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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发生已半月有余，马来西亚政府于3月24日宣布客机已坠毁于南印度洋。不过，客机残骸未见，事件原因不详，种种谜团尚待解开。无论最终结局如何，此事都将成为中国安全领域的标志性事件。
此次事件充分体现出，在综合国力迅速增长的今天，虽然中国已在加强应对各种安全挑战的准备，但由于人员、资本和信息对外交流迅速增加、海外利益急剧扩展，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将更多、更复杂甚至更微妙。
第一反应值得称道
在马航事件刚刚发生后，中国有关部门的第一反应，确实体现出近年来国家的进步。
3月8日客机失联事件，直接给中国带来了两个安全领域的问题：首先，有154名中国公民失踪；第二，由于MH370是吉隆坡至北京的航班，因此这意味着飞向北京或中国其他大城市的民航航班可能存在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
就此，中国方面迅速作出了第一反应。根据马来西亚方面最初提供的消息，中国派遣了多艘军舰、政府公务船只以及多架飞机，在越南以南泰国湾水域进行搜救。从反应速度、行动力度来看，此次“第一反应”值得称道。
3月8日，在飞机失联消息确认后的同时，中国交通部就于当天10点30分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当天接近中午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临时结束“两会”记者会，返回主持部际联席会议；当天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就此事作出批示；次日中午，中国首艘搜救船只“海警3411”到达越南南部海域。
至3月14日，也就是路透社发布消息称“马航飞机失联后又飞向安达曼海”的这一天，中国已有8艘舰船和5架直升机在这片海域搜救100小时以上，还出动了2艘大型电子侦察机穿过越南领空进行搜寻，在轨道上调动了10颗卫星参与搜索和通讯……这一系列行动，涉及中国政府各个部门以及军队，涉及复杂的指挥、协调和保障工作。能够有这样的时效性，说明平时有一定预案准备，且执行时效率很高。
同时，此次行动的“硬件”也得益于近年来的进步。例如，参加搜救的4艘军舰均为最近10年以内服役的新舰，舰龄最新的“井冈山”舰是2011年服役的。同时，“井冈山舰”和“昆仑山舰”也是中国海军除“辽宁舰”之外吨位最大的战斗舰艇。又如，在南印度洋发现疑似物体的“高分一号”卫星是2013年才发射入轨的。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近年来的硬件建设，事发后中国很可能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海外安全面临新挑战
但是，随着马航事件的复杂化和长期化，可以看出，当前形势已对中国的海外安全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首先，周边地区的情报信息的收集、分析和整合能力亟待加强。
情报信息是一国采取重大行动的必须前提，不掌握准确的情况，往往会造成“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的后果。此次马航事件事出复杂，造成各国均面临“情报迷雾”，不仅分散了救援力量，而且耽误了事发后初期原本可以采取其他行动的宝贵时间。
同时，情报信息的分析与整合，成为此次事件的要点所在。西方媒体机构（其实质是背后发声者）通过飞机发动机上传信息等“片段”信息，分析出事件重要情节，并推断出飞机大致去向。这不仅显示了其硬件技术的优势，也体现了各个行业善于利用情报信息的能力。
今后，周边地区将成为中国安全事务重要依托，也将是主要的出境人员去向地、投资去向地和贸易对象，加强在周边地区的情报信息收集能力，加强对情报信息的后期分析和整合能力，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当务之急。
第二，国际协调合作的能力、机制建设需及早推进。
此次事件不仅涉及马来西亚和中国，还涉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在与这些国家协调和合作的过程中，“能力”与“机制”成为重要的关键词。
在能力方面，中国在有些国家工作基础良好，事发后协调沟通顺畅，合作十分顺利。而在有些国家就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困难。这其中不仅有双边关系大气候的问题，也有具体部门、具体国别、具体时段工作质量的问题。若以细节来说，相关部门是否储备了足够的小语种人才，是否给予业务队伍以足够的海外历练，对某些平时不太“显眼”的国家是否给予了应有重视？这些都是需要总结和反思的。
而在机制方面，值得总结的东西也不少。南中国海的交通和安全意义今后必将更加重要，中国是否应当牵头或建议各方成立这一区域的搜救和海上安全机制？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是否应当在南中国海为更多国家提供“海上安全”等公共产品？
另外，从此次事件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需要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有效的（而非形式上的）信息交流机制和联合行动机制，此类机制需要双方建立充分的信任，需要有磨合的过程，因此应当及早着手，以求早日见效。
第三，相关硬件建设仍需加强。
如前所述，此次事件后中国的“第一反应”体现了近年来国家硬件建设的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在事件长期化、复杂化之后，也显示出中国硬件力量的“短板”。
以海上力量为例，中国海军目前在海外有亚丁湾护航、叙利亚化武护航等任务，还要执行日常的训练和战备任务。此次抽调4艘军舰参加搜救行动，尚不至于“捉襟见肘”，但如果遇到更大规模的突发事件，或未来在海外需要同时执行多个长期任务，现有的舰艇数量并不宽裕。
在飞机方面，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此次均出动了专用的P-3C或P-8等型号巡逻机搜索MH370。但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目前尚未装备类似巡航能力的巡逻机。在航天方面，尽管中国此次调动的卫星数量已是史上空前，但卫星的分辨率、卫星信息的后期处理能力、卫星对重点地区的监控力度等，仍需进一步提升。这不仅需要研制和发射更多、更好的卫星，还需要建立更加强有力的地面配套设施，配备更加充足的人员。
