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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打工春晚”是由民间组织“工友之家”即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主创，以打工者为主体，而为天下的劳动者创办的一种文化活动形式。不同于主流中央春晚的大制作，他没有华丽的舞台，也没有家喻户晓的明星，“打工春晚”以他独特的节目内容与形式深切表达着打工者们自己对于社会的切身思考和对文化的渴求。打工者摒弃以往所谓主流文化强加给他们的称呼“农民工”，而自称“新工人”。新工人们自发组成团体，主动申诉自己的文化需求。新工人们以这种方式打破了以往传统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格局，一种新的文化时代局面正要到来。它的影响在舞台之上，更在舞台之外。
关键词：打工春晚；新工人；文化自觉；阶级意识
作者简介：尹咪（1992-），女，汉族，湖北鄂州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2
一、“打工春晚”——打工者文化诉求的舞台
“打工春晚”是迄今为止中国电视历史上唯一一台由基层劳动者自编、自导、自演的春节联欢晚会。“打工春晚”总策划孙恒说：“选拔节目有三个标准，演员必须是一线工人、节目必须是原创、必须真实反映工人群体的现实生活。”而且2015“打工春晚”的总导演许多也认为：“节目不是才艺展示，要反映工人的真实生活。主流春晚关于农民工的节目不能真实反映农民工的生活，我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真实才能打动人，所以打工春晚的節目要接地气，尽可能还原工人们原汁原味的生活。”真实表现工人们的生活，这在这些为打工者服务的群体里已经成为一种共同意识。而“打工春晚”的总策划孙恒、总导演许多及众多“打工春晚”的表演者等都是“北京工友之家”这家公益性团体的工友。这家公益性团体在成立之初便旨在为打工群体服务。
而“打工春晚”这个想法也只在2012年春节前两个月才被提出来，尽管没有华丽的服装、周全的设备，也没有大牌云集的明星、璀璨的舞台，这次晚会匆忙而简陋，但参加这次春晚的工友及群众依然兴高采烈。“打工者春晚”的声音虽然有点粗糙，他们在舞台上的动作还有些生硬，面对观众还有点局促忸怩，但这些节目来自机床轰鸣的车间、钢筋水泥脚手架，在他们工作的角角落落，是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期待用这样的方式向社会展现他们的艺术梦想，也传达他们内心文化诉求的声音。“打工春晚”，这一种与大地默契合拍的艺术心跳，与打工者诉求心心相通的“工人标准”，同样是一种艺术精粹。
二、“新工人”——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
与打工者们强烈的文化诉求相对应的是，打工者们开始以“新工人”自居。与“农民工”这样的消极被动的称呼不同的是，打工者们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主体而存在的一面，他们开始正视自己内心的对于文化层面的精神追求，他们作为文化主体的意识开始觉醒。而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三点：
（一）“农民工”一词首先与农民这一文化类型的负面内涵有关。而“新工人”之前，这一团体也经历过几个不同的称呼时期。“新工人”这一群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中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自发向城镇流动的历史进程的产物。[1]在其最初，是被称作“盲流”的存在，“盲流”即盲目流动，可见这一称谓所内含的极具歧视性的意味。而对于进入城镇的农民而言，他们已经被贴上了“二等公民”甚至是“贱民”的标签，这是城镇居民对他们的一种的歧视与排斥。其他还有一些相关词汇在特定的情形下也用来指称农民工群体，例如，民工潮、外来工、打工妹和打工仔，等等。所有这些称呼都无一例外地带有一定的文化偏见，将农民工群体描述为被排斥者、外来者或入侵者。
（二）现实原因——“新工人”不再纯粹为生存而打工。以“新工人”自居主要是指“80后”“90后”，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打工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对土地缺乏真正的依赖。汪晖说：“对于新的打工者而言，农村的家越来越趋于一个回不去的符号，城市已经成为他们的真正的归宿。”[2]不满于现状的“文艺青年”，想要通过艺术逃离庸碌的日常生活，带着成名的想象，从家乡启程前往首都，成为北漂，因此有学者指出，“他们对个人发展和自由有着更多的追求，工作变换更为频繁，对工作的忠诚度不如上一代”。[3]而不仅仅是只为生存迷失在都市里的农村打工者。
（三）新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汪晖先生那里，新工人既不能被称为农民工，“‘农民工’概念是一个从城市身份，尤其是从城市消费者的角度对新来者的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打工群体的成员构成的变化，对于新打工者而言，农村的家越来越趋于一个回不去的符号，城市已经成为他们的真正的归宿。”[3]也不能称之为工人阶级，只能称之为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一方面因为与阶级紧密相关的集体的概念在新工人这里已经消失殆尽。“工人群体的客观存在并不等同于政治性的工人阶级已经存在”“它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但是，在当代沿海的大工业生产中，无论是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还是与城市社会形成隔离的居住模式，及宿舍—车间之间往返的生存状态，工人群体间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被降至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新工人的斗争却还停留在维权阶段，一种个人化目的阶段。因此在汪晖这里，新工人只能成为新工人。
