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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SpaceX设计并建造的星舰飞船原型机SN-10降落后发生爆炸,引发广泛关注。这已经不是星舰原型飞船第一次在实验中发生爆炸了。但那又怎样,马斯克是不会放弃对太空的探索,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也不会止步。因为在人类探索宇宙的征途中,从来就没有什么坦途,正如中国的火星探测也是从无到有,攻克重重难关,在不折不挠的探索过程中实现成功的。
2020年7月23日,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一天,这天我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在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
当人们为此欢欣鼓舞时,这项重大任务的“主帅”却已不在人世。
2020年5月20日,中科院院士、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首席科学家万卫星在京病逝,享年62岁……
2020年5月20日晚上,一场暴雨毫无征兆地倾盆而下。21点38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火星探测计划首席科学家、空间科学与行星物理学家万卫星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62岁。
大弟子丁锋又想起了4月底的那一天。当时万卫星刚刚拔掉呼吸机的管子,病情稍有稳定,气息还很微弱。丁锋去医院看他,他只轻轻说了句“7月份”,然后便是一声叹息。
丁锋没有接话。但他心里清楚,老师说的是中国火星探测器发射的日子。“我们都知道他最想看到的就是火星探测器上天,可他从没说出来。他是那种特别照顾别人情绪的人,怕给大家留下心理负担。”
万卫星的一生,虽然做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大事,但私下里却不是一个喜欢表露情绪的人。如今这声淡淡的叹息,听起来是那样令人心碎。
继承衣钵
万卫星的生命在探测器上天的2个月之前,戛然而止。
对40多年的老友宁百齐来说,这令人扼腕的一幕,仿佛26年前的悲伤记忆在重演。
从大学时代起,宁百齐和万卫星就是同学,一起读书、工作,又一起从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来到北京。
1994年,万卫星和宁百齐一起陪同导师李钧院士出差。李钧因有心脏病史且身体不适,选乘了软卧车厢,两个学生则为节约经费坐在硬座。
晚上,广播突然响起:软卧车厢有乘客心脏病发。两人心知不祥,赶紧冲向导师的车厢,果然看到李钧已经深陷病痛之中。虽经尽力抢救,却依然回天乏术。
“李先生是64岁走的。可谁能想到,老万比他还年轻。”宁百齐声带哽咽。
当年李钧去世时,正是课题组发展的关键时刻。悲痛之余,万卫星扛下了老师未竟的事业,立志为中国的空间科学打开一片新天地。
2004年,由于学科调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地球所)时任所长丁仲礼和副所长朱日祥邀请下,万卫星携整个团队来到北京,加入地质地球所。
到北京后,万卫星越来越忙。宁百齐半开玩笑地抱怨:“以前我们天天在一起,现在我都见不着你!”
“无关的事我不管,可这些都是‘有关’的事啊。”万卫星好脾气地解释。
其实,作为一个老牌的地学科研机构,当时的地质地球所正面临着学科发展上的“瘸腿困境”:地球物理学原本包括两个二级学科——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但长期以来,空间物理学的发展不是很好。
万卫星团队到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改造了当时岌岌可危的地磁子午观测台链。
北起漠河、南至三亚的地磁子午观测台链,是我国重大科学工程“子午工程”的重要依托平台,但由于缺少学科带头人,多年来发展得极为艰难。
特别是位于祖国最北端的漠河站,在最低温度可达零下50℃的苦寒之地,不仅需要有人值守,还时不时得派北京的工作人员去检测维修。
“这成了大家眼里的鸡肋。”当时主管台站的朱日祥说,“放弃吧,这些台站的科学意义确实非常重大;留着吧,又没人能把它们用好。”
万卫星团队力挽颓势,改造出了具有地磁、中高层大气和电离层多种国际先进手段的空间环境综合观测子午台链,有力支撑了地质地球所地磁与空间物理学科的发展。
而后,万卫星又主持建设了三亚大型相控阵非相干散射雷达项目,立志为中国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空間探测设备;由他牵头重组的中科院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也迅速成长为跻身国际前列的研究平台。
当然,还有举世瞩目的中国火星探测计划。
“天问”问天
4月26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来到解放军302医院。在万卫星的病床前,邵鸿告诉他,火星探测项目有名字了——“天问一号”。
万卫星露出了微笑。
2000多年前,屈原写下《天问》长诗。170多个问题,从天地初分、日月星辰,一路问到历史兴衰、苍生社稷。如今的中国科学家,终于要把那些凝聚着集体智慧的科学问题,递交到苍穹深处。 手牵子午、目探火星、守地巡天、叩问青冥——如果万卫星是科幻电影里的主人公,不知会有多么炫目的人生。
但生活中的他太平凡了,质朴的穿着、敦厚的性格,仅有的标志是弯弯的眉弓和笑眼。因为很少在媒体上曝光,即便是天文爱好者,也大概率认不出他的名字和面孔。
跟同事在一起,他就只谈工作,不问其余。甚至直到去世后,魏勇才从他儿子口中得知,万老师和自己是同一支球队的铁杆球迷。
足球、排球、围棋、桥牌、《动物世界》……家人历数万卫星生前的种种爱好,让陪伴他多年的同事都惊讶不已。
像每一个普通人那样,万卫星会省吃俭用买一台心仪已久的照相机,也会熬夜看球赛,甚至跟儿子抢夺遥控器;家里的书柜上,摆满了他喜欢的历史书籍……
但从2004年来到北京后,工作骤然繁忙,他留给这些爱好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他的球友都在武汉,北京一个也没有。”
死则又育
万卫星幼年丧父,母亲一个人把他和三个姐姐拉扯大。1977年恢复高考,他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赛中脱颖而出,跳出“农”门——历经无数艰难坎坷,终于成长为中国空间科学和行星物理领域不可多得的大家。
“国家是要把他当帅才用的。”叶大年院士说,“现在正要‘帅’呢,可惜……”
万卫星留下的遗憾,太多太多了。
如今,火星探测计划蓄势待发、三亚非相雷达即将竣工,无数的蓝图待展,主帅却已不在。
斯人已去。万卫星梦想中的那条中国特色行星科学强国路,还好走吗?
“放心,一切都在正轨。”他的学生说。
“请放心,自有后来人。”他的同事说。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这是屈原《天问》的第十七问:月亮何德何能,消亡之后,又能化育新生?
过去数十年间,万卫星培养出了一支国际水准的年轻团队。地质地球所的“80后”研究员,有1/3来自他的团队。
丁锋继续深耕重力波研究,以超越年龄的成熟和稳重,让团队平稳运行;
魏勇2015年成为地学领域首位80后“杰青”,现担任中国科学院A类先导“鸿鹄专项”首席科学家,继续投身于我国行星科学一级学科建设;
任志鹏31岁创下“优青”最小年龄纪录,领衔开发出国内迄今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球电离層—热层耦合模型,并初步拓展到火星和金星;
乐新安归国后,接任万卫星的学科组长,和几位年轻人一起继续着非相干雷达的征程……他的近百名毕业生,每人的专业都有所不同。
当学生接过万卫星留下的旗帜时,发现早已是旌旗遍野,猎猎飘扬。
当初万卫星来到这个以固体地球物理为传统优势的研究所,开辟出空间科学与行星物理学的一片天空,地质地球所所长吴福元院士曾打趣他:“我们大部分人都在地上,而万老师在天上。”
“万老师在天上。”
这句话,于今念起,悲欣交集。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