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巴利来到喀麦隆多瓦悠人的一个部落，带着他在当地找的仆人进了村子，看到人们正在吃一种肉椰。巴利试了一下，果汁可口但纤维太多，嚼起来很费劲。边上一位多瓦悠老太太看巴利咬得实在吃力，就递给他手中的葫芦，里面装着看起来很新鲜的肉椰。巴利一尝果然味道鲜美，于是对仆人说，这个咬起来很容易。仆人恭顺地答道：“是的，我的主人，那些是她咬过的。”
　　这是英国人类学家奈杰尔·巴利在《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中记录下来的诸多令人暴笑不已的段子之一。这本薄薄的小书，是他1977年～1979年在非洲喀麦隆某部落做田野调查时的收获，专业圈外的读者，大可把它当做一部充满搞笑经历的游记来读——
　　(1)每次，祈雨的卡潘老人都说带我去看求雨的石头，每次都无法实现。一会儿是因为旱季还没结束，接近石头会造成洪水；一会儿是雨季来临，接近了可能被雷劈死。要不然就是他的老婆月经来了，此刻去看石头对石头影响不好。他有13个老婆，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月经。
　　(2)我的仆人一定要将他15岁的弟弟推荐给我做厨师。早晨他已经来了，做好一锅油乎乎烧得焦黑的内脏端上来等着我嘉奖。年轻的厨子将他的优良厨艺归功于曾在加路亚替白人工作过。“你在那里做厨师吗?”“不，打扫卫生。”
　　(3)“谁是庆典的主办人?”“那个头戴豪猪毛的男人。”“我没看到头戴豪猪毛的人。”“他今天没戴。”
　　(4)多瓦悠人的解释总是绕圈子打转。我问：“你为啥这么做?”“因为它是好的。”“为什么它是好的?”“因为祖先要我们这么做。”我狡猾问道：“祖先为什么要你这么做?”“因为它是好的。”我永远打不败这些祖先，他们是一切解释的起始与结束。
　　“有时在寂寥的失眠夜里，我如此质疑自己，一如我在英国时怀疑学术生活的价值一样，”巴利自我解嘲，“人类学家不过是毫无害处的书呆子。”他眼中的一些专家学者，“深陷恐怖的虔诚与洋洋自得中，拒绝相信世界其实并不系于他们的一言一行”。
　　之所以适合旅游爱好者们作为游记来阅读，同样在于他反讽的姿态。在城市里，总少不了自诩曾深入不毛之地的探险者。艰苦地到达荒凉之地、寻找即将消失的文明，日益成为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们嘴里很酷很炫的经历。这种对于所谓民俗的寻找与嗜好，其实和偷吃野生动物区别不大，在自身的文明光环消失后，旅行者们把这光环像拆迁通知书一样大老远地跑到某个村子递给村口的老大爷。把自己已经不具有的品质，在想象中赋予村民们，同时通过这一想象活动为他在城市文明中赢得一个新的道德制高点和话语资本。每一次制造民俗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毁灭，暴露了端着相机的旅行者口是心非的道德漏洞。
　　有谁比人类学家更深入蛮荒，深入所谓民俗?接下来的两个冷笑话，除了再次显示巴利着实了得的英式幽默，相信也让伪民俗爱好者们大跌眼睛——
　　(1)非洲人常常困惑西方人为何那么爱安静，他们分明有钱可买足够的电池，日夜不停播放收音机。
　　(2)他们对非洲丛林动物的认识比我还少，他们能分辨的极限只是摩托车痕和人类足迹的区别，他们还埋怨我未从白人国家带来机关枪，让他们扫荡此地残存的可怜羚羊群。
　　本书的译者是台湾的何颖怡，在专业术语的翻译上，曾多次与原作者反复探讨，在语言的文学表现力上，则忠实重现了作者的语气，甚至用汉语再创造式地转译出巴利双关语的幽默妙处。在大陆，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么用心的翻译了。
　　小泥屋笔记有一个续篇，《天真的人类学家——重返多瓦悠兰》，译者同为何颖怡，2002年台湾商周出版社出版，目前大陆尚未引进。所有的续集几乎都难摆脱相似的命运：因为预期过高，看过之后意兴不免索然。
　　因此与本书相映成趣的作品，并非书籍，而是同为1980年代出品的一部南非、美国、博茨瓦纳三国的合拍故事片《上帝也疯狂》。电影的主人公是非洲卡拉哈里地区的部落居民，如果有人告诉我，编剧就是巴利，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的。
　　1989年，《上帝也疯狂》同样拍了一部续集，好看过巴利的续篇。
　　一位人类学博士对我说，巴利的路数属于反思型写法，也是人类学写作中的一派。但他在授课的时候通常不推荐这本书给人类学的本科生阅读。我忍不住回应，“是不是这家伙反思过头，成了解构了，不利于让年轻人产生职业认同感?”其实，解构之后，人们仍然会一次次地选择旅行，就像巴利回到英国，仍然干老本行，在大英博物馆民族志学组附属的人类学博物馆做了馆长。
　　将生活元素拆开来看过，消消毒再重新组装，生活将运转得更安稳也说不定。主动做这事，比被命运敲散架了再收拾，至少具有心理优势。富于生活经验者都知道，藏火种于灰烬，最易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