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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金融危机成因透析
系统考察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原因:货币政策运用失当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
美国互联网泡沫及“9•11”事件后到2004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尔后到2006年8月,又先后17次加息。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使房贷市场利率大幅下降,大大减轻了借款利息负担,刺激了次贷需求,进而推动了房价持续上涨,而日益上升的房价使借款人的现金流即使不足以偿还贷款,也可以通过房产增值获得再融资来予以弥补,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次贷需求,加剧了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由于次贷市场的繁荣是与房价不断上涨、低利率紧紧捆在一起的,这样,随着货币政策逆转,利率大幅攀升,借款人还贷负担日益加重,房贷需求受到抑制,房价下跌,房地产泡沫破灭;另一方面,房价持续下跌又使房屋出售变得十分困难,低信用的借款人违约率骤升,导致贷款机构亏损严重,进而引次贷市场资金链出现裂痕。这两重因素叠加在一起形成马太效应,造成恶性循环,加速了次贷危机的爆发。所以,次贷的迅猛发展在加剧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同时,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巨大隐患。
(二)主要原因:金融机构经营忽视审慎原则和不合理的盈利模式
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作为风险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以及次贷和次贷债券及其衍生品的经营者、设计者和投资者,它们的的违规操作和非理性行为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忽视贷款风险、次贷过滥。安全性是金融机构经营的生命线。但受房地产市场高利润的驱使,许多贷款机构漠视贷款风险,降低贷款条件,有些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贷款,使很多连基本贷款条件都不具备的人也加入到房贷大军行列。贷款机构深信,在火爆的房市下,只要贷款就有高额回报,即使次贷风险很高,也可以通过证券化进行转嫁。然而,一旦房市逆转,贷款机构就会自食其果,这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其次,经营杠杆过高。美国投资银行之所以纷纷倒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的高杠杆盈利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其脱离风险控制的狂热与贪婪。投资银行的平均杠杆为20—30倍,若加上结构性工具,杠杆高达50—60倍。高杠杆交易带来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容易出现风险分散盲区,加大系统性风险。再次,投机气氛过浓。次贷被冠以新型证券资产的美名,整个衍生品市场充斥着过于乐观的估值情绪和投机心理,次贷及其衍生品受到各类机构投资者的追捧。旺盛的需求加上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以击鼓传花式的游戏在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又进一步吹大了金融泡沫。一旦市场逆转,投资链条断裂,危机就不可避免爆发。
(三)直接原因:衍生金融产品开发过滥、交易链条过长
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衍生品被过度创新和滥用,导致市场约束机制失灵,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真正元凶。在传统经营模式下,贷款风险主要金融机构自己承担。在证券化方式下,贷款风险可以通过抵押支持证券(MBS)、资产支持证券(ABS)等证券化产品进行转移。投资银行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凭借其高超的金融创新能力,根据MBS出现违约的概率,又设计出第二层衍生品——债务抵押担保证券(CDO)。然后再以CDO为基础进行了两个方向的设计(如图1):一是设计出“CDO平方”、“CDO立方”等合成CDO;二是设计出信用违约掉期(CDS),其作用在于通过对次贷衍生品的担保,将其违约风险进一步分散,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其信用等级,以满足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投资者的需求。一般而言,CDO需要通过资产的真实销售来保证获得特定资产对应的现金流,风险相对较低,由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持有。而合成CDO和CDS,其对应的特定资产并不需要发生真实转移,因而风险很高,由对冲基金持有。资料表明,2006年,美国债券市场的MBS达到6.1万亿美元,CDO发行总额将近2万亿美元,CDS的名义市值在2007年达到62万亿美元,超过全球GDP水平。
图1 次贷衍生品创新路线
这里不难发现,这些衍生品都是基于次贷复合设计而成,结构复杂、交易链条很长,风险特征不易识别,再加上金融机构的高杠杆交易,市场变得越来越缺乏透明度,在不断创造财富效應的同时,约束机制也被严重弱化,以至于最后谁也不去关心这些衍生品真正的基础是什么,也不知道其中的风险究竟有多大。另一方面,随着次贷衍生品的不断创新演化和高杠杆交易,其所内含的风险也在不断积聚和被迅速放大,并传递给各国投资者。一旦房市萎缩,衍生品失去赖以支撑的基础,整个信用链条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等各关联市场风险的并发。
(四)外部原因:政府监管缺位
这场金融危机与美国政府的监管缺位有关。美国一直被公认为拥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先进监管手段的国家。但由于相对松散的综合监管与多头监管体制及某些法律空白,美国对次贷及其衍生品市场存在着监管盲区,对衍生品交易过程缺乏预警,风险揭示滞后,加上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对相关风险的了解只能依赖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但评级机构也无从了解支持衍生品的基础资产的情况,只能依靠数学模型来推算违约概率。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原有假设条件缺失,评级结果就会失真。2007年7月,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下调900多只按揭贷款债券的评级,引发市场恐慌性抛售和资产价格急剧下降,成为这场危机迅速蔓延的导火索。
