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不斷实现了中国化过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要不断克服现实困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主动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推进中国化历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4-0086-06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社会变迁产生了极大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断与中国历史和实践相结合,不断实现中国化,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站在新时代,我们要积极克服困境,敢于超越,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
一、问题的起源
19世纪30-40年代,面临巨大的社会动荡不安,许多学者思考社会秩序、社会团结、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等问题。其中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明确提出了社会学的概念,并指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的学问,主张社会学包含研究社会秩序的“社会静力学”和研究社会变迁的“社会动力学”。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团结问题,强调要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而韦伯则强调社会现象的特殊性,要解释性的理解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社会学概念,甚至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进行过批判,但是我们不能说马克思没有社会学思想,更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思想。笔者认为分析一个思想家或学派是否具备某方面的思想,不能简单机械地看他(们)是否明确使用某个概念,而要看他(们)是否系统分析过、论述过、阐述过相应的问题。就马克思而言,事实上他高度关注社会问题、思考社会发展出路和人类解放途径。而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虽然社会学的定义可能有多种,但是大家公认的是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秩序与社会变迁、社会矛盾与社会整合、分工与团结、行动与结构等问题,而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大量的关于这些问题的系统而深邃的思考。马克思也因此与涂尔干、韦伯并列为社会学古典三大家,而有的学者主张社会学家最符合马克思的身份,“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上”,[1]10“马克思是社会学历史领域中的达尔文”。[2]122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坚持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分析社会问题,看待社会发展,主张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强调阶级分析,注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提出了“两个必然”思想,把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为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从根本上说具有社会学性质”。[3]4-7
那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主要研究什么问题呢?李永胜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重在研究人类社会结构、阶级、集团等问题,“研究社会历史的变迁与发展规律的科学”。[4]55-59钟金洪认为,“主要研究社会有机体及其构成部分的结构、功能、运行和变化的一般规律”。[2]3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则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的通称”。[5]332郑杭生教授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为两种形态,即“革命批判性形态”和“维护建设性形态”。
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并由后继者所继承和发展的,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系统研究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社会行动与社会变迁等问题的社会学学说的通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开放的,应该与不同国家的实际相结合,逐步实现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伴随着革命、建设、改革的步伐,也将逐步实现历史演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学形态,具有自身的一些鲜明特征,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等,具有科学性、革命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等特征,将人类解放作为理论追求,“主张不仅要批判旧世界,而且还有建设一个新世界”。[6]15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其它社会学的不同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鲜明的价值追求,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注重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冲突、社会革命、社会发展等宏大问题,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追求全人类的解放。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演进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便积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李大钊、李达、瞿秋白、毛泽东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行者,他通过《新青年》和《晨报》副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译文等,强调社会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强调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如他对社会童工问题、社会自杀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李大钊还在北京高校开设了一些课程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如他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等课程,在女高师则讲授了《社会学》等课程,“李大钊不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7]93-96
李达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他撰写了《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其中他在《现代社会学》中强调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和研究社会,他批判了社会契约说、社会生物说等对社会本质的界定,主张社会的本质是生产关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界定了社会学的使命,研究、预测社会进化,促进社会发展。而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则是李达撰写的一本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著作,“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整体性教材体系”。[8]7他在著作中对西方社会学流派进行了批判,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政治立场。
瞿秋白曾经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并兼任社会学系主任,季甄馥认为瞿秋白在《现代社会学》著作中,“初步建构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理论体系”。[9]48-54当时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主要传授的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原理,致力于培养无产阶级的社会学人才,致力于认识和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一生都在积极学习研究和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积极倡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他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社会阶级状况、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阶段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他高度关注社会问题,强调调查研究,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所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蕴含着丰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10]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鞭笞旧社会存在的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初步实现了中国化。正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当时中国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问题,看清楚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所在,找准了革命的对象、动力、依靠力量等关键问题,成功动员穷苦百姓起来反对三座大山,最终建立新中国,促进了中国革命发展、社会进步,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演进。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当时对社会学性质、功能、作用等认识的偏颇,全国高校的社会学系在始于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中被撤销或合并到其他专业中去,社会学教师都转到其他学科中去发展。从此社会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不仅西方社会学理论被拒斥于国门之外,而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也无人敢提”。[11]124-131五十年代,费孝通等学者想为恢复社会学作一些努力,但是遭到批判和打击,这种局面导致了社会学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历史的长期中断。
