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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父亲教我读（《古文观止》，最先选读的两篇文章是《公羊传》上的《吴子使札来聘》和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他说：季札是我们吴家的祖先，骆宾王是我们义乌的先贤，唐初四杰之一，所以你要先认识一下。
骆宾王是义乌人，而且在临海做过县丞，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是我们乡先贤不假，文章也的确写得漂亮，值得熟读；但说季札是我们吴家祖先，我总感到有些玄虚，两千多年前的事，谁能说得清楚？就像我外公家的灯笼上写着“陇西李氏”四个大字，颇有攀附世家大族之嫌。可见我这个人从小就有点叛逆，难怪日后“文革”中在复旦大学受批斗时，别人说我脑后长有反骨。
其实，我父母两家，都是平民百姓，即使拐弯抹角，也排不出什么显赫的家世来。
我父亲能够说得清楚的，只是他的父亲吴嗣荆。祖父号九成，人称九成先生。乡亲们叫他先生，是因为他以教书为业。先教私塾，后教学堂，一介寒儒而已。因为家里很穷，回家脱下长衫还得下地种菜。种的菜自吃有余，就叫我父亲挑到街上卖了补贴家用，说得好听一点，算是“耕读人家”。但我祖父字写得很好，放学后常被人家请去写字，只是当时义乌还未形成文化市场，所以他替人写字没有润笔，只吃一顿酒菜，常常喝得大醉而归。一九五三年我到上海读书时，在丁吕堆表伯家碰到一些义乌乡亲，其中有些是我祖父的学生，他们还对我大夸祖父的书法，说是当年义乌城里，有一大半店家招牌是九成先生写的。我父亲和叔父都继承了祖父的特长：字写得好，而且酒量也大。只是鉴于祖父常酒醉误事，所以父亲平时从不喝酒，而在宴会上却能划拳拼酒。但这两个特长，到了我身上，却都失传了。我的字写得很蹩脚，酒量也极差，真是末代子孙。
祖父虽然教书兼种菜，非常勤劳，但是家里人口多，前祖母丁氏有三个子女：我大姑兰翠、我父亲汝熙、二叔汝为；续弦的后祖母龚氏又有两个子女：我小姑兰碧、小叔汝烈，所以生活一直非常困难。经济上一困难，家庭矛盾必然就多，这种矛盾最容易爆发在后娘与前妻所生的子女之间。我父亲说后娘如何虐待他，经常打骂，他在家里呆不下去，于是决心出外谋生。
那时，我父亲自己母亲娘家的表哥丁吕堆已经到上海进了三友实业社，他就请表哥介绍，也进了这个厂家。这家工厂属于纺织行业，生产的毛巾很出名，直到我懂事时还在畅销。我父亲因为读过几年书，能写会算，很受老板的器重，但另一家小公司来挖他，许以职员的位置，当时无论是经济待遇或是社会地位，职员都高于工人，他自然就跳槽了。可惜跳过去不久，这家小公司就倒闭了，我父亲不好再吃回头草，于是就失业了。失业之后，在上海很难生活下去，他又不愿落魄回乡，觉得无脸去见江东父老。正在为难之际，恰逢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大肆招兵，他就报名投军了。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祖父听到他跑去当兵的消息之后，大发脾气，要他马上退出。我父亲本人也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并不以为当兵是好职业，但是退出以后，又能到哪里去呢？也只好混下去再说。要混，就得混个样子出来。于是他就一级一级往上爬，在抗战以前就爬到了连长这个位置。不但自己没有遵照父命退出军队，而且在父亲死后，还把两个弟弟也带了进去。
不过，他也并非故意违抗父命，实乃出于无奈。
我们家中除了几间祖上传下来的东倒西歪屋之外，别无恒产，就靠祖父教书的薪水和卖菜所得勉强度日，祖父一死，一家人的生活就难以为继了。大姑已经出嫁，两个叔叔和小姑便都陆续出外谋生。二叔和小姑到上海做工，小叔在杭州一家商店做学徒。但或则由于工厂裁员，或则由于商店倒闭，两位叔父先后都失业了。失业之后，再找工作也很不容易，就先后都到父亲部队里去当兵吃粮。父亲对他们很照顾，但也颇为感慨。有一次他对弟弟说：军队是要打仗死人的，我们家有我一个进来就够了，真不该把你们都带进来！
但他们不进军队吃粮，又能到哪里去谋生呢？
