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不同行业的企业会面临不同的市场竞争状况,这些不同的竞争状况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公司高管的努力程度,同时也影响着企业对其高管的激励机制。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效益良好的企业面临更高的市场竞争时,会对其高管进行更多的激励;而对于效益低下的企业则正好相反。
关键词:产品市场;竞争度;激励;企业效益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3-0049-05
一、文献回顾
学术界和企业界一直关注企业高管人员的激励问题,随着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深人,众多学者认为产品市场竞争是解决所有者与经理之间代理问题的有力手段,因为产品市场竞争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司外部监控机制,它能以最经济的方式提供信息,减少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减少了企业的代理成本。
经济学家普遍相信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者激励能够产生有效影响(Nalebuff,1983;Hart,1983)[1][2]。他们认为,市场中竞争企业越多,增加了相对业绩比较的可能,而相对业绩比较作为一个充足统计量大大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从而调动其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使CEO报酬与其个人关系更密切。Cunat & Guadalupe(2004)以1992—2002年的美国金融业经理薪酬为样本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对高管薪酬效应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随着竞争加剧,经理的总报酬增加了,薪酬绩效敏感性也增加了。这些结果表明,随着竞争加剧,银行等金融公司加大了对经理的薪酬激励强度,从而改善公司业绩[3]。
而Klaus M. Schmidt(1997)则提出经理人面临的竞争环境对经理人激励有两种效应:一是市场竞争强度越大,越增加企业破产的可能性,为避免企业破产,代理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可以得到更多的激励,故对经理人努力是正向的促进效应;但同时因为竞争会降低企业利润,使得委托人对经理人努力缺乏必要的吸引力,于是总效应可能并不确定[4]。
Santalo(2002)的研究发现,即使给予经理较少的激励,竞争带来的清算威胁也会促使经理更加努力地工作[5]。
从上我们发现国外关于产品市场竞争对经理人激励影响的研究还是存在分歧,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理论和实践也存在着冲突。
在国内,谭云清等(2006)利用2003—2005年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检验中国产品市场竞争、经理报酬与公司效益之间的经验关系,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与经理报酬之间呈显著的互补关系[6]。刘金岩等(2008)研究发现,只有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超过一定水平后,产品市场竞争才会对经理层激励效果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民营控股企业中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强烈[7]。
为了进一步验证特殊市场环境中中国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强度对高管激励的影响,本文选取沪深两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同时根据上市公司效益好坏进行分组,分析产品市场竞争与其高管激励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
Hart(1983)认为市场竞争强度越大,委托人可能会给予代理人更多的激励,因为市场竞争强度越大委托人可以更好地了解代理人努力程度,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性,使代理人更加努力工作。但是市场竞争强度过大,企业管理者一旦经营不善,将会使企业利润降低,甚至出现利润负增长的窘境,此时,正如Klaus M. Schmidt(1997)所说,企业所有者对经理人的努力会缺乏吸引力,同时为降低企业成本,企业所有者不会考虑增大对其经理层的激励,甚至会减少对其经理层的激励。为了检验上述现象是否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据此笔者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效益良好的企业,面临更高的市场竞争时,会对其高管进行更多的激励。
假设2:效益低下的企业,在面临更高的市场竞争时,会减少对其高管的激励。
三、数据样本、变量选择、模型、描述性统计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样本
本文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上市公司分为13个门类,又将制造业分成10个次类,剔除了金融保险业、木材家具制造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综合类和其他制造业5个企业数量少或产品同质性不高的行业,最后保留了17个行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上述17个行业2002—2006年在沪深两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并进行了如下筛选:剔除中间退市的公司;剔除数据缺失和异常的公司;剔除经营状况异常的ST、PT公司;剔除2002—2006年这5年期间行业变更的上市公司。最终的研究样本包括沪深两市共739家上市公司5年平行数据,所有样本观测数据均来源于CCER数据库。
(二)主要变量选择
1. 企业高管激励代理变量
通常对于管理者的激励主要采取底薪、奖金和股权激励三种方式,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持股比例仍然较少,股权激励作用极为有限,故本文选取前三名高管年薪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高管激励指标的代理变量,用INCENTIVE表示。
2. 产品市场竞争强度代理变量
关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指标,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在国内刘志彪和姜付秀(2003)利用企业数目、赫芬因德指数(HHI)和企业销售额对竞争对手竞争行为的敏感度三个指标来衡量产品市场竞争强度[8];施东辉(2003)使用主营业务利润率来表示制造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经过权衡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赫芬因德指数和主营业务利润率两个变量作为产品市场竞争度的代理变量[9]。
(1)赫芬因德指数(HHI):定义为HHI=■■2,其中xij为第j个行业中第i个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用主营业务收人替代,而Xj=■xij,表示第j个行业的销售总额。赫芬因德指数越小,市场竞争强度越大;反之,说明市场竞争强度越小。为了尽可能地使赫芬因德指数反映市场竞争强度,本文选取17个行业的所有沪深A股上市公司(只剔除数据缺失和异常的公司)的数据,对每个行业的赫芬因德指数来进行计算。