(五)根本原因:过度负债消费和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
首先,无节制的消费和透支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社会根源。美国经济是通过过度借贷消费支撑的。2007年,美国消费占当年GDP的72%。但美国居民的消费并非完全建立在收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以股票和房产等作抵押的负债上,低利率和资产泡沫为这种消费模式提供了支撑。2007年,美国家庭部门的负债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33倍。不仅居民个人如此,美国政府也是高负债消费的“典范”,仅2001年至2006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负债增加3万亿美元,总额达到8.6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各州的债务,总债务高达44万亿美元,人均负债15万美元。过度负债消费在创造繁荣的同时,积聚了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及大量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泡沫,最终促使风险爆发和泡沫破灭。
其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不对称导致金融市场根基动摇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经济根源。在美国,高度发达的虚拟经济使得经济体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虚拟经济本身虽不创造价值,但可以无限放大金融资产,被放大的资产反过来扩张信用。一旦预期出现问题,就可能引起虚拟经济崩溃,摧毁信用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目前,全球金融资产是世界GDP的4.2倍,全球衍生工具总市值约68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0倍之多,其中仅美国就有400万亿美元。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正确处理改善政府宏观调控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市场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调动经济主体积极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天然缺陷和不足,如果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引导,市场就会陷入无序状态,风险就难以避免。因此,只有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相辅相成,才能保障一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观念深刻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人们过分相信市场的力量和调节作用。这场危机的爆发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尽管没有次贷市场,但存在着与美国类似的因素,如市场环境与经济周期类似,房地产市场泡沫日趋膨胀以致风险显现,资本市场不完善,股市投机行为盛行,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滞后,风险管理能力弱,货币政策调整忽视对相关市场和主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冲击。诸如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调控过度或者不到位,中国经济也有被拖入恶性循环的可能性。
(二)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具有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丰富金融品种、提高金融效率、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等积极作用,也具有增大金融系统风险、降低金融体系稳定性、加大金融监管难度等负面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金融创新飞速发展,但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并未及时跟进,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影响,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次贷衍生品业务及其交易更是放任自流,这无疑助长了衍生品风险。对中国而言,既不能因此视之为洪水猛兽,抵制金融创新,也不能对金融创新监管过死。明智的策略应该是:一要充分认识金融创新对经济金融的积极作用,加快金融創新步伐。中国现阶段由于金融创新不足,金融产品种类少、结构单一,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因此应完善金融创新的制度环境,大力鼓励和推动金融创新,探索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途径。二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金融监管机构应切实加强跨市场、跨境风险的监管,确保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创新步伐和市场变革相适应。同时,要弄清楚金融创新中的产品结构、层次和风险特征,研究金融创新规律,适时、适度地引导金融创新活动,把握监管力度,避免监管过度和监管缺位,探索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由单向监管向全面监管、由封闭性监管向开放性监管等转变的途径。
(三)正确处理消费与储蓄的关系
消费和储蓄作为经济发展的两大轮子,在国民收入既定的条件下,二者在数量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保持二者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是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前提。如果消费过度,储蓄过低,不仅会导致过度负债,助长经济泡沫或者通货膨胀,而且可能会导致投资不足,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反之,如果储蓄过高,消费疲软,有可能导致产能过剩而引发通货紧缩,同样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超前消费、借贷消费是美国长期形成的消费模式和生活理念,正是这种生活消费模式成为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渊。从这次危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合理储蓄、理性消费的重要性,认识到善于处理消费与储蓄的关系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远意义。
