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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领导干部对待亲属的态度和做法，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家事，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关系到党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一以贯之从党、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不仅一心为公、执政为民，严以律己、廉洁奉公，而且还把无限的关怀和浓厚的爱意融入对家属亲戚的严格要求之中。为此，周恩来亲自制定了十条家规：一、不准晚辈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只能是公差顺路看看；二、亲属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打饭，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五、不准请客送礼；六、不准动用公家汽车；七、生活要艰苦朴素；八、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让别人代办；九、任何场合不能说自己和周恩来是亲属关系，不能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些家规，虽然都是一些生活小事，但却体现了很强的原则性。依此，周恩来对待亲戚尤其是晚辈一贯克己奉公、杜绝“照顾”。
“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
我国封建制度虽早己被推翻，但封建亲属关系的传统观念尚未彻底破除。照顾、袒护或纵容晚辈谋私利的大有人在。周恩来从自身做起，力戒这种陋习在身边发生。他多次谆谆教导晚辈：“要过好亲属关，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周恩来还特别叮嘱晚辈：“除了在处理问题时，要考虑到和我的关系，要特别慎重，不要轻率从事之外，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所以，在周恩来的侄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还吩咐晚辈将“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准则代代相传。这不仅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党性”的最可贵的表现，而且是同封建亲属关系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表现，这也为全党干部子女指明了一条自强不息、平等竞争的成才之路。
1958年11月，周恩来的侄媳蔡淑清从广州来到北京参加机关事务工作会议。一天下午，她按约定的时间去拜望周恩来。去之前她参观北京饭店时就听服务人员说：周恩来来理发，很多次不愿去为中央首长专门准备的理发室，而是走到普通理发室，依次排队。蔡淑清心想：伯伯是国家总理，尚且不需特殊照顾，我作为他的亲属，也应向他学习。因此，她没有乘坐有关部门为她准备的小车，而是搭乘公共汽车辗转前往。周恩来在与侄媳谈话中知道这一点后，流露出满意的神情，并对此举表示赞许。
6年后，蔡淑清随爱人周保常从广州调到湖南沅江工作。这年9月，他们去北京看望伯伯、伯母。在谈话中，邓颖超问到他们调到湖南以后领导上知不知道他们与总理的关系时，蔡淑清回答：“有人知道，但多数不知道。”邓颖超说：“不要讲出去，特别要教育小孩子也不要讲出去。讲出去，人家就会照顾你们，那不好！”
这番话，又何尝只是对蔡淑清说过。周恩来的晚辈们都曾听到过他教育他们如何摆正这种亲属关系的教诲。他经常提醒大家：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但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却要考虑到和我的关系，那只能是在工作上做出特殊成绩来。
当晚辈们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夫妇时，都想跟两位老人家照一张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周恩来和邓颖超很理解晚辈的这种心情，尽量满足他们这一愿望，拍一张合影。但照片印出来后，他只给他们一张，并叮嘱道：“给多了，你们就会拿去送人，就会无形中炫耀自己。只能给一张。”
“要丝毫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虽然职务很高、权力很大、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很多，但他“位尊不泯济民志，权重不移公仆心”，严于律己，毫不特殊。同时，周恩来也一再教导晚辈：“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国家总理的亲属，而丧失立场、自恃特殊，要丝毫不搞特殊化，自觉抵制各种特权思想的侵蚀。”周恩来甚至对所抚养的烈士子女要求也很严格，多次叮嘱他们“不能有丝毫的特殊化和优越感”，并指出：“要说特殊的话，那只能在工作上做出突出的成绩来。”
周恩来有个侄儿叫周尔辉，周尔辉的父亲周恩硕在抗战期间被日本鬼子和汉奸杀害了。解放初期，他随奶奶等人在淮安生活，并曾在扬州念中学。1952年，奶奶（即周恩来的八婶母）两次带尔辉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后来把尔辉留在北京读书。
当时，北京有干部子弟学校，又有许多条件好的重点中学。周恩来没有送他进这类学校，而是把他送到条件较差并刚由私立改为公办的二十六中。这个学校就读的学生多数是附近的劳动人民子女。尔辉住校以后，有两种伙食标准：一种每月9元，一种每月7元。周恩来让他吃每月7元的伙食。入学之前，周恩来一再叮嘱他：“不论是填表或谈话，都不许透出和我的关系，否则人家知道你是总理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将就你；你也会产生优越感，那样，你的进步就慢了。”
