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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泛黄的《格瓦拉传》摆在王川生的军官宿舍那张办公桌上，虽然有些破旧，但第一眼看到，仍能把人拉回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这本1974年内部发行的格瓦拉传记是前苏联拉弗列茨基版本，跟随王川生已经30多年了。
或者说，罹难于玻利维亚丛林的格瓦拉，是王川生崇敬了30多年的榜样。
王川生的名片设计得很有个性，背景是他的照片，身穿军装，双手叉腰而立，身后是黄土高坡上的一座墓地，那里埋葬着王川生的爷爷。名片上印着三个职务：陕北后裔、退役大校和公司顾问。
大校祖籍陕西，53年前出生在成都，故取名川生。2007年的夏天，副师长王川生刚刚脱下军装。
“黄土代表贫瘠的土地和贫瘠的人民，我希望通过它告诉人们我是一个具有平民意识的军人。写上退役大校是想告诉别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军队给的，我不是一个忘本的人。当公司顾问，是告诉大家退役对我来说只是转换岗位而已，我仍然在参与公众生活。”王川生嗓门洪亮。
1974年，王川生从部队的内部图书室得到这本前苏联版本的《格瓦拉传》。格瓦拉的故事对王川生影响很大。不仅因为格瓦拉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有着传奇的革命经历，格瓦拉身上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冲击着还是个热血青年的王川生。
对英雄的崇拜以及家庭的原因，王川生在1970年入伍，并先后担任过司务长、干事、宣传科长和团政委。1992年，喜欢挑战自己的王川生主动请缨担任当时成都军区最大的公司——西南长城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一职，开始了7年多的军办企业经历，直到1999年军队全面退出商海。
“在一个规范的法治社会，军队的职能不能混乱。我举双手赞成军队停止生产经营。但就个人而言，我非常遗憾。相对于和平时期的军队后勤工作，我更喜欢挑战性更强的生产经营工作。况且，我已经有了一个取得初步成功的阵地。”王川生说。
当时的王川生有两个选择：一是执行命令前往某军分区担任副司令；二是申请退役下海经商，涉足房地产开发。
父辈们的军队背景造就的恋军情结，家人特别是妻子的强烈反对，以及自己当年依然没有熄灭的战争梦，让王川生放弃了下海的念头。回想36年的军旅生涯，王川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过战场。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他把手枪擦得锃亮，但最后还是错过了一生中唯一一次上战场的机会。
“我年轻时对战争的认识没有现在这么深刻，那时很希望能够参加战争。觉得人的一生要跟格瓦拉一样，充满传奇和轰轰烈烈。”王川生说。
对于格瓦拉的喜爱，王川生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曾经托人给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带去一封信，明确表示：如果有需要，他将毫不犹豫地去古巴与卡斯特罗并肩作战。
“我不崇拜任何人，包括格瓦拉，但我崇敬格瓦拉。我一直在努力学习和实践着格瓦拉的精神。”王川生说，“军人的特殊职业让我的很多想法没有如愿以偿。如今退伍了，我要开始用按下来的20年时光做些事情。”
30多年后的今天，王川生对格瓦拉的崇敬，已经逐渐转移到了格瓦拉身上的平民意识：那种为平民谋福利，向不公平社会做挑战的精神。他总是被格瓦拉临行前给孩子们信中写的一句话所打动：“你们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行动，他忠于自己的信仰。你们应该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有最强烈的反感。”
“在我们这个过度功利化和物质化，基本上由精英和富豪统治的时代，格瓦拉超然而纯粹的精神信念，显得难能可贵、卓尔不群、超凡脱俗。”尽管患有十几年的高血压，但一谈起格瓦拉，王川生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激动。
当看到一些媚俗庸俗的人和事占据着媒体的大量版面，王川生会将这定义为“犯罪”。在他看来，中国目前出现了信仰的真空，中国人已经很少提倡献身精神，社会责任感逐渐淡化，“今天的中国需要格瓦拉精神，不仅需要格瓦拉的战斗精神，更需要牺牲精神和对信仰、理想的坚持的精神”。
“现在媒体关注的更多的是成功的人，如果我下海成功，我要办份刊物，专门写那些坚守在精神的高地上，奋斗了一生但却最终没有成功的小人物的故事。”王川生说，他自己也是个不太成功的小人物。
退役后，王川生担任了几家大企业的公司顾问，充当起“牵线搭桥、出谋划策和排忧解难”的角色。
他调侃地给自己制定了退休后的“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以下海干事为主，其他事情为辅，第二个五年，以周游世界为主，国内干事为辅，第三个五年，以周游中国为主，国内干事为辅。
“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我70岁了，到那时我才会退休。”王川生说。
在重庆采访期间，记者接触了一些王川生的朋友。他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评价王川生：此人有将才，但过于理想主义。
其实，在王川生的灵魂深处，真正感兴趣的并非下海从商，而是下海从政或日公众政治，具体说就是“六位一体”：即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平民主义、英雄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理想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王川生还给出了自己的全新理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不断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根本确保更广大人民真正享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公正。