(四)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是指虚拟资本以金融市场为依托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具有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寄生性和周期性等特点。实体经济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它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两种经济活动模式。虚拟经济源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并在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具有双刃剑作用。如果虚拟经济能够通过自身发展和优化资本配置来适应实体经济的要求,就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但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单独发展,就会严重动摇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产生经济泡沫,造成经济虚假繁荣,引发金融危机、政治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及其在金融业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全球虚拟经济的飞速发展。2006年底金融衍生品的未平仓合约总金额为485.7万亿美元,远远脱离了同年全球实体经济规模。金融危机的爆发看似偶然,实际却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必然结果。当前,中国正处于实体经济转型壮大和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应重视和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适应、相互促进,防止相互脱节。
(五)正确处理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
金融衍生品市场是金融创新的产物,它与防范金融风险是相互矛盾制约,又相互促进发展的辨证统一体。衍生品市场为经济金融提供推动力的同时,也会降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增大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但如果能够有效预防和控制风险,又会进一步促进衍生品市场发展。处理好二者关系,就是要保持衍生品市场规模的适度性。动力不足或发展不充分的金融衍生品将降低金融市场质量,影响市场发展进程;无节制地发展衍生品又会破坏市场发展的基础,导致经济畸形发展甚至崩溃。因此,对中国来说,发展衍生品市场必须坚持安全优先、风险可控的原则,要建立健全衍生金融产品的风险预警体系,有效防范和控制衍生品引发的新风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经济金融的安全运行。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金融系)
系统考察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原因:货币政策运用失当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
美国互联网泡沫及“9•11”事件后到2004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尔后到2006年8月,又先后17次加息。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使房贷市场利率大幅下降,大大减轻了借款利息负担,刺激了次贷需求,进而推动了房价持续上涨,而日益上升的房价使借款人的现金流即使不足以偿还贷款,也可以通过房产增值获得再融资来予以弥补,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次贷需求,加剧了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由于次贷市场的繁荣是与房价不断上涨、低利率紧紧捆在一起的,这样,随着货币政策逆转,利率大幅攀升,借款人还贷负担日益加重,房贷需求受到抑制,房价下跌,房地产泡沫破灭;另一方面,房价持续下跌又使房屋出售变得十分困难,低信用的借款人违约率骤升,导致贷款机构亏损严重,进而引次贷市场资金链出现裂痕。这两重因素叠加在一起形成马太效应,造成恶性循环,加速了次贷危机的爆发。所以,次贷的迅猛发展在加剧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同时,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巨大隐患。
(二)主要原因:金融机构经营忽视审慎原则和不合理的盈利模式
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作为风险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以及次贷和次贷债券及其衍生品的经营者、设计者和投资者,它们的的违规操作和非理性行为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忽视贷款风险、次贷过滥。安全性是金融机构经营的生命线。但受房地产市场高利润的驱使,许多贷款机构漠视贷款风险,降低贷款条件,有些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贷款,使很多连基本贷款条件都不具备的人也加入到房贷大军行列。贷款机构深信,在火爆的房市下,只要贷款就有高额回报,即使次贷风险很高,也可以通过证券化进行转嫁。然而,一旦房市逆转,贷款机构就会自食其果,这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其次,经营杠杆过高。美国投资银行之所以纷纷倒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的高杠杆盈利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其脱离风险控制的狂热与贪婪。投资银行的平均杠杆为20—30倍,若加上结构性工具,杠杆高达50—60倍。高杠杆交易带来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容易出现风险分散盲区,加大系统性风险。再次,投机气氛过浓。次贷被冠以新型证券资产的美名,整个衍生品市场充斥着过于乐观的估值情绪和投机心理,次贷及其衍生品受到各类机构投资者的追捧。旺盛的需求加上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以击鼓传花式的游戏在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又进一步吹大了金融泡沫。一旦市场逆转,投资链条断裂,危机就不可避免爆发。
