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至1968年3月，我从公安部机关抽调去“罗瑞卿专案组”工作，有三次出差四川做外调工作。前两次是1967年7月和10月间，随王亚志（王先后曾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办公室秘书和周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当时任总参作战部副处长）去的；后一次是1968年春节后我偕同一营级政工干部去的。前后共三个多月。那段时间，四川省特别是重庆、成都武斗甚烈，可以说我们常在枪声阵阵和造反派呐喊声中度过日日夜夜的。
　　北碚山坳被造反派阻拦
　　l967年7月中旬我随王亚志第一次到重庆，入住54军军部（又称重庆警备司令部）客房（小招待所）。第三天军部派一辆吉普车送我俩去永川、南充等地，一路上山区较多，又值雨季，车子只能中速行驶，但最麻烦的不是自然环境，而是遇到造反派阻拦，不得行进。最突出的一次是我们的车子刚过北碚（离重庆市中心50公里），在山坳拐弯口遭遇一伙人，他们气势汹汹，手执长矛、大刀，就像旧小说中的山寇似的人阻拦。他们口出狂言说这是54军的车子，要扣车和人带到他们“总部”处理等等。此刻王亚志立即嘱我和司机坚守车上，千万别开口，由他下车交涉。我在车上见他出示总参通行证后，心平气和、苦口婆心地向这伙人讲道理，大意是说我们来四川执行一项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作任务，为工作向54军借了一台小车使用，你们把车和司机带走，我们怎样完成任务呢？那伙人听后有的同意放行，有的不同意。于是王亚志又说我们今天到不了目的地，军委办公厅就要查找我们的下落。如果你们扣车和人，被你们对立面知道此事，后果可要想一想啊！主张扣车的人孤立了，同意放行，但又说明后天回来路过这里再做处理（过两天我们回重庆走青木关路线，绕开北碚）。当我们车子再行进后，王亚志说过去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现在咱们是兵遇见造反派有理难说清了。他还对我说如果司机和你一开口说不定有些气头话，就不好办了。王亚志这一大度作风深深地烙印在我脑海中。
　　少数地方有类似抗战初沦陷区情景
　　说起“文革”初的1967年——1968年间四川的混乱社会环境，也够令人心寒的，多数老百姓是心惊肉跳的。这主要是当时“中央文革”为后台的“两挺”（原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和原宜宾市委第一书记张西挺夫妇）带头造反，折腾出了“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势态。加之重庆兵工厂多，武斗中除飞机外，水陆坦克、大炮、火焰喷射器都动用了，死伤群众至少是五位数。我三次出差四川，先后亲眼见到的有：重庆大坪、北碚的大楼墙上弹痕累累，有的已倒塌；成都省教育局办公楼被烧毀；雅安市中心一条街基本被夷平等等。那时我的直感是真同我童年时（1938年）见到沦陷区家乡（江苏江阴县）被日军先遣队（老百姓叫“烧杀队”）烧掠不相上下的情景。对此，我在四川同当地人闲聊，他们感叹地说抗战八年，只是重庆多次遭到日本飞机大轰炸的灾难，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基本上没有听到日本军队的枪炮声。交谈中他们戏称“文革”初期四川的武斗场面，也算给四川人“补课”了。我这个“下江人”（四川称江浙一带人为“下江人”）听他们如此摆“龙门阵”，就哈哈大笑了之。
　　任白戈被造反派折腾得双眼红肿步履迟缓
　　任白戈“文革”前是中共西南局第二书记兼重庆市第一书记。他出身贫苦，较早接受进步思想，上中学时加入共青团。他是罗瑞卿青年时代关系甚密的人，是了解罗瑞卿青年时代情况重要人之一。按常规找他外调并非难事。但当第一次（1967年7月）找任白戈，他当时被重庆“反到底”派劫持关押在重庆医学院。经54军派干部联络，说明军委办公厅的人找他外调，几经谈判，我方保证不涉及两派之争，对方也不得在我外调时派人监听等条件，三天后王亚志与我才得进入戒备森严的重庆医学院，在一小会客室见到了任白戈。当时他面色苍白，两眼充血，头部似有被打的伤痕，步履也迟缓，使人感到至少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睡眠了。但他头脑清楚，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任坦诚表明了与罗瑞卿是青年时代关系密切的人，比如他俩经常在学校同台演川剧，在校外搞宣传活动等。在外调交谈中虽然没有造反派在旁边，但他也有些紧张。交谈结束后，他答应写个材料密封后转交我们。过了两个多月，王亚志与我第二次找他作补充调查时，任白戈已在重庆市委机关（地点上清寺）内隔离。这次见到他时体质、情绪比在重庆医学院大有好转。交谈气氛也放松了。外调结束时他除答应写个材料外，还与王亚志和我闲聊了一些题外话，显得轻松愉快。
　　省公检法军管会主任上任前
　　同我交谈一个多小时
　　1968年春节刚过几天，我同一营级干部去四川，这是我最后一次出差四川。那时武斗势态仍很恶劣。比如在我到成都前两天，竟发生了独立师师长杜灵的车子路过市区工人文化宮附近被枪弹击中牺牲的严重事件。那几天成都以及四川其他地方军心、民心很不安。当时我们住在成都军区招待所（北较场）。有一晚上，军区警卫科的股长来找我，说政治部钟赤副主任（老红军）请你到办公室聚谈。当与这位老红军见面时，他很客气地说你是公安部的科级干部，要向你咨询咨询。我答老首长不必过谦。接着钟说他将出任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因对政法系统不熟悉，让我向他提提任军管会主任要注意什么事。因我1967年初在北京由傅崇碧、于桑领导下查处打、砸、抢的“专案办公室”工作两个月，又多次入川、湘做外调工作，就略加思索向钟讲了一些意见。我说对内部两派要采取“和稀泥”态度，千万别陷入哪一派去；其次要紧紧抓住两个方面不出事：一是对看守所、监狱必须派可靠得力的人管好，稳住內部，不让任何外人进入搞什么名堂，保证不跑掉一个人犯；二是派得力可靠的人管好、封好档案。无论是档案馆（库），还是户籍资料以及各业务处科存放的零星档案资料，都要做到不被外人进入翻阅，不泄露任何机密。我说这两个方面落实了，就不会出严重后果之事。我讲这些意见也举了若干实例。钟主任频频点头，示意赞同。过几天，成都市就张贴出成立钟赤为主任的公检法军管会的布告。这件事我深感老红军钟赤是个非常谦虚的人，为了受命出任公检法军管会主任之职，他竟让从不相识的我这个小干部给他提提工作中要注意的意见。3月10日我从成都返京，几天后就奉命离开“罗瑞即专案组”，进了设在中央政法干校内的公安部学习班。
　　（作者为公安部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