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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隆
飞机降落杜塞尔多夫机场时，还是大清早，德方的接机人员说，酒店要到午后方能入住，加之周日所有的商店都关门，只好去附近的科隆走走，好消磨掉这大半天的时光。正是深秋时节，高速公路两侧层林尽染，绿草浅潭之上竟低低飘浮着团团白雾。车行40分钟，没有任何过渡，就进入城市的街道，我问这就是科隆了？不等回答，果然就看见了科隆大教堂高耸入云的双塔的塔尖。教堂对面是一家建于1855年的青石楼房，在底层的咖啡馆用早餐，落地玻璃窗外就是教堂的正面，一边喝咖啡一边就在思忖：这个建筑怎么一修就修了六百多年。
窗外游人开始多起来的时候，预约的导游也如约而至，是一位60多岁的德国绅士，自称有一个汉语名字，姓魏。听他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们都很好奇，他说他并没有在学校学习过汉语，因为他的妈妈有一半中国血统。他爷爷早年为了传教去了青岛，后来又在天津住了很多年。他的外祖父是烟台人，和一位德国女性结婚生下了他的妈妈。魏先生讲，一会儿要带我们从教堂出发，穿过老城，走到莱茵河边，参观河中半岛上利用码头旧址建造的巧克力博物馆。
我对观景兴致不大，就打听附近可有什么有名的书店。魏先生说很遗憾今天是周日，商店一律不开门，书店也是如此。他一指教堂的右侧：“那个写着DB字样的大楼是科隆火车站，里面倒是有家书店。”可他并没有带我们去的意思。教堂的左侧是一家博物馆，名叫RomichGermenisches museum，从玻璃窗望进去，隐约看见了书的影子，赶紧捞住这根稻草，央求魏先生带我们进去瞅瞅。魏先生按部就班地先带我们来到博物馆外一面玻璃窗前，拿手遮住光线看下去，才发现几米之下是一块五色斑斓的马赛克地面。魏先生说：这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原物。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派驸马阿格里帕挥师北进，在莱茵河西建起军营要塞。又过了几十年，出生于此的阿格里帕的外孙女阿格里皮娜登上了皇后宝座，她恳请皇帝把她的故乡升格为市，并定名为科隆尼亚·克劳狄·阿拉·阿格里皮内西姆，再以后就把这一长串绕口的名字简化成了科隆。科隆在拉丁文里就是殖民地的意思。我在想，为什么罗马法在德国如此发扬光大，原来也是一种殖民地文化。
博物馆的大厅果然有一些书售卖，大都与科隆的古罗马文化有关，也有一些古罗马雕塑的小型复制品，却没有一眼看上去就喜欢的。往东走，是一栋红砖的现代建筑，玻璃橱窗的陈设分明显示出是一家书店。店招上写的是Bucher Kosel，老魏说，Bucher是书的意思，Kosel则是老板的名字。隔着玻璃窗往里望，但见缥缃万卷，插架琳琅，这就更增添了一丝欲逛不能的不甘。但俗话说，上帝关上一扇门，必会打开一扇窗，百无聊赖地继续东行之际，忽地碰上一家博物馆，叫作Wallraf das Museum。老魏给我们解释，Wallraf是捐赠人，以他的捐赠品为基础，建起了这家艺术博物馆。虽说仍是计划外的，但在我的要求下，还是顺带进去歇了歇脚。首层大厅是附设的Cedon艺术书店，架上台上摆了那么多画册，让人兴奋得有些热血沸腾。时间有限，不遑细选，匆忙中只挑了两种。
第一种是Albrecht Durer：Aquarelle und Zeichnungen。封面是丢勒画于1502年的那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野兔》，内文收录丢勒传世水彩素描木版画数十幅。我本人尽管肖兔，但比较起来，还是觉着那幅《犀牛》更富美感。可能是因为《野兔》太写实，而《犀牛》更有装饰趣味。店里还有好几种丢勒的书，甚至还摆着丢勒野兔和犀牛的木雕模型。丢勒出生之地是纽伦堡，科隆的博物馆为什么对他情有独钟，倒是日后可以考据的一道题目。第二种是Kirchen：Verstandlichgemacht，翻译赵阳说，可以译为如何读懂教堂。厚厚几百页，都是关于各色教堂外观和细部的文图介绍，图画之精美细致国内罕有，其中有不少是极富意境的老铜版画。书是特价，仅售不到十个欧元。
博物馆再往前走，就来到了老市政厅。这座楼宇分两个时期建成，所以就形成了哥特和文艺复兴双玉合璧的风格。魏先生说，二战当中，科隆遭到猛烈轰炸，全城几乎被夷为平地，这个老市政厅也是在毁损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修复而成。快到莱茵河边时，遇见了新莱茵报社旧址。1848年到1849年，马
克思和恩格斯就在这里出刊了301期新莱茵报。那时，科隆还是莱茵省的中心。一百六七十年的光阴流过，从前的报馆如今成了咖啡馆。峥嵘岁月恰如春梦了无痕，阳光下的莱茵河却依旧汩汩流淌。
煤矿书店
午后两点半，结束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司法部的交流活动，遵从东道主的安排，前往埃森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关税同盟煤矿（Zeche Zollverein）。埃森位于莱茵河—黑尔讷运河与鲁尔河之间，从十九世纪中叶起，随着煤铁资源开发的兴起，渐次成为鲁尔区的工业中心。所谓的鲁尔区，因莱茵河下游支流鲁尔河而得名，由一系列城市组成，其中较大的城市，除了埃森，还包括多特蒙德、杜伊斯堡、波鸿等。这一地带被称为“德国工业的心脏”，是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车沿莱茵河向东北方向行驶，约三四十分钟，就到了关税同盟煤矿。甫一下车，成片的废旧厂房和大型煤矿机械就奔来眼底。高架巨臂、输运长廊，无不给我们以深深的震撼，当年洗煤炼焦的沸腾场面仿佛就在面前。而今，这里却安静得有如世外桃源，仍旧叫作“洗煤厂”的公交站牌下空无一人。
乘一部橙色露天滚梯扶摇直上，原来高入云端的车间，如今已经辟为游客中心。为我们引导讲解的是一位上年纪的夫人，她如数家珍地回顾起20世纪以来关税同盟煤矿辉煌的发展史，一直讲到1986年煤矿在资源并未枯竭的情况下自动关闭，并于2001年成功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我向她提问：“是什么因素使它获此殊荣？是因为它的主动关停，还是因为它的本身？”夫人说：“怕是因了它的本身。”煤矿生产线采用的工业流程和技术本身就极具现代性，它的工业建筑遗产也是具有包豪斯风格的现代建筑经典。我们登上了最高处的观光平台，放眼四望，整个鲁尔工业区尽收眼底。尽管远方仍有些许烟囱冒着白烟，但占据视野的，却是郁郁葱葱的丛林。究竟当时就有这么多林木，还是停产以后所植？“完全是自生自长”，夫人回答，“正可谓你退它进。你不再往这儿堆煤，林木当然会自然地破土而出。”她指着一处处昔日的厂房说：“那个白色的是日本人搞的创意中心，那个正在搭着架子改造的，是一个设计学院。我们的改造策略不是废旧立新，而是旧物再利用。通过改变原有建筑、设施及场地的功能，既再现工业区的历史，又为人们提供有趣的文化、娱乐园地。”听到这里我灵机一动：“照这么说这儿也应该有艺术设计之类的书店啦？”夫人说：“有啊！就在刚才扶梯上来的大厅。”我立刻忍不住要下去逛店，陪在左右的高高帅帅的高礼善说我陪你去。 高礼善本名叫亚利山大·葛劳姆，是一位年轻法官，目前在北威州司法部借调工作。他跟我说，逛书店也是他的喜好。书店里书还真不少，尤以介绍关税同盟煤矿、鲁尔工业区以及埃森市历史人文的图书为多。高礼善在科隆大学自学的中文，简单能说几句，不会表达时我们就辅以英语。他不时从架上拿起一本书给我介绍，拿得最多的是关于德国军火大王克虏伯家族的书。听他一番介绍，才知道作为德意志军国主义柱石的克虏伯，其家族的摇篮就在埃森市。高礼善说：“在德国，克虏伯大炮无人不晓。德国甚至还有一句谚语：像克虏伯的钢一样好。”一边说一边又递给我一本书，打开的那页是李鸿章的一帧照相，上面有李鸿章本人的题款，上款题：“送克鹿卜飞子”，落款是：“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高礼善说：“李鸿章访问埃森时，住的就是克虏伯家，为此克家还专门为他修造了中式房间。”
说句实话，我对克虏伯大炮知之不多，也无甚兴趣，我关心的只是版画。说来幸运，还真找到一本，也让我得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现代德国一位重要而有特色的版画家。这就是奥托·狄克斯（Otto Dix）。这是一本大型画册，德文书名是Das Auge der Welt. Otto Dix und die NeueSachlichkeit。奥托·狄克斯曾在一战和二战中两次应征入伍，毒气和阵地战使他深深感受到战争的残忍与恐怖，为此他创作了一组题为《战争》的蚀刻画，这组画也确立了他在德国乃至世界画坛不可或缺的地位。战后，他由写实主义转向现代派，成为表现主义的代表画家。他的画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残酷的客观”。有人说，他的目光就像“一只粗暴的手”，撕下对方的面具，暴露出深藏的自我。为此他生涯之中屡惹官司。有一次，一位为女儿订购肖像的顾客觉得狄克斯画得太丑太不像了，因此拒绝付钱，狄克斯一怒之下把他告上法庭。犹太律师西蒙斯以艺术表达自由为论据为他辩护，终于为他打赢官司，讨回了订金。画家为表感激，特意为律师画了一幅肖像画，据说这是他唯一一幅流露出温情的作品，到今天几乎已成为稀世珍宝，他和西蒙斯之间的友谊据说也保持了一生。
买的另一本是Japanese Erotic Art（日本情色艺术），Thames & Hudson 2013年印行的英文版，原价四十五英镑，仅售二十九点八欧元，质量却比以前所购同类图书高出许多，特别是封面的那条纵向缝线，很能营造出一丝东方韵味。这本书让我想起故乡离这儿不远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高罗佩长期出使中日，对东方文化浸淫很深。他创作的小说《大唐狄公案》，使得这位东方福尔摩斯名噪四海。有趣的是，他的小说都由他自己设计，并且亲手绘制插图。正是在寻找插图范本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明朝春宫图，这就引发了对于中国和日本春宫画、秘戏图的搜集研究，并以此得享盛名。眼前的这位高礼善也姓高，也痴迷中国文化，有朝一日能否成为高罗佩第二，也是不可限量的事。
结账时，我问店员她们的书店有无名号，她在一个纸袋上为我盖了一个戳，我一看是：Walther ■。我说这不是巴尔特·肯尼西书店吗？在科隆我就听说了它，可惜没有时间去。她说是的，科隆那家的巴尔特·肯尼西开在路德维希博物馆，就在大教堂的后身。她又略带抱歉地说：“科隆那家店艺术画册可多了，我们这里却没法摆太多，你想谁会专门来一个煤矿买画册呢？”我可不觉着有什么遗憾。一来在这里意外碰上书店还买到了便宜的好书，二来把在科隆没有逛到的巴尔特·肯尼西也给补上了。有此缘分，是不是高兴都来不及。