二叔是一直跟着父亲在国民党部队里混，小叔则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不久，就回到家乡去了。他脱离国民党部队，是受了小姑的影响。小姑在上海做工时，就受到红色工会的教育，抗战后回到家乡，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共产党最讲阶级性，当时虽然已经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但两党的阵线还是分明的，她不能让弟弟在国民党部队里混下去，就把他叫回义乌。小叔先是以小学教师的职业为掩护，与小姑一起做地下工作，我们家也就成为义乌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连祖母也常常帮他们送情报、接待地下党员。凡做地下工作者，通常都是要改名的，我小姑改名为坚毅，小叔改名为子刚。但后来小叔还是参加了部队，不过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那时，金华、义乌一带沦陷，共产党在金华、义乌、浦江三县边界相毗连处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是浙东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了根据地，当然要有自己的武装，这支武装力量也属于浙东根据地统一编制，叫作第八大队，属于新四军金萧支队。地下党缺乏军事干部，小叔在国民党部队里混过几天，参加过上海“八一三”淞沪战役，进过干部训练团，就算是懂军事的了，于是把他作为军事干部调入八大队，开始担任军事教官，后来担任一个中队的队长。
这样，我父辈兄弟姐妹五人，除大姑嫁到农家做农民外，其余四个人，刚好分成两半，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都深深地卷入了国内的政治斗争。只是，他们并不在同一地区工作，构不成正面冲突，形不成三一律或别的什么律的戏剧冲突。不过，舞台和屏幕上的戏剧冲突，也是虚构的成分为多，现实中的实事，本来就是松散的，这倒是生活的本来面貌。
我父亲在抗战前属于郑洞国部队，因为有文化，又能治军打仗，所以深得长官的信任。我的名字中极，还是郑洞国取的，说是我出生的那天晚上，他夜观星象，以中极星最明亮，所以就以这个星座为名，也是希望我将来有出息的意思。世运变迁，等我长大以后，他已经成了败军之将，连这个名字都成为反动性的象征，一再受到批判，我之所以写文章时改用吴中杰为笔名，也就是要避开中极这个本名的意思。
我父亲性情刚烈，讲究直道，受不得窝囊气，见不得不平事，常要打抱不平，而且乡下人的野性不改，弄不好火气就要上来，所以虽能苦干，虽能打仗，但升迁却不是很快。听说他在郑洞国部队做连长时，有一个营长很霸道，有一次冲突起来，我父亲拔出手枪来要与那营长对决，还是郑洞国出面制止，这才作罢。好在他对郑洞国还比较相信，所以郑洞国的话，他还能听。 大概在我出生的时候，日军步步紧逼，形势就已非常紧张了。所以在我满月不久，就由母亲带回她的老家浙江临海。我外祖父李柳堂是个小商人兼小地主，先后娶过三任老婆，只有第二任老婆生下一个女儿，就是我母亲李菊芬。没有儿子，是他最大的遗憾，弥补的办法，就是招一个上门女婿。但上门女婿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条件好的人不肯当，肯当的人条件不好，所以我母亲拖到二十三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就算是大龄剩女的了。这时，刚好一个邻居的丈夫张仲甫与我父亲一起当小官，两人关系不错，他知道我父亲的家庭情况，不可能回到义乌去，就介绍他到临海做上门女婿。我父亲觉得从小缺少家庭温暖，做个上门女婿，有个新的家庭也不错，反正在外面做事，不会经常住在临海，而且只要自己有地位，别人也就不会讥笑了。这样，他们结婚后就以临海为家。我小时候从母姓，算是接续李家香火，直到抗战胜利，母亲带我到洛阳，父亲才把我改为吴姓，说是他在外面总还有些朋友，人家知道是他的儿子，会有些照顾，如果姓李，别人就搞不清楚了。这时，外祖父已故世，母亲觉得他说得有理，也就同意了，但回到临海之后，外婆还嘀咕了好一阵子。
我出生后的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战役中，我父亲的部队调到江湾、大场一带防守。中国军队抵抗得很顽强，损失也很惨重。有些部队是整连整营地殉国。总算我父亲命大，只受了点伤，没有牺牲，而且在火线上被提为营长。撤出之后，让他回家疗伤，这样，他就回临海住了一些时候。但那时我还太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是从照片中看到他牵着我在东湖石桥上散步，我还刚学走路。
不久，父亲就归队了，但却已经调离郑洞国部队，而改属胡宗南指挥的九十军六十一师。想不到这一走就分别八年，整个抗日战争期问，母亲带着我生活在临海，父亲则在豫中和豫西与日本人打仗，然后就调到陕西韩城、宜川一带驻防，于是天各一方。我因为在临海长大，所以就成了临海人，身份证、户口簿、工作证上的籍贯栏里，都填的是浙江临海，直到上大学后才到义乌去过。