尔辉记住了伯伯的话，对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守口如瓶，一直没让人知道他是总理的侄儿。他经过努力学习，从二十六中毕业后，考入了北京钢铁学院。上大学后，表现较好，组织上准备发展他入党，在调查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而到淮安去了解情况时，才知道了他与周总理的关系。
大学毕业后，尔辉留在北京工作。1961年，他和家乡的一位小学教师孙桂云结了婚。单位为了照顾他们夫妻俩，准备把他的爱人从淮安调往北京工作。周恩来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有一天，尔辉带着桂云一道去看伯伯，在谈话中提起了工作调动的事。周恩来惊奇地问：“噢！那么容易呀！要是人家不接收呢？”他们心想：人都来了，还能不接收吗？就回答说：“不接收再回去。”
事后，周恩来就这件事严肃地批评了有关单位。他说：“照顾夫妇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偏偏要调到北京呢？”有关单位接受了周总理的批评，没有接纳尔辉爱人的户口。
为了做好尔辉的工作，邓颖超专门找他们夫妻谈话，她说：“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尔辉和桂云经过伯伯、伯母的说服教育，非常理解伯伯的做法。尔辉在桂云回淮安后不久，也准备调回淮安工作。临走之前，周恩来嘱咐他：“到淮安后，在工作和生活上不能提任何特殊要求，一切要听从当地组织上的安排。” 尔辉牢记伯伯的教导，回到淮安后，在淮安县中学当起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
外地亲属顺道到北京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是常有的事。周恩来夫妇都热情招待他们，留他们在家里一起吃几顿家常便饭，并了解他们的工作和思想情况，有时也从他们口中了解当地的生产情况和群众生活水平。周恩来和邓颖超总是告诫他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有丝毫的优越感，更不可搞特殊化。”
如果说共和国总理有特殊的话，那是指他是人民的特殊公仆，要为国家作出特殊的牺牲。除此之外，他永远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毫不特殊。而他的亲属，就更没有什么特殊可言了。
1976年1月15日下午，即周恩来逝世后的一周，邓颖超还专门把周恩来的亲属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特别是在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老前辈学习。”
“要艰苦奋斗一辈子”
周恩来把艰苦奋斗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结合起来，从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上，教导晚辈认识艰苦奋斗的作风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信奉苦行僧主义，我们现在艰苦奋斗，是为将来进入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作精神的和物质上的准备。周恩来对晚辈“要艰苦奋斗一辈子”的具体要求是过好“生活关”。他指出：“生活关有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要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为了培养晚辈艰苦奋斗的品格，周恩来鼓励、动员侄子、侄女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让晚辈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实际劳动中，提高思想境界。
1963年，周恩来在家里举行晚餐会，后到的贺龙元帅一进入餐厅，就看到每张桌子上仍摆着国务院的传统饭菜，贺老总手指着餐桌，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
周恩来笑着回答：“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像这样时时处处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言行举止，周恩来自始至终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率先垂范，给晚辈以良好的言传身教。
在周恩来的家常便饭里，几乎顿顿可以体验到艰苦朴素的传统。
1961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周恩来夫妇请几个侄儿来家里吃饭。饭桌上只有三个菜：两个素菜，一个有少量肉丝的荤菜，一碗菜汤。其中少见的那一盘荤菜，还是为了第一次来看望两位老人的侄儿周保章才特地加的。吃饭时，又端上来四个杂粮做的窝窝头。保章想：自己是年轻人，理应吃粗粮，就伸手去拿。而邓颖超却用筷子将他的手拨开，慈祥地说：“这是你伯伯和我的，你是客人，吃米饭吧！”周恩来和邓颖超微笑着拿起窝窝头便啃起来。事后，保章才了解到，伯父、伯母在困难时期一直带头严格执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经常以粗粮为食。
也有一次例外。那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天，当飞行员的侄儿尔萃去拜见周恩来。周恩来问到空军的生活标准时，尔萃说：“我们每天有半斤肉供应。”周恩来认为，既然是空军对飞行员的特殊优待，作为总理也只好照办。他说：“那可不能叫你这个飞行员在我这儿受委屈，明天叫炊事员把我们的肉票集中一下，打个‘歼灭战’，保证你的健康。”尔萃当时并不知道“歼灭战”的含义，事后他才明白这是伯伯对自己的关爱。而在当时，一国总理的肉食供应也每月只有二两，这种“歼灭战”也只能偶尔打一两次，大多数时候尔萃到周恩来家里，也只能与伯父、伯母一起过艰苦朴素的紧日子。