海涅的杜塞尔多夫
谁不说俺家乡好。这句在中国耳熟能详的谚语，在莱茵河畔的德国也得到了验证。我们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访问从州司法部拉开序幕。北威州的首府是位于莱茵河下游的古城杜塞尔多夫，州司法部坐落在马丁·路德广场四十号，对面是红砖结构、有一个尖尖塔楼的马丁·路德教堂。司法部的乳白色三层大楼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从前是个法院。在欢迎会上，国务秘书卡尔·海因茨克雷姆斯充满自豪地说杜塞尔多夫是他家乡，并送我一册故乡街景的画册。考试局局长贝歇尔说他是科隆人，在波恩读的法律。“波恩是贝多芬的家乡”，他说，“所以我为你准备的礼物不仅有贝多芬的音乐唱片，还有介绍贝多芬故居的小册子。”我在答辞中提到了杜塞尔多夫的名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不想这不经意地一说，却让德国朋友顿感骄傲，也才有了此后德国朋友精心安排的海因里希·海涅之旅。隔天在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完成了大半天的交流活动，走出法院大楼，日已西斜。肖尔茨，一个出生在东德德累斯顿的青年法官，现在是北威州司法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处长，说要陪我去老城参观海涅故居。他回望着法院大楼说：“地方法院之前在老城，五年前才搬到这里，这里是杜塞比较差的区域，政府希望借由法院把这里带动起来。”我们要搭乘地铁到老城，肖尔茨却不买票迳直带我们走下站台，走进车厢。原来车厢里就挂着投币售票机，就连在德国生活了多年的翻译赵阳，也直说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只行三站就到达目的地，上到地面，正是海因里希·海涅大街。肖尔茨说，在杜塞，以海涅命名的街道建筑和学校比比皆是，海涅成了这个城市的灵魂。长期流亡巴黎的海涅对家乡也是念念不忘，他曾说：“我生于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我之所以特别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是因为我已估计到在我逝世之后，还有七个城市为争夺成为我的故乡城市的荣誉而争斗。”但是，他的家乡一直没有欢迎他。1887年，当奥地利的茜茜皇后向她崇拜的诗人海涅的故乡赠送一座纪念碑时，500名杜塞市民公开上书反对，在盛行一时的排犹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为海涅立碑一事遭到拒绝。海涅的故居在杜塞老城Alt-stadt的中心，在老城边儿上，贝歇尔局长和高礼善正等着我们，我们踩着石铺的路面，走过几条窄窄的巷子，就来到了博尔科路（Bolker）。海涅曾经写道：“杜塞尔多夫这座城市非常美，如果在远方想起它，如果凑巧出生在那里，那种感觉是很妙的。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我觉得好像我总想立即回去。如果我说回去，我指的是博尔科路和我出生的那幢房子。”那幢房子是一栋三层的小楼，白色的墙壁，黑瓦的尖顶，门楣上有一个海涅的浮雕头像，头像下是Heine Haus的字样。旧居底层是一家书店，有人称它为“海涅书店”，但它的德文名字其实是Muller &BohmLiteraturhandlung·Literaturca。书店专营文学书籍，不只德语文学，在架上我还看到了许多其他欧美国家如雷贯耳的文学巨匠的名字，当然，海涅专柜必不可少，一些海涅的文集和诗集单行本制作还算精良，可惜并不是我要找的带插图的老版本。 空无所获地从海涅故居出来，未免有些怅然若失。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碎石路上，观赏着一家挨一家的露天酒吧，丝毫没有料到，随后而来的，还会有大惊喜。博尔科路走到尽头，是集市广场（Marktplatz），杜塞尔多夫历史悠久的市政厅（Rathaus）就坐落在这里。指着广场正中一尊青铜雕像，贝歇尔局长说：“这是杜塞的选帝侯Jan Wellem。这不仅是杜塞尔多夫的象征，也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重要的巴洛克风格的骑士雕像之一。”我想起海涅回忆录里多有对于选帝侯的描述，也想象着少年海涅怎样从家里跑到集市广场，牵着选帝侯的手，充满敬畏地仰望着骑在战马上的威风凛凛的拿破仑皇帝。市政厅的后面就是莱茵河，不过在来到河边之前，贝歇尔局长指着一条细得不能再细的水流问我：“猜猜这是什么河？”我说：“难道是杜塞尔河？”他哈哈乐了：“是的，杜塞尔多夫就是因为这条河而得名，多夫在德语里是村庄的意思，杜塞尔多夫最初就是杜塞尔河边的一个小渔村。”我们来到莱茵河畔，落日正好把河对岸的西天染成红色，一群野鹅恰好腾空飞向远方。凝望着莱茵河之波，我想起一位历史学家说过的那句名言：“整个欧洲没有一条河能与莱茵河匹敌。”我又想起海涅献给莱茵河的那首叫作《罗累莱》的名篇：“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总是这么悲伤/一个古老的故事/它叫我没法遗忘/空气清冷，暮色苍茫/莱茵河静静流淌/映着傍晚的余晖/岩石在熠熠闪亮。”从莱茵河滨大道左转，穿过电影博物馆和陶瓷博物馆，就进入古风浓郁的画廊古董店区。黄昏的古巷几乎空无一人，一两百年前打造的街景，让人怀疑时间是不是在这里停止不动。有一栋房子，从窗里泄出暖暖的灯光，贝歇尔局长说，这是海涅早年读书的学校。而在学校的对面，竟是一间叫作海因里希·海涅古董店（Heinrich Heine Antiquariat）的旧书店！赵阳说，在德国，旧书店也是难找了。但这家旧书店，有一种一进门就能强烈地感受到的不凡气象，环屋摆放的书架，密密麻麻挤满了各色老书。赵阳替我跟老板说只要老版画书，老板东寻西找，不一会儿就搬来一堆。我精挑细选了四种。第一种是1923年在慕尼黑出版的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版画集，共有珍稀图版40幅。第二种是1921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古代德国插图集，共收入十五世纪以来木刻书籍插图105帧。第三种是一本有关丢勒生平作品的老书，1861年在汉诺威出版。这本书虽然图片较少，但制作考究，三面书口都装饰着彩色花纹，书前还贴有一枚藏书票。第四种出版年代不祥，从装帧风格来看，至少是19世纪的出品，内容是以丢勒领衔的六位经典画家绘制的圣经故事。书的价格嘛，实在比新书还要便宜。当我还想再看更多，店主肩膀一耸：“全给你了！”
马尔库斯买残书
莱茵河畔的城堡广场（Burgplatz），种植着成片的悬铃木，这是一种已经存在了一亿两千万年的植物，看着有些像法国梧桐。在城堡广场的边缘，有一个圆形的塔楼，贝歇尔局长说：“这个塔楼叫作老宫殿塔楼。它本是建造于13世纪的选帝侯宫殿的一部分，可惜宫殿毁于1872年的一场大火，只残留了这个塔楼。”据说，童年的海涅经常来此嬉戏，那时城堡的废墟尚未清理，这就更增添了许多神秘。海涅后来曾经这样回忆：“我们坐在宫殿广场大理石的塑像前，另一边是那变成废墟了的宫殿，那里面闹鬼，晚上有个穿着黑衣服的女士走动，她没有脑袋，长长的拖裙沙沙地响着。”常言说水火无情，在大火面前，巍峨的宫殿尚且不保，纸做的书本该会是何等脆弱也就可想而知。我这样想时，还根本没料到，片刻之后我竟会真的面对一堆残书。从城堡广场走过，又看了一个因材料使用不当导致塔楼拧成麻花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就来到了骑士街（Ritterstrabe）。在一座浅灰色建筑前，高礼善神秘地跟我说，他们局长知道我爱逛古旧书店，特意向他的艺术家朋友打听到了这家店。我抬头打量，石砌的拱形门框内，是漆成墨绿色的双扇木门。门楣上方钉着一个铁艺店招，上面的花形文字是：Marcus：Buch und KunstAntiquariat（马尔库斯：书和艺术古董店）。门紧闭着，局长打通电话，过一会儿才有一位女士为我们打开门。门厅很宽绰，局长说，早年，马车可以停在这里，下雨天在这儿下车不会淋雨。店铺在院里的一座青转结构的老房子里，走五六级台阶，又是一个双扇的墨绿色木门，进来是一个大开间，靠墙有几个书架，中间摆着一个笨重的原木抽屉柜，迎门处还有一套舒适的沙发茶几，看这阵势，与其说是一个书店，倒不如说是一个老式书香人家的客厅。店主是另一位女士，年纪接近古稀，非常亲切慈祥地把我们让进来。我把架上书大致扫了一遍，年纪最少大店主两倍以上。店主说，她店里的书最新的也在1850年以前。我照例向她寻问版画，她引我走到屋子中央那个原木抽屉柜，拉开一只抽屉对我说：“喏，这里都是。”我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地看，里面全是分主题排放的老版画，有的以地名，有的以国名，有的以风景，有的以人物，看了几个抽屉我就眼花缭乱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听说我来自中国，夫人搬出一堆画给我看，一色都是中国画日本画。中国画我不好确定年代真伪，就选了一幅日本画，这画很沧桑的样子，像是一张四周有些残破的棉纸，总之是一幅年代较久的日本画总错不了，价格也不比一本书更贵。正当店员为我细心包裹时，夫人突然又从柜子里搬出一个大纸包，小心拆开封，一大叠八开古书的散叶呈现在我们眼前。夫人说：“这是1493年纽伦堡出版的《世界史》的原物，因为残缺，所以按页出售。你不是喜欢丢勒的版画吗？这本书跟丢勒还真有关系，出版这部大书的那家书铺，正是丢勒学徒的作坊。”丢勒的生平我知道一些，他出生于纽纶堡的金银匠世家，在十五岁时成为当地最优秀的画家沃格穆特（MichaaeelWolgemut）的徒弟。沃格穆特的大工作坊也为丢勒的教父、印刷商安东·柯贝尔格（Anton Koberger）制作木刻插画。丢勒出生于1471年，结束三年学徒那年是1489年，应该正值这部大书的制作当中。我充满敬意小心翼翼地欣赏着这部来自丢勒家乡丢勒年代的旧书，恍惚时光向回穿越了六百多年。试探着问问价格，夫人说按图论价，图越多越大越贵。我选的一页，图不算多，也不算大，但很有意义。赵阳和高礼善都懂拉丁文，知识面也宽，帮我逐一辨析上面三幅木刻的内容，让我越发觉得这页选对了。第一幅是一位专司黑死病的神。那个年代，丢勒的家乡黑死病肆虐，很多人不幸被夺去生命。丢勒的母亲就是因黑死病而死，他那幅木炭素描《母亲肖像》就作于母亲去世前的两个星期。丢勒本人几次去国远游，也是为了躲避黑死病。第二幅是一位中世纪意大利的法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商法。对于我辈法律工作者来说，这当然是鼻祖一级的人物。第三幅又与黑死病有关，是一个黑死病医生。我看中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他手捧一本书的造型。 明斯特的书香
