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发生过许多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只要家庭成分好，即所谓的根正苗紅，就可以直接推荐上大学；而在我的家乡则还出现过写标语挣工分的事情。
　　那时，政治宣传工作被摆在一个首要位置，任何抓生产的事可以放在一边，而抓革命就容不得半点马虎。抓革命才能促生产。
　　1970年，我正好八岁，虽然年纪不算大，但很多事情已经知道。而且早已是家中的一个小劳动力，扯猪草，放牛，砍柴，挖土，插秧，样样在行。这时候，阶级斗争新动向到了最火热的阶段，生产队除了队长、会计，还有民兵队长、治保主任。种水稻摘棉花是集体劳动，当时土地没有承包，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没有完全调动起来，出现了出勤不出力的现象，而只有时兴的在田埂上写一幅幅标语，算比较灵活的挣工分方式。
　　读书，在当时并不吃香，老师还在臭老九的深渊里翻不了身。所以，能读上高中就已经算很有文化，是半个知识分子了。队上的欧德华是公社五七中学的肄业生，因为营养不良，人瘦个子小，平时参加队里的劳动，常常和妇女拿一样的工分，每日八分工。自从有了写标语这个轻松活，他如获至宝，似乎找到了一座金矿。他首先申请写标语，治保主任批准了，还表扬他政治觉悟高。
　　第二天，他肩扛一把锄头，一桶石灰浆，一个棕扫把，来到一处空旷的田地边。他先用锄头把田埂的那些杂草全部清除掉，然后用锄头描出要写标语字形的大致轮廓，再在轮廓处刷上一层厚厚的石灰水，不用多久，一条白色醒目的政治标语就诞生了，字有1米长1米宽，所以隔很远的距离也可以清楚看到。内容大致有“深挖洞，广积粮”、“斗私批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奔向2000年”、“学习野鸡坪”（邵东的野鸡坪），“农业学大寨”等等，政治色彩十分浓烈。这样的标语写好后，经过验收，每个字记工分2分。一天下来，欧德华居然一天可记二十分，是平时出工的三倍。生产队的工分虽然不是现金也不是粮食，但到年底结算，工分是可以换抵粮食和余钱的。
　　欧德华尝到甜头后，完全不去队里参加集体劳动，而是一门心思专写标语。有些人眼红，央求他帮忙，由他来描，别人刷石灰浆。由此挣来的工分二一添作五——平分。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谁都乐意干。除开上年纪的老人或未进学堂的小孩，几乎全民动员，大家都来写标语。一时间，全队掀起写标语的高潮，男女老少，只要有一点文化的，都争相在广袤的田野上大写特写，仅仅几天时间，数十条标语就出现在山坡上，田埂边，水库旁。不到半个月，该写的地方，都写了；该写的标语，也都写得差不多了。社会主义政治思想阵地被牢牢占领了，治保主任向公社书记汇报，建议推广我们生产队的先进经验。
　　果然，过了几天，公社派出一群人来队里学习取经，并在一台宣传车上安装一个大喇叭，车上歌声嘹亮，播放着政治宣传的稿件。来到队部仓库，又召开宣传标语现场会。欧德华作为宣传典型，在会上做慷慨激昂的发言。不久后，他借此还顺利地娶上一个外村的漂亮媳妇。
　　可是，也许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宣传上，忽视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秋季到了，生产队的粮食，包括高粱、红薯、荞麦等杂粮，比往年少收四成之多。而那个年代的口粮，是每一个家庭、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必需品。即使口袋里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粮食。会计把算盘一拨拉，总工分多，总粮食少，照以往的工分分口粮，恐怕就要饿死人。经过仔细计算，欧德华虽然工分居全队之首，但不能全部兑现为粮食，留一半工分在下一年。欧德华本来就不是一个全劳力，而那些身强力壮的男劳力分得的粮食比自己的还少，完全是自己多认得几个字，多写了几幅标语，他已经很满足。
　　后来，写标语一阵风过去，写标语抵工分的事情再也没有人提起，慢慢地，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审视当年的做法，真有点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