而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新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才让他们区别于“农民工”。自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中国大多数传统农民的生活，让他们离开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土地去未知的城市务工。与传统的“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他们基本上已是半个城市人。由于工业化、全球化这一社会变迁带来的机遇，这一群体能够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主动积极地掌握学习的机会，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存技能，主动地把控住他们在“市场”中的位置。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和集体应承担的责任被转嫁到个体身上，让个体被迫以单个人的力量去解决系统问题”[4]。而恰是这一原因，这一群体拥有的经济资本增多，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已经不同于他们父辈，他们开始主动地觉醒自身的阶级主体意识。
三、“打工春晚”的后续——新工人文化的自觉
就“打工春晚”而言，在2012年首届晚会普遍引起各方关注以后，其规模越办越大，舞台的扩大，经费也因此而增加，就连一些家喻户晓的明星也都通过自己的方式给予“打工春晚”关注。但是与首届晚会好评一边倒的情况不同，更多观众开始质疑，“打工春晚”如何才能不变味？在经过3届的探索后，2015年的“打工春晚”回归它的“初衷”。这种有意识地引导文化发展甚至可以称之为“文化的自觉”。更甚者这个新工人集体以他们微弱却确实业已产生的阶级主体意识来引导这种文化上的自觉。
新工人们自发组织成团体，创办自己的博物馆，抒写自己的诗歌，创作自己的歌曲，他们用自己所能够触碰到的文学、文化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文化诉求，他们拒绝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农民工”，坚持称自己为“新工人”，这是他们对自己所属阶层的一份归属感与认同感。他们不满所谓主流媒體文化对农民工形象的遮蔽、丑化和贬低，[5]他们也不需要那些虚伪的同情与刻意的人文关怀。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关于社会的话语模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下，他们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踏实地工作生活，完善自身形象，以改变社会的偏见，来确确实实地创造出一个适合广大劳动者生存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汤达琦.从春晚三十年看“新工人”称谓的变迁[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5（11）.
[2]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J].开放时代（专题：公民社会VS人民社会），2014（6）.
[3]卢晖临，潘毅.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J].社会，2014（4）.
[4][波兰]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5]黄平.“中国故事”的讲法—以2011年春晚为例[J].天涯，2011（2）.
关键词：打工春晚；新工人；文化自觉；阶级意识
作者简介：尹咪（1992-），女，汉族，湖北鄂州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2
一、“打工春晚”——打工者文化诉求的舞台
“打工春晚”是迄今为止中国电视历史上唯一一台由基层劳动者自编、自导、自演的春节联欢晚会。“打工春晚”总策划孙恒说：“选拔节目有三个标准，演员必须是一线工人、节目必须是原创、必须真实反映工人群体的现实生活。”而且2015“打工春晚”的总导演许多也认为：“节目不是才艺展示，要反映工人的真实生活。主流春晚关于农民工的节目不能真实反映农民工的生活，我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真实才能打动人，所以打工春晚的節目要接地气，尽可能还原工人们原汁原味的生活。”真实表现工人们的生活，这在这些为打工者服务的群体里已经成为一种共同意识。而“打工春晚”的总策划孙恒、总导演许多及众多“打工春晚”的表演者等都是“北京工友之家”这家公益性团体的工友。这家公益性团体在成立之初便旨在为打工群体服务。
而“打工春晚”这个想法也只在2012年春节前两个月才被提出来，尽管没有华丽的服装、周全的设备，也没有大牌云集的明星、璀璨的舞台，这次晚会匆忙而简陋，但参加这次春晚的工友及群众依然兴高采烈。“打工者春晚”的声音虽然有点粗糙，他们在舞台上的动作还有些生硬，面对观众还有点局促忸怩，但这些节目来自机床轰鸣的车间、钢筋水泥脚手架，在他们工作的角角落落，是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期待用这样的方式向社会展现他们的艺术梦想，也传达他们内心文化诉求的声音。“打工春晚”，这一种与大地默契合拍的艺术心跳，与打工者诉求心心相通的“工人标准”，同样是一种艺术精粹。
二、“新工人”——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
与打工者们强烈的文化诉求相对应的是，打工者们开始以“新工人”自居。与“农民工”这样的消极被动的称呼不同的是，打工者们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主体而存在的一面，他们开始正视自己内心的对于文化层面的精神追求，他们作为文化主体的意识开始觉醒。而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三点：
（一）“农民工”一词首先与农民这一文化类型的负面内涵有关。而“新工人”之前，这一团体也经历过几个不同的称呼时期。“新工人”这一群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中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自发向城镇流动的历史进程的产物。[1]在其最初，是被称作“盲流”的存在，“盲流”即盲目流动，可见这一称谓所内含的极具歧视性的意味。而对于进入城镇的农民而言，他们已经被贴上了“二等公民”甚至是“贱民”的标签，这是城镇居民对他们的一种的歧视与排斥。其他还有一些相关词汇在特定的情形下也用来指称农民工群体，例如，民工潮、外来工、打工妹和打工仔，等等。所有这些称呼都无一例外地带有一定的文化偏见，将农民工群体描述为被排斥者、外来者或入侵者。