1959年，尔萃在北京治病，经常去周恩来伯伯家。有一天，周恩来对尔萃说：“今天请你这个飞行员吃一顿‘金银饭’。”尔萃听了，心想：伯伯一向吃得很俭省，今天是要请我吃什么好饭呢？临吃饭时，才看见端上来的是用大米和小米混合煮成的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飞行员，是吃不到这种饭的。过去我们在延安，常吃这种饭，叫做‘革命饭’。今天生活好了，不能忘记过去……”
尔萃马上就明白了，这不仅是伯伯让自己体验一下家里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更重要的是教育自己，即使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能忘记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
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提醒自己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生活越过越好，但是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艰苦朴素。有一年除夕的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几个晚辈吃饭，特意在餐桌上放上了一盘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和一盆黄澄澄的小米粥。邓颖超点明了吃这两样食物的意义：“今天是除夕，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和肉包子。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革命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不能忘掉小米。为什么吃肉包子？因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得到解放，生活好了，才有肉包子吃。”
周恩来表示赞同地频频点头，并带头为这话鼓掌。
“这五关中，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
周恩来一生没有子女。然而，由于他有两个弟弟和好几位堂兄弟，因此他的晚辈很多。作为国家总理，工作十分繁忙，但即使再忙，他对这些晚辈都十分爱护与关心，视如己出发自真心地去付出爱心爱意，而这份亲情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这些晚辈上。
1964年8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来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抽空给大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因为只有在星期天大家才休息，所以这两次会都是在星期天午饭后召开的。
8月2日下午，作为中国“大家庭”的公仆，周恩来与普通家长一样，召集了一次“小家庭”会议。这次他主要给亲属们讲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出身的封建家庭一事。 周恩来首先表明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封建的没落的官僚家庭，明确了家庭性质和定位。他从自己的曾祖父讲起，讲到自己的祖父周攀龙是当过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的，尽管官不大，买了自己的房子，没有田产，也不出租房屋，但仍然属于剥削阶级；因为全家是靠做官吃饭，这个官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所以也不可能做到清廉。他还专门指出，周家没有土地，所以称不上什么地主，有一院房，也就是个十几、二十来间，好几房人在那里住。这个封建家庭后来已经贫困潦倒，等他懂事以后没有任何职位，而且他从小靠典当过日子……但是不管怎么讲，这种家庭的背景，潜移默化地对周家每个人会有些影响。
接着，周恩来讲了他的上一辈和他这一辈的一些情况。他自己从小上学塾、私塾，到了辽宁铁岭学了一段时间，也是书院，然后到了沈阳，就受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到了天津更是接受了现代化的教育，所以他说自己由受到封建教育，到接受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教育，再到后来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逐渐走出封建家庭，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他现在思想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凡此种种，周恩来给亲属们通过讲家史让后辈们提高认识，跟自己受到的封建家庭的影响划清界线。为此要求他们向工农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8月10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家庭会议，语重心长地要求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