抗战胜利后，父亲的部队在河南洛阳接收那一带的日军投降，并做日俘的遣返工作。他自己走不开，就派了跟他当兵的表兄回到临海来接母亲和我。那时交通极其不便，走走停停，不断地转车，走了十多天才到洛阳。但是住了没有多久，国共内战就开始了。父亲的部队奉调去打共产党的陕北中央根据地，我们家又分离了。
内战开始时，国民党高层的调子唱得很高，有些少壮派将领发出豪言壮语，说是三个月之内可以解决共军问题，但中下层官兵却普遍有厌战情绪。一则，刚打了八年仗，人心思定；二则，那八年是抵抗日本侵略者，事关国家存亡，民族安危，不能不拼命，现在是打自己的同胞，就不那么起劲了。只是军令如山，不得不服从。这仗一开始就打得很艰苦，共产党部队善于游击战，经常拖着国民党军队在山里转，拖得他们非常疲劳，时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有一次我看到母亲买了一小包人参，说是为父亲准备的，让他放在身上，在饥渴难耐时含上一点可以救急。我这才知道打仗的艰苦。但是，士兵没有这个条件，如何救急呢？士气的低落也就可想而知。
但后来他们终于打进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打下延安，好像给国民党部队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上下都很兴奋，大事庆祝。我父亲打进延安后，冲进了毛泽东的卧室，还踏上毛泽东的床铺，翻滚了一通。当他日后与我谈起这一幕时，我立即想起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农民协会会员踏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的事。我想，老爸离开农村这么多年了，还是农民习气不改呀！
但他们打下的延安，其实是一座空城。共产党的主力部队早已撤走，中央机关也已转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而国民党部队则陷入了被动。不久，我父亲所属的部队就在宜川瓦子街中了埋伏，全军覆没，师长严明和一些旅长、团长都战死了。我翻阅过一些描写西北战场的战史和有关宜川战役的回忆录，都说第一百八十一团团长吴汝熙失踪。其实，我父亲是被解放军俘虏了。他化装成一个伙大，趁隙逃了出来。大概因为他原是农民出身，又做过好几年工人，本来就从底层上来的，扮个伙头军自然很像，所以没有被识破。回到西安之后，他参加胡宗南召开的宜川战役检讨会，对于指挥失误问题，提了很多意见。他认为这样打法，这场仗非失败不可。但是他人微言轻，上峰并不把他的意见当作一回事，所以他决定解甲归田。那时胡宗南正要重建打散了的部队，当然不肯放他走，遂许愿升官，加以挽留。但他去意已决，就以到上海开刀治疗为名，请了病假。只是到上海后并没有进医院，就直接回到临海，接替一个朋友之职，做了大生纺织厂的代理厂长。而二叔汝为，则跟随国民党部队到了台湾。
这个时候，小叔和小姑在哪里呢？看来，我父亲开始时并不知道。我从小叔保存下来的文档里，看到一则我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寻找他的启事：“吴汝烈鉴：胜利后叠次寄信未覆为念究在何处近况如何见报速来信洛阳六十一师吴汝熙启”。但这启事也没有使他们联系上。因为在重庆谈判之后，共产党浙东根据地的部队都撤到苏北去了，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后改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即使后来看到了这个启事，他也不能将行踪告诉给在国民党部队里的兄长。
我父亲后来是从义乌本家那里知道姑、叔都参加了共产党，认为他们误入歧途，甚为着急。他给小婶王海萍写信道：“弟妹：烈弟无知，致我等悬望。刻有信致你否？如可能通信，盼速转告，嘱望来我处，一切可由我负责也，告他毋再彷徨。你母子均好否？近况如何？速告。我在，不使你等为难也……”这封信很有大哥的风度，但却是一厢情愿。他们现在有自己坚定的信仰，怎肯放弃革命事业，再来投奔你大哥呢！不过我父亲始终是从他这个角度关心着弟妹们。一九四八年秋，他刚回到临海不久，突然接到义乌堂弟的急信，说是小婶作为共军家属，被县政府抓走了。他和母亲带着我妹妹，急忙赶到义乌去营救。那时，他病假未满，一切证件都还有效，所以穿着军装，带着标志军衔的领章，直冲义乌县政府。县长知道他是胡宗南部队的军官，牌头硬，不敢与他止面碰撞，但是，惹不起躲得起，我父亲从前门进去，他就从后门溜走了，来一个不相照面。