他说：“我更想为民族干点事情。如果今天重庆人大代表能够直选，我就不下海，去参选人大代表。”
尽管这些年来，在逐步形成和不断实践“六位一体”的过程中，王川生经历过不少非议与曲折，自己也为此失去一些功利的东西，包括升迁。他有过困惑，有过动摇，却从来没有后悔，更没有放弃。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即使做不到为真理而斗争，也应当为真理而坚持。假如有朝一日改革到位，我一定会去竞选人大代表，也包括其他可行的参与公众政治的形式。”王川生说。
现实中的王川生只好选择退而求其次，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做点什么。
“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谈何社会地位?谈何社会活动?谈何竞选人大代表?即使那一天到来，你不望洋兴叹也得满头大汗四处找船。”王川生无奈的说。
目前，王川生打算利用重庆成为国家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机遇，从土地流转、房地产开发、基本建设工程、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等方面切入，在招商引资、整合资源、搭建平台、进入合作上做文章。也有一些大项目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但王川生毕竟综合力度不够，尤其是为融资瓶颈所限，只能艰难地运转腾挪。
“我现在如果有5000万元人民币在握，我坚信5年左右会打出一个上甘岭来。”王川生说。
对下海从商，王川生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对于政治的眷恋之情，经常让王川生心猿意马乃至神散力分。他说，如何保持目标专一、拒绝任何诱惑，这是自己当前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个人问题。否则。纵然“我曾经豪情万丈”，却注定“归来时空空的行囊”。
谈起往事，王川生不无感慨。他说，到他这个年纪，本应该干成更大的事情，但是最终却没有成功，除了机遇外，最重要的是性格使然。作为一个格瓦拉的崇敬者，王川生自叹没有格瓦拉那种破釜沉舟的魄力和随性而为的激情，所以才最终成为一个不太成功的“小人物”。
王川生说，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一个有尊严、有思想、有责任意识和有追求的人。“大多数男子汉都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他们也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但最终能够达到自己理想高度的却永远是少数。”他说，“很多人奋斗了一生依然是一个小人物。但正是这些跟我们一样的小人物，总能在暗夜里将我们点燃，让我们获得继续前行的动力。”
“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这是1966年格瓦拉辞去在古巴的党政军职，带着十几名老兵和聂鲁达的诗集进入玻利维亚打游击时写下的一句话。
40年后，格瓦拉成为了一种精神的标志。10月9日，是格瓦拉罹难40周年的日子，王川生写了一首诗，以纪念格瓦拉：“弱冠军营幸识君，三十六载长相伴。旷世侠才惊乾坤，传奇人生谱绝篇。壮志未酬泣苍天，精神纯粹雄人寰。普天传诵格瓦拉，于无声处涌浩然。”
或者说，罹难于玻利维亚丛林的格瓦拉，是王川生崇敬了30多年的榜样。
王川生的名片设计得很有个性，背景是他的照片，身穿军装，双手叉腰而立，身后是黄土高坡上的一座墓地，那里埋葬着王川生的爷爷。名片上印着三个职务：陕北后裔、退役大校和公司顾问。
大校祖籍陕西，53年前出生在成都，故取名川生。2007年的夏天，副师长王川生刚刚脱下军装。
“黄土代表贫瘠的土地和贫瘠的人民，我希望通过它告诉人们我是一个具有平民意识的军人。写上退役大校是想告诉别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军队给的，我不是一个忘本的人。当公司顾问，是告诉大家退役对我来说只是转换岗位而已，我仍然在参与公众生活。”王川生嗓门洪亮。
1974年，王川生从部队的内部图书室得到这本前苏联版本的《格瓦拉传》。格瓦拉的故事对王川生影响很大。不仅因为格瓦拉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有着传奇的革命经历，格瓦拉身上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冲击着还是个热血青年的王川生。
对英雄的崇拜以及家庭的原因，王川生在1970年入伍，并先后担任过司务长、干事、宣传科长和团政委。1992年，喜欢挑战自己的王川生主动请缨担任当时成都军区最大的公司——西南长城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一职，开始了7年多的军办企业经历，直到1999年军队全面退出商海。
“在一个规范的法治社会，军队的职能不能混乱。我举双手赞成军队停止生产经营。但就个人而言，我非常遗憾。相对于和平时期的军队后勤工作，我更喜欢挑战性更强的生产经营工作。况且，我已经有了一个取得初步成功的阵地。”王川生说。
当时的王川生有两个选择：一是执行命令前往某军分区担任副司令；二是申请退役下海经商，涉足房地产开发。
父辈们的军队背景造就的恋军情结，家人特别是妻子的强烈反对，以及自己当年依然没有熄灭的战争梦，让王川生放弃了下海的念头。回想36年的军旅生涯，王川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过战场。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他把手枪擦得锃亮，但最后还是错过了一生中唯一一次上战场的机会。
“我年轻时对战争的认识没有现在这么深刻，那时很希望能够参加战争。觉得人的一生要跟格瓦拉一样，充满传奇和轰轰烈烈。”王川生说。
对于格瓦拉的喜爱，王川生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曾经托人给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带去一封信，明确表示：如果有需要，他将毫不犹豫地去古巴与卡斯特罗并肩作战。
“我不崇拜任何人，包括格瓦拉，但我崇敬格瓦拉。我一直在努力学习和实践着格瓦拉的精神。”王川生说，“军人的特殊职业让我的很多想法没有如愿以偿。如今退伍了，我要开始用按下来的20年时光做些事情。”