社会学被取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受到苏联的影响,斯大林把社会学排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外的做法必然对我国当时思想状况和高等教育产生影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关系存在模糊认识,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代替社会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后,不存在社会问题了,而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问题,这样就不需要社会学了;错误地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科,而我们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辩证看待社会学的发展、价值、意义等等。这导致社会学在中国中断了20多年,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学术界及时了解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动态,同时,也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虽然自上个世纪50年代初和7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被中断了,这种局面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进程受到一定影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时期虽然社会学作为学科和专业在中国大陆不存在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一個特别突出的表现便是毛泽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些和研究当时中国社会运行、社会发展、社会矛盾等问题,形成了一些著名的篇章,其中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光辉。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经济社会运行情况、社会矛盾状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为新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是毛泽东将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结合新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进行的卓越探索,“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的锋芒来自于毛泽东对社会运行与国家发展的科学分析。”[12]87-89他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看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毛泽东高度重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调查研究的方法,注重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社会矛盾、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等问题,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诉求,这与西方社会学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毛泽东研究、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学,是不能用西方及经院社会学理论来规范的”,[13]1-7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化进程”。[11]114
(三)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学中国化
邓小平以巨大勇气和智慧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他十分重视思想解放、理论建设工作,他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舆论保障。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4]180-181邓小平亲自为社会学的恢复和发展进行呼吁,这对于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社会学今天的局面”。[15]1
同时,邓小平丰富的人生阅历、革命经历、领导艺术,促进他自身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有着十分深刻的思考,“邓小平理论中确实包含着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思想”。[16]23-30如社会发展阶段论、渐进式改革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论、“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关系等等,都是他在深入观察和思考世界历史发展,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并以开放的视野和辩证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发展成绩的基础上,做出的伟大而科学的判断,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宝贵思想和实践经验,是他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紧密起来的思想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结出来的硕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17]84-87江泽民也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出“四个同等重要”思想,强调既要重视自然科学,也要高度重视社会科学。他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要重视社会学的发展,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2003年曾经撰文指出,江泽民在进入21世纪较短的时间里就三次在讲话中强调要重视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陆学艺认为,“社会学将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18]3-4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对党执政能力建设,对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执政基础等问题深入思考和总结,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以及对党的建设的系统思考、探索、总结,是在邓小平推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础上实现的新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学思想”,[6]356江泽民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进程成功地推向了二十一世纪。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期间更是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为了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胡锦涛曾经专门征求了社会学界的意见和建议。2005年2月,胡锦涛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候,邀请著名社会学家李培林和景天魁就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进行了讲解,胡锦涛指出和谐社会建设为社会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19]53-56景天魁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就是研究和谐杜会起家的”。[20]21-23著名学者陆学艺也曾经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学”。[21]19-22胡锦涛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包含着社会结构思想、社会秩序与整合思想、社会冲突化解思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思想,体现了追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协调发展思想,来源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又对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现实困境
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社会学中断了二十多年,导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社会学得以迅速恢复和较快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得不尽人意,显得比较薄弱,大量社会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学者不多,成果较少。所以,著名社会学学者刘少杰教授指出,社会学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令人感到有些清冷低沉。
事实上,社会学重建的历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都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注、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积极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体系逐步形成,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濤和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发展动力、社会矛盾化解、和谐社会构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重要思想里面,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结构、变迁、改革等问题,“已经直接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增添了丰富的新内容”。[11]124-131
学术界应加强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然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得很不够,成果显得比较薄弱。一是理论认识上存在模糊。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社会学研究不要持有价值立场,不关注和关心政治问题,仅仅关注一些微观的具体问题;有的过于强调以西方社会学研究范式为准,在概念、方法、程序等方面都以西方社会学为准,亦步亦趋;有的对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中国化存在质疑倾向,或者拘泥于经典作家的具体词句和论断。二是学术研究中重视不够。社会学恢复以来,社会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社会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得很不够,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成果较少,如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数量很有限,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稿》(常向群,1992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高平主编,1997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钟金洪,2001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郑杭生、刘少杰主编,2006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也比较有限。