(2)主营业务利润率(Profit Margin of Main Operations,用PMO表示)
Nickell(1996)指出,主营利润率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企业的“垄断租金”,垄断租金越高,意味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低,反之,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10]。故而主营业务利润率能够反映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强度,我们将此变量作为产品市场竞争的辅助变量。
3. 控制变量
我们将企业的经营效益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企业的经营效益,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表示,一般情况下,企业的效益越好,其高管会得到更多激励。公司规模,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来表示。魏刚(2000)[11]、陈志广(2002)[12]等研究都表明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水平与企业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模型选取
我们根据表示市场竞争强度的赫芬因德指数(HHI)和主营业务利润率(PMO)两个指标,设定两个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INCENTIVEit=?琢+?姿i+?茁1×HHIit+?茁2×SIZEit+?茁3×ROEit+μit(1)
INCENTIVEit=?琢+?姿i+?茁1×PMOt+?茁2×SIZEit+?茁3×ROEit+μit(2)
其中INCENTIVEit表示第i公司第t年的高管前三名年薪自然对数;λi表示各上市公司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但随样本企业不同而变化的因素的影响;HHIit表示第i公司第t年的赫芬因德指数;PMOit表示第i公司第t年的主营业务利润率;SIZEit表示第i公司第t年的总资产对数;ROEit表示第i公司第t年的净资产收益率;μit为误差项。
(四)工具变量的选择
Michael Raith(2003)指出,经理人的行为会影响市场竞争[13],比如经理人对产品采取降价策略,其他同质性较高的同行业企业也会采取相应策略,无形中增加了市场竞争。我们利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1. 由于一个行业的平均资产往往决定这个行业的进出难易程度,如果一个行业平均资产越大,进出门槛就越高,其进出就越困难,那么产品市场竞争度就会越低,反之就大;同时行业平均资产与高管年薪相关度不大,故而我们选取行业的平均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赫芬因德指数(HHI)的工具变量。
2. 刘志彪等(2003)研究发现,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所在的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吴晓求等(2003)研究发现,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特殊的市场环境决定高管激励机制没有成为能够显著影响资本结构的制度性因素[14],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选取能够反映企业资本结构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作为主营业务利润率(PMO)的工具变量。
(五)描述性统计
上述各基本数据的统计属性如表1所示:
(六)研究方法
本文将739家上市公司样本分成3个组,分别为全样本组(包括所有739家公司)、企业效益良好组和企业效益低下组。其中根据2002-2006这5年期间公司是否出现过营业利润的净资产收益率(即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所有者权益合计)为负值,若5年期间该公司的营业利润的净资产收益率一直为正,我们就将此公司归入效益良好组,否则归入效益低下组,以此得到效益良好样本组共计482家公司,效益低下样本组共计257家公司。
同时本文以高管年薪(INCENTIVE)作为因变量,以赫芬因德指数(HHI)、主营业务利润率(PMO,产品市场竞争的辅助变量)、净资产收益率(ROE)、和公司规模(SIZE)作为自变量分别对上述3组样本进行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我们用模型(1)对全样本组进行回归分析;用模型(1)和(2)对企业效益良好组和企业效益低下组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对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的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
1. 全样本组和效益良好样本组的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可以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的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的零假设,从而支持固定效应估计,故而我们利用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并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对上述两组进行多变量的Panal Data回归估计(用行业的平均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赫芬因德指数HHI的工具变量,资产负债率作为主营业务利润率PMO的工具变量)。
2. 效益低下样本组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原假设,故而选择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并用最小二乘法(LS)对该组进行回归估计,由于效益低下组中,其高管激励与产品市场竞争不存在明显的互补关系,故而不用工具变量法TSLS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估计都采用加权最小二乘估计)。
(1)三个样本组的5个回归结果中SIZE和ROE的系数都为正,并且都在9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这样的结论与魏刚(2000)、陈志广(2002)等研究一致,都表明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和净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
(2)企业全样本组中模型(1)回归结果我们看到HHI的回归系数为(-0.023),但未通过检验。
(3)企业效益良好样本组中:模型(1)回归结果表明,HHI的回归系数为(-0.828),并且在9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故而我们认为效益良好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HHI显著负相关,即效益良好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市场竞争强度显著正相关,假设1成立;同时从模型(2)回归结果我们看到作为市场竞争强度辅助变量的主营业务利润率(PMO)其回归系数为(-0.551),也在9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我们认为效益良好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PMO显著负相关,即效益良好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市场竞争强度显著正相关,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1。
