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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8日，第4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厦门鼓浪屿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鼓浪屿多么小，这个仅有1.88平方公里的袖珍小岛，在比例尺稍大的中国地图上不过一粒细沙；而它的历史密度又如此之大，承受住了中西文化深度碰撞交汇的巨大张力，鸡犬相闻的渔耕聚落，蜕变为海上花园国际社区、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成为20世纪中国先进生活方式的引领者；更别提那么多呼啸而过的风云人物与家族往事，历史风云的交织，让每栋老房子似乎都人格化了，默默倾诉着这座伊甸园的前世今生。
郑成功屯兵鼓浪屿
鼓浪屿这个名字，源自小岛西部一块中空的大岩石：这里日久天长被冲出一孔洞，惊涛拍岸时声若鼓鸣。郑氏家族与鼓浪屿关系密切。如今小岛东南端覆鼎岩上，矗立着一尊醒目的郑成功巨型石雕，按剑挺立，面朝台海，于1985年落成，堪称小岛新地标。
1644年，大明王朝穷途末路之际，郑家父子拥立隆武政权，随后隆武帝被清军擒杀，郑成功母亲抵抗清军自杀而死……国仇家恨，让郑成功烧掉儒冠儒服，发誓终生抗清。鼓浪屿日光岩有一处“龙头山寨遗址”，便是当年郑成功在山上屯兵扎寨之所，现存一座石砌寨门。
鼓浪屿的发展，在郑氏家族与清王朝的争战结束后中断。清朝对海洋和民众的控制不比明朝宽松多少，鼓浪屿活力无存，仅在内厝澳、鹿礁、“岩仔脚”（即日光岩麓）栖居约百来户人家。小岛回归寂寞，两百多年间长期被作为墓葬之地，“厦之无茔地者，每葬于此”。直到1841年突至的炮火，惊破它荒草萋萋的寂寥。
洋人带来面貌一新
1841年8月26日，一支由36艘战舰与运兵船、2500余名士兵组成的英国舰队直扑厦门湾，顿时炮声震天动地。鼓浪屿上虽设有大炮，但基本没有杀伤力，只能用于报警。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厦门是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英国人喜欢这里，称它是“厦门的钥匙”。除了风景优美，英国人麦克华森《在华两年记》中写道，鼓浪屿岛民“对欧洲人的风俗习惯比广州商人更加熟悉。他们能够列举东印度群岛的物产和讲述许多地方的政府，如数家珍……”这种见识让初次登岛的英国人大吃一惊。
这是因为闽南百姓一直有出洋务工的传统，鸦片战争前的《厦门志》记载厦门人“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虽受海禁政策压制，但也不是完全闭塞。鼓浪屿这座小岛，坐落在帝国的天涯海角，远离主流政治，岛民们从四面八方辗转流落到这座小岛上，初衷都是为着谋生存、求发展，而不是为着和人一较高低的。这种人口特点使得他们在对待外来事物方面，往往表现出一种宽容豁达的态度。
1878年英、德领事发起组织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鼓浪屿的近代城市建设亦由此开端。洋人的到来，从医疗、教育、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方方面面重塑了小岛的面貌与气质。
从19世纪末开始，洋人们引入的新鲜事物就在鼓浪屿出尽风头：1860年岛上便出现了游艺场，可以打网球、板球、曲棍球。据一位英国人回忆，1878年他第一次到鼓浪屿，就看到教堂里有人在弹风琴了。鼓浪屿人学会了演奏钢琴、风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音乐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厦门第一支足球队，第一次运动会，第一次放映电影，第一次将摄影术引入中国，都发生在这里，可谓领潮流之先。
华侨掀起建设高潮
洋人拉开了鼓浪屿发展的序幕，但鼓浪屿真正的市政建设高潮，是在20世纪初华侨回国潮之后。
