位领袖陈独秀眼中，辜却是位“很可笑”“复古向后退”的怪物，以“老顽固”“老古董”“腐儒”等称辜者也不乏其人。辜鸿铭究竟为何人？
180度的人生转向
1857年7月18日，当辜鸿铭诞生在槟城最古老的华人家族、取名汤生（Thomson）时，这个从福建闽南漂来的家族，已在槟城立足了上百年。英国橡胶园主布朗特别喜爱天资聪颖的小汤生，收为义子，并于1867年前后带他返回苏格兰老家。14岁开始求学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汤生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掌握了十来门外语，并获得了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学位，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
1879-1880年之间，汤生登上了东返马来亚的轮船，回到了槟榔屿。为父母扫过墓后，他选择福州作为他与故土初识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他的兄长、唯一在世的亲人辜鸿德。辜鸿铭来福州时，震惊一时的乌石山教案引发的中英冲突，刺激了这位看起来更像是英国绅士的海外华人，对自身文化归属的反思。
1881年岁末，他偶识清廷派赴南洋诸地宣慰侨胞并与英国殖民当局办理交涉的马建忠（《马氏文通》作者），经三日倾谈，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发生180度大转变，倾心仰慕祖国文化，决心回国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效力。辜鸿铭当即来到香港，在香港埋头苦读汉学著作和中国经典。1885年前后，辜鸿铭在复折回香港的船上，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洋人，为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所奇，乃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引荐。由是，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中，被委为洋文案，邦交诸务。
“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
文化巨匠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当年出西洋读书时，父亲说了许多话，辜鸿铭记得最牢的是“中国人”三个字。到欧洲后，作为大富翁家的养子，他的生活完全是贵族化的。可他毕竟是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是为欧洲人所瞧不起的黄种人的一员。这种社会背景，培植了他极强的自尊心和爱国情结。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随其移节武昌，时长江流域教案叠起，给辜鸿铭许多震惊。他第一次回福建，就在福州碰到乌石山教案，在他内心留下深刻痕迹，并作诗斥责传教士的伪善，十多年后又遭遇愈演愈烈的长江教案，他内心的愤慨可想而知。血浓于水的民族尊严，使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堂堂正正为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向世界作辩护。
用空谷足音来譬喻辜鸿铭的言论，并非溢美。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整个英语世界几乎一直是欧美列强自己充当舆论主角并自说自话，辜鸿铭的出现，使中国终于有了能理直气壮地为祖国权利向世界发言、寻求正义的声音，这是屈辱的中国近代史难得一闻的壮魄和虎吼声。对那些动辄“叫嚷炮舰镇压”的侵略者，受过西方近代民族意识熏陶的辜鸿铭表示万分的蔑视，他也予以抨击，字里行间洋溢着浓烈的民族感情和神圣的国格意识。
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怀着一腔火热的爱国之情，不遗余力地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广发世界，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清史稿》如此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除了抨击侵华行为，谴责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那些傲慢无礼、藐视中华已极的轻佻言论，辜鸿铭也少不了要震怒一番。19世纪末，欧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针对中国的“黄祸论”旋风。德皇威廉二世专门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幅《黄祸图》，图中之意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甚嚣尘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国有“小斗牛士”之称的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书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每见外国人笔下对中国和中国人极尽讥嘲揶揄之能事，辜鸿铭总是少不了要作文反唇相讥一番。凡此种种，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产生了积极效果。日本学者、《时事新闻》驻北京通讯员鹫泽与四二曾说：“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了中国政府和文明的一边。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过分的赞誉都显得多余。”
爱国，首先要爱其文明，在《在德不在辫》一文中，辜鸿铭指出：“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不遗余力地颂扬中华文明，甚至到了言必赞中华的地步。在他看来，中华文明高于一切文明，因此，一心要把中华文明推向全世界，并声称要用中华文明改造世界。他坚信，未来的世界，必是儒教的天下。由是，辜鸿铭的精神颇得时人钦佩。这在旧中国不要说绝无仅有，也当属凤毛麟角。就连托尔斯泰、毛姆等文豪也向他投以赞扬的目光。