30多年后的今天，王川生对格瓦拉的崇敬，已经逐渐转移到了格瓦拉身上的平民意识：那种为平民谋福利，向不公平社会做挑战的精神。他总是被格瓦拉临行前给孩子们信中写的一句话所打动：“你们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行动，他忠于自己的信仰。你们应该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有最强烈的反感。”
“在我们这个过度功利化和物质化，基本上由精英和富豪统治的时代，格瓦拉超然而纯粹的精神信念，显得难能可贵、卓尔不群、超凡脱俗。”尽管患有十几年的高血压，但一谈起格瓦拉，王川生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激动。
当看到一些媚俗庸俗的人和事占据着媒体的大量版面，王川生会将这定义为“犯罪”。在他看来，中国目前出现了信仰的真空，中国人已经很少提倡献身精神，社会责任感逐渐淡化，“今天的中国需要格瓦拉精神，不仅需要格瓦拉的战斗精神，更需要牺牲精神和对信仰、理想的坚持的精神”。
“现在媒体关注的更多的是成功的人，如果我下海成功，我要办份刊物，专门写那些坚守在精神的高地上，奋斗了一生但却最终没有成功的小人物的故事。”王川生说，他自己也是个不太成功的小人物。
退役后，王川生担任了几家大企业的公司顾问，充当起“牵线搭桥、出谋划策和排忧解难”的角色。
他调侃地给自己制定了退休后的“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以下海干事为主，其他事情为辅，第二个五年，以周游世界为主，国内干事为辅，第三个五年，以周游中国为主，国内干事为辅。
“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我70岁了，到那时我才会退休。”王川生说。
在重庆采访期间，记者接触了一些王川生的朋友。他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评价王川生：此人有将才，但过于理想主义。
其实，在王川生的灵魂深处，真正感兴趣的并非下海从商，而是下海从政或日公众政治，具体说就是“六位一体”：即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平民主义、英雄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理想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王川生还给出了自己的全新理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不断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根本确保更广大人民真正享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公正。
他说：“我更想为民族干点事情。如果今天重庆人大代表能够直选，我就不下海，去参选人大代表。”
尽管这些年来，在逐步形成和不断实践“六位一体”的过程中，王川生经历过不少非议与曲折，自己也为此失去一些功利的东西，包括升迁。他有过困惑，有过动摇，却从来没有后悔，更没有放弃。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即使做不到为真理而斗争，也应当为真理而坚持。假如有朝一日改革到位，我一定会去竞选人大代表，也包括其他可行的参与公众政治的形式。”王川生说。
现实中的王川生只好选择退而求其次，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做点什么。
“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谈何社会地位?谈何社会活动?谈何竞选人大代表?即使那一天到来，你不望洋兴叹也得满头大汗四处找船。”王川生无奈的说。
目前，王川生打算利用重庆成为国家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机遇，从土地流转、房地产开发、基本建设工程、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等方面切入，在招商引资、整合资源、搭建平台、进入合作上做文章。也有一些大项目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但王川生毕竟综合力度不够，尤其是为融资瓶颈所限，只能艰难地运转腾挪。
“我现在如果有5000万元人民币在握，我坚信5年左右会打出一个上甘岭来。”王川生说。
对下海从商，王川生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对于政治的眷恋之情，经常让王川生心猿意马乃至神散力分。他说，如何保持目标专一、拒绝任何诱惑，这是自己当前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个人问题。否则。纵然“我曾经豪情万丈”，却注定“归来时空空的行囊”。
谈起往事，王川生不无感慨。他说，到他这个年纪，本应该干成更大的事情，但是最终却没有成功，除了机遇外，最重要的是性格使然。作为一个格瓦拉的崇敬者，王川生自叹没有格瓦拉那种破釜沉舟的魄力和随性而为的激情，所以才最终成为一个不太成功的“小人物”。
王川生说，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一个有尊严、有思想、有责任意识和有追求的人。“大多数男子汉都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他们也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但最终能够达到自己理想高度的却永远是少数。”他说，“很多人奋斗了一生依然是一个小人物。但正是这些跟我们一样的小人物，总能在暗夜里将我们点燃，让我们获得继续前行的动力。”
“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这是1966年格瓦拉辞去在古巴的党政军职，带着十几名老兵和聂鲁达的诗集进入玻利维亚打游击时写下的一句话。
40年后，格瓦拉成为了一种精神的标志。10月9日，是格瓦拉罹难40周年的日子，王川生写了一首诗，以纪念格瓦拉：“弱冠军营幸识君，三十六载长相伴。旷世侠才惊乾坤，传奇人生谱绝篇。壮志未酬泣苍天，精神纯粹雄人寰。普天传诵格瓦拉，于无声处涌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