华侨们之所以选择鼓浪屿，大概因为这个小岛是动荡年代相对平稳的“桃花源”。这里是公共地界，各种势力都在这里保持中立，不敢造次。岛上有陈国辉、张毅等闽南著名土匪的私宅，也有如福建督军孙道仁等辛亥革命后的失意官僚在这里韬晦养老；革命家林祖密还在鼓浪屿成立“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1926年以后，共产党也在鼓浪屿开展过地下活动，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设在鼓浪屿。有人形容，出了岛剑拔弩张的死对头，等回到鼓浪屿，都暂时放下恩怨，即使路上碰见也各行其道。
这样的“避风良港”，使得华侨敢于在此大手笔投资。“20世纪30年代初的鼓浪屿，成为全中国乃至世界上企业总部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有外国人写道，当时世界只知Kuloosu（鼓浪屿），而不知Amoy（厦门）。鼓浪屿的房地产业迅速兴起：岛上现存的1100多幢近现代建筑，绝大部分建于这一时期，70%以上是归国华侨和漳州泉州两地的富商所建。
1938年5月13日，日军侵占厦门，宁静时光被搅乱，大批难民涌入鼓浪屿。鼓浪屿原有居民3万余人，十余天后，人口陡然激增了10余万人。鼓浪屿人面对危机迅速做出反应：先后设立了53处收容所，统一供应米粥；工部局与粮商协商，采办大米，杜绝哄抬粮价；治安实施保甲制，发现不良分子及时申报；当时海上航道被封锁，岛内便选择偏僻地段作为垃圾临时掩埋场所，医师主动开展义务诊疗，在卫生条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鼓浪屿没有爆发任何群体性流行病。不得不说这场危机考验，鼓浪屿交出了一份高素质的答卷。
遗产保护是条更长更远的路
申遗成功那天，鼓浪屿的老居民们举办了一场家庭音乐会，大家一边弹奏乐器，一边唱起了《鼓浪屿之歌》。
对于鼓浪屿本身而言，9年的申遗就像一场漫长的恋爱，公布结果时的极度兴奋冷却后，它需要面对的是遗产保护这条更长更远的路。作为居民社区，鼓浪屿是一个生活场所，它能够从各个层面体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交流，“希望这个岛延续生活空间的功能。除此之外，不同街区保留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色，还有不同文化下碰撞出来的产物比如建筑园林等，以及这里开放、包容的状态和对艺术的追求，都是需要去保护的宝贵财产。”得知申遗成功后，各界对鼓浪屿今后如何发展达成了初步共识。
鼓浪屿是一个历史国际社区，如何让这个社区活起来，如何在社区和旅游景区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答案只有三个字：修、管、用。
修，涉及人力、材料、工艺的问题。鼓浪屿在申报期间成立了风貌建筑工匠研修基地，目前研修基地已经聘用了10位老工匠。“我们希望这些老建筑的材料都能找到生产厂家，用工艺再造，来确保我们的文化遗产即使是进行局部修复后也能让历史信息得到保存与再现。”申遗咨询团队的成员董启农说。
管，同样是从多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对城市进行管理，发展旅游后，旅游景区和居住社区是有矛盾的，尤其在游客数量没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确实给居民带来了困扰，物价被抬高了，安静的环境也没有了。之前游客和居民共用一个码头时，很多居民都觉得交通压力很大。后来鼓浪屿推行了把游客用和居民用的码头分开，限制上岛游客人数等措施，使这些矛盾得到了很大缓解。其次是一些低俗的商业店名不利于鼓浪屿的文化氛围与对外声誉，需要利用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和政府“以奖代补”的政策引导商业机构，让它们更契合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气质。最重要的是对遗产要素的监测和管理。申遗咨询团队的成员蔡松荣认为，文化遗產的最高境界就是保持原样，所以最关键的就是做好预防。
用，指的是鼓浪屿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既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完整记录，对市政设施、平价超市、老旧线路、消防系统等进行更为便民的改造和完善；又要对修缮后的遗产核心要素进行长远规划。目前，鼓浪屿正准备实施一个“全岛博物馆”计划，主题展馆已经开始建设。