明斯特（Münster）在北威州的北部，过去是威斯特法伦省的首府，二战之后，这个地区与莱茵省的北半部分合并，组成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联邦州。还在杜塞尔多夫的时候，北威州司法部的朋友们就已频繁地提到它，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在明斯特大学读的法律。他们说，明斯特公元804年就见于记载，12世纪建城，曾是汉萨同盟成员。他们又说，明斯特是大学城，全城三十万人，大学生就能占到八万。他们还说，明斯特是德国的自行车之都，自行车的数量超过人口，人行道涂成红色的部分专供自行车行驶，你们到那儿走路可要小心。德方陪同人员胡兰说，她在明斯特住过六七年，喜欢极了这座集古典建筑艺术和自然田园风光于一体的美丽古城。她特别怀念明斯特的环城林荫道，在那里跑步真是惬意极了。翻译赵阳则和我悄悄咬耳朵：既是大学城，肯定少不了旧书店，肯定充溢着迷人的书香。作为北威州之旅的最后一站，我们终于驶向这个令人神往的城市。明斯特之行的促成，是因为北威州高等行政法院设在这里。入住的次日清晨，我们步行穿过一条条童话一般的老街，双耳充盈的是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传来的教堂钟声。在高等行政法院门前的小广场，行政官员海格斯女士为我们简单介绍法院历史。北威州高等行政法院成立于1949年，由于市内建筑在二战期间毁损严重，当时竟找不到一所合适的房子，只好分据几处办公。后来决定构筑专门的楼宇，于是从杜塞尔多夫请了一位年轻的设计师设计，经过招标施工，于1962年最终建成。这个地方从前是个修道院，拥有四百五十年的历史。法院门前的这个广场，正是从前修道院的后花园。草坪上分布着九个喷泉，是因为当时的高等行政法院共有九个庭。现在则已扩充到了二十个庭，最多时甚至达到过二十五个庭。法院大楼也经过了改建，在原来两层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进入法院大楼，是个宽敞的天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通到顶共有三层的透明图书馆。一位法官，同时兼任图书馆的馆长，他向我们介绍说，最初设计的时候，专门为图书馆辟出了房子，但后来不够用了，于是请原来的设计师在天井里加建了新图书馆，之所以使用玻璃幕墙，是为了突出司法的透明。当然，法官要有个适应的过程，因为哪个法官进去查什么书外边一目了然。馆长还跟我们透露，法院图书馆共藏有法律期刊一百二十种，法律释义和法学专著三万六千册。不光供法官使用，律师、当事人、法学院学生，所有有需要的，都可前来查阅。有趣的是，在图书馆的对面，一边蹲着一个硕大的麻布做的卡通人物，好像在凝视，又像在思考。海格斯女士说，这两个卡通人物是一个韩国青年艺术家创作的，他1997年来明斯特学艺术。最初放在学校的展室，展览结束后，放到哪里就成了问题，恰好学校的负责人跟我们院长聊天，院长也喜欢现代艺术，就把它们摆到了这里。开始是借地儿，后来法院就拥有了所有权。
法院都这样充满书香，明斯特城当然会值得期待。那天傍晚，忙完正事，我和赵阳、胡罗安就结伴出去访书。从我们住处往老城方向拐个弯，在一个教堂的对面，有一家叫作AntiquariatSoder的古董书店，面积虽说不大，老书却是叠床架屋。问明我们的兴趣，店家一口气搬来三部大书，都是十六开毛边精装插图本。第一本是歌德的《浮士德》，第二本是席勒的《华伦斯坦》，第三本是德国的叙事史诗《尼伯龙根》。三部大书都是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出品，都附有许多美轮美奂的木刻插图。问问价钱，每本要价三四百欧，论文物价值绝对算得上便宜，可论起囊中通货，我只有默然不语。正要悻然而出时，突然发现靠窗的角落里随意放着一本比亚兹莱画集，抓起来一看，是1949年在汉堡印行的德文版，十六开，硬面精装，封面素白，只用黑色印了比氏的自画像和签名。我强按住内心的狂喜，故作随意地询问这书的售价，店家开口要十欧，最后砍到了七个半欧。出来之后我才敢笑出声来，告诉赵阳他们我拣了一个多么好的宝贝。拐过弯去，是一家大学书店，赵阳说，基本都是教科书，而且以法律为主，因为明斯特大学最古老的看家学科就是法学、医学和神学。一边说着，就在橱里看见了哈特穆特·毛雷尔的《一般行政法》和弗里德赫尔穆的《行政诉讼法》，这两部经典的中译本都是我平时翻烂了的书，真想买下，可想想我从日本买回的几本行政法著作至今还只能供着，也就省了四十欧元。但在随后碰上的一家大型书店里，还是把钱掏了出去。这家书店叫作Medium，是在我们酒店到拱廊长街Prinzipalmarkt的途中。店面类似我们常见的新华书店，但这家店里不只卖新书，架子上也夹杂着不少有价值的旧书，我在艺术画册区逐一细翻，生是淘出了几种。一种是1970年Insel Verlag出版社在法兰克福印行的RussischeGraphik des 20 Jahrhunderts（20世纪俄罗斯版画选集）。一种是Dover Publications，INC一九八八年在纽约印行的Maillol Erotic Woodcuts（马约尔情色木刻）。几本书最低的只有四欧元，最多的也只八欧元。看来，店家那句We Discount Books的口号还真不是吹的。
古城买画
明斯特确实是个艺术之城，在老街上走，每隔几个商店，几乎就会看见一个画廊。那天晚上从Medium书店回酒店路上，遇上一家已经打烊的画店，从仍然亮着灯的橱窗里，看见了一尊凯绥·珂勒惠支的雕塑和一张介绍凯绥·珂勒惠支生平作品的卡纸，顿时心痒难耐，直盼着明天早日到来，能够进店看个究竟。
凯绥·珂勒惠支对中国版画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鲁迅是第一个把凯绥·珂勒惠支介绍到中国的人。那是1931年，在柔石被害之后，鲁迅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珂勒惠支的一幅木刻《牺牲》，便将它投寄给了《北斗》杂志，算是对牺牲了的柔石的无言的纪念。在这幅画里，瘦骨嶙峋的母亲愤怒地托起婴孩。年轻的生命被战争褫夺，只有母亲兀自承担丧子之痛。这让人联想起中国那句俗话：白发人送黑发人。又让人联想起柔石那篇传世之作，作品的名字正是《为奴隶的母亲》。
鲁迅喜欢收藏珂勒惠支的版画，他曾委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去信求购珂勒惠支版画原作，先后收到22幅。1936年，他以这些原作为基础，自费印行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在这本选集的序言中，鲁迅曾这样写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 叶灵凤也是喜欢珂勒惠支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0年，叶灵凤和郁风等几位南来香港的文人画家组织了一个耕耘社，除了两期图文并茂的《耕耘》杂志，还出版过一本《凯绥·珂勒惠支画册》，序文就是叶灵凤所写。在这篇序文中，叶灵凤回忆说，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四川路桥附近有一家德文书店，曾经搞过一次小规模的版画展览会，展品中就有珂勒惠支的《反抗》和《突击》。他“从未见过一幅画面上表现着这样的紧张、有力和激奋。我站在这两幅画面前惊怔了。我很想拥有它，但每幅三十几块的定价，使我完全放弃了这种奢念”。
我自己对于珂勒惠支也是素来喜欢，比叶灵凤学生还要可怜的是，不仅更加买不起，就是连她的原作，也不曾有机会亲炙，好像只在台湾买过一册何政广主编的珂氏的画集，后来在方家胡同子安的店里买了一张她的版画的复制品。要是能在明斯特收获一幅原版的珂勒惠支，该是何等的美事！
次日一天都在忙，快黄昏时终于自由了，我就拉着赵阳兴高采烈地奔往画店。画店的名字叫Kunstkontor Dr. Doris Mllers。店主是位高高大大的女性，我说看来您就是Dr. Doris M■llers了，她含笑点头称是。赵阳在旁边跟我用汉语悄悄说：“兴许是位艺术博士。”我们跟她直入主题，点名要看凯绥·珂勒惠支。她拿来一尊雕塑，就是我昨晚在橱窗里看到的那个。我说我不要雕塑，要版画。她便搬出一个画框，小心地置于台上。我这一瞅，顿时血往上涌，原来是珂勒惠支的石版画《母亲们》的原拓！我让赵阳问价格，她说一万两千八百欧，不过已经被人订购了。我瞬时堕入失望的旋涡。不过转而又想，即便没被别人订购，这个价格你不是照样买不起？如此说来，被人订购还恰恰解了我的尴尬。我又问还有没有珂勒惠支其他作品，她摇摇头：“只这一幅。珂勒惠支在我这儿是来一幅卖一幅。”我原来一直以为，珂勒惠支只是在中国被捧红，在她的故乡德国未必如此，现在看来，在德国她的画照样抢手。
珂勒惠支无望了，转而打探麦绥莱勒。和珂勒惠支一样，麦绥莱勒也很被鲁迅和叶灵凤重视。麦绥莱勒生于比利时的勃兰根堡，与德国有一定的地缘关系，德国人对他应该不会陌生。我记着叶灵凤20世纪30年代初买的四本麦绥莱勒木刻连环故事，就是得自上海的一家德文书店。果然，Dr. Doris M■llers从我的中文发音听懂了我说的是Franc Masereel，她打开样品图册，翻开其中一页，正是麦绥莱勒，不过不是木刻，是油画。买麦氏的油画就没意思了，而且，那幅油画实在不好看，所以我也就没问价钱。
在店里四下看画，还都是难得的珍品，其中挂在墙柱上的一幅潘科克的木刻自画像吸引了我。奥托·潘科克（Otto Pankok）生于1893年，是德国二三十年代表现主义的代表画家。他可能还是杜塞尔多夫人，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早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上学期间，就是跟他学习版画。这位君特·格拉斯也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他以长篇小说《铁皮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却说自己的第一职业是绘画。他认为，绘画与文学密不可分，两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他的许多诗集里都有他自已绘制的插图。在写作《比目鱼》期间，格拉斯制作了一大批与比目鱼有关的版画，并结集为《当比目鱼只剩下鱼刺的时候》，与作品同步发行。1980年，当他写完《德国人会死绝？》之后，干脆宣布暂停写作，埋头从事版画和雕刻。格拉斯对于潘科克堪称师恩不忘，他曾创立一个“吉普赛基金会”，首次颁奖就颁给了他的老师潘科克，因为潘科克的木版画大量涉及吉普赛人，展现了吉普赛人浪漫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他们的历史苦难和不屈的反叛。