周恩来首先讲到要过好思想关。他认为，必须树立正确的宇宙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他说，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一切问题都会看不准，甚至颠倒了是非。所以，一个人要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把亲属中的老少成员分为三类人：一是自己不能创造环境，要帮助的；二是可以自己创造环境，自觉改造自己的；三是党团员和青年们，要不断进步，并且帮助后进的亲属们共同进步。要求晚辈尤其是青年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早在1939年3月，周恩来回原籍绍兴时，就曾给青年们题词：“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1963年5月，周恩来又对一个侄儿说过：“要永远感到不足，思想才能不断进步。我革命40年，难道没有一点旧思想了？要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这番话，正是周恩来一生的思想写照。
接着，周恩来又讲了如何过好政治关的问题。他教育大家，要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讲到过亲属关问题的时候，周恩来使用了“投降”二字。他说：“我们是出身于旧家庭的，我要带领你们向无产阶级投降。”略作停顿，周恩来继续讲道：“‘投降’这两个字不大好听。20年前延安整风时，文艺界人士也怕听这两个字。后来，朱总司令讲话，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说：‘我现在才投降无产阶级。’那些人听了，才考虑到应该向无产阶级投降。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拖着他们跟无产阶级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
随后，周恩来又给大家阐述了过社会关和生活关的要求。最后，周恩来对晚辈们强调：“这五关中，一头一尾，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
周恩来总理对人民的爱是很深厚的，他对亲属的爱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更多地表现出来，但据侄女周秉德回忆说：“伯父对亲人的爱，首先就是他对我们要求严格，要求的严格也是一种爱，因为他觉得只有要求严格了，我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才能够正常地成长，才能够有在社会上独立去生活、工作这样一个能力，那个例子很多了，不去细说了，所以我觉得他对我们的要求严格，就是一种爱。”
“不要来了，坚守岗位”
周恩来的另一位侄女周秉建，1968年中学毕业后，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要求到内蒙古插队，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高兴，并且鼓励她深入基层、为民服务：“秉建真长大了！我和七妈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去，希望你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和蒙古族人民一起建设好边疆。”
后来，周恩来知道侄女参了军，便打电话问北京军区她是怎么参军的，派人了解后知道侄女是经基层推荐、按征兵条件入伍的，周恩来却依然要求她回到蒙古帐篷里去。
为此，周恩来亲自做思想工作，要求她学习蒙族语言，熟悉蒙族生活习惯。周恩来还进一步要求她以后找个蒙族对象，在内蒙古安家落户。他还给侄女讲了王昭君的故事，说王昭君远嫁匈奴，在民族团结上留下一段佳话。
周秉建懂得伯父以国家人民为重的思想，懂得伯父让她艰苦锻炼、报国奉献的一番苦心，她认真照办了。她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厚望，后来和内蒙古剧团乐队的一位蒙族同志结了婚，又被群众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工作。
当周秉建得知伯父病重的消息，要求进京看望敬爱的伯父时，周恩来毫不留情地制止说：“不要来了，坚守岗位。”
同样，其他晚辈们得知周恩来晚年患病越来越严重时，一个个心如刀绞，暗自落泪。有人要求他老人家节劳，有人当面提出劝告，还有的人像周秉建般索性要求前往探望。
然而，病重的周恩来却不断地坚决表示：你们要把我们的亲属感情，提高到无产阶级感情的高度。我为革命工作的日子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多做工作。我们要像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都要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后来，周恩来病逝。邓颖超转述了周恩来的最后一句遗言：逝世后亲友都不要来北京，坚守岗位是最好的悼念。
关于传来周恩来噩耗的那封电报的前前后后，侄儿周秉钧追忆——那次去看七妈邓颖超，见了面之后七妈就回到卧室了，然后邓颖超秘书赵炜过来，跟他说：“秉钧你坐下，我要跟你谈件事，本来这件事七妈要跟你直接谈，但是后来她考虑，她一说她又要伤心，所以委托我来谈，秉钧你要有思想准备，伯伯现在情况很不好，如果有那么一天，七妈嘱咐，你们在外地的都不要回来，你七妈说她是没有儿子，如果她有儿子在外地工作，也不会让他回来。”周秉钧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1976年1月7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周秉钧告别七妈邓颖超，回到广州。1月8日晚上，周秉钧参加一个会议，会议中间，他突然接到爱人打来的电话。爱人问他是否接到电报，并且说电报上就一句话：“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
1976年1月8日，在外地工作的周家兄妹都接到了赵炜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几个字：伯母嘱，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
而这一天，在北京工作的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邓颖超给她发电报说：“家有要事，请速回京，速回京。”周秉德说：“就这么个电报内容，我又没有看到，亲戚就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事儿，所以就想着第二天来告诉我。第二天六点半，哎呀，我一下听到哀乐，哎哟，哎哟，我就哭得没办法了。”