(4)在企业效益低下样本组中:模型(1)回归结果表明,HHI的回归系数为(1.318),并且在95%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故我们认为效益低下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HHI显著正相关,即效益差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市场竞争强度显著负相关,假设2成立;同时从模型(2)回归结果我们看到主营业务利润率(PMO)其回归系数为(0.589),在95%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即效益差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PMO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效益良好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市场竞争强度显著负相关,也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2。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企业在面临高产品市场竞争度时会给予其高管更多的报酬激励,这说明在产品市场竞争中企业要提升竞争力,在高竞争环境下能够生存,通过激励机制激励其管理层是必须的;而对于效益差的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企业会降低对其高管的报酬激励,这种现象在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困局,其主要原因是效益差的企业其竞争能力低下,而当其面临的竞争强度越大时,企业利润会大幅度降低,甚至出现利润负增长,企业所有者对其高管的努力也会因此缺乏必要的吸引力,可能还会因此惩罚其高管,降低对其高管的激励,而与此同时其高管并没有减少其努力程度。故而对于效益低下的企业,我们应该摆脱传统思维的限制,不能仅仅因为利润而忽视对其管理层的激励,此时更应该通过经理人市场引进合适的人才并给予其适度的激励,诱使其能投入更多的精力为企业摆脱困境,同时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但是通过上面的实证分析可以很遗憾地看到我们的企业所有者往往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Barry J. Nalebuff and JosephE. Stiglitz. Prizes and Incentives: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Compensation and Competition,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J],Vol.14,No.1(Spring,1983),pp.21-43.
[2]Hart: The Market Mechanism as an Incentive Scheme,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J],1983,14:366-382.
[3]Cunat V and Guadalupe M.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Z],IZA Discussion papers,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2004.
[4]Klaus M. Schmidt.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Vol.64,No 2(Apr.,1997),pp.191-213.
[5]Santalo J. Substitution between Product Market Competiton and Financial Managerial Incentives[R],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Chicago,2002.
[6]谭云清,朱荣林,等.产品市场竞争经理报酬与公司效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管理评论,2008,(2).
[7]刘金岩,牛建波.产品市场竞争对经理层激励效果的影响研究[J].财贸研究,2008,(3).
[8]刘志彪,姜付秀等.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J].经济研究,2003,(7).
[9]施东辉.转轨经济中的所有权与竞争: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3,(8).
[10]Nickell.S: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vol.104,No.4(Aug.,1996),pp.724—746.
[11]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效益[J].经济研究,2000,(3).
[12]陈志广.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2,(5).
[13]Michael Raith: Competition,Risk,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Vol.93,No.4,(Nov.,2003),pp.1425-1436.
[14]吴晓求,应展宇.激励机制与资本结构:理论与中国实证[J].管理世界,2003,(6).
[15]David Scharfstein: Product-Market Competition and Managerial Slack,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J].Vol.19,No.1,(Spring,1988),pp.147-155.
责任编辑:杰卿
责任校对:世 玲
The Study of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op Managers Incentives
Wang Yanjie,Tu J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Enterprises in various industries will face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se will have effects on the effort in different extent of their top managers. At the same time, incentive mechanism which enterprises give to their top managers will be influenced too.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those with good benefit will stimulate more to their top managers when faces higher market competition degrees. As to inefficient companies, the result is just opposite.