Dr. Doris M■llers告诉我，潘科克的这幅自画像作于1947年，是有画家本人题签的原拓。我问了问价格，比珂勒惠支那幅便宜多了，完全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又让赵阳再砍砍价，她又让了百十来欧。抚摸着画框的边缘，Doris说：“不能再砍了，光这个镀银画框本身就值些钱，它完全是手工制做的。”然后是仔仔细细地包装，并且为我出具一份证明是原作的文件。
还想再逛逛别的画店，出门却发现天空飘起了细雨。胡兰那天说，初冬的明斯特几乎天天下雨，正像一句当地谚语所说：在明斯特，不是听教堂的钟声，就是在下雨。我们来北威州这几天，一直是阳光明媚，这时候突然下起雨来，分明是老天爷让我收手了。
书旅拾零
去杜塞尔多夫之前，就听说那里是全欧洲除伦敦之外最大的日本移民城市。在日本人聚居的一条街上，遍布日本的餐馆超市，有人还在商店里碰上过在德甲踢球的日本球员香川真司。就猜想，既然有这么多日本人，兴许会有日本书店。这个规律在香港已经得到过应验。在日本人扎堆儿的尖沙咀，日系书店就至少有两家：Tomato Books以及智源书局。行前让懂德文的阿龙上网一搜，果然就搜出一家Bookstore Nippon，是在伊默曼大街（Immermannstra■e）五十三号。入住杜塞尔多夫Hotel Wyndham Garden后，日已西斜，看看到晚饭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心想何不去找找伊默曼大街。主意已定，就腾地从床上跳下来。虽然明知礼拜天商店几乎都不营业，但总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就算事先熟悉熟悉地形，也是没有坏处。
在前台要了份杜塞街区图，侍应生帮我在地图上分别标出了酒店和伊默曼大街的位置，说步行过去也就十分钟。常言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几条路都能通往伊默曼大街，在一个米字形的路口，我像弗罗斯特一样久久伫立，心中念着那熟悉的诗句：“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涉足。”我选择了其中一条，事实证明我走了弯路。走着走着，看见一个建筑上标着DB字样，就知道走到了杜塞尔多夫火车总站。DB 是德国联邦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的简称，上午去科隆的时候，在大教堂的右手边就已见到了这标志。听德国朋友说，科隆火车站里面有家书店，趁着大家进大教堂参观的当儿，我还真过去找了，确有一大一小两家叫作Ludwig的书店，小的那家只卖报纸杂志，大的则类似传统的书店。我问店员艺术画册在什么地方，她告诉我在楼上，我到了楼上却没有找到任何这样的东西，只在文学区随便翻了几本书。书店旁边有个台阶，拾级而上，竟来到了站台。一辆红色的列车正整装待发。杜塞的火车站是不是也该有书店呢？我这样想着，就走错了路口，越走离伊默曼大街越远，等照着地图的指引终于来到伊默曼大街，离说好集合吃饭的时间只剩下了二十分钟，不敢再多耽搁了，就匆匆往回赶。归途中在Bismarck大街的街角倒是发现了一家叫作Ankauf &Verkauf的旧书古董店，隔着玻璃门望进去，坛坛罐罐旧书旧画倒是堆了不少，可惜营业时间都跟正事冲突，最终也没有逛成。 在我们酒店附近的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e）二十四号，有一家Buchhaus Stern书店，事先也去踩过点儿，最后还真去成了。那天在老城逛完旧书店，我有点“吃顶了”的感觉，但高礼善和赵阳倒来了劲，说他们也想去Stern看看。陪同者都不觉着累，我有何惧，就穿过国王大道，一路走过去。真是一个图书大卖场，店内的陈设布局也相当考究。最难得的是，这家书店不仅卖新书，还在二楼开设有古董书店，去的那天还碰上全场五折。赵阳他们问我先逛哪儿，我说当然先上二楼。有年头的古书真多，匆促间让人不知从何下手。高礼善还惦着刚买来的那张残页，真找出了一本完整的《世界史》，找到我买的那张的页码，内容却不相同。几个人一合计才搞明白，这一本是德文版，与拉丁文的图版顺序当然有所不同。旧版画也有不少，翻了几个抽屉之后，我选中了一枚藏书票，是19世纪的旧物什，构图并不十分醒目，图得只是年代久远，而且便宜，打完折几个欧而已。
到了明斯特，虽然逛了好几家店，但也有遗珠之憾。当地人说，在高等行政法院的后身，就有一家旧书肆，我们连着两天都去那儿进行工作交流，就是抽不出时间去寻书店。到了最后一个傍晚，想去的时候，却突然下起了雨，赵阳担心我背的宝贝给雨打湿，也就打道回府了。不过雨来之前倒是碰上一家有趣的书店，是在拱廊长街起始处，一间的门面，专门经营珍稀古书的复制品。店家拿了几种豪华大书给我们瞅，原刻的年代都在中世纪前后，复制品一概系依原样手工做出。撇去价格不说，单说这种羊皮封面恨不得镶上珠宝的气派，我就很不喜欢，也许给土豪装点门面，更能派上用场。店家是位老先生，明明看出我们不是买茬，还是很和善地拿出一册书给我们看，书是德文，书名我连蒙带猜把它译为《插图宝典》，介绍的是公元400年到1600年之间世界上最美的手绘插图。书是大十六开，504页，几乎每一页都有一到多幅彩色插图，千百年间的的手绘经典尽收眼底。店家要二十欧，我们又砍砍价，最后以十五欧成交。
马约尔与维吉尔
北威州之行即将结束，肖尔茨专程坐火车从杜塞尔多夫赶到明斯特，代表北威州司法部为我们饯行。晚餐结束后走出餐馆，在一家日本杂货店的橱窗外稍一逗留，就没有跟上大部队，低头急急往回走，越走越觉得走出了老城。我们住的那家酒店，并没有电子门卡，用的是老式的铜质大钥匙，每次出门都要交回前台，所以就连酒店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望着厚厚的夜色，心里就微微有点儿发慌。只能凭感觉左拐再左拐。在一个路口碰上一位骑自行车的女生，用英语问她Downtown怎么走，她说你所说的Downtown是指哪儿，我对自己说你以为这儿纽约啊还Downtown，于是赶忙改口说老城，她说你直行再向左拐。我只走了几步，一抬头竟然就站在我们酒店的门前，前边回来的几个人还坐在门厅闲聊呢。
惊魂甫定，就躺在床上闲翻白天买的画册。马约尔的这本情色木刻，实在谈不上情色，虽然是裸女居多，但都是简笔勾勒，丝毫没有淫亵的味道。由卷首的出版说明可知，这135幅木版画，其实是为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农事诗》等书所作的插图。阿里斯蒂德·马约尔（Maillol，Aristide） ，也是叶灵凤喜欢的画家之一，1861年出生在法国西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是与罗丹齐名的雕塑家。说来也是有趣，马约尔能在雕塑方面闻名于世，很有几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偶然成分。他曾去巴黎学画，但于绘画一途，一直难成气候。三十二岁那年突然迷上了织毯，于是在家乡开起了作坊，自己绘制底图并指导女工织造。不幸的是，狭窄幽暗的作坊和不知疲倦的劳作严重伤害了他的视力，到四十岁那年，眼睛几乎失明，无奈之下才转而投身不怎么费眼的雕塑，不想一炮打响。在所有美术门类中，我最缺兴趣的就是雕塑，但也不能不说，马约尔的雕塑真的很美。不过，作为版画控，我关注的还是马约尔的木刻作品。他真正投入版画创作，比雕塑更晚。直到六十四岁的时候，他为维吉尔的《牧歌》创作的木刻插图才得以完整出版。据说，这些木版画的板材，是他家乡班雨勒的一棵老梨树，它在一场暴风雪中被不幸刮倒。
维吉尔的全名是蒲布里乌斯·维吉尔乌斯·马洛（PubliusVergilius Maro），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古罗马诗人，与荷马、但丁、弥尔顿并称为“欧洲四大史诗诗人”。他的传世之作除了《牧歌》，还有《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据斯维托尼乌斯在《维吉尔传》中透露：维吉尔的母亲怀着他时，梦见自己分娩，生了一根月桂枝，那树根一着地便生了根，立即长成一棵成熟的大树，结出各种果实，开放出许多花朵。当时还出现了另一个预兆，那就是孩子出生后，按当地习俗立即在孩子出生的地方栽植一根杨树枝，那树枝瞬间便长得像很久以前栽种的杨树，由此那棵树被称为维吉尔树，甚至被孕妇和产妇视为圣树，虔诚地在那里生育和还愿。也许跟他是草木之命有关，他的诗里满是各色草木，像什么榉树、赤杨、黄槐、荆榛、泥蒲、泽兰、丁香、罂粟、腊李、芦草、藤萝、豆蔻、水仙、地丁、桑葚、百合、青藿、女贞花、覆盆子、常春藤、狐指草、番石榴、金花菜，简直是个开满奇花异草的缤纷田园。维吉尔当然不是在一味堆砌花果，在他的笔下，花木与人，浑然合一。读维吉尔的《牧歌》，那种人类早期的纯净和天然，总让我联想起中国的《诗经》。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木心也是对诗三百推崇备至，他在《九月初九》一文中也曾从诗三百入手，讨论人与自然之关系：“野果成全了果园，大河肥沃了大地，牛羊入栏，五粮丰登，然后群莺乱飞，而且幽阶一夜苔生。”“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连绾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乐其乐亦宣泄于自然，忧其忧亦投诉于自然。在所谓‘三百篇’中，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义，才能开诚咏言；说是有内在的联系，更多的是不相干地相干着。”我猜想，马约尔之所以独独钟情维吉尔，为他一画再画，恰是在这自然天趣方面寻得了共鸣。看他那干净到了极致的线描木板画，或执鞭牧羊，或倚栏吹笙，或树下嬉水，或花前相拥，婀娜的人体与妙曼的枝叶水乳交融，与《牧歌》的原文堪称天造的一对儿地设的一双。《牧歌》在中国，有杨宪益译本行世，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版一刷，我当时还没出生，当然没赶上买。我买到的是今年的新版，出版方已经改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总体感觉不坏，咖啡色的布面也还整洁素朴，但外封失之呆板单调，反不及老版本那绿色的花边图饰美术字更存几分天趣。说句实话，这些年纸材讲究了，工艺先进了，软件方便了，但做出书来的味道，反不及“文革”前，更比不上老民国。不说别的，单就插图来说，老版本有的，新版本也大多给减掉了。直到睡觉前还在想，要是我出维吉尔的《牧歌》，一定不能少了马约尔的插图，否则就真成了东飞伯劳西飞燕，棒打鸳鸯四下飞。
