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前辈文人日记，每有某人招饮于某处的记载。其后知道，某些重大的文化规划往往产生在此类饮酌之际。五十年代初，犹见杂志的老编于发稿之余，与同事们小酌一番，席间谈笑风生，感情融洽，新进者当时之受益，直可与费老年轻时听马凌诺夫斯基喷烟斗、发高论相比拟。一场三反、五反，结束了此种情境。连几位德高望重的老编，也亲见他们作了痛切的检讨。整个六十年代里，只有在初期，以胡愈老地位之尊，还能为《知识丛书》的编辑工作邀宴一番。而这事到了“文革”，则又成为“罪行”一椿。现在回顾，五十年代一代某些编辑之不够长进，也许同此后几十年里交往稀少有关。
　　如今，又经一度沧桑。饮酌之快，早不在话下。问题倒在，有时饮酌本身成为了目的，这又不免有违初衷。文人、编辑之小饮小酌，所重者应在“后饮酌”，而不在饮酌自身。“后饮酌”者，事后对席间传来信息之思考、整理、领会。更所要者，是席后的催稿、“逼债”。非如此，哪里办得成一个刊物？
　　京中有些健谈的学人，或为本刊的同饮好友。有一位哲学家，席间曾指点本刊的方针说：你们搞学术，最好搞“后学术”。学者们为了学术，收资料、写文章，所出成果为“现学术”，它适合学报，而不适合《读书》。其后再有消化，融以学术以外的种种感受，表以学术文章以外的适当形式，方为“后学术”。《读书》文章之可读者，往往为“后学术”。这一“后学术”的主张，实为本刊同仁近期“后饮酌”之重大收获。《读书》要谈学术而非学术刊物，说来实在别扭。过去曾有“不是学术的学术”一说。现在由研究“后现代”的专门家提出“后学术”一词，真是一大发明，值得为此浮一大白！
　　“后学术”大多产生于“后饮酌”，编成者则为一“后刊物”，即不合时尚之刊物。“后现代”废弃时尚，《读书》虽有一定方针，但不欲处处“随时俱进”。从这一点说，途径约略相似。三个“后”生拉硬扯地汇合在一起，吾人于《读书》之宗旨及运作，或可稍稍有会于心焉！
　　然则，“后饮酌”可理解为“混吃混喝”；“后学术”不免被讥为“学术性”不足；至于“后刊物”，虽然“后”字不甚雅驯，但是并非自甘落后，也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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