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下午，北京满学会会长、百家讲坛主讲之一阎崇年，在无锡新华书店举行图书签售活动，并就历史爱好者和广大读者关心的话题进行现场互动交流。就在互动交流环节之后，当阎崇年开始为到场读者签名售书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一名“对阎关于清朝的一些观点无法认同”的高个年轻男子，突然冲到正在埋头签名而毫无防备的阎崇年跟前，伸出手掌，照其脸部猛掴两掌，啪啪两声，震惊全场。随后，该男子迅速被现场保安制服，年逾七旬的阎崇年在一阵惊愕之后坚持完成了签售活动。打人男子则最终被处以15天治安拘留。
　　10月30日下午，另一位成名自百家讲坛的明星学者、北师大中文系教授于丹应邀赴南京开讲座并进行签售活动，以“阅读经典，感悟成长”为主题，畅谈人生感悟。没想到，竟然有人在举办场所外贴了一张匿名小纸条，用主办方的话说，“言语极尽挑衅意味”。这让讲座主办方一下子绷紧了神经：安保人员增至三十名，入场通道层层把关，一时间钢盔警棍充斥会场，一场学术交流变成了反恐演习，原定的互动环节也突然取消。这是自去年于丹遭遇“签售搅局”和“博士檄文”之后，又一次惹上风波。
　　
　　视点一：学术草根阶层的异见表达
　　
　　一个月内，“巴掌门”、“挑衅书”接连上演，曾经因百家讲坛而红遍大江南北的明星学者们，为什么在前段日子红极一时之后，今天却遭遇了来自普通民众的这般待遇？他们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做出如此举动？
　　“巴掌门”的主角黄海清在走出拘留所之后，向媒体吐露了他的心声。在他看来，阎崇年的价值观已经跌破了人类良知所能容忍的底线，他借着央视的这个渠道将野蛮的价值观散布出去，已经四年之久，作为一个文明的中国人愤怒于阎崇年丧失人性，更不能任其毒害国人。“捍卫传统道德必须掌嘴阎崇年们！”
　　再来看于丹遭遇的那张“言语极尽挑衅意味”的纸条。据网友照片显示，纸条上的大致内容是:“于丹，有人说你古文不行，书中写出‘庄子何其人也’这样不通的句子……报纸上说你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所以大家商量，在开讲前用《古文观止》和《古汉语》考考你，如果你能顺利解读，就皆大欢喜，如果你不会解读，那就请你下课走人！”纸条最后注明,“我们绝不动手，请你放心！”
　　原来如此。透过“巴掌”和“纸条”这两个形式载体，我们可以看到，两起事件的起因和本质都是一种“学术争鸣”，是草根阶层的学术爱好者对明星学者教授们某些观点的不认同。学术领域里，这种异见和“不认同”，在正常情况下，应该通过学术的交流和探讨，在正常范围内进行交锋和碰撞，而且这种“不认同”本身甚至是学术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早期的传播学有这样一种“子弹论”：受众是一个个矗立的靶子，媒介发出的信息就是子弹，靶子中弹只会应声而倒，强调的是传播的强效果。而这种理论的形成背景是当时人们对传媒技术快速发展的惊惧以及对媒介权威的迷信，随着人们对传媒的逐渐认识，这种说法也就被渐渐化解。同样道理，透过“巴掌门”和“挑衅书”我们看到，在百家讲坛红过几年之后，听众们已经不再被明星教授身上的光环和权威所震慑，已经不再为他们的头衔而“惊惧”和迷信，听众已不再是头脑简单的“靶子”，他们学会了质疑，不再“应声而倒”，这是一种进步。
　　尽管这两起事件的始作俑者采取的做法显得不妥甚至极端，但是我们不应像某些知识阶层人士那样，情绪化地对其冠以“强盗”、“无耻”、“暴徒”的骂名。因为，透过这两起事件吸引眼球的外在形式和并不合理的诉求方式，我们看到的是有着学术爱好的普通大众，开始质疑权威，并且努力表达异见的两个现实标本。这种草根阶层在学术领域的异见表达，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显得弥足珍贵。
　　
　　视点二：面对话语霸权的无奈之举
　　
　　如前所说，学术领域中的异见与不认同，在“正常情况”下应该通过交流与探讨实现正面的交锋碰撞，但是什么样的“不正常情况”促使持有不同观点的草根大众做出了掌掴学者、挑衅教授的极端举动，使本应理性积极的学术碰撞变了味儿？是什么致使他们去选择学术交流和辩论之外的极端表达渠道？
　　从去年闹场于丹签售会的那句“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标语，到十博士联名建议“于丹下课”，再到今年这两起事件，我们恐怕再也不能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某些过激人士的“不理智”，再不能单纯地认为这是某些投机分子的自我炒作。这种连续发生的极端事件背后，一定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重获自由的黄海清在面对媒体时，除却尽数他对阎崇年某些学术观点的不认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辩驳无门的无奈与不满：“阎把持媒体霸权，拒绝质疑和沟通，我曾试图多次与其沟通，均被其拒绝。”这就是他没有采取和平措施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掌掴阎崇年”是一时激动、临时起意的发泄之举，倒不如说是无处言说、长期耿耿的积怨所致。