飞机降落杜塞尔多夫机场时，还是大清早，德方的接机人员说，酒店要到午后方能入住，加之周日所有的商店都关门，只好去附近的科隆走走，好消磨掉这大半天的时光。正是深秋时节，高速公路两侧层林尽染，绿草浅潭之上竟低低飘浮着团团白雾。车行40分钟，没有任何过渡，就进入城市的街道，我问这就是科隆了？不等回答，果然就看见了科隆大教堂高耸入云的双塔的塔尖。教堂对面是一家建于1855年的青石楼房，在底层的咖啡馆用早餐，落地玻璃窗外就是教堂的正面，一边喝咖啡一边就在思忖：这个建筑怎么一修就修了六百多年。
窗外游人开始多起来的时候，预约的导游也如约而至，是一位60多岁的德国绅士，自称有一个汉语名字，姓魏。听他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们都很好奇，他说他并没有在学校学习过汉语，因为他的妈妈有一半中国血统。他爷爷早年为了传教去了青岛，后来又在天津住了很多年。他的外祖父是烟台人，和一位德国女性结婚生下了他的妈妈。魏先生讲，一会儿要带我们从教堂出发，穿过老城，走到莱茵河边，参观河中半岛上利用码头旧址建造的巧克力博物馆。
我对观景兴致不大，就打听附近可有什么有名的书店。魏先生说很遗憾今天是周日，商店一律不开门，书店也是如此。他一指教堂的右侧：“那个写着DB字样的大楼是科隆火车站，里面倒是有家书店。”可他并没有带我们去的意思。教堂的左侧是一家博物馆，名叫RomichGermenisches museum，从玻璃窗望进去，隐约看见了书的影子，赶紧捞住这根稻草，央求魏先生带我们进去瞅瞅。魏先生按部就班地先带我们来到博物馆外一面玻璃窗前，拿手遮住光线看下去，才发现几米之下是一块五色斑斓的马赛克地面。魏先生说：这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原物。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派驸马阿格里帕挥师北进，在莱茵河西建起军营要塞。又过了几十年，出生于此的阿格里帕的外孙女阿格里皮娜登上了皇后宝座，她恳请皇帝把她的故乡升格为市，并定名为科隆尼亚·克劳狄·阿拉·阿格里皮内西姆，再以后就把这一长串绕口的名字简化成了科隆。科隆在拉丁文里就是殖民地的意思。我在想，为什么罗马法在德国如此发扬光大，原来也是一种殖民地文化。
博物馆的大厅果然有一些书售卖，大都与科隆的古罗马文化有关，也有一些古罗马雕塑的小型复制品，却没有一眼看上去就喜欢的。往东走，是一栋红砖的现代建筑，玻璃橱窗的陈设分明显示出是一家书店。店招上写的是Bucher Kosel，老魏说，Bucher是书的意思，Kosel则是老板的名字。隔着玻璃窗往里望，但见缥缃万卷，插架琳琅，这就更增添了一丝欲逛不能的不甘。但俗话说，上帝关上一扇门，必会打开一扇窗，百无聊赖地继续东行之际，忽地碰上一家博物馆，叫作Wallraf das Museum。老魏给我们解释，Wallraf是捐赠人，以他的捐赠品为基础，建起了这家艺术博物馆。虽说仍是计划外的，但在我的要求下，还是顺带进去歇了歇脚。首层大厅是附设的Cedon艺术书店，架上台上摆了那么多画册，让人兴奋得有些热血沸腾。时间有限，不遑细选，匆忙中只挑了两种。
第一种是Albrecht Durer：Aquarelle und Zeichnungen。封面是丢勒画于1502年的那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野兔》，内文收录丢勒传世水彩素描木版画数十幅。我本人尽管肖兔，但比较起来，还是觉着那幅《犀牛》更富美感。可能是因为《野兔》太写实，而《犀牛》更有装饰趣味。店里还有好几种丢勒的书，甚至还摆着丢勒野兔和犀牛的木雕模型。丢勒出生之地是纽伦堡，科隆的博物馆为什么对他情有独钟，倒是日后可以考据的一道题目。第二种是Kirchen：Verstandlichgemacht，翻译赵阳说，可以译为如何读懂教堂。厚厚几百页，都是关于各色教堂外观和细部的文图介绍，图画之精美细致国内罕有，其中有不少是极富意境的老铜版画。书是特价，仅售不到十个欧元。
博物馆再往前走，就来到了老市政厅。这座楼宇分两个时期建成，所以就形成了哥特和文艺复兴双玉合璧的风格。魏先生说，二战当中，科隆遭到猛烈轰炸，全城几乎被夷为平地，这个老市政厅也是在毁损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修复而成。快到莱茵河边时，遇见了新莱茵报社旧址。1848年到1849年，马
克思和恩格斯就在这里出刊了301期新莱茵报。那时，科隆还是莱茵省的中心。一百六七十年的光阴流过，从前的报馆如今成了咖啡馆。峥嵘岁月恰如春梦了无痕，阳光下的莱茵河却依旧汩汩流淌。
煤矿书店
午后两点半，结束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司法部的交流活动，遵从东道主的安排，前往埃森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关税同盟煤矿（Zeche Zollverein）。埃森位于莱茵河—黑尔讷运河与鲁尔河之间，从十九世纪中叶起，随着煤铁资源开发的兴起，渐次成为鲁尔区的工业中心。所谓的鲁尔区，因莱茵河下游支流鲁尔河而得名，由一系列城市组成，其中较大的城市，除了埃森，还包括多特蒙德、杜伊斯堡、波鸿等。这一地带被称为“德国工业的心脏”，是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车沿莱茵河向东北方向行驶，约三四十分钟，就到了关税同盟煤矿。甫一下车，成片的废旧厂房和大型煤矿机械就奔来眼底。高架巨臂、输运长廊，无不给我们以深深的震撼，当年洗煤炼焦的沸腾场面仿佛就在面前。而今，这里却安静得有如世外桃源，仍旧叫作“洗煤厂”的公交站牌下空无一人。
乘一部橙色露天滚梯扶摇直上，原来高入云端的车间，如今已经辟为游客中心。为我们引导讲解的是一位上年纪的夫人，她如数家珍地回顾起20世纪以来关税同盟煤矿辉煌的发展史，一直讲到1986年煤矿在资源并未枯竭的情况下自动关闭，并于2001年成功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我向她提问：“是什么因素使它获此殊荣？是因为它的主动关停，还是因为它的本身？”夫人说：“怕是因了它的本身。”煤矿生产线采用的工业流程和技术本身就极具现代性，它的工业建筑遗产也是具有包豪斯风格的现代建筑经典。我们登上了最高处的观光平台，放眼四望，整个鲁尔工业区尽收眼底。尽管远方仍有些许烟囱冒着白烟，但占据视野的，却是郁郁葱葱的丛林。究竟当时就有这么多林木，还是停产以后所植？“完全是自生自长”，夫人回答，“正可谓你退它进。你不再往这儿堆煤，林木当然会自然地破土而出。”她指着一处处昔日的厂房说：“那个白色的是日本人搞的创意中心，那个正在搭着架子改造的，是一个设计学院。我们的改造策略不是废旧立新，而是旧物再利用。通过改变原有建筑、设施及场地的功能，既再现工业区的历史，又为人们提供有趣的文化、娱乐园地。”听到这里我灵机一动：“照这么说这儿也应该有艺术设计之类的书店啦？”夫人说：“有啊！就在刚才扶梯上来的大厅。”我立刻忍不住要下去逛店，陪在左右的高高帅帅的高礼善说我陪你去。 高礼善本名叫亚利山大·葛劳姆，是一位年轻法官，目前在北威州司法部借调工作。他跟我说，逛书店也是他的喜好。书店里书还真不少，尤以介绍关税同盟煤矿、鲁尔工业区以及埃森市历史人文的图书为多。高礼善在科隆大学自学的中文，简单能说几句，不会表达时我们就辅以英语。他不时从架上拿起一本书给我介绍，拿得最多的是关于德国军火大王克虏伯家族的书。听他一番介绍，才知道作为德意志军国主义柱石的克虏伯，其家族的摇篮就在埃森市。高礼善说：“在德国，克虏伯大炮无人不晓。德国甚至还有一句谚语：像克虏伯的钢一样好。”一边说一边又递给我一本书，打开的那页是李鸿章的一帧照相，上面有李鸿章本人的题款，上款题：“送克鹿卜飞子”，落款是：“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高礼善说：“李鸿章访问埃森时，住的就是克虏伯家，为此克家还专门为他修造了中式房间。”
说句实话，我对克虏伯大炮知之不多，也无甚兴趣，我关心的只是版画。说来幸运，还真找到一本，也让我得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现代德国一位重要而有特色的版画家。这就是奥托·狄克斯（Otto Dix）。这是一本大型画册，德文书名是Das Auge der Welt. Otto Dix und die NeueSachlichkeit。奥托·狄克斯曾在一战和二战中两次应征入伍，毒气和阵地战使他深深感受到战争的残忍与恐怖，为此他创作了一组题为《战争》的蚀刻画，这组画也确立了他在德国乃至世界画坛不可或缺的地位。战后，他由写实主义转向现代派，成为表现主义的代表画家。他的画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残酷的客观”。有人说，他的目光就像“一只粗暴的手”，撕下对方的面具，暴露出深藏的自我。为此他生涯之中屡惹官司。有一次，一位为女儿订购肖像的顾客觉得狄克斯画得太丑太不像了，因此拒绝付钱，狄克斯一怒之下把他告上法庭。犹太律师西蒙斯以艺术表达自由为论据为他辩护，终于为他打赢官司，讨回了订金。画家为表感激，特意为律师画了一幅肖像画，据说这是他唯一一幅流露出温情的作品，到今天几乎已成为稀世珍宝，他和西蒙斯之间的友谊据说也保持了一生。
买的另一本是Japanese Erotic Art（日本情色艺术），Thames & Hudson 2013年印行的英文版，原价四十五英镑，仅售二十九点八欧元，质量却比以前所购同类图书高出许多，特别是封面的那条纵向缝线，很能营造出一丝东方韵味。这本书让我想起故乡离这儿不远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高罗佩长期出使中日，对东方文化浸淫很深。他创作的小说《大唐狄公案》，使得这位东方福尔摩斯名噪四海。有趣的是，他的小说都由他自己设计，并且亲手绘制插图。正是在寻找插图范本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明朝春宫图，这就引发了对于中国和日本春宫画、秘戏图的搜集研究，并以此得享盛名。眼前的这位高礼善也姓高，也痴迷中国文化，有朝一日能否成为高罗佩第二，也是不可限量的事。
结账时，我问店员她们的书店有无名号，她在一个纸袋上为我盖了一个戳，我一看是：Walther ■。我说这不是巴尔特·肯尼西书店吗？在科隆我就听说了它，可惜没有时间去。她说是的，科隆那家的巴尔特·肯尼西开在路德维希博物馆，就在大教堂的后身。她又略带抱歉地说：“科隆那家店艺术画册可多了，我们这里却没法摆太多，你想谁会专门来一个煤矿买画册呢？”我可不觉着有什么遗憾。一来在这里意外碰上书店还买到了便宜的好书，二来把在科隆没有逛到的巴尔特·肯尼西也给补上了。有此缘分，是不是高兴都来不及。
海涅的杜塞尔多夫