Key words: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degree; incentives; enterprise benefit
关键词:产品市场;竞争度;激励;企业效益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3-0049-05
一、文献回顾
学术界和企业界一直关注企业高管人员的激励问题,随着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深人,众多学者认为产品市场竞争是解决所有者与经理之间代理问题的有力手段,因为产品市场竞争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司外部监控机制,它能以最经济的方式提供信息,减少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减少了企业的代理成本。
经济学家普遍相信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者激励能够产生有效影响(Nalebuff,1983;Hart,1983)[1][2]。他们认为,市场中竞争企业越多,增加了相对业绩比较的可能,而相对业绩比较作为一个充足统计量大大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从而调动其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使CEO报酬与其个人关系更密切。Cunat & Guadalupe(2004)以1992—2002年的美国金融业经理薪酬为样本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对高管薪酬效应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随着竞争加剧,经理的总报酬增加了,薪酬绩效敏感性也增加了。这些结果表明,随着竞争加剧,银行等金融公司加大了对经理的薪酬激励强度,从而改善公司业绩[3]。
而Klaus M. Schmidt(1997)则提出经理人面临的竞争环境对经理人激励有两种效应:一是市场竞争强度越大,越增加企业破产的可能性,为避免企业破产,代理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可以得到更多的激励,故对经理人努力是正向的促进效应;但同时因为竞争会降低企业利润,使得委托人对经理人努力缺乏必要的吸引力,于是总效应可能并不确定[4]。
Santalo(2002)的研究发现,即使给予经理较少的激励,竞争带来的清算威胁也会促使经理更加努力地工作[5]。
从上我们发现国外关于产品市场竞争对经理人激励影响的研究还是存在分歧,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理论和实践也存在着冲突。
在国内,谭云清等(2006)利用2003—2005年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检验中国产品市场竞争、经理报酬与公司效益之间的经验关系,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与经理报酬之间呈显著的互补关系[6]。刘金岩等(2008)研究发现,只有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超过一定水平后,产品市场竞争才会对经理层激励效果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民营控股企业中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强烈[7]。
为了进一步验证特殊市场环境中中国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强度对高管激励的影响,本文选取沪深两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同时根据上市公司效益好坏进行分组,分析产品市场竞争与其高管激励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
Hart(1983)认为市场竞争强度越大,委托人可能会给予代理人更多的激励,因为市场竞争强度越大委托人可以更好地了解代理人努力程度,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性,使代理人更加努力工作。但是市场竞争强度过大,企业管理者一旦经营不善,将会使企业利润降低,甚至出现利润负增长的窘境,此时,正如Klaus M. Schmidt(1997)所说,企业所有者对经理人的努力会缺乏吸引力,同时为降低企业成本,企业所有者不会考虑增大对其经理层的激励,甚至会减少对其经理层的激励。为了检验上述现象是否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据此笔者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效益良好的企业,面临更高的市场竞争时,会对其高管进行更多的激励。
假设2:效益低下的企业,在面临更高的市场竞争时,会减少对其高管的激励。
三、数据样本、变量选择、模型、描述性统计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样本
本文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上市公司分为13个门类,又将制造业分成10个次类,剔除了金融保险业、木材家具制造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综合类和其他制造业5个企业数量少或产品同质性不高的行业,最后保留了17个行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上述17个行业2002—2006年在沪深两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并进行了如下筛选:剔除中间退市的公司;剔除数据缺失和异常的公司;剔除经营状况异常的ST、PT公司;剔除2002—2006年这5年期间行业变更的上市公司。最终的研究样本包括沪深两市共739家上市公司5年平行数据,所有样本观测数据均来源于CCER数据库。
(二)主要变量选择
1. 企业高管激励代理变量
通常对于管理者的激励主要采取底薪、奖金和股权激励三种方式,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持股比例仍然较少,股权激励作用极为有限,故本文选取前三名高管年薪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高管激励指标的代理变量,用INCENTIVE表示。
2. 产品市场竞争强度代理变量
关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指标,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在国内刘志彪和姜付秀(2003)利用企业数目、赫芬因德指数(HHI)和企业销售额对竞争对手竞争行为的敏感度三个指标来衡量产品市场竞争强度[8];施东辉(2003)使用主营业务利润率来表示制造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经过权衡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赫芬因德指数和主营业务利润率两个变量作为产品市场竞争度的代理变量[9]。
(1)赫芬因德指数(HHI):定义为HHI=■■2,其中xij为第j个行业中第i个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用主营业务收人替代,而Xj=■xij,表示第j个行业的销售总额。赫芬因德指数越小,市场竞争强度越大;反之,说明市场竞争强度越小。为了尽可能地使赫芬因德指数反映市场竞争强度,本文选取17个行业的所有沪深A股上市公司(只剔除数据缺失和异常的公司)的数据,对每个行业的赫芬因德指数来进行计算。
(2)主营业务利润率(Profit Margin of Main Operations,用PMO表示)
