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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国立西南联大校园。
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在1944年，那年他16周岁。
这位老人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在许多场合回忆起西南联大。
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泥土板筑成的围墙里，是120亩的校园，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设计。
校门并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宿舍的屋顶是草搭的，夏天漏雨，冬天灌风。
战争年代，一间宿舍里，挨挨挤挤地摆着20张双层床，住满40个学生，没有多余的地方摆书桌。宿舍里没有灯，天一擦黑，就没法看书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总爱唱三首歌。”潘际銮轻声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个人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潘际銮慢慢陷入回忆，低声念着校歌最后几句：“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念着念着，他又微笑起来，眼睛里像是闪着光，“那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非常悲壮。歌词里的这些愿望，最后都实现了。”
百年陈酒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礼让三分”。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没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
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写期末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回忆说。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提供一个标准答案或考试提纲。“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的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她去南开大学采访陈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楼里，这位数学大师就坐在其中一间更加袖珍的书房中。陈省身的轮椅进了屋子，其他人就转不开身了，摄制组的机器甚至无法进入房间。
张曼菱觉得书房太小，但陈省身说“够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微分几何，战时动荡的环境和逼仄的住所，让他养成了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思考的习惯。
“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数学问题。他没事儿就会看看，这就是他的生活。”张曼菱说。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时，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著的，是个英文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某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手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
全班人被他打乱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人”，“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学生，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都听出来了。学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后的课上，他一个一个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期末考试，他依旧是把学生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让他们读一段英文。
同样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译家吴宓在英文发音上就不强求标准。
但吴宓另有让学生震慑之处。他讲的是英国文学史，课堂上讲起什么诗词，从不看书，每一首都能当场背出来。他翻译不同时代的英文时，会用同一时代与之对应的中文来译：古英语的诗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译;现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話文翻译。
“怎么能拿一种古代语言的文字，跟另一种现代语言的文字对照翻译呢？”他反问学生。
即使在战乱中，吴宓依然保持着“风雅兴头”。他在昆明时，成立了一个“石社”，想入社的成员，要写文章将自己比喻为《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这位文史学家自比为紫鹃，取意“杜鹃啼血，忠于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员都自比为“迎春”，男社员都自比为“薛蟠”。据张曼菱推测，战乱年代，大学生的个性正“走向民间，变得粗犷”。对吴老师的这种“纯美与唯美”，学生们都忍不住调侃起来。
编辑 / 林青雨
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在1944年，那年他16周岁。
这位老人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在许多场合回忆起西南联大。
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泥土板筑成的围墙里，是120亩的校园，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设计。
校门并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宿舍的屋顶是草搭的，夏天漏雨，冬天灌风。
战争年代，一间宿舍里，挨挨挤挤地摆着20张双层床，住满40个学生，没有多余的地方摆书桌。宿舍里没有灯，天一擦黑，就没法看书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总爱唱三首歌。”潘际銮轻声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个人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潘际銮慢慢陷入回忆，低声念着校歌最后几句：“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念着念着，他又微笑起来，眼睛里像是闪着光，“那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非常悲壮。歌词里的这些愿望，最后都实现了。”
百年陈酒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礼让三分”。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没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
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写期末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回忆说。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提供一个标准答案或考试提纲。“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的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她去南开大学采访陈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楼里，这位数学大师就坐在其中一间更加袖珍的书房中。陈省身的轮椅进了屋子，其他人就转不开身了，摄制组的机器甚至无法进入房间。
张曼菱觉得书房太小，但陈省身说“够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微分几何，战时动荡的环境和逼仄的住所，让他养成了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思考的习惯。
“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数学问题。他没事儿就会看看，这就是他的生活。”张曼菱说。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时，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著的，是个英文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某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手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
全班人被他打乱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人”，“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学生，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都听出来了。学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后的课上，他一个一个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期末考试，他依旧是把学生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让他们读一段英文。
同样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译家吴宓在英文发音上就不强求标准。
但吴宓另有让学生震慑之处。他讲的是英国文学史，课堂上讲起什么诗词，从不看书，每一首都能当场背出来。他翻译不同时代的英文时，会用同一时代与之对应的中文来译：古英语的诗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译;现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話文翻译。
“怎么能拿一种古代语言的文字，跟另一种现代语言的文字对照翻译呢？”他反问学生。
即使在战乱中，吴宓依然保持着“风雅兴头”。他在昆明时，成立了一个“石社”，想入社的成员，要写文章将自己比喻为《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这位文史学家自比为紫鹃，取意“杜鹃啼血，忠于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员都自比为“迎春”，男社员都自比为“薛蟠”。据张曼菱推测，战乱年代，大学生的个性正“走向民间，变得粗犷”。对吴老师的这种“纯美与唯美”，学生们都忍不住调侃起来。
编辑 / 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