谁不说俺家乡好。这句在中国耳熟能详的谚语，在莱茵河畔的德国也得到了验证。我们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访问从州司法部拉开序幕。北威州的首府是位于莱茵河下游的古城杜塞尔多夫，州司法部坐落在马丁·路德广场四十号，对面是红砖结构、有一个尖尖塔楼的马丁·路德教堂。司法部的乳白色三层大楼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从前是个法院。在欢迎会上，国务秘书卡尔·海因茨克雷姆斯充满自豪地说杜塞尔多夫是他家乡，并送我一册故乡街景的画册。考试局局长贝歇尔说他是科隆人，在波恩读的法律。“波恩是贝多芬的家乡”，他说，“所以我为你准备的礼物不仅有贝多芬的音乐唱片，还有介绍贝多芬故居的小册子。”我在答辞中提到了杜塞尔多夫的名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不想这不经意地一说，却让德国朋友顿感骄傲，也才有了此后德国朋友精心安排的海因里希·海涅之旅。隔天在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完成了大半天的交流活动，走出法院大楼，日已西斜。肖尔茨，一个出生在东德德累斯顿的青年法官，现在是北威州司法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处长，说要陪我去老城参观海涅故居。他回望着法院大楼说：“地方法院之前在老城，五年前才搬到这里，这里是杜塞比较差的区域，政府希望借由法院把这里带动起来。”我们要搭乘地铁到老城，肖尔茨却不买票迳直带我们走下站台，走进车厢。原来车厢里就挂着投币售票机，就连在德国生活了多年的翻译赵阳，也直说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只行三站就到达目的地，上到地面，正是海因里希·海涅大街。肖尔茨说，在杜塞，以海涅命名的街道建筑和学校比比皆是，海涅成了这个城市的灵魂。长期流亡巴黎的海涅对家乡也是念念不忘，他曾说：“我生于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我之所以特别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是因为我已估计到在我逝世之后，还有七个城市为争夺成为我的故乡城市的荣誉而争斗。”但是，他的家乡一直没有欢迎他。1887年，当奥地利的茜茜皇后向她崇拜的诗人海涅的故乡赠送一座纪念碑时，500名杜塞市民公开上书反对，在盛行一时的排犹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为海涅立碑一事遭到拒绝。海涅的故居在杜塞老城Alt-stadt的中心，在老城边儿上，贝歇尔局长和高礼善正等着我们，我们踩着石铺的路面，走过几条窄窄的巷子，就来到了博尔科路（Bolker）。海涅曾经写道：“杜塞尔多夫这座城市非常美，如果在远方想起它，如果凑巧出生在那里，那种感觉是很妙的。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我觉得好像我总想立即回去。如果我说回去，我指的是博尔科路和我出生的那幢房子。”那幢房子是一栋三层的小楼，白色的墙壁，黑瓦的尖顶，门楣上有一个海涅的浮雕头像，头像下是Heine Haus的字样。旧居底层是一家书店，有人称它为“海涅书店”，但它的德文名字其实是Muller &BohmLiteraturhandlung·Literaturca。书店专营文学书籍，不只德语文学，在架上我还看到了许多其他欧美国家如雷贯耳的文学巨匠的名字，当然，海涅专柜必不可少，一些海涅的文集和诗集单行本制作还算精良，可惜并不是我要找的带插图的老版本。 空无所获地从海涅故居出来，未免有些怅然若失。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碎石路上，观赏着一家挨一家的露天酒吧，丝毫没有料到，随后而来的，还会有大惊喜。博尔科路走到尽头，是集市广场（Marktplatz），杜塞尔多夫历史悠久的市政厅（Rathaus）就坐落在这里。指着广场正中一尊青铜雕像，贝歇尔局长说：“这是杜塞的选帝侯Jan Wellem。这不仅是杜塞尔多夫的象征，也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重要的巴洛克风格的骑士雕像之一。”我想起海涅回忆录里多有对于选帝侯的描述，也想象着少年海涅怎样从家里跑到集市广场，牵着选帝侯的手，充满敬畏地仰望着骑在战马上的威风凛凛的拿破仑皇帝。市政厅的后面就是莱茵河，不过在来到河边之前，贝歇尔局长指着一条细得不能再细的水流问我：“猜猜这是什么河？”我说：“难道是杜塞尔河？”他哈哈乐了：“是的，杜塞尔多夫就是因为这条河而得名，多夫在德语里是村庄的意思，杜塞尔多夫最初就是杜塞尔河边的一个小渔村。”我们来到莱茵河畔，落日正好把河对岸的西天染成红色，一群野鹅恰好腾空飞向远方。凝望着莱茵河之波，我想起一位历史学家说过的那句名言：“整个欧洲没有一条河能与莱茵河匹敌。”我又想起海涅献给莱茵河的那首叫作《罗累莱》的名篇：“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总是这么悲伤/一个古老的故事/它叫我没法遗忘/空气清冷，暮色苍茫/莱茵河静静流淌/映着傍晚的余晖/岩石在熠熠闪亮。”从莱茵河滨大道左转，穿过电影博物馆和陶瓷博物馆，就进入古风浓郁的画廊古董店区。黄昏的古巷几乎空无一人，一两百年前打造的街景，让人怀疑时间是不是在这里停止不动。有一栋房子，从窗里泄出暖暖的灯光，贝歇尔局长说，这是海涅早年读书的学校。而在学校的对面，竟是一间叫作海因里希·海涅古董店（Heinrich Heine Antiquariat）的旧书店！赵阳说，在德国，旧书店也是难找了。但这家旧书店，有一种一进门就能强烈地感受到的不凡气象，环屋摆放的书架，密密麻麻挤满了各色老书。赵阳替我跟老板说只要老版画书，老板东寻西找，不一会儿就搬来一堆。我精挑细选了四种。第一种是1923年在慕尼黑出版的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版画集，共有珍稀图版40幅。第二种是1921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古代德国插图集，共收入十五世纪以来木刻书籍插图105帧。第三种是一本有关丢勒生平作品的老书，1861年在汉诺威出版。这本书虽然图片较少，但制作考究，三面书口都装饰着彩色花纹，书前还贴有一枚藏书票。第四种出版年代不祥，从装帧风格来看，至少是19世纪的出品，内容是以丢勒领衔的六位经典画家绘制的圣经故事。书的价格嘛，实在比新书还要便宜。当我还想再看更多，店主肩膀一耸：“全给你了！”
马尔库斯买残书
莱茵河畔的城堡广场（Burgplatz），种植着成片的悬铃木，这是一种已经存在了一亿两千万年的植物，看着有些像法国梧桐。在城堡广场的边缘，有一个圆形的塔楼，贝歇尔局长说：“这个塔楼叫作老宫殿塔楼。它本是建造于13世纪的选帝侯宫殿的一部分，可惜宫殿毁于1872年的一场大火，只残留了这个塔楼。”据说，童年的海涅经常来此嬉戏，那时城堡的废墟尚未清理，这就更增添了许多神秘。海涅后来曾经这样回忆：“我们坐在宫殿广场大理石的塑像前，另一边是那变成废墟了的宫殿，那里面闹鬼，晚上有个穿着黑衣服的女士走动，她没有脑袋，长长的拖裙沙沙地响着。”常言说水火无情，在大火面前，巍峨的宫殿尚且不保，纸做的书本该会是何等脆弱也就可想而知。我这样想时，还根本没料到，片刻之后我竟会真的面对一堆残书。从城堡广场走过，又看了一个因材料使用不当导致塔楼拧成麻花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就来到了骑士街（Ritterstrabe）。在一座浅灰色建筑前，高礼善神秘地跟我说，他们局长知道我爱逛古旧书店，特意向他的艺术家朋友打听到了这家店。我抬头打量，石砌的拱形门框内，是漆成墨绿色的双扇木门。门楣上方钉着一个铁艺店招，上面的花形文字是：Marcus：Buch und KunstAntiquariat（马尔库斯：书和艺术古董店）。门紧闭着，局长打通电话，过一会儿才有一位女士为我们打开门。门厅很宽绰，局长说，早年，马车可以停在这里，下雨天在这儿下车不会淋雨。店铺在院里的一座青转结构的老房子里，走五六级台阶，又是一个双扇的墨绿色木门，进来是一个大开间，靠墙有几个书架，中间摆着一个笨重的原木抽屉柜，迎门处还有一套舒适的沙发茶几，看这阵势，与其说是一个书店，倒不如说是一个老式书香人家的客厅。店主是另一位女士，年纪接近古稀，非常亲切慈祥地把我们让进来。我把架上书大致扫了一遍，年纪最少大店主两倍以上。店主说，她店里的书最新的也在1850年以前。我照例向她寻问版画，她引我走到屋子中央那个原木抽屉柜，拉开一只抽屉对我说：“喏，这里都是。”我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地看，里面全是分主题排放的老版画，有的以地名，有的以国名，有的以风景，有的以人物，看了几个抽屉我就眼花缭乱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听说我来自中国，夫人搬出一堆画给我看，一色都是中国画日本画。中国画我不好确定年代真伪，就选了一幅日本画，这画很沧桑的样子，像是一张四周有些残破的棉纸，总之是一幅年代较久的日本画总错不了，价格也不比一本书更贵。正当店员为我细心包裹时，夫人突然又从柜子里搬出一个大纸包，小心拆开封，一大叠八开古书的散叶呈现在我们眼前。夫人说：“这是1493年纽伦堡出版的《世界史》的原物，因为残缺，所以按页出售。你不是喜欢丢勒的版画吗？这本书跟丢勒还真有关系，出版这部大书的那家书铺，正是丢勒学徒的作坊。”丢勒的生平我知道一些，他出生于纽纶堡的金银匠世家，在十五岁时成为当地最优秀的画家沃格穆特（MichaaeelWolgemut）的徒弟。沃格穆特的大工作坊也为丢勒的教父、印刷商安东·柯贝尔格（Anton Koberger）制作木刻插画。丢勒出生于1471年，结束三年学徒那年是1489年，应该正值这部大书的制作当中。我充满敬意小心翼翼地欣赏着这部来自丢勒家乡丢勒年代的旧书，恍惚时光向回穿越了六百多年。试探着问问价格，夫人说按图论价，图越多越大越贵。我选的一页，图不算多，也不算大，但很有意义。赵阳和高礼善都懂拉丁文，知识面也宽，帮我逐一辨析上面三幅木刻的内容，让我越发觉得这页选对了。第一幅是一位专司黑死病的神。那个年代，丢勒的家乡黑死病肆虐，很多人不幸被夺去生命。丢勒的母亲就是因黑死病而死，他那幅木炭素描《母亲肖像》就作于母亲去世前的两个星期。丢勒本人几次去国远游，也是为了躲避黑死病。第二幅是一位中世纪意大利的法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商法。对于我辈法律工作者来说，这当然是鼻祖一级的人物。第三幅又与黑死病有关，是一个黑死病医生。我看中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他手捧一本书的造型。 明斯特的书香