（责编 孟红）
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一以贯之从党、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不仅一心为公、执政为民，严以律己、廉洁奉公，而且还把无限的关怀和浓厚的爱意融入对家属亲戚的严格要求之中。为此，周恩来亲自制定了十条家规：一、不准晚辈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只能是公差顺路看看；二、亲属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打饭，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五、不准请客送礼；六、不准动用公家汽车；七、生活要艰苦朴素；八、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让别人代办；九、任何场合不能说自己和周恩来是亲属关系，不能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些家规，虽然都是一些生活小事，但却体现了很强的原则性。依此，周恩来对待亲戚尤其是晚辈一贯克己奉公、杜绝“照顾”。
“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
我国封建制度虽早己被推翻，但封建亲属关系的传统观念尚未彻底破除。照顾、袒护或纵容晚辈谋私利的大有人在。周恩来从自身做起，力戒这种陋习在身边发生。他多次谆谆教导晚辈：“要过好亲属关，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周恩来还特别叮嘱晚辈：“除了在处理问题时，要考虑到和我的关系，要特别慎重，不要轻率从事之外，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所以，在周恩来的侄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还吩咐晚辈将“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准则代代相传。这不仅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党性”的最可贵的表现，而且是同封建亲属关系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表现，这也为全党干部子女指明了一条自强不息、平等竞争的成才之路。
1958年11月，周恩来的侄媳蔡淑清从广州来到北京参加机关事务工作会议。一天下午，她按约定的时间去拜望周恩来。去之前她参观北京饭店时就听服务人员说：周恩来来理发，很多次不愿去为中央首长专门准备的理发室，而是走到普通理发室，依次排队。蔡淑清心想：伯伯是国家总理，尚且不需特殊照顾，我作为他的亲属，也应向他学习。因此，她没有乘坐有关部门为她准备的小车，而是搭乘公共汽车辗转前往。周恩来在与侄媳谈话中知道这一点后，流露出满意的神情，并对此举表示赞许。
6年后，蔡淑清随爱人周保常从广州调到湖南沅江工作。这年9月，他们去北京看望伯伯、伯母。在谈话中，邓颖超问到他们调到湖南以后领导上知不知道他们与总理的关系时，蔡淑清回答：“有人知道，但多数不知道。”邓颖超说：“不要讲出去，特别要教育小孩子也不要讲出去。讲出去，人家就会照顾你们，那不好！”
这番话，又何尝只是对蔡淑清说过。周恩来的晚辈们都曾听到过他教育他们如何摆正这种亲属关系的教诲。他经常提醒大家：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但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却要考虑到和我的关系，那只能是在工作上做出特殊成绩来。
当晚辈们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夫妇时，都想跟两位老人家照一张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周恩来和邓颖超很理解晚辈的这种心情，尽量满足他们这一愿望，拍一张合影。但照片印出来后，他只给他们一张，并叮嘱道：“给多了，你们就会拿去送人，就会无形中炫耀自己。只能给一张。”
“要丝毫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虽然职务很高、权力很大、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很多，但他“位尊不泯济民志，权重不移公仆心”，严于律己，毫不特殊。同时，周恩来也一再教导晚辈：“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国家总理的亲属，而丧失立场、自恃特殊，要丝毫不搞特殊化，自觉抵制各种特权思想的侵蚀。”周恩来甚至对所抚养的烈士子女要求也很严格，多次叮嘱他们“不能有丝毫的特殊化和优越感”，并指出：“要说特殊的话，那只能在工作上做出突出的成绩来。”
周恩来有个侄儿叫周尔辉，周尔辉的父亲周恩硕在抗战期间被日本鬼子和汉奸杀害了。解放初期，他随奶奶等人在淮安生活，并曾在扬州念中学。1952年，奶奶（即周恩来的八婶母）两次带尔辉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后来把尔辉留在北京读书。
当时，北京有干部子弟学校，又有许多条件好的重点中学。周恩来没有送他进这类学校，而是把他送到条件较差并刚由私立改为公办的二十六中。这个学校就读的学生多数是附近的劳动人民子女。尔辉住校以后，有两种伙食标准：一种每月9元，一种每月7元。周恩来让他吃每月7元的伙食。入学之前，周恩来一再叮嘱他：“不论是填表或谈话，都不许透出和我的关系，否则人家知道你是总理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将就你；你也会产生优越感，那样，你的进步就慢了。”
