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尤其是福州地区，“重学”的风尚一直绵延不绝。“龙门一半在闽川”、“是处人家爱读书”等按语，都见证了这里的重学之风。延续到清代，入闽主政的朝廷官员对教育尤为重视。福州历史上知名的四大省会书院（鳌峰、凤池、正谊以及致用书院），大多是在入闽主政官员的倡议或支持下建成的，这四大书院都在鼓楼。
　　鳌峰书院
　　当年招考堪比公务员考试
　　四大书院之首的鳌峰书院，是建成年代最早的书院。它不仅开启了全闽学术之风的转变，而且在学规、管理方式等方面还直接或间接引导了之后设立的凤池、正谊以及致用书院。
　　鳌峰书院的创办者是理学大师张伯行。根据嘉庆年间的《鳌峰书院志》记载，张伯行创办书院时，最初购置的是明代四川巡抚邵捷春的故宅。
　　书院起步时规模就非同凡响，到张伯行手中已有书舍120间。张伯行之后，继任的巡抚在原来基础上不断完善功能设施，专设藏书楼以及祭祀用大成殿、文昌阁等。
　　此时，鳌峰书院的学舍已达140间，还有能容纳400多人的专用考棚。这种规模及形制，在全国已可跻身一流水平。据说当时一位见多识广的名士，见了鳌峰书院也感叹“规模制度宏琏丰敞……求之各省，或罕俪矣”，表示其他省市的书院也难以比肩。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徐心希在《闽都书院》中记载，当时书院旧址本身就是园林胜地，亭台池榭蔚为壮观，是典型的山水园林风格建筑。于此可见，当时的学生是处在风景优美的“名胜区”读书的。
　　作为当时省城最大的书院，鳌峰书院还是台湾学生心目中的学术殿堂。《闽都书院》记载，台湾历史上出过30名以上的进士和300人以上的举人，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到过福州。此外，台湾的52家书院，有不少是从福州四大书院汲取管理和学术上的智慧，其中台湾儒学水平最高的书院——海东书院，在学规上和鳌峰书院甚至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四大书院均为省会书院，在读书人心中有相当高的位置。作为“四大”之首，鳌峰书院更是众多学生削尖脑袋都想进入的。但当时书院招生并非光凭借努力就有资格进入。它除了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还对学生身份有特别的要求。
　　比如鳌峰书院，它的学生来自全省就九府一州，都是品学兼优的生员（秀才）、监生（明清两代指在国子监读书或取得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和部分童生（明清两代，凡习举业的读书人，未考取生员（秀才）资格之前，不管年龄大小均称童生）。
　　经过层层选拔后，加上童生，鳌峰书院开始有140个名额，但报考人数最多达到五六千人，鼎盛时期考入比例达43：1，堪比后世的公务员考试。尽管后来鳌峰书院把名额追加到210个，但仍远远满足不了读书人的需求。
　　现在的鳌峰书院已经进行了重建，重建的鳌峰书院坐落在与书院原址紧邻的原国民党海军上将李世甲故居处（鼓楼区鳌峰坊），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前部按福州清代建筑结构重建，后部则在保留李世甲故居民国西式建筑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了修缮。
　　凤池书院
　　颇具现代大学读书风气
　　凤池书院是清代官办省城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建在三牧坊，就是现在的福州第一中学校址。
　　书院第一任山长，是赵在田，教导诸生以“持躬立品为先，道义文章为次”。继任的山长，是魏敬中，也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陈宝琛主持鳌峰书院，陈璧主持凤池书院。他们都提倡实用，以前的学风有所转变。
　　后来，盐商萨重山、林世通等捐资，改建门楼官厅，添造横舍，撰碑文、树碑石。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盐法道王楚堂捐俸建“仰止楼”五楹，以祀宋儒陈古灵、陈季慈、杨龟山、李忠定、胡籍溪、朱元晦、黄勉斋等28人，并增建讲堂，收藏书籍。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前督宪赵慎畛又倡捐拓展“凤池”，经营一切，自此凤池书院规模大备，人文蔚起，多士观摩，鼎盛一时，与鳌峰书院并驾齐驱。