一个孤悬海中的小岛，最初被迫以开放的姿态应对时代风云，而它又让人看到，一旦敞开怀抱拥纳世界，又能汇聚成怎样惊人的力量，将世界联通于一身。我们期待着，这座与众不同的小岛，今后还有怎样的发展与变化。
鼓浪屿多么小，这个仅有1.88平方公里的袖珍小岛，在比例尺稍大的中国地图上不过一粒细沙；而它的历史密度又如此之大，承受住了中西文化深度碰撞交汇的巨大张力，鸡犬相闻的渔耕聚落，蜕变为海上花园国际社区、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成为20世纪中国先进生活方式的引领者；更别提那么多呼啸而过的风云人物与家族往事，历史风云的交织，让每栋老房子似乎都人格化了，默默倾诉着这座伊甸园的前世今生。
郑成功屯兵鼓浪屿
鼓浪屿这个名字，源自小岛西部一块中空的大岩石：这里日久天长被冲出一孔洞，惊涛拍岸时声若鼓鸣。郑氏家族与鼓浪屿关系密切。如今小岛东南端覆鼎岩上，矗立着一尊醒目的郑成功巨型石雕，按剑挺立，面朝台海，于1985年落成，堪称小岛新地标。
1644年，大明王朝穷途末路之际，郑家父子拥立隆武政权，随后隆武帝被清军擒杀，郑成功母亲抵抗清军自杀而死……国仇家恨，让郑成功烧掉儒冠儒服，发誓终生抗清。鼓浪屿日光岩有一处“龙头山寨遗址”，便是当年郑成功在山上屯兵扎寨之所，现存一座石砌寨门。
鼓浪屿的发展，在郑氏家族与清王朝的争战结束后中断。清朝对海洋和民众的控制不比明朝宽松多少，鼓浪屿活力无存，仅在内厝澳、鹿礁、“岩仔脚”（即日光岩麓）栖居约百来户人家。小岛回归寂寞，两百多年间长期被作为墓葬之地，“厦之无茔地者，每葬于此”。直到1841年突至的炮火，惊破它荒草萋萋的寂寥。
洋人带来面貌一新
1841年8月26日，一支由36艘战舰与运兵船、2500余名士兵组成的英国舰队直扑厦门湾，顿时炮声震天动地。鼓浪屿上虽设有大炮，但基本没有杀伤力，只能用于报警。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厦门是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英国人喜欢这里，称它是“厦门的钥匙”。除了风景优美，英国人麦克华森《在华两年记》中写道，鼓浪屿岛民“对欧洲人的风俗习惯比广州商人更加熟悉。他们能够列举东印度群岛的物产和讲述许多地方的政府，如数家珍……”这种见识让初次登岛的英国人大吃一惊。
这是因为闽南百姓一直有出洋务工的传统，鸦片战争前的《厦门志》记载厦门人“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虽受海禁政策压制，但也不是完全闭塞。鼓浪屿这座小岛，坐落在帝国的天涯海角，远离主流政治，岛民们从四面八方辗转流落到这座小岛上，初衷都是为着谋生存、求发展，而不是为着和人一较高低的。这种人口特点使得他们在对待外来事物方面，往往表现出一种宽容豁达的态度。
1878年英、德领事发起组织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鼓浪屿的近代城市建设亦由此开端。洋人的到来，从医疗、教育、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方方面面重塑了小岛的面貌与气质。
从19世纪末开始，洋人们引入的新鲜事物就在鼓浪屿出尽风头：1860年岛上便出现了游艺场，可以打网球、板球、曲棍球。据一位英国人回忆，1878年他第一次到鼓浪屿，就看到教堂里有人在弹风琴了。鼓浪屿人学会了演奏钢琴、风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音乐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厦门第一支足球队，第一次运动会，第一次放映电影，第一次将摄影术引入中国，都发生在这里，可谓领潮流之先。
华侨掀起建设高潮
洋人拉开了鼓浪屿发展的序幕，但鼓浪屿真正的市政建设高潮，是在20世纪初华侨回国潮之后。
华侨们之所以选择鼓浪屿，大概因为这个小岛是动荡年代相对平稳的“桃花源”。这里是公共地界，各种势力都在这里保持中立，不敢造次。岛上有陈国辉、张毅等闽南著名土匪的私宅，也有如福建督军孙道仁等辛亥革命后的失意官僚在这里韬晦养老；革命家林祖密还在鼓浪屿成立“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1926年以后，共产党也在鼓浪屿开展过地下活动，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设在鼓浪屿。有人形容，出了岛剑拔弩张的死对头，等回到鼓浪屿，都暂时放下恩怨，即使路上碰见也各行其道。