此外，此次事件还表明，在广阔的南中国海中南部，中国需要建设供海空力量常态驻扎的基地。这一区域纵横一千余公里，但目前中国尚无类似西沙永兴岛这样机场、港口俱全的综合性基地。如能填补这一空白，对于保障往来海空航线安全，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应深入思考媒体的地位与作用。
媒体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媒体实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组成要素。对于这一点，相信不少人通过马航事件感受尤深。
此次事件中，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一批新闻机构，通过各自的深度和独家报道对马来西亚政府形成“倒逼”之势，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事态的发展方向，充分显示出强势媒体的力量所在。
西方媒体的表现，也给中国留下了诸多“思考题”：媒体的国际活动，如何才能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机结合在一起？中国应当如何在国际上更加有效、灵活地运用媒体力量？如何培育更加专业、更有国际权威性的媒体？在当前国内媒体生态下，如何让中国的媒体培养和维持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这些问题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课题，但却实实在在地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安全。
习近平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演讲中曾表示，在此后的5年内，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可能达到4亿人次。
从经贸往来的角度出发，以上数字无疑让人充满欣喜感。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今后5年内，中国与世界各地的海上航线将有价值10多万亿美元（包括中国出口）甚至更多的货物流转，中国将在世界各地有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另外还将有4亿人次的中国公民出现在境外。
即使以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的概率计算，海盗骚扰、对象国政变或动荡、恐怖主义袭击、航空等交通事故都可能给中国的人员安全、资本安全和商品安全带来诸多风险，都可能导致重大的海外安全事件。此次马航事件应当成为一个契机，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今后面临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进一步认识到切实开展这些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作者供职于参考消息报社）
此次事件充分体现出，在综合国力迅速增长的今天，虽然中国已在加强应对各种安全挑战的准备，但由于人员、资本和信息对外交流迅速增加、海外利益急剧扩展，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将更多、更复杂甚至更微妙。
第一反应值得称道
在马航事件刚刚发生后，中国有关部门的第一反应，确实体现出近年来国家的进步。
3月8日客机失联事件，直接给中国带来了两个安全领域的问题：首先，有154名中国公民失踪；第二，由于MH370是吉隆坡至北京的航班，因此这意味着飞向北京或中国其他大城市的民航航班可能存在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
就此，中国方面迅速作出了第一反应。根据马来西亚方面最初提供的消息，中国派遣了多艘军舰、政府公务船只以及多架飞机，在越南以南泰国湾水域进行搜救。从反应速度、行动力度来看，此次“第一反应”值得称道。
3月8日，在飞机失联消息确认后的同时，中国交通部就于当天10点30分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当天接近中午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临时结束“两会”记者会，返回主持部际联席会议；当天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就此事作出批示；次日中午，中国首艘搜救船只“海警3411”到达越南南部海域。
至3月14日，也就是路透社发布消息称“马航飞机失联后又飞向安达曼海”的这一天，中国已有8艘舰船和5架直升机在这片海域搜救100小时以上，还出动了2艘大型电子侦察机穿过越南领空进行搜寻，在轨道上调动了10颗卫星参与搜索和通讯……这一系列行动，涉及中国政府各个部门以及军队，涉及复杂的指挥、协调和保障工作。能够有这样的时效性，说明平时有一定预案准备，且执行时效率很高。
同时，此次行动的“硬件”也得益于近年来的进步。例如，参加搜救的4艘军舰均为最近10年以内服役的新舰，舰龄最新的“井冈山”舰是2011年服役的。同时，“井冈山舰”和“昆仑山舰”也是中国海军除“辽宁舰”之外吨位最大的战斗舰艇。又如，在南印度洋发现疑似物体的“高分一号”卫星是2013年才发射入轨的。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近年来的硬件建设，事发后中国很可能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海外安全面临新挑战
但是，随着马航事件的复杂化和长期化，可以看出，当前形势已对中国的海外安全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首先，周边地区的情报信息的收集、分析和整合能力亟待加强。
情报信息是一国采取重大行动的必须前提，不掌握准确的情况，往往会造成“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的后果。此次马航事件事出复杂，造成各国均面临“情报迷雾”，不仅分散了救援力量，而且耽误了事发后初期原本可以采取其他行动的宝贵时间。