义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很有意思。他们每天在我父母所住旅馆房间的门缝里塞进一封信，报告王海萍的动向，也是从不照面。我父亲就根据这个情报来追踪，但都被县里躲过了。最后一份情报说，明天一早要将王海萍押送杭州。我父亲想要拦阻，但他们从另一条路押走，也没有拦到。不过后来小婶还是被释放-r。大概她毕竟只是共军的家属，而非共军干部，而且当时是陈仪在浙江主政，他正在与共产党进行联络，也想要网开一面。 他们兄弟姐妹重新联系上，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不过这时他们的处境已经大不相同，完全颠倒了过来。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姑、叔都是光荣的革命干部，而我父亲却是“伪方人员”。现在是轮到小叔小姑来关心我父亲的生活和思想了。
不过在“伪方人员”里，我父亲的命运还算是好的。周围有好几个人都被镇压了，比如，我母亲最要好同学的丈夫，就是让我父亲去代理他做大生厂厂长的原厂长王亚平，父母亲的媒人张仲甫，还有我母亲一个朋友的丈夫陈启忠等。据说，共产党有一条政策保护了我父亲：凡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前脱离国民党军政界的，一律不作历史反革命处理。但是，张仲甫更早就脱离部队，回家做绅士了，枪毙的布告上宣布的是另外的罪状；陈启忠没有跟着国民党撤退到大陈岛去，而是率部（地方保安部队）投降的，也没有按起义人员对待，同样被枪毙了。我想，将我父亲与他们区别对待，大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地方上的一股势力，新的政权为了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非要将这些异己势力加以铲除不可。而我父亲在临海却是一个外来户，只是靠母亲的社会关系，认识一些人，自己并没有形成一股势力，不能成为新政权的阻力，所以可以幸存下来。这样看来，他到我母亲家里来，易地而居，倒是一件好事了。
但现在他是一家之长，母亲家的地主帽子也就戴在他的头上了，再加上“伪方人员”，头上就有两顶帽子。我父亲虽然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精神，并不在乎这些帽子，但实际生活却是每况愈下了。大生厂厂长本来是王亚平请他代理的，王亚平被镇压之后，他的厂长也做不成了。好在他年轻时做过纺织工人，就自己一家人纺纱织布为生，但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就被下放到生产队里做农民了。这时他已五十多岁，而弟妹还小，生活就十分困难，有时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姑、叔对父亲还是很关心的。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小叔曾调到临海工作过一个短时期，他常常到我们家来看望父亲。不过这时我已到上海读书，不知他们谈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直接接济我父亲，但对我是有经济上的支援的，这也是间接对父亲的支持吧。我考大学时，小叔就寄了二十万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20元）给我作路费，否则我也无钱到复旦大学来读书。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四年，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那时，学费、饭费和住宿费是全免的，零用费还可申请，分四元、三元、两元三等，我家太穷，不好给三等，但是成分不好，也不能给一等，所以给我二等待遇，每月三元。我靠这三元钱，勉强可以应付每月的零用，但要想添置件衣服或买本参考书就不行了，小叔、小姑也常给我一些钱，让我支撑到大学毕业。
