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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在亚洲国家中率先实现现代化。中国则值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两国于1978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明确改革开放方针后，日本政府即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并始终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两国经贸联系。面对这种“单纯”的经济联系，两国人民反而感受相对踏实、稳定。中日这样走过了30年。
今天，中日两国国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国之间交流也增多了。贸易额、投资额、航班数、友好城市、高层对话、文化交流、军事交流、青年论坛……中国和日本已经从简单的“一衣带水”走向了复杂的“相互依存”。另一方面，摩擦多了，误解也深了。中日关系将走向下一个30年。
站在历史的拐点，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笔者愿意提出近年来中日两国始终无法摆脱的一个问题：中日关系的“问题来源”是什么？
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与其说是两国对外关系存在问题，不如说是两国间内政冲突的不断深化。“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问题是，内政究竟如何延伸到外交？中日内政与外交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假如两者的关系不健全，又应该如何应付？
内政冲突的两个层面
中日内政的冲突确实影响着良性的外交关系。两者绝不是“单纯延伸”，而是“复杂互动”，有时甚至陷入“恶性循环”。中日内政的冲突存在于两个层面：
一、制度层面。“日本首相经常更换”令中国感到日本政治不值得信任、“不靠谱”。笔者曾在中国多种场合听到类似“因为日本老换首相，所以中方没法制订比较长期的对日战略政策”的说法。日本的这些“怪象”到底从何而来？选举制度、国际形势、舆论压力、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人才不足等是直接而深远的原因。如何在健全竞争的选举环境下，培养能够承担国家未来的人才，日本政治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
笔者也曾在日本多种场合听到类似“因为中国体制不透明，所以日方没法制订长期的对华战略”的说法。中国高层始终努力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在民间层面，围绕“要不要民主”也展开讨论，“民主是个好东西”正逐渐深入民心。尽管如此，由于国家的发展阶段、历史传统以及复杂国情等原因，中国的改革恐怕也还有一段路要走。
二、历史认识层面。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总不反省历史，不懂历史”，不少日本人认为“中国人老提出历史问题，总有话说”。两国在历史问题上还有不少未解决的问题。
“制度”与“历史认识”的差异是两国内政冲突的两大来源，这使两国时有“互不信任”的情况出现，不利于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的发展。两国间某个领域遇到问题，双方都把问题归结于制度，解决不了问题就把原因归结于历史认识。今天中日关系的信任机制在某些方面还是空白。
我们还需要外交吗
那么，我们还需要外交吗？今天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而中国、日本是地区大国，需要为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担负责任，没有以武力解决争端的选择。
我们还需要外交官吗？“炒作—反炒作”的媒体报道以及“作用—反作用”的民众情绪背后，最无奈和痛苦的是两国正实实在在办事的外交官。一遇突发事件引发民族情绪，外交谈判就会停滞不前，过去积累的外交资源和基础也随之流失或搁置一边。外交官们还不得不面对来自媒体和民间的批评，据说还会收到老百姓寄来的钙片、壮骨粉等“营养品”。
笔者认为，中日问题虽源于内政，但外交谈判仍是基础。当下，政治、媒体报道、国民感情三者相互作用，制约中日关系，传统“外交”的作用日益被弱化，这是时代的特征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对“外交”应有新的理解。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是在密室里展开的，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如今外交的性质有所改变，政治家、媒体、老百姓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外交过程，外交公开化、大众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外交决策者虽然变化了，外交所处理的问题的实质却没有变化。新的行为体往往带着情绪参与决策过程，这样，一些敏感问题就变得更复杂，更难以处理。要突破这种不良状况，两国外交人员都必须付出更大努力。
虽然诸如敏感的钓鱼岛等问题有时使两国关系紧张，但这些问题绝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更不能否定今天两国关系实实在在的交流、合作与发展。
办法总比问题多
“总有办法，永不放弃”。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认同这一哲学思想。笔者认为，中日应通过强化以下三种方式，尽可能避免冲突：
第一，首脑外交的机制化。“政治”是国家关系的根本。两国首脑频繁、定期的接触有两个好处：能够向国民展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能够在最高领导之间开诚布公地谈论热点问题。无论从“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看，首脑外交都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外交方式之一。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中日双方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确认，增进政治安全互信对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决定，建立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原则上隔年互访，在多邊场合频繁举行会晤”。笔者估计，除非日本首相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可能因此拒绝双方会面，否则两国首脑外交陷入停顿状态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频繁、广泛的交流。如今的中日关系与30年前最大的不同在于交流的频繁和广泛。经贸关系始终引领两国整体关系，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文交流逐步从官方扩展到民间；“高层对话”的活跃前所未有。首脑外交的作用是为两国关系奠定政治基础，经贸、高层官员、社会文化、青少年、文艺等交流则是实实在在支撑、推进中日关系的经济文化基础，两者缺一不可。
第三，危机管理的具体化。只要首脑外交机制化、多层次的频繁交流广泛开展，中日关系一定会往前发展，不会错过正确方向。唯一剩下的“不安定要素”是“突发事件”。两国的国民感情仍相对脆弱，甲方的民族主义必然引起乙方的民族主义，发展下去可能陷入恶性循环。在此情况下，双方外交当局还能务实推行政策吗？因此，双方都应建立两国各界人士共同应付危机的方式，培育从政府到民间的各种联系渠道，以图保持沟通，分享信息，管理风险。