Nickell(1996)指出,主营利润率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企业的“垄断租金”,垄断租金越高,意味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低,反之,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10]。故而主营业务利润率能够反映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强度,我们将此变量作为产品市场竞争的辅助变量。
3. 控制变量
我们将企业的经营效益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企业的经营效益,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表示,一般情况下,企业的效益越好,其高管会得到更多激励。公司规模,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来表示。魏刚(2000)[11]、陈志广(2002)[12]等研究都表明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水平与企业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模型选取
我们根据表示市场竞争强度的赫芬因德指数(HHI)和主营业务利润率(PMO)两个指标,设定两个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INCENTIVEit=?琢+?姿i+?茁1×HHIit+?茁2×SIZEit+?茁3×ROEit+μit(1)
INCENTIVEit=?琢+?姿i+?茁1×PMOt+?茁2×SIZEit+?茁3×ROEit+μit(2)
其中INCENTIVEit表示第i公司第t年的高管前三名年薪自然对数;λi表示各上市公司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但随样本企业不同而变化的因素的影响;HHIit表示第i公司第t年的赫芬因德指数;PMOit表示第i公司第t年的主营业务利润率;SIZEit表示第i公司第t年的总资产对数;ROEit表示第i公司第t年的净资产收益率;μit为误差项。
(四)工具变量的选择
Michael Raith(2003)指出,经理人的行为会影响市场竞争[13],比如经理人对产品采取降价策略,其他同质性较高的同行业企业也会采取相应策略,无形中增加了市场竞争。我们利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1. 由于一个行业的平均资产往往决定这个行业的进出难易程度,如果一个行业平均资产越大,进出门槛就越高,其进出就越困难,那么产品市场竞争度就会越低,反之就大;同时行业平均资产与高管年薪相关度不大,故而我们选取行业的平均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赫芬因德指数(HHI)的工具变量。
2. 刘志彪等(2003)研究发现,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所在的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吴晓求等(2003)研究发现,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特殊的市场环境决定高管激励机制没有成为能够显著影响资本结构的制度性因素[14],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选取能够反映企业资本结构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作为主营业务利润率(PMO)的工具变量。
(五)描述性统计
上述各基本数据的统计属性如表1所示:
(六)研究方法
本文将739家上市公司样本分成3个组,分别为全样本组(包括所有739家公司)、企业效益良好组和企业效益低下组。其中根据2002-2006这5年期间公司是否出现过营业利润的净资产收益率(即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所有者权益合计)为负值,若5年期间该公司的营业利润的净资产收益率一直为正,我们就将此公司归入效益良好组,否则归入效益低下组,以此得到效益良好样本组共计482家公司,效益低下样本组共计257家公司。
同时本文以高管年薪(INCENTIVE)作为因变量,以赫芬因德指数(HHI)、主营业务利润率(PMO,产品市场竞争的辅助变量)、净资产收益率(ROE)、和公司规模(SIZE)作为自变量分别对上述3组样本进行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我们用模型(1)对全样本组进行回归分析;用模型(1)和(2)对企业效益良好组和企业效益低下组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对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的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
1. 全样本组和效益良好样本组的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可以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的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的零假设,从而支持固定效应估计,故而我们利用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并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对上述两组进行多变量的Panal Data回归估计(用行业的平均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赫芬因德指数HHI的工具变量,资产负债率作为主营业务利润率PMO的工具变量)。
2. 效益低下样本组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原假设,故而选择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并用最小二乘法(LS)对该组进行回归估计,由于效益低下组中,其高管激励与产品市场竞争不存在明显的互补关系,故而不用工具变量法TSLS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估计都采用加权最小二乘估计)。
(1)三个样本组的5个回归结果中SIZE和ROE的系数都为正,并且都在9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这样的结论与魏刚(2000)、陈志广(2002)等研究一致,都表明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和净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
(2)企业全样本组中模型(1)回归结果我们看到HHI的回归系数为(-0.023),但未通过检验。
(3)企业效益良好样本组中:模型(1)回归结果表明,HHI的回归系数为(-0.828),并且在9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故而我们认为效益良好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HHI显著负相关,即效益良好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市场竞争强度显著正相关,假设1成立;同时从模型(2)回归结果我们看到作为市场竞争强度辅助变量的主营业务利润率(PMO)其回归系数为(-0.551),也在9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我们认为效益良好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PMO显著负相关,即效益良好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市场竞争强度显著正相关,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1。