（二）现实原因——“新工人”不再纯粹为生存而打工。以“新工人”自居主要是指“80后”“90后”，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打工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对土地缺乏真正的依赖。汪晖说：“对于新的打工者而言，农村的家越来越趋于一个回不去的符号，城市已经成为他们的真正的归宿。”[2]不满于现状的“文艺青年”，想要通过艺术逃离庸碌的日常生活，带着成名的想象，从家乡启程前往首都，成为北漂，因此有学者指出，“他们对个人发展和自由有着更多的追求，工作变换更为频繁，对工作的忠诚度不如上一代”。[3]而不仅仅是只为生存迷失在都市里的农村打工者。
（三）新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汪晖先生那里，新工人既不能被称为农民工，“‘农民工’概念是一个从城市身份，尤其是从城市消费者的角度对新来者的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打工群体的成员构成的变化，对于新打工者而言，农村的家越来越趋于一个回不去的符号，城市已经成为他们的真正的归宿。”[3]也不能称之为工人阶级，只能称之为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一方面因为与阶级紧密相关的集体的概念在新工人这里已经消失殆尽。“工人群体的客观存在并不等同于政治性的工人阶级已经存在”“它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但是，在当代沿海的大工业生产中，无论是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还是与城市社会形成隔离的居住模式，及宿舍—车间之间往返的生存状态，工人群体间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被降至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新工人的斗争却还停留在维权阶段，一种个人化目的阶段。因此在汪晖这里，新工人只能成为新工人。
而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新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才让他们区别于“农民工”。自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中国大多数传统农民的生活，让他们离开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土地去未知的城市务工。与传统的“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他们基本上已是半个城市人。由于工业化、全球化这一社会变迁带来的机遇，这一群体能够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主动积极地掌握学习的机会，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存技能，主动地把控住他们在“市场”中的位置。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和集体应承担的责任被转嫁到个体身上，让个体被迫以单个人的力量去解决系统问题”[4]。而恰是这一原因，这一群体拥有的经济资本增多，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已经不同于他们父辈，他们开始主动地觉醒自身的阶级主体意识。
三、“打工春晚”的后续——新工人文化的自觉
就“打工春晚”而言，在2012年首届晚会普遍引起各方关注以后，其规模越办越大，舞台的扩大，经费也因此而增加，就连一些家喻户晓的明星也都通过自己的方式给予“打工春晚”关注。但是与首届晚会好评一边倒的情况不同，更多观众开始质疑，“打工春晚”如何才能不变味？在经过3届的探索后，2015年的“打工春晚”回归它的“初衷”。这种有意识地引导文化发展甚至可以称之为“文化的自觉”。更甚者这个新工人集体以他们微弱却确实业已产生的阶级主体意识来引导这种文化上的自觉。
新工人们自发组织成团体，创办自己的博物馆，抒写自己的诗歌，创作自己的歌曲，他们用自己所能够触碰到的文学、文化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文化诉求，他们拒绝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农民工”，坚持称自己为“新工人”，这是他们对自己所属阶层的一份归属感与认同感。他们不满所谓主流媒體文化对农民工形象的遮蔽、丑化和贬低，[5]他们也不需要那些虚伪的同情与刻意的人文关怀。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关于社会的话语模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下，他们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踏实地工作生活，完善自身形象，以改变社会的偏见，来确确实实地创造出一个适合广大劳动者生存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汤达琦.从春晚三十年看“新工人”称谓的变迁[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5（11）.
[2]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J].开放时代（专题：公民社会VS人民社会），2014（6）.
[3]卢晖临，潘毅.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J].社会，2014（4）.
[4][波兰]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
[5]黄平.“中国故事”的讲法—以2011年春晚为例[J].天涯，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