中国和日本正站在历史长河中的十字路口。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充分认识“与对方交流”即“外交”的作用。笔者坚信，两国各界人士不断、踏实、诚恳的外交努力能够逐步化解内政冲突，使得跨时代的中日关系迈向更高的台阶。
(作者系日本公派留学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者)
今天，中日两国国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国之间交流也增多了。贸易额、投资额、航班数、友好城市、高层对话、文化交流、军事交流、青年论坛……中国和日本已经从简单的“一衣带水”走向了复杂的“相互依存”。另一方面，摩擦多了，误解也深了。中日关系将走向下一个30年。
站在历史的拐点，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笔者愿意提出近年来中日两国始终无法摆脱的一个问题：中日关系的“问题来源”是什么？
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与其说是两国对外关系存在问题，不如说是两国间内政冲突的不断深化。“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问题是，内政究竟如何延伸到外交？中日内政与外交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假如两者的关系不健全，又应该如何应付？
内政冲突的两个层面
中日内政的冲突确实影响着良性的外交关系。两者绝不是“单纯延伸”，而是“复杂互动”，有时甚至陷入“恶性循环”。中日内政的冲突存在于两个层面：
一、制度层面。“日本首相经常更换”令中国感到日本政治不值得信任、“不靠谱”。笔者曾在中国多种场合听到类似“因为日本老换首相，所以中方没法制订比较长期的对日战略政策”的说法。日本的这些“怪象”到底从何而来？选举制度、国际形势、舆论压力、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人才不足等是直接而深远的原因。如何在健全竞争的选举环境下，培养能够承担国家未来的人才，日本政治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
笔者也曾在日本多种场合听到类似“因为中国体制不透明，所以日方没法制订长期的对华战略”的说法。中国高层始终努力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在民间层面，围绕“要不要民主”也展开讨论，“民主是个好东西”正逐渐深入民心。尽管如此，由于国家的发展阶段、历史传统以及复杂国情等原因，中国的改革恐怕也还有一段路要走。
二、历史认识层面。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总不反省历史，不懂历史”，不少日本人认为“中国人老提出历史问题，总有话说”。两国在历史问题上还有不少未解决的问题。
“制度”与“历史认识”的差异是两国内政冲突的两大来源，这使两国时有“互不信任”的情况出现，不利于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的发展。两国间某个领域遇到问题，双方都把问题归结于制度，解决不了问题就把原因归结于历史认识。今天中日关系的信任机制在某些方面还是空白。
我们还需要外交吗
那么，我们还需要外交吗？今天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而中国、日本是地区大国，需要为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担负责任，没有以武力解决争端的选择。
我们还需要外交官吗？“炒作—反炒作”的媒体报道以及“作用—反作用”的民众情绪背后，最无奈和痛苦的是两国正实实在在办事的外交官。一遇突发事件引发民族情绪，外交谈判就会停滞不前，过去积累的外交资源和基础也随之流失或搁置一边。外交官们还不得不面对来自媒体和民间的批评，据说还会收到老百姓寄来的钙片、壮骨粉等“营养品”。
笔者认为，中日问题虽源于内政，但外交谈判仍是基础。当下，政治、媒体报道、国民感情三者相互作用，制约中日关系，传统“外交”的作用日益被弱化，这是时代的特征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对“外交”应有新的理解。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是在密室里展开的，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如今外交的性质有所改变，政治家、媒体、老百姓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外交过程，外交公开化、大众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外交决策者虽然变化了，外交所处理的问题的实质却没有变化。新的行为体往往带着情绪参与决策过程，这样，一些敏感问题就变得更复杂，更难以处理。要突破这种不良状况，两国外交人员都必须付出更大努力。
虽然诸如敏感的钓鱼岛等问题有时使两国关系紧张，但这些问题绝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更不能否定今天两国关系实实在在的交流、合作与发展。
办法总比问题多
“总有办法，永不放弃”。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认同这一哲学思想。笔者认为，中日应通过强化以下三种方式，尽可能避免冲突：
第一，首脑外交的机制化。“政治”是国家关系的根本。两国首脑频繁、定期的接触有两个好处：能够向国民展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能够在最高领导之间开诚布公地谈论热点问题。无论从“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看，首脑外交都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外交方式之一。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中日双方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确认，增进政治安全互信对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决定，建立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原则上隔年互访，在多邊场合频繁举行会晤”。笔者估计，除非日本首相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可能因此拒绝双方会面，否则两国首脑外交陷入停顿状态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频繁、广泛的交流。如今的中日关系与30年前最大的不同在于交流的频繁和广泛。经贸关系始终引领两国整体关系，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文交流逐步从官方扩展到民间；“高层对话”的活跃前所未有。首脑外交的作用是为两国关系奠定政治基础，经贸、高层官员、社会文化、青少年、文艺等交流则是实实在在支撑、推进中日关系的经济文化基础，两者缺一不可。
第三，危机管理的具体化。只要首脑外交机制化、多层次的频繁交流广泛开展，中日关系一定会往前发展，不会错过正确方向。唯一剩下的“不安定要素”是“突发事件”。两国的国民感情仍相对脆弱，甲方的民族主义必然引起乙方的民族主义，发展下去可能陷入恶性循环。在此情况下，双方外交当局还能务实推行政策吗？因此，双方都应建立两国各界人士共同应付危机的方式，培育从政府到民间的各种联系渠道，以图保持沟通，分享信息，管理风险。
中国和日本正站在历史长河中的十字路口。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充分认识“与对方交流”即“外交”的作用。笔者坚信，两国各界人士不断、踏实、诚恳的外交努力能够逐步化解内政冲突，使得跨时代的中日关系迈向更高的台阶。
(作者系日本公派留学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