尔辉记住了伯伯的话，对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守口如瓶，一直没让人知道他是总理的侄儿。他经过努力学习，从二十六中毕业后，考入了北京钢铁学院。上大学后，表现较好，组织上准备发展他入党，在调查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而到淮安去了解情况时，才知道了他与周总理的关系。
大学毕业后，尔辉留在北京工作。1961年，他和家乡的一位小学教师孙桂云结了婚。单位为了照顾他们夫妻俩，准备把他的爱人从淮安调往北京工作。周恩来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有一天，尔辉带着桂云一道去看伯伯，在谈话中提起了工作调动的事。周恩来惊奇地问：“噢！那么容易呀！要是人家不接收呢？”他们心想：人都来了，还能不接收吗？就回答说：“不接收再回去。”
事后，周恩来就这件事严肃地批评了有关单位。他说：“照顾夫妇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偏偏要调到北京呢？”有关单位接受了周总理的批评，没有接纳尔辉爱人的户口。
为了做好尔辉的工作，邓颖超专门找他们夫妻谈话，她说：“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尔辉和桂云经过伯伯、伯母的说服教育，非常理解伯伯的做法。尔辉在桂云回淮安后不久，也准备调回淮安工作。临走之前，周恩来嘱咐他：“到淮安后，在工作和生活上不能提任何特殊要求，一切要听从当地组织上的安排。” 尔辉牢记伯伯的教导，回到淮安后，在淮安县中学当起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
外地亲属顺道到北京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是常有的事。周恩来夫妇都热情招待他们，留他们在家里一起吃几顿家常便饭，并了解他们的工作和思想情况，有时也从他们口中了解当地的生产情况和群众生活水平。周恩来和邓颖超总是告诫他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有丝毫的优越感，更不可搞特殊化。”
如果说共和国总理有特殊的话，那是指他是人民的特殊公仆，要为国家作出特殊的牺牲。除此之外，他永远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毫不特殊。而他的亲属，就更没有什么特殊可言了。
1976年1月15日下午，即周恩来逝世后的一周，邓颖超还专门把周恩来的亲属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特别是在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老前辈学习。”
“要艰苦奋斗一辈子”
周恩来把艰苦奋斗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结合起来，从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上，教导晚辈认识艰苦奋斗的作风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信奉苦行僧主义，我们现在艰苦奋斗，是为将来进入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作精神的和物质上的准备。周恩来对晚辈“要艰苦奋斗一辈子”的具体要求是过好“生活关”。他指出：“生活关有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要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为了培养晚辈艰苦奋斗的品格，周恩来鼓励、动员侄子、侄女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让晚辈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实际劳动中，提高思想境界。
1963年，周恩来在家里举行晚餐会，后到的贺龙元帅一进入餐厅，就看到每张桌子上仍摆着国务院的传统饭菜，贺老总手指着餐桌，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
周恩来笑着回答：“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像这样时时处处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言行举止，周恩来自始至终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率先垂范，给晚辈以良好的言传身教。
在周恩来的家常便饭里，几乎顿顿可以体验到艰苦朴素的传统。
1961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周恩来夫妇请几个侄儿来家里吃饭。饭桌上只有三个菜：两个素菜，一个有少量肉丝的荤菜，一碗菜汤。其中少见的那一盘荤菜，还是为了第一次来看望两位老人的侄儿周保章才特地加的。吃饭时，又端上来四个杂粮做的窝窝头。保章想：自己是年轻人，理应吃粗粮，就伸手去拿。而邓颖超却用筷子将他的手拨开，慈祥地说：“这是你伯伯和我的，你是客人，吃米饭吧！”周恩来和邓颖超微笑着拿起窝窝头便啃起来。事后，保章才了解到，伯父、伯母在困难时期一直带头严格执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经常以粗粮为食。
也有一次例外。那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天，当飞行员的侄儿尔萃去拜见周恩来。周恩来问到空军的生活标准时，尔萃说：“我们每天有半斤肉供应。”周恩来认为，既然是空军对飞行员的特殊优待，作为总理也只好照办。他说：“那可不能叫你这个飞行员在我这儿受委屈，明天叫炊事员把我们的肉票集中一下，打个‘歼灭战’，保证你的健康。”尔萃当时并不知道“歼灭战”的含义，事后他才明白这是伯伯对自己的关爱。而在当时，一国总理的肉食供应也每月只有二两，这种“歼灭战”也只能偶尔打一两次，大多数时候尔萃到周恩来家里，也只能与伯父、伯母一起过艰苦朴素的紧日子。