(4)在企业效益低下样本组中:模型(1)回归结果表明,HHI的回归系数为(1.318),并且在95%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故我们认为效益低下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HHI显著正相关,即效益差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市场竞争强度显著负相关,假设2成立;同时从模型(2)回归结果我们看到主营业务利润率(PMO)其回归系数为(0.589),在95%的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即效益差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PMO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效益良好的企业其高管激励与市场竞争强度显著负相关,也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2。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企业在面临高产品市场竞争度时会给予其高管更多的报酬激励,这说明在产品市场竞争中企业要提升竞争力,在高竞争环境下能够生存,通过激励机制激励其管理层是必须的;而对于效益差的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企业会降低对其高管的报酬激励,这种现象在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困局,其主要原因是效益差的企业其竞争能力低下,而当其面临的竞争强度越大时,企业利润会大幅度降低,甚至出现利润负增长,企业所有者对其高管的努力也会因此缺乏必要的吸引力,可能还会因此惩罚其高管,降低对其高管的激励,而与此同时其高管并没有减少其努力程度。故而对于效益低下的企业,我们应该摆脱传统思维的限制,不能仅仅因为利润而忽视对其管理层的激励,此时更应该通过经理人市场引进合适的人才并给予其适度的激励,诱使其能投入更多的精力为企业摆脱困境,同时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但是通过上面的实证分析可以很遗憾地看到我们的企业所有者往往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Barry J. Nalebuff and JosephE. Stiglitz. Prizes and Incentives: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Compensation and Competition,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J],Vol.14,No.1(Spring,1983),pp.21-43.
[2]Hart: The Market Mechanism as an Incentive Scheme,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J],1983,14:366-382.
[3]Cunat V and Guadalupe M.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ctors[Z],IZA Discussion papers,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2004.
[4]Klaus M. Schmidt.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Vol.64,No 2(Apr.,1997),pp.191-213.
[5]Santalo J. Substitution between Product Market Competiton and Financial Managerial Incentives[R],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Chicago,2002.
[6]谭云清,朱荣林,等.产品市场竞争经理报酬与公司效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管理评论,2008,(2).
[7]刘金岩,牛建波.产品市场竞争对经理层激励效果的影响研究[J].财贸研究,2008,(3).
[8]刘志彪,姜付秀等.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J].经济研究,2003,(7).
[9]施东辉.转轨经济中的所有权与竞争: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3,(8).
[10]Nickell.S: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vol.104,No.4(Aug.,1996),pp.724—746.
[11]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效益[J].经济研究,2000,(3).
[12]陈志广.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2,(5).
[13]Michael Raith: Competition,Risk,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Vol.93,No.4,(Nov.,2003),pp.1425-1436.
[14]吴晓求,应展宇.激励机制与资本结构:理论与中国实证[J].管理世界,2003,(6).
[15]David Scharfstein: Product-Market Competition and Managerial Slack,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J].Vol.19,No.1,(Spring,1988),pp.147-155.
责任编辑:杰卿
责任校对:世 玲
The Study of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op Managers Incentives
Wang Yanjie,Tu J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Enterprises in various industries will face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se will have effects on the effort in different extent of their top managers. At the same time, incentive mechanism which enterprises give to their top managers will be influenced too.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those with good benefit will stimulate more to their top managers when faces higher market competition degrees. As to inefficient companies, the result is just opposite.
Key words: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degree; incentives; enterprise benef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