出现这种局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社会学学科双向发力、相向而行不够有关,要促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一方面社会学界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建设;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应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梳理、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阐述,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
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发展前景
(一)习近平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
习近平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他在“5.17”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建设。著名学者李培林教授指出,学习领会习近平讲话精神,中国社会学应该具有历史担当,要有问题导向,要对我国当前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理论阐述;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李友梅教授认为习近平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学强调要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根本出发点”。[22]19-22著名学者宋林飞则指出社会学要在学习领会习近平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进一步突出实践意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加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研究,注重标示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增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23]10-26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社会学发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社会学家在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自觉。胡乔木曾经对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明确指出社会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等同起来,两者不可以划等号。奉命重建社会学的著名学者费孝通强调社会学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24]361主张社会学要植根于中国土壤,面向中国实际,服务人民群众,社会学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著名社会学者洪大用也强调指出,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道路上要加强对西方社会学的反思批判,加强对社会学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和领会,要有意識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社会实践中大问题,增强理论自觉,中国特色社会学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区别于其他社会学的根本标志”。[25]1-1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学要实现新的发展,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现中国化,社会学必须有历史担当和理论自觉,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中国社会学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这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现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思想”,[26]13-19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等,都是习近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认识当代中国变化做出的系统思考、周密部署、科学安排,是对中国如何向前发展做出的系统部署,也是关于中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整体性部署和科学布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社会学界都应该对习近平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并在习近平思想的指引下促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取得新发展。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提供了实践土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入了新时代,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成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和需要着重解决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就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进行了全方位的安排部署,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七大战略的实施,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三大攻坚战的推进,必将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等实现新变化新发展,这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提供丰厚的实践土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两大学科要有历史担当和理论自觉,一方面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演变进行认真梳理和研究,同时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进行科学的阐述和回答,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现新发展。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理论界都在举行各种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活动,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关的信息值得关注。一是2018年4月份全国首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中心在南开大学成立,该中心旨在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础理论、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新理论及应用加强研究;二是2018年4月份在北京举行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历史发展和实践创新的学术研讨会,作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年的重要纪念活动,研讨会吸引了8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专家就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内涵、方法、演变、价值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三是不少刊物,如《社会学研究》等刊物都开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栏目,刊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成果,相信这些动向和举措将激励更多的学者关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投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历程,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不断取得新突破新发展。
注 释:
[1]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钟金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年。
[3] 赵轩、魏书胜、李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社会学视野》,《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年第8期。
[4] 李永胜:《社会工程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式》,《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年第1期。
[5]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郑杭生、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7] 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8] 王劲松:《毛泽东社会学理论初探》,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9] 季甄馥:《略论瞿秋白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
[10] 陈汉良:《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11] 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与机遇》,《江海学刊》,2008年5期。
[12] 周全德:《刍论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学习与实践》 ,2007年第11期。
[13] 周一平:《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 期。
[14] 鄧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5] 丁水木:《世纪伟人对社会学的贡献》,《社会》,1999年第3期。
[16] 郑杭生:《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3期。
[17] 岑燕坤:《论邓小平的社会学思想》,《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18] 陆学艺:《社会学将进入大发展的黄金时期》,《甘肃社会科学》, 2003年第4期。
[19] 余玮:《李培林:深度透视和谐中国》,《中国人才》,2006年第23期。
[20] 吴志菲:《景天魁:探索社会和谐的奥秘》,《人才开发》,2011年第8期。
[21] 陆学艺:《社会学的春天和社会学家的任务》,《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22] 李友梅:《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若干思考》,《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
[23] 宋林飞:《增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
[24] 高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25] 洪大用:《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质与方向》,《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26] 吴怀连:《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探索》,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