明斯特（Münster）在北威州的北部，过去是威斯特法伦省的首府，二战之后，这个地区与莱茵省的北半部分合并，组成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联邦州。还在杜塞尔多夫的时候，北威州司法部的朋友们就已频繁地提到它，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在明斯特大学读的法律。他们说，明斯特公元804年就见于记载，12世纪建城，曾是汉萨同盟成员。他们又说，明斯特是大学城，全城三十万人，大学生就能占到八万。他们还说，明斯特是德国的自行车之都，自行车的数量超过人口，人行道涂成红色的部分专供自行车行驶，你们到那儿走路可要小心。德方陪同人员胡兰说，她在明斯特住过六七年，喜欢极了这座集古典建筑艺术和自然田园风光于一体的美丽古城。她特别怀念明斯特的环城林荫道，在那里跑步真是惬意极了。翻译赵阳则和我悄悄咬耳朵：既是大学城，肯定少不了旧书店，肯定充溢着迷人的书香。作为北威州之旅的最后一站，我们终于驶向这个令人神往的城市。明斯特之行的促成，是因为北威州高等行政法院设在这里。入住的次日清晨，我们步行穿过一条条童话一般的老街，双耳充盈的是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传来的教堂钟声。在高等行政法院门前的小广场，行政官员海格斯女士为我们简单介绍法院历史。北威州高等行政法院成立于1949年，由于市内建筑在二战期间毁损严重，当时竟找不到一所合适的房子，只好分据几处办公。后来决定构筑专门的楼宇，于是从杜塞尔多夫请了一位年轻的设计师设计，经过招标施工，于1962年最终建成。这个地方从前是个修道院，拥有四百五十年的历史。法院门前的这个广场，正是从前修道院的后花园。草坪上分布着九个喷泉，是因为当时的高等行政法院共有九个庭。现在则已扩充到了二十个庭，最多时甚至达到过二十五个庭。法院大楼也经过了改建，在原来两层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进入法院大楼，是个宽敞的天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通到顶共有三层的透明图书馆。一位法官，同时兼任图书馆的馆长，他向我们介绍说，最初设计的时候，专门为图书馆辟出了房子，但后来不够用了，于是请原来的设计师在天井里加建了新图书馆，之所以使用玻璃幕墙，是为了突出司法的透明。当然，法官要有个适应的过程，因为哪个法官进去查什么书外边一目了然。馆长还跟我们透露，法院图书馆共藏有法律期刊一百二十种，法律释义和法学专著三万六千册。不光供法官使用，律师、当事人、法学院学生，所有有需要的，都可前来查阅。有趣的是，在图书馆的对面，一边蹲着一个硕大的麻布做的卡通人物，好像在凝视，又像在思考。海格斯女士说，这两个卡通人物是一个韩国青年艺术家创作的，他1997年来明斯特学艺术。最初放在学校的展室，展览结束后，放到哪里就成了问题，恰好学校的负责人跟我们院长聊天，院长也喜欢现代艺术，就把它们摆到了这里。开始是借地儿，后来法院就拥有了所有权。
法院都这样充满书香，明斯特城当然会值得期待。那天傍晚，忙完正事，我和赵阳、胡罗安就结伴出去访书。从我们住处往老城方向拐个弯，在一个教堂的对面，有一家叫作AntiquariatSoder的古董书店，面积虽说不大，老书却是叠床架屋。问明我们的兴趣，店家一口气搬来三部大书，都是十六开毛边精装插图本。第一本是歌德的《浮士德》，第二本是席勒的《华伦斯坦》，第三本是德国的叙事史诗《尼伯龙根》。三部大书都是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出品，都附有许多美轮美奂的木刻插图。问问价钱，每本要价三四百欧，论文物价值绝对算得上便宜，可论起囊中通货，我只有默然不语。正要悻然而出时，突然发现靠窗的角落里随意放着一本比亚兹莱画集，抓起来一看，是1949年在汉堡印行的德文版，十六开，硬面精装，封面素白，只用黑色印了比氏的自画像和签名。我强按住内心的狂喜，故作随意地询问这书的售价，店家开口要十欧，最后砍到了七个半欧。出来之后我才敢笑出声来，告诉赵阳他们我拣了一个多么好的宝贝。拐过弯去，是一家大学书店，赵阳说，基本都是教科书，而且以法律为主，因为明斯特大学最古老的看家学科就是法学、医学和神学。一边说着，就在橱里看见了哈特穆特·毛雷尔的《一般行政法》和弗里德赫尔穆的《行政诉讼法》，这两部经典的中译本都是我平时翻烂了的书，真想买下，可想想我从日本买回的几本行政法著作至今还只能供着，也就省了四十欧元。但在随后碰上的一家大型书店里，还是把钱掏了出去。这家书店叫作Medium，是在我们酒店到拱廊长街Prinzipalmarkt的途中。店面类似我们常见的新华书店，但这家店里不只卖新书，架子上也夹杂着不少有价值的旧书，我在艺术画册区逐一细翻，生是淘出了几种。一种是1970年Insel Verlag出版社在法兰克福印行的RussischeGraphik des 20 Jahrhunderts（20世纪俄罗斯版画选集）。一种是Dover Publications，INC一九八八年在纽约印行的Maillol Erotic Woodcuts（马约尔情色木刻）。几本书最低的只有四欧元，最多的也只八欧元。看来，店家那句We Discount Books的口号还真不是吹的。
古城买画
明斯特确实是个艺术之城，在老街上走，每隔几个商店，几乎就会看见一个画廊。那天晚上从Medium书店回酒店路上，遇上一家已经打烊的画店，从仍然亮着灯的橱窗里，看见了一尊凯绥·珂勒惠支的雕塑和一张介绍凯绥·珂勒惠支生平作品的卡纸，顿时心痒难耐，直盼着明天早日到来，能够进店看个究竟。
凯绥·珂勒惠支对中国版画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鲁迅是第一个把凯绥·珂勒惠支介绍到中国的人。那是1931年，在柔石被害之后，鲁迅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珂勒惠支的一幅木刻《牺牲》，便将它投寄给了《北斗》杂志，算是对牺牲了的柔石的无言的纪念。在这幅画里，瘦骨嶙峋的母亲愤怒地托起婴孩。年轻的生命被战争褫夺，只有母亲兀自承担丧子之痛。这让人联想起中国那句俗话：白发人送黑发人。又让人联想起柔石那篇传世之作，作品的名字正是《为奴隶的母亲》。
鲁迅喜欢收藏珂勒惠支的版画，他曾委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去信求购珂勒惠支版画原作，先后收到22幅。1936年，他以这些原作为基础，自费印行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在这本选集的序言中，鲁迅曾这样写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 叶灵凤也是喜欢珂勒惠支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0年，叶灵凤和郁风等几位南来香港的文人画家组织了一个耕耘社，除了两期图文并茂的《耕耘》杂志，还出版过一本《凯绥·珂勒惠支画册》，序文就是叶灵凤所写。在这篇序文中，叶灵凤回忆说，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四川路桥附近有一家德文书店，曾经搞过一次小规模的版画展览会，展品中就有珂勒惠支的《反抗》和《突击》。他“从未见过一幅画面上表现着这样的紧张、有力和激奋。我站在这两幅画面前惊怔了。我很想拥有它，但每幅三十几块的定价，使我完全放弃了这种奢念”。
我自己对于珂勒惠支也是素来喜欢，比叶灵凤学生还要可怜的是，不仅更加买不起，就是连她的原作，也不曾有机会亲炙，好像只在台湾买过一册何政广主编的珂氏的画集，后来在方家胡同子安的店里买了一张她的版画的复制品。要是能在明斯特收获一幅原版的珂勒惠支，该是何等的美事！
次日一天都在忙，快黄昏时终于自由了，我就拉着赵阳兴高采烈地奔往画店。画店的名字叫Kunstkontor Dr. Doris Mllers。店主是位高高大大的女性，我说看来您就是Dr. Doris M■llers了，她含笑点头称是。赵阳在旁边跟我用汉语悄悄说：“兴许是位艺术博士。”我们跟她直入主题，点名要看凯绥·珂勒惠支。她拿来一尊雕塑，就是我昨晚在橱窗里看到的那个。我说我不要雕塑，要版画。她便搬出一个画框，小心地置于台上。我这一瞅，顿时血往上涌，原来是珂勒惠支的石版画《母亲们》的原拓！我让赵阳问价格，她说一万两千八百欧，不过已经被人订购了。我瞬时堕入失望的旋涡。不过转而又想，即便没被别人订购，这个价格你不是照样买不起？如此说来，被人订购还恰恰解了我的尴尬。我又问还有没有珂勒惠支其他作品，她摇摇头：“只这一幅。珂勒惠支在我这儿是来一幅卖一幅。”我原来一直以为，珂勒惠支只是在中国被捧红，在她的故乡德国未必如此，现在看来，在德国她的画照样抢手。
珂勒惠支无望了，转而打探麦绥莱勒。和珂勒惠支一样，麦绥莱勒也很被鲁迅和叶灵凤重视。麦绥莱勒生于比利时的勃兰根堡，与德国有一定的地缘关系，德国人对他应该不会陌生。我记着叶灵凤20世纪30年代初买的四本麦绥莱勒木刻连环故事，就是得自上海的一家德文书店。果然，Dr. Doris M■llers从我的中文发音听懂了我说的是Franc Masereel，她打开样品图册，翻开其中一页，正是麦绥莱勒，不过不是木刻，是油画。买麦氏的油画就没意思了，而且，那幅油画实在不好看，所以我也就没问价钱。
在店里四下看画，还都是难得的珍品，其中挂在墙柱上的一幅潘科克的木刻自画像吸引了我。奥托·潘科克（Otto Pankok）生于1893年，是德国二三十年代表现主义的代表画家。他可能还是杜塞尔多夫人，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早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上学期间，就是跟他学习版画。这位君特·格拉斯也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他以长篇小说《铁皮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却说自己的第一职业是绘画。他认为，绘画与文学密不可分，两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他的许多诗集里都有他自已绘制的插图。在写作《比目鱼》期间，格拉斯制作了一大批与比目鱼有关的版画，并结集为《当比目鱼只剩下鱼刺的时候》，与作品同步发行。1980年，当他写完《德国人会死绝？》之后，干脆宣布暂停写作，埋头从事版画和雕刻。格拉斯对于潘科克堪称师恩不忘，他曾创立一个“吉普赛基金会”，首次颁奖就颁给了他的老师潘科克，因为潘科克的木版画大量涉及吉普赛人，展现了吉普赛人浪漫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他们的历史苦难和不屈的反叛。