这样的“避风良港”，使得华侨敢于在此大手笔投资。“20世纪30年代初的鼓浪屿，成为全中国乃至世界上企业总部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有外国人写道，当时世界只知Kuloosu（鼓浪屿），而不知Amoy（厦门）。鼓浪屿的房地产业迅速兴起：岛上现存的1100多幢近现代建筑，绝大部分建于这一时期，70%以上是归国华侨和漳州泉州两地的富商所建。
1938年5月13日，日军侵占厦门，宁静时光被搅乱，大批难民涌入鼓浪屿。鼓浪屿原有居民3万余人，十余天后，人口陡然激增了10余万人。鼓浪屿人面对危机迅速做出反应：先后设立了53处收容所，统一供应米粥；工部局与粮商协商，采办大米，杜绝哄抬粮价；治安实施保甲制，发现不良分子及时申报；当时海上航道被封锁，岛内便选择偏僻地段作为垃圾临时掩埋场所，医师主动开展义务诊疗，在卫生条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鼓浪屿没有爆发任何群体性流行病。不得不说这场危机考验，鼓浪屿交出了一份高素质的答卷。
遗产保护是条更长更远的路
申遗成功那天，鼓浪屿的老居民们举办了一场家庭音乐会，大家一边弹奏乐器，一边唱起了《鼓浪屿之歌》。
对于鼓浪屿本身而言，9年的申遗就像一场漫长的恋爱，公布结果时的极度兴奋冷却后，它需要面对的是遗产保护这条更长更远的路。作为居民社区，鼓浪屿是一个生活场所，它能够从各个层面体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交流，“希望这个岛延续生活空间的功能。除此之外，不同街区保留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色，还有不同文化下碰撞出来的产物比如建筑园林等，以及这里开放、包容的状态和对艺术的追求，都是需要去保护的宝贵财产。”得知申遗成功后，各界对鼓浪屿今后如何发展达成了初步共识。
鼓浪屿是一个历史国际社区，如何让这个社区活起来，如何在社区和旅游景区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答案只有三个字：修、管、用。
修，涉及人力、材料、工艺的问题。鼓浪屿在申报期间成立了风貌建筑工匠研修基地，目前研修基地已经聘用了10位老工匠。“我们希望这些老建筑的材料都能找到生产厂家，用工艺再造，来确保我们的文化遗产即使是进行局部修复后也能让历史信息得到保存与再现。”申遗咨询团队的成员董启农说。
管，同样是从多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对城市进行管理，发展旅游后，旅游景区和居住社区是有矛盾的，尤其在游客数量没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确实给居民带来了困扰，物价被抬高了，安静的环境也没有了。之前游客和居民共用一个码头时，很多居民都觉得交通压力很大。后来鼓浪屿推行了把游客用和居民用的码头分开，限制上岛游客人数等措施，使这些矛盾得到了很大缓解。其次是一些低俗的商业店名不利于鼓浪屿的文化氛围与对外声誉，需要利用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和政府“以奖代补”的政策引导商业机构，让它们更契合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气质。最重要的是对遗产要素的监测和管理。申遗咨询团队的成员蔡松荣认为，文化遗產的最高境界就是保持原样，所以最关键的就是做好预防。
用，指的是鼓浪屿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既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完整记录，对市政设施、平价超市、老旧线路、消防系统等进行更为便民的改造和完善；又要对修缮后的遗产核心要素进行长远规划。目前，鼓浪屿正准备实施一个“全岛博物馆”计划，主题展馆已经开始建设。
一个孤悬海中的小岛，最初被迫以开放的姿态应对时代风云，而它又让人看到，一旦敞开怀抱拥纳世界，又能汇聚成怎样惊人的力量，将世界联通于一身。我们期待着，这座与众不同的小岛，今后还有怎样的发展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