(三)直接原因:衍生金融产品开发过滥、交易链条过长
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衍生品被过度创新和滥用,导致市场约束机制失灵,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真正元凶。在传统经营模式下,贷款风险主要金融机构自己承担。在证券化方式下,贷款风险可以通过抵押支持证券(MBS)、资产支持证券(ABS)等证券化产品进行转移。投资银行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凭借其高超的金融创新能力,根据MBS出现违约的概率,又设计出第二层衍生品——债务抵押担保证券(CDO)。然后再以CDO为基础进行了两个方向的设计(如图1):一是设计出“CDO平方”、“CDO立方”等合成CDO;二是设计出信用违约掉期(CDS),其作用在于通过对次贷衍生品的担保,将其违约风险进一步分散,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其信用等级,以满足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投资者的需求。一般而言,CDO需要通过资产的真实销售来保证获得特定资产对应的现金流,风险相对较低,由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持有。而合成CDO和CDS,其对应的特定资产并不需要发生真实转移,因而风险很高,由对冲基金持有。资料表明,2006年,美国债券市场的MBS达到6.1万亿美元,CDO发行总额将近2万亿美元,CDS的名义市值在2007年达到62万亿美元,超过全球GDP水平。
图1 次贷衍生品创新路线
这里不难发现,这些衍生品都是基于次贷复合设计而成,结构复杂、交易链条很长,风险特征不易识别,再加上金融机构的高杠杆交易,市场变得越来越缺乏透明度,在不断创造财富效應的同时,约束机制也被严重弱化,以至于最后谁也不去关心这些衍生品真正的基础是什么,也不知道其中的风险究竟有多大。另一方面,随着次贷衍生品的不断创新演化和高杠杆交易,其所内含的风险也在不断积聚和被迅速放大,并传递给各国投资者。一旦房市萎缩,衍生品失去赖以支撑的基础,整个信用链条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等各关联市场风险的并发。
(四)外部原因:政府监管缺位
这场金融危机与美国政府的监管缺位有关。美国一直被公认为拥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和先进监管手段的国家。但由于相对松散的综合监管与多头监管体制及某些法律空白,美国对次贷及其衍生品市场存在着监管盲区,对衍生品交易过程缺乏预警,风险揭示滞后,加上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对相关风险的了解只能依赖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但评级机构也无从了解支持衍生品的基础资产的情况,只能依靠数学模型来推算违约概率。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原有假设条件缺失,评级结果就会失真。2007年7月,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下调900多只按揭贷款债券的评级,引发市场恐慌性抛售和资产价格急剧下降,成为这场危机迅速蔓延的导火索。
(五)根本原因:过度负债消费和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
首先,无节制的消费和透支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社会根源。美国经济是通过过度借贷消费支撑的。2007年,美国消费占当年GDP的72%。但美国居民的消费并非完全建立在收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以股票和房产等作抵押的负债上,低利率和资产泡沫为这种消费模式提供了支撑。2007年,美国家庭部门的负债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33倍。不仅居民个人如此,美国政府也是高负债消费的“典范”,仅2001年至2006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负债增加3万亿美元,总额达到8.6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各州的债务,总债务高达44万亿美元,人均负债15万美元。过度负债消费在创造繁荣的同时,积聚了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及大量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泡沫,最终促使风险爆发和泡沫破灭。
其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不对称导致金融市场根基动摇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经济根源。在美国,高度发达的虚拟经济使得经济体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虚拟经济本身虽不创造价值,但可以无限放大金融资产,被放大的资产反过来扩张信用。一旦预期出现问题,就可能引起虚拟经济崩溃,摧毁信用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目前,全球金融资产是世界GDP的4.2倍,全球衍生工具总市值约68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0倍之多,其中仅美国就有400万亿美元。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正确处理改善政府宏观调控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市场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调动经济主体积极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天然缺陷和不足,如果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引导,市场就会陷入无序状态,风险就难以避免。因此,只有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相辅相成,才能保障一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观念深刻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人们过分相信市场的力量和调节作用。这场危机的爆发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尽管没有次贷市场,但存在着与美国类似的因素,如市场环境与经济周期类似,房地产市场泡沫日趋膨胀以致风险显现,资本市场不完善,股市投机行为盛行,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建设滞后,风险管理能力弱,货币政策调整忽视对相关市场和主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冲击。诸如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调控过度或者不到位,中国经济也有被拖入恶性循环的可能性。