Dr. Doris M■llers告诉我，潘科克的这幅自画像作于1947年，是有画家本人题签的原拓。我问了问价格，比珂勒惠支那幅便宜多了，完全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又让赵阳再砍砍价，她又让了百十来欧。抚摸着画框的边缘，Doris说：“不能再砍了，光这个镀银画框本身就值些钱，它完全是手工制做的。”然后是仔仔细细地包装，并且为我出具一份证明是原作的文件。
还想再逛逛别的画店，出门却发现天空飘起了细雨。胡兰那天说，初冬的明斯特几乎天天下雨，正像一句当地谚语所说：在明斯特，不是听教堂的钟声，就是在下雨。我们来北威州这几天，一直是阳光明媚，这时候突然下起雨来，分明是老天爷让我收手了。
书旅拾零
去杜塞尔多夫之前，就听说那里是全欧洲除伦敦之外最大的日本移民城市。在日本人聚居的一条街上，遍布日本的餐馆超市，有人还在商店里碰上过在德甲踢球的日本球员香川真司。就猜想，既然有这么多日本人，兴许会有日本书店。这个规律在香港已经得到过应验。在日本人扎堆儿的尖沙咀，日系书店就至少有两家：Tomato Books以及智源书局。行前让懂德文的阿龙上网一搜，果然就搜出一家Bookstore Nippon，是在伊默曼大街（Immermannstra■e）五十三号。入住杜塞尔多夫Hotel Wyndham Garden后，日已西斜，看看到晚饭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心想何不去找找伊默曼大街。主意已定，就腾地从床上跳下来。虽然明知礼拜天商店几乎都不营业，但总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就算事先熟悉熟悉地形，也是没有坏处。
在前台要了份杜塞街区图，侍应生帮我在地图上分别标出了酒店和伊默曼大街的位置，说步行过去也就十分钟。常言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几条路都能通往伊默曼大街，在一个米字形的路口，我像弗罗斯特一样久久伫立，心中念着那熟悉的诗句：“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涉足。”我选择了其中一条，事实证明我走了弯路。走着走着，看见一个建筑上标着DB字样，就知道走到了杜塞尔多夫火车总站。DB 是德国联邦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的简称，上午去科隆的时候，在大教堂的右手边就已见到了这标志。听德国朋友说，科隆火车站里面有家书店，趁着大家进大教堂参观的当儿，我还真过去找了，确有一大一小两家叫作Ludwig的书店，小的那家只卖报纸杂志，大的则类似传统的书店。我问店员艺术画册在什么地方，她告诉我在楼上，我到了楼上却没有找到任何这样的东西，只在文学区随便翻了几本书。书店旁边有个台阶，拾级而上，竟来到了站台。一辆红色的列车正整装待发。杜塞的火车站是不是也该有书店呢？我这样想着，就走错了路口，越走离伊默曼大街越远，等照着地图的指引终于来到伊默曼大街，离说好集合吃饭的时间只剩下了二十分钟，不敢再多耽搁了，就匆匆往回赶。归途中在Bismarck大街的街角倒是发现了一家叫作Ankauf &Verkauf的旧书古董店，隔着玻璃门望进去，坛坛罐罐旧书旧画倒是堆了不少，可惜营业时间都跟正事冲突，最终也没有逛成。 在我们酒店附近的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e）二十四号，有一家Buchhaus Stern书店，事先也去踩过点儿，最后还真去成了。那天在老城逛完旧书店，我有点“吃顶了”的感觉，但高礼善和赵阳倒来了劲，说他们也想去Stern看看。陪同者都不觉着累，我有何惧，就穿过国王大道，一路走过去。真是一个图书大卖场，店内的陈设布局也相当考究。最难得的是，这家书店不仅卖新书，还在二楼开设有古董书店，去的那天还碰上全场五折。赵阳他们问我先逛哪儿，我说当然先上二楼。有年头的古书真多，匆促间让人不知从何下手。高礼善还惦着刚买来的那张残页，真找出了一本完整的《世界史》，找到我买的那张的页码，内容却不相同。几个人一合计才搞明白，这一本是德文版，与拉丁文的图版顺序当然有所不同。旧版画也有不少，翻了几个抽屉之后，我选中了一枚藏书票，是19世纪的旧物什，构图并不十分醒目，图得只是年代久远，而且便宜，打完折几个欧而已。
到了明斯特，虽然逛了好几家店，但也有遗珠之憾。当地人说，在高等行政法院的后身，就有一家旧书肆，我们连着两天都去那儿进行工作交流，就是抽不出时间去寻书店。到了最后一个傍晚，想去的时候，却突然下起了雨，赵阳担心我背的宝贝给雨打湿，也就打道回府了。不过雨来之前倒是碰上一家有趣的书店，是在拱廊长街起始处，一间的门面，专门经营珍稀古书的复制品。店家拿了几种豪华大书给我们瞅，原刻的年代都在中世纪前后，复制品一概系依原样手工做出。撇去价格不说，单说这种羊皮封面恨不得镶上珠宝的气派，我就很不喜欢，也许给土豪装点门面，更能派上用场。店家是位老先生，明明看出我们不是买茬，还是很和善地拿出一册书给我们看，书是德文，书名我连蒙带猜把它译为《插图宝典》，介绍的是公元400年到1600年之间世界上最美的手绘插图。书是大十六开，504页，几乎每一页都有一到多幅彩色插图，千百年间的的手绘经典尽收眼底。店家要二十欧，我们又砍砍价，最后以十五欧成交。
马约尔与维吉尔
北威州之行即将结束，肖尔茨专程坐火车从杜塞尔多夫赶到明斯特，代表北威州司法部为我们饯行。晚餐结束后走出餐馆，在一家日本杂货店的橱窗外稍一逗留，就没有跟上大部队，低头急急往回走，越走越觉得走出了老城。我们住的那家酒店，并没有电子门卡，用的是老式的铜质大钥匙，每次出门都要交回前台，所以就连酒店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望着厚厚的夜色，心里就微微有点儿发慌。只能凭感觉左拐再左拐。在一个路口碰上一位骑自行车的女生，用英语问她Downtown怎么走，她说你所说的Downtown是指哪儿，我对自己说你以为这儿纽约啊还Downtown，于是赶忙改口说老城，她说你直行再向左拐。我只走了几步，一抬头竟然就站在我们酒店的门前，前边回来的几个人还坐在门厅闲聊呢。
惊魂甫定，就躺在床上闲翻白天买的画册。马约尔的这本情色木刻，实在谈不上情色，虽然是裸女居多，但都是简笔勾勒，丝毫没有淫亵的味道。由卷首的出版说明可知，这135幅木版画，其实是为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农事诗》等书所作的插图。阿里斯蒂德·马约尔（Maillol，Aristide） ，也是叶灵凤喜欢的画家之一，1861年出生在法国西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是与罗丹齐名的雕塑家。说来也是有趣，马约尔能在雕塑方面闻名于世，很有几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偶然成分。他曾去巴黎学画，但于绘画一途，一直难成气候。三十二岁那年突然迷上了织毯，于是在家乡开起了作坊，自己绘制底图并指导女工织造。不幸的是，狭窄幽暗的作坊和不知疲倦的劳作严重伤害了他的视力，到四十岁那年，眼睛几乎失明，无奈之下才转而投身不怎么费眼的雕塑，不想一炮打响。在所有美术门类中，我最缺兴趣的就是雕塑，但也不能不说，马约尔的雕塑真的很美。不过，作为版画控，我关注的还是马约尔的木刻作品。他真正投入版画创作，比雕塑更晚。直到六十四岁的时候，他为维吉尔的《牧歌》创作的木刻插图才得以完整出版。据说，这些木版画的板材，是他家乡班雨勒的一棵老梨树，它在一场暴风雪中被不幸刮倒。
维吉尔的全名是蒲布里乌斯·维吉尔乌斯·马洛（PubliusVergilius Maro），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古罗马诗人，与荷马、但丁、弥尔顿并称为“欧洲四大史诗诗人”。他的传世之作除了《牧歌》，还有《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据斯维托尼乌斯在《维吉尔传》中透露：维吉尔的母亲怀着他时，梦见自己分娩，生了一根月桂枝，那树根一着地便生了根，立即长成一棵成熟的大树，结出各种果实，开放出许多花朵。当时还出现了另一个预兆，那就是孩子出生后，按当地习俗立即在孩子出生的地方栽植一根杨树枝，那树枝瞬间便长得像很久以前栽种的杨树，由此那棵树被称为维吉尔树，甚至被孕妇和产妇视为圣树，虔诚地在那里生育和还愿。也许跟他是草木之命有关，他的诗里满是各色草木，像什么榉树、赤杨、黄槐、荆榛、泥蒲、泽兰、丁香、罂粟、腊李、芦草、藤萝、豆蔻、水仙、地丁、桑葚、百合、青藿、女贞花、覆盆子、常春藤、狐指草、番石榴、金花菜，简直是个开满奇花异草的缤纷田园。维吉尔当然不是在一味堆砌花果，在他的笔下，花木与人，浑然合一。读维吉尔的《牧歌》，那种人类早期的纯净和天然，总让我联想起中国的《诗经》。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木心也是对诗三百推崇备至，他在《九月初九》一文中也曾从诗三百入手，讨论人与自然之关系：“野果成全了果园，大河肥沃了大地，牛羊入栏，五粮丰登，然后群莺乱飞，而且幽阶一夜苔生。”“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连绾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乐其乐亦宣泄于自然，忧其忧亦投诉于自然。在所谓‘三百篇’中，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义，才能开诚咏言；说是有内在的联系，更多的是不相干地相干着。”我猜想，马约尔之所以独独钟情维吉尔，为他一画再画，恰是在这自然天趣方面寻得了共鸣。看他那干净到了极致的线描木板画，或执鞭牧羊，或倚栏吹笙，或树下嬉水，或花前相拥，婀娜的人体与妙曼的枝叶水乳交融，与《牧歌》的原文堪称天造的一对儿地设的一双。《牧歌》在中国，有杨宪益译本行世，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版一刷，我当时还没出生，当然没赶上买。我买到的是今年的新版，出版方已经改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总体感觉不坏，咖啡色的布面也还整洁素朴，但外封失之呆板单调，反不及老版本那绿色的花边图饰美术字更存几分天趣。说句实话，这些年纸材讲究了，工艺先进了，软件方便了，但做出书来的味道，反不及“文革”前，更比不上老民国。不说别的，单就插图来说，老版本有的，新版本也大多给减掉了。直到睡觉前还在想，要是我出维吉尔的《牧歌》，一定不能少了马约尔的插图，否则就真成了东飞伯劳西飞燕，棒打鸳鸯四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