　　阎崇年说过：“凡是在学术平台和我讨论的有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而于丹在当天的见面会上，30名警卫贴身护卫，钢盔警棍充斥会场，讲话完毕立即拂袖离去，没有给在场听众任何交流的机会。
　　
　　草根大众在公开渠道被话语霸权垄断的情况下，寄希望在与明星教授的交流座谈中阐发异见，公开论战，本就已经是难得的机会，甚至是仅存的通道。然而，学者们却在掌握了媒体的“话语霸权”之后，又设置这样那样的交流障碍、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将大众的质疑全部屏蔽，将听众的话语权彻底剥夺。
　　只讲述而不接受大众质疑，只传播而不接收受众反馈，媒介和学者一同，牢牢把持了话语霸权。如此一来，一方面，本应充满思想碰撞和智慧交流的学术活动，变成了简单的填鸭式灌输，学术的活力消失殆尽；而另一方面，草根阶层不仅没有在传媒公器上与学者进行公开辩论的权利，甚至没有了在私下交流中表达异见的机会。
　　当一种理性的表达被长久抑制，它就将谋求其他的渠道进行宣泄。黄海清的两巴掌就是民众意见表达欲望得不到满足后的一种极端显现，是一种合理渠道极度缺乏下的激愤宣泄；相比起来，虽然于丹遭遇的“挑衅书”要显得理智的多，但也只能算是一种诉说无门之后的无奈之选。就这样，无处言说的学术草根们，用“巴掌门”和“挑衅书”告诉了学者和世人他们在话语霸权之外的存在。
　　
　　视点三：学术评价体系的路径偏差
　　
　　如果说，电视媒介的天然特性造就了媒介话语霸权——百家讲坛没有条件在荧屏上过多呈现听众们的发问与质疑，那么，从大学课堂里走出去的教授们，在和大学课堂相似的签售会、座谈会上，为什么也要屏蔽普通大众的异见，对学术质疑避之不及，销声遁形，拒绝与他们进行辩论与交流？
　　相对阎崇年的“三条军规”和于丹的拂袖而去，丁肇中当年的“一问三不知”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反而显得更加具有大家风范。
　　四年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举办演讲会。演讲结束后，是学生提问环节。然而丁肇中面对学生提出的“您觉得人类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这三个问题，出人意料地连续回答“不知道”。但这丝毫没影响丁先生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甚至有媒体发文赞誉了丁肇中“一问三不知”背后的科学精神。
　　与丁肇中相比，阎崇年和于丹显然“腕”要小得多，可是丁肇中既没有对提问的学生提出什么“三个条件”的限制，也没有带上钢盔警棍全副武装的贴身保安，他所有的就是一份对学生的诚恳和对科学的严谨。
　　其实，丁肇中与阎、于二人面对公众提问时不同的做法背后，是他们所经历的不同的学术评价体系。
　　丁肇中在美国从事科研，属于从“纯学术评价体系”中走出来的学者。这类学者的“著名”与否，是学术界公开讨论、苛刻批评、充分争议后给出的评判。他们习惯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成果被大家所质疑，他们由此获得的学术地位不会因为经受质疑而受损，所以他们有着更为坦诚和平等的交流心态。
　　反观国内一些学术明星们，他们并不是走纯学术评价体系的路径而得到认同，而是通过电视传媒，通过“媒介评价体系”走到今天。他们借助强势媒体的天然特征，一开始就把持话语霸权，直接跳过纯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受质疑、受批评、受争议阶段，迅速确立起学术地位。然而，这种途径下诞生的“学术明星”，好比温室花朵——虽有媒体撑腰却经不起挑刺与质疑，其学术地位宛若空中楼阁，没有根基。所以他们也就少了那份平等交流的诚意与底气，当然就要尽量避免直面异见。
　　长此以往，明星教授们自然麻烦不断，需要靠设定条件屏蔽大众提问，甚至需要靠钢盔警棍来保卫自己，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学术地位。而这种媒介评价体系下出来的明星越多，就越是学术的悲哀。治本之道，当然不是增派更多警卫保障学者安全，而是纠正评价体系的路径偏差，让纯学术评价取代媒介评价，让学术回归原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