(二)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具有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丰富金融品种、提高金融效率、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等积极作用,也具有增大金融系统风险、降低金融体系稳定性、加大金融监管难度等负面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金融创新飞速发展,但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并未及时跟进,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影响,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次贷衍生品业务及其交易更是放任自流,这无疑助长了衍生品风险。对中国而言,既不能因此视之为洪水猛兽,抵制金融创新,也不能对金融创新监管过死。明智的策略应该是:一要充分认识金融创新对经济金融的积极作用,加快金融創新步伐。中国现阶段由于金融创新不足,金融产品种类少、结构单一,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因此应完善金融创新的制度环境,大力鼓励和推动金融创新,探索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途径。二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金融监管机构应切实加强跨市场、跨境风险的监管,确保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创新步伐和市场变革相适应。同时,要弄清楚金融创新中的产品结构、层次和风险特征,研究金融创新规律,适时、适度地引导金融创新活动,把握监管力度,避免监管过度和监管缺位,探索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由单向监管向全面监管、由封闭性监管向开放性监管等转变的途径。
(三)正确处理消费与储蓄的关系
消费和储蓄作为经济发展的两大轮子,在国民收入既定的条件下,二者在数量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保持二者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是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前提。如果消费过度,储蓄过低,不仅会导致过度负债,助长经济泡沫或者通货膨胀,而且可能会导致投资不足,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反之,如果储蓄过高,消费疲软,有可能导致产能过剩而引发通货紧缩,同样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超前消费、借贷消费是美国长期形成的消费模式和生活理念,正是这种生活消费模式成为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渊。从这次危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合理储蓄、理性消费的重要性,认识到善于处理消费与储蓄的关系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远意义。
(四)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是指虚拟资本以金融市场为依托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具有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寄生性和周期性等特点。实体经济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它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两种经济活动模式。虚拟经济源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并在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具有双刃剑作用。如果虚拟经济能够通过自身发展和优化资本配置来适应实体经济的要求,就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但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单独发展,就会严重动摇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产生经济泡沫,造成经济虚假繁荣,引发金融危机、政治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及其在金融业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全球虚拟经济的飞速发展。2006年底金融衍生品的未平仓合约总金额为485.7万亿美元,远远脱离了同年全球实体经济规模。金融危机的爆发看似偶然,实际却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必然结果。当前,中国正处于实体经济转型壮大和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应重视和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适应、相互促进,防止相互脱节。
(五)正确处理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
金融衍生品市场是金融创新的产物,它与防范金融风险是相互矛盾制约,又相互促进发展的辨证统一体。衍生品市场为经济金融提供推动力的同时,也会降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增大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但如果能够有效预防和控制风险,又会进一步促进衍生品市场发展。处理好二者关系,就是要保持衍生品市场规模的适度性。动力不足或发展不充分的金融衍生品将降低金融市场质量,影响市场发展进程;无节制地发展衍生品又会破坏市场发展的基础,导致经济畸形发展甚至崩溃。因此,对中国来说,发展衍生品市场必须坚持安全优先、风险可控的原则,要建立健全衍生金融产品的风险预警体系,有效防范和控制衍生品引发的新风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经济金融的安全运行。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金融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