1959年，尔萃在北京治病，经常去周恩来伯伯家。有一天，周恩来对尔萃说：“今天请你这个飞行员吃一顿‘金银饭’。”尔萃听了，心想：伯伯一向吃得很俭省，今天是要请我吃什么好饭呢？临吃饭时，才看见端上来的是用大米和小米混合煮成的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飞行员，是吃不到这种饭的。过去我们在延安，常吃这种饭，叫做‘革命饭’。今天生活好了，不能忘记过去……”
尔萃马上就明白了，这不仅是伯伯让自己体验一下家里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更重要的是教育自己，即使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能忘记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
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提醒自己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生活越过越好，但是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艰苦朴素。有一年除夕的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几个晚辈吃饭，特意在餐桌上放上了一盘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和一盆黄澄澄的小米粥。邓颖超点明了吃这两样食物的意义：“今天是除夕，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和肉包子。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革命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不能忘掉小米。为什么吃肉包子？因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得到解放，生活好了，才有肉包子吃。”
周恩来表示赞同地频频点头，并带头为这话鼓掌。
“这五关中，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
周恩来一生没有子女。然而，由于他有两个弟弟和好几位堂兄弟，因此他的晚辈很多。作为国家总理，工作十分繁忙，但即使再忙，他对这些晚辈都十分爱护与关心，视如己出发自真心地去付出爱心爱意，而这份亲情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这些晚辈上。
1964年8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来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抽空给大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因为只有在星期天大家才休息，所以这两次会都是在星期天午饭后召开的。
8月2日下午，作为中国“大家庭”的公仆，周恩来与普通家长一样，召集了一次“小家庭”会议。这次他主要给亲属们讲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出身的封建家庭一事。 周恩来首先表明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封建的没落的官僚家庭，明确了家庭性质和定位。他从自己的曾祖父讲起，讲到自己的祖父周攀龙是当过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的，尽管官不大，买了自己的房子，没有田产，也不出租房屋，但仍然属于剥削阶级；因为全家是靠做官吃饭，这个官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所以也不可能做到清廉。他还专门指出，周家没有土地，所以称不上什么地主，有一院房，也就是个十几、二十来间，好几房人在那里住。这个封建家庭后来已经贫困潦倒，等他懂事以后没有任何职位，而且他从小靠典当过日子……但是不管怎么讲，这种家庭的背景，潜移默化地对周家每个人会有些影响。
接着，周恩来讲了他的上一辈和他这一辈的一些情况。他自己从小上学塾、私塾，到了辽宁铁岭学了一段时间，也是书院，然后到了沈阳，就受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到了天津更是接受了现代化的教育，所以他说自己由受到封建教育，到接受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教育，再到后来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逐渐走出封建家庭，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他现在思想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凡此种种，周恩来给亲属们通过讲家史让后辈们提高认识，跟自己受到的封建家庭的影响划清界线。为此要求他们向工农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8月10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家庭会议，语重心长地要求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
周恩来首先讲到要过好思想关。他认为，必须树立正确的宇宙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他说，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一切问题都会看不准，甚至颠倒了是非。所以，一个人要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把亲属中的老少成员分为三类人：一是自己不能创造环境，要帮助的；二是可以自己创造环境，自觉改造自己的；三是党团员和青年们，要不断进步，并且帮助后进的亲属们共同进步。要求晚辈尤其是青年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早在1939年3月，周恩来回原籍绍兴时，就曾给青年们题词：“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1963年5月，周恩来又对一个侄儿说过：“要永远感到不足，思想才能不断进步。我革命40年，难道没有一点旧思想了？要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这番话，正是周恩来一生的思想写照。