爱国主义是辜鸿铭思想学说的渊源，爱国，简直成了他的立世之基，他曾深情地说：“我热爱我的国家……在他们（按：指嘲笑他的大学生）还没有出生前，我就口诛笔伐，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国读书时就已知道何为祖国，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对此还不甚了解;为了更好为祖国效力，我不看荣誉和金钱……”他希望中国繁荣富强，那时，我将在儒家的天国深感欣慰”。
著名翻译家、文学家、革命志士苏曼殊由此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最早的留学生，对传统文化“爱屋及乌”
辜鸿铭回国初期思想和行动上并不怎么保守，对洋务运动颇为支持。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国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尝与左右说：辜先生是经纶满腹的杰出之才。”
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对这勃然而兴的维新思潮，辜鸿铭却生怕因之毁弃中国文化，于是，精于西学西政的他却“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
当其时，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摆脱西方“食肉民族”纷纷发表救国主张。辜鸿铭当然也在为多灾多难的中国设置蓝图，只不过他的办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也不是以残杀互相回敬，更不是通过部分地或全盘地将中国西化，而是使中国更加中国化，用中国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对付西方枪炮。
当他晚年入北京大学时，更成为旧派学人中的代表人物。只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并不是那種冥顽不化的保守派。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说：“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也说：“有人把他譬做保守学者之中最顽固不化的一个，但是，这恐怕是这些人还不了解他的缘故。”
在西学和国学之间游刃有余
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其英文造诣，孙中山、林语堂皆推为“中国第一”，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至于法语、希腊语等，他使用起来也像公孙大娘舞剑一般顺手，就连几欲失传的拉丁语，也不在话下。
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旧中国确实难有其二。最值一提的是，辜鸿铭以典雅的英文，翻译述评中国文化的精华。在翻译中别出心裁地引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和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其中的有关经文，并借此表达他对儒家经义的理解。欧洲大陆的读者和学者，因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刮目相看。此后辜鸿铭每翻译一部中国典籍，据称每一脱稿，列国争相传译。
对辜鸿铭翻译儒家《四书》中的三部，林语堂认为这是极为了不起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言“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作性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哲学的注入”。林语堂甚至“为他没有翻译更多的儒家经典而感到遗憾”。林语堂后半生以英文写作为主，积极向西方传播和介绍中国文化的事业，不能不说是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和启发。
关于辜鸿铭的国学，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颇见心得的看法：“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有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
徜徉于西学和国学的大海里，辜鸿铭的平生主张及学说大旨，具见于《春秋大义》及英译《中庸》。在辜鸿铭的文化思想中，最基本之点，即可视为他文化思想逻辑核心的，是对“civilization”（文明）的理解。这也是他坚执儒家文明的思想底蕴。
辜鸿铭在思想上对西洋物质文明有所批判，并且认为西方民族的富强是由于战争和掠夺，所谓“文明”流弊无穷，应当吸取中国文明的优点，用于补救。在欧战期间，他不遗余力地把中国的孔子之道推荐给西人，认为这是“贤人的宗教”，可以把欧洲从战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辜鸿铭的学说里，世界上只有“中国文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他文化观念上的偏狭由此可见。
命运两重天
在中国近现代史之交，辜鸿铭演足了自己有声有色的悲喜剧。他在西方很有名，得到广泛尊重，获得巨大声誉，让西方各界人物在许多问题上站到了中国人一边。但在国内，却被同胞们以复古倒退、倡导纳妾、喜欢姑娘的小脚等等，诋毁他作为文化英雄的整体形象。这样墙内开花墙外香，是为人所叹惋的。罗振玉认为辜鸿铭“不见用于当世，乃国与民之不幸，而不在君也”。
对自己在中西两个半球出现的冰火两重天命运，辜鸿铭心知肚明。他自己就说了：“今日中国那些沉默的、真正高贵的人——少数正与全民族抗争的人——虽然忍受着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羞辱，但却应当赢得人们的尊敬，因为在反对这场下流无耻的诽谤运动时，他们没有用有损尊严的一字一句进行过反击和报复。”辜鸿铭这话是说给自己的，是夫子自道，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辜鸿铭的意义在于他在那个“外国月亮圆”年头中，让世界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精义（虽有残缺之嫌），了解到中国人的不可欺。他把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第一次正面地推向了世界。从这点来说，他绝不会与草木同朽。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