同时，情报信息的分析与整合，成为此次事件的要点所在。西方媒体机构（其实质是背后发声者）通过飞机发动机上传信息等“片段”信息，分析出事件重要情节，并推断出飞机大致去向。这不仅显示了其硬件技术的优势，也体现了各个行业善于利用情报信息的能力。
今后，周边地区将成为中国安全事务重要依托，也将是主要的出境人员去向地、投资去向地和贸易对象，加强在周边地区的情报信息收集能力，加强对情报信息的后期分析和整合能力，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当务之急。
第二，国际协调合作的能力、机制建设需及早推进。
此次事件不仅涉及马来西亚和中国，还涉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在与这些国家协调和合作的过程中，“能力”与“机制”成为重要的关键词。
在能力方面，中国在有些国家工作基础良好，事发后协调沟通顺畅，合作十分顺利。而在有些国家就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困难。这其中不仅有双边关系大气候的问题，也有具体部门、具体国别、具体时段工作质量的问题。若以细节来说，相关部门是否储备了足够的小语种人才，是否给予业务队伍以足够的海外历练，对某些平时不太“显眼”的国家是否给予了应有重视？这些都是需要总结和反思的。
而在机制方面，值得总结的东西也不少。南中国海的交通和安全意义今后必将更加重要，中国是否应当牵头或建议各方成立这一区域的搜救和海上安全机制？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是否应当在南中国海为更多国家提供“海上安全”等公共产品？
另外，从此次事件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需要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有效的（而非形式上的）信息交流机制和联合行动机制，此类机制需要双方建立充分的信任，需要有磨合的过程，因此应当及早着手，以求早日见效。
第三，相关硬件建设仍需加强。
如前所述，此次事件后中国的“第一反应”体现了近年来国家硬件建设的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在事件长期化、复杂化之后，也显示出中国硬件力量的“短板”。
以海上力量为例，中国海军目前在海外有亚丁湾护航、叙利亚化武护航等任务，还要执行日常的训练和战备任务。此次抽调4艘军舰参加搜救行动，尚不至于“捉襟见肘”，但如果遇到更大规模的突发事件，或未来在海外需要同时执行多个长期任务，现有的舰艇数量并不宽裕。
在飞机方面，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此次均出动了专用的P-3C或P-8等型号巡逻机搜索MH370。但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目前尚未装备类似巡航能力的巡逻机。在航天方面，尽管中国此次调动的卫星数量已是史上空前，但卫星的分辨率、卫星信息的后期处理能力、卫星对重点地区的监控力度等，仍需进一步提升。这不仅需要研制和发射更多、更好的卫星，还需要建立更加强有力的地面配套设施，配备更加充足的人员。
此外，此次事件还表明，在广阔的南中国海中南部，中国需要建设供海空力量常态驻扎的基地。这一区域纵横一千余公里，但目前中国尚无类似西沙永兴岛这样机场、港口俱全的综合性基地。如能填补这一空白，对于保障往来海空航线安全，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应深入思考媒体的地位与作用。
媒体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媒体实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组成要素。对于这一点，相信不少人通过马航事件感受尤深。
此次事件中，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一批新闻机构，通过各自的深度和独家报道对马来西亚政府形成“倒逼”之势，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事态的发展方向，充分显示出强势媒体的力量所在。
西方媒体的表现，也给中国留下了诸多“思考题”：媒体的国际活动，如何才能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机结合在一起？中国应当如何在国际上更加有效、灵活地运用媒体力量？如何培育更加专业、更有国际权威性的媒体？在当前国内媒体生态下，如何让中国的媒体培养和维持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这些问题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课题，但却实实在在地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安全。
习近平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演讲中曾表示，在此后的5年内，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可能达到4亿人次。
从经贸往来的角度出发，以上数字无疑让人充满欣喜感。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今后5年内，中国与世界各地的海上航线将有价值10多万亿美元（包括中国出口）甚至更多的货物流转，中国将在世界各地有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另外还将有4亿人次的中国公民出现在境外。
即使以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的概率计算，海盗骚扰、对象国政变或动荡、恐怖主义袭击、航空等交通事故都可能给中国的人员安全、资本安全和商品安全带来诸多风险，都可能导致重大的海外安全事件。此次马航事件应当成为一个契机，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今后面临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进一步认识到切实开展这些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作者供职于参考消息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