接着，周恩来又讲了如何过好政治关的问题。他教育大家，要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讲到过亲属关问题的时候，周恩来使用了“投降”二字。他说：“我们是出身于旧家庭的，我要带领你们向无产阶级投降。”略作停顿，周恩来继续讲道：“‘投降’这两个字不大好听。20年前延安整风时，文艺界人士也怕听这两个字。后来，朱总司令讲话，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说：‘我现在才投降无产阶级。’那些人听了，才考虑到应该向无产阶级投降。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拖着他们跟无产阶级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
随后，周恩来又给大家阐述了过社会关和生活关的要求。最后，周恩来对晚辈们强调：“这五关中，一头一尾，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
周恩来总理对人民的爱是很深厚的，他对亲属的爱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更多地表现出来，但据侄女周秉德回忆说：“伯父对亲人的爱，首先就是他对我们要求严格，要求的严格也是一种爱，因为他觉得只有要求严格了，我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才能够正常地成长，才能够有在社会上独立去生活、工作这样一个能力，那个例子很多了，不去细说了，所以我觉得他对我们的要求严格，就是一种爱。”
“不要来了，坚守岗位”
周恩来的另一位侄女周秉建，1968年中学毕业后，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要求到内蒙古插队，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高兴，并且鼓励她深入基层、为民服务：“秉建真长大了！我和七妈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去，希望你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和蒙古族人民一起建设好边疆。”
后来，周恩来知道侄女参了军，便打电话问北京军区她是怎么参军的，派人了解后知道侄女是经基层推荐、按征兵条件入伍的，周恩来却依然要求她回到蒙古帐篷里去。
为此，周恩来亲自做思想工作，要求她学习蒙族语言，熟悉蒙族生活习惯。周恩来还进一步要求她以后找个蒙族对象，在内蒙古安家落户。他还给侄女讲了王昭君的故事，说王昭君远嫁匈奴，在民族团结上留下一段佳话。
周秉建懂得伯父以国家人民为重的思想，懂得伯父让她艰苦锻炼、报国奉献的一番苦心，她认真照办了。她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厚望，后来和内蒙古剧团乐队的一位蒙族同志结了婚，又被群众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工作。
当周秉建得知伯父病重的消息，要求进京看望敬爱的伯父时，周恩来毫不留情地制止说：“不要来了，坚守岗位。”
同样，其他晚辈们得知周恩来晚年患病越来越严重时，一个个心如刀绞，暗自落泪。有人要求他老人家节劳，有人当面提出劝告，还有的人像周秉建般索性要求前往探望。
然而，病重的周恩来却不断地坚决表示：你们要把我们的亲属感情，提高到无产阶级感情的高度。我为革命工作的日子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多做工作。我们要像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都要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后来，周恩来病逝。邓颖超转述了周恩来的最后一句遗言：逝世后亲友都不要来北京，坚守岗位是最好的悼念。
关于传来周恩来噩耗的那封电报的前前后后，侄儿周秉钧追忆——那次去看七妈邓颖超，见了面之后七妈就回到卧室了，然后邓颖超秘书赵炜过来，跟他说：“秉钧你坐下，我要跟你谈件事，本来这件事七妈要跟你直接谈，但是后来她考虑，她一说她又要伤心，所以委托我来谈，秉钧你要有思想准备，伯伯现在情况很不好，如果有那么一天，七妈嘱咐，你们在外地的都不要回来，你七妈说她是没有儿子，如果她有儿子在外地工作，也不会让他回来。”周秉钧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1976年1月7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周秉钧告别七妈邓颖超，回到广州。1月8日晚上，周秉钧参加一个会议，会议中间，他突然接到爱人打来的电话。爱人问他是否接到电报，并且说电报上就一句话：“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
1976年1月8日，在外地工作的周家兄妹都接到了赵炜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几个字：伯母嘱，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
而这一天，在北京工作的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邓颖超给她发电报说：“家有要事，请速回京，速回京。”周秉德说：“就这么个电报内容，我又没有看到，亲戚就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事儿，所以就想着第二天来告诉我。第二天六点半，哎呀，我一下听到哀乐，哎哟，哎哟，我就哭得没办法了。”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