　　凤池书院有讲堂12间，学舍30余间。院后还有花坞、荷地，有宋代种植的两株古荔枝树。凤池书院历时85年，前后山长12人。
　　科举废止后，凤池书院改为全闽大学堂，首任山长叶在崎。1903年改名福建高等学堂，先后继任的有陈宝琛、林炳章、陈培辊等。1912年1月教育部令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改称校长。自1915年起改名福建省立第一中学。1952年8月定现名“福建省福州第一中学”至今。
　　正谊书院
　　从书局到书院的华丽转身
　　正谊书院的前身“正谊书局”，址设福州城内新美里（今城内黄巷人这所书局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所创立。书局以校、刊理学总集为主要任务，选举人和五贡（拔贡、优贡，副贡、恩贡、岁贡）百人入局工作，月发津贴银五两，中间寄托“养士”、“劝学”之意旨。共计刻成书籍525卷，定名为《正谊堂全书》。
　　后来地方绅士杨庆深、沈葆桢联函镇闽将军英挂，请求改书局为书院，专教十郡的举人、贡生。时兼署总督的英柱接受他们的建议，决定购买骆舍铺（现东街省立图书馆旧址）民房改建书院，到清穆宗同治九年1870）书院建成。取汉儒董仲舒语“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意，又因书院由正谊书局演化而成，所以定院名为“正谊书院”。书院经费除以正谊书局原有经费为基础外，另拨一笔官帑补充。
　　正谊书院建筑朴素大方，与鳌峰、凤池两院构造风格不同。院大门上有一块字径盈尺青石刻的横匾，上镌“正谊书院”四个大字，是当时闽籍书法家郑世恭所书，该匾额现还嵌于福建省立图书馆后进正门上，另一复制原大青石匾嵌干福州一中校园碑廊上。
　　书院规定每月考课两次，初二为师课，十六日为官课。师课由山长主持，课题以制艺和试帖诗为主。官、师各课，考列在一、二十名之内的，都另有奖赏。
　　正谊书院首任山长是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状元林鸿年，曾任云南巡抚。太平军初起时，袭云南边境，鸿年初次闻警，便弃城而逃，所以被劾去官。回籍后，充正谊书院山长。虽然他常以“状元”二字梗于胸中，脾睨一切，但在书院主讲十九年，还是造就了很多人才。士子中如叶大焯、陈宝深、林纤、陈衍、吴增棋等皆是当时待出人才。所以正谊书院对于晚清文学界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致用书院
　　门前13株梅花有玄机
　　四大书院中“年纪最轻”、规模最小的致用书院，则坐落于西湖风景区，它在原西湖书院的基础上建立而成。关于西湖书院，何振岱《西湖志》里有详细介绍，甚至绘有西湖书院的建筑外形。
　　根据记载，西湖书院原来是“五通庙”，这属于民间信仰里的神祇。康熙年间福州瘟疫流行，乡人为摆脱瘟疫，把希望寄托到“五通”上，狂热地在庙里祭祀祈福。当时的郡守迟维城见这种情形，便毁掉五通庙，改为祭祀朱熹的所在。此后，乡贤请求在此基础上设立书院，教书育人，就称西湖书院。
　　到了同治年间，王凯泰出任福建巡抚。这时候西湖书院已经倾颓损毁，只剩下旧基址。王凯泰在原来基础上建立起“致用堂”，取的是古人“通经致用”的意思。按照他的说法，设立书院的目的就是招收“九郡二州之俊彦”，在日常学习之外，“专考经济有用之材”。
　　“致用堂”和其他书院的形制大致一样，设有祭祀文昌帝君的文昌阁，此外还有一座特别的“十三本梅花书屋”。提起这个有着特殊名字的书屋，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何振岱《西湖志》录有王凯泰为书屋所题的题跋。文章提到，当时王的五世伯祖，居所就称为“十三本梅花书屋”。王家伯祖曾以书屋的绘图向海内外士子征诗，一时传为佳话。
　　到福建之前，王凯泰任广东布政使，并在任期内于广东设立了应元书院。建院时，王凯泰在书院种下不少梅花，时人都认为是“吉兆”。有趣的是，后来果然有人一举夺魁，应验了“吉兆”。赴福建后，王凯泰设致用书院仍沿袭“梅花故事”，在书院前后种下13株梅花。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年底，位于大梦山山麓的福州动物园搬离原址，西湖公园在此修筑一系列富有古典建筑特色的亭台阁楼。如今大梦山山脚下的西湖书院，就是在2009年10月完成的新建筑。有意思的是，根据王凯泰“十三本梅花书屋”的典故，西湖风景区管理处在此种植了13株梅花，借以恢复当时的人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