但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是严格的。小姑是政工干部，喜欢做政治思想工作。她常教导我：你与父亲在政治上要划清界线，要做他的思想工作，但在经济上还是要支援他，现在家里生活确有困难。她根据阶级分析法，认为我父亲从小是苦出身，本质上是好的，但在国民党部队里呆久了，所以思想反动了，应当争取他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我按照她的指示去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但每次都被父亲驳倒。我说的是理论，他说的是事实，理论敌不过事实。不过，这情况我没有敢向小姑汇报。有一次我回临海度假，小姑要我找大队支部书记了解一一下父亲的思想情况。这位大队支书是我母亲的学生，对我们家还不错，说你父亲还是老老实实愿意接受改造的。我告诉小姑后，她也就放心了。不过她脑子里也并不全是原则，虽然感情被挤在一个角落里。她不止一次对我说，她小时候与我父亲一起上山拾柴、下地挑野菜，我父亲怎样照顾她，有一次她实在走不动了，我父亲还背着她回家，说时很动感情。
小叔更重感情一些，口头上不讲那么多原则，但实际上也是关心我父亲的思想改造工作的，不过他的方法更缓和些。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小叔买了一本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寄给他，叫他看看，重新认识那一段历史。我父亲看后对我说，这本书写得不真实，西北战场的情况完全不是书里所写那个样子。我想，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宣传性难免就会大一些，在亲历者看起来，就会觉得与真实情况有距离了。可惜我当时没有追问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小婶则不管这些大道理，完全从感情出发来看事。父亲去世时，我没有通知姑、叔，怕他们为难：不来吊唁吧，感情上过不去，来吊唁吧，怕影响他们的革命立场。所以直待丧事结束后，我才到杭州去报丧。在小叔家吃饭时，我对小婶说，爸爸很感谢你，说你对他很好。小婶眼里含着泪水说，你爸爸对我好，我一直记得。我想，她说的是当年我父亲到义乌去营救之事罢，事虽未成，但她一直念念不忘。
我父亲是直到“文革”结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才重新获得社会对他的尊重。那时县里要他出来参加黄埔同学会工作，这就是要他做对台的统战工作。他其实并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只是在中央军政大学受过短期训练，也被算进去了。但我父亲已经看透了政治，不愿意再介入，遂婉言谢绝道：我现在忙于带孙子，没有空出来做工作。的确，他每天带着一群孙子孙女，自得其乐。我女儿说，那一次她回乡看望爷爷奶奶，爷爷就带着一支儿童部队到汽车站迎接，有两个还拖着鼻涕。
姑、叔的生活在“文革”前还没有什么大波澜，“文革”开始之后，就不平静了。
小叔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来后在医院里休养了一段时期，就转业到地方，做了杭州园林局副局长。这工作倒符合他的兴趣，他也工作得很投入。但“文革”一来，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呆过一个短时期的经历，就成了大问题，审查来审查去，审查个没完，当然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所以“文革”结束后官复原职。但不久就离休了。离休之后，他身体还好，就带领一批退休工程师，骑着自行车搞调查研究工作，花了几年时间，制订了一个西湖西扩计划，后来被杭州市采纳，付诸实施，使西湖旅游区扩大了很多，很受游客欢迎。这之后，他就写字、画画、写回忆录，自得其乐。
小姑的麻烦要大些。抗战时期，她在担任瑞安地下党县委书记时，曾经被捕。老虎凳、辣椒水等许多刑罚都用过，她按照事先得到的应对教育，说是用刑时咬紧牙关就可挺过去，结果把牙齿都咬碎了，年轻时就满口假牙。因为抓不到证据，只是个疑犯，而且还有身孕在身，所以最后被放了出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见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很差，而且实际上已不被信任。这只要看她的官职愈来愈小，就可了然。她开始是在上海公用事业局做领导，后来调到陕西宝鸡一家重工业工厂做人事工作，最后是回到杭州做植物园的党支部书记。“文革”期间，更是受到审查、批斗。按当时的通行做法，对被捕过的人一定会扣上一顶叛徒的帽子。我怕她接受不了这种冤屈，曾到杭州去看望她。但又不好直接问这些事，看到她很镇定，很坦然，也就放心了。真正使她不安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一则是青年的思想变化，二则是干部的腐败现象。坚持了几十年的政治原则，突然失灵了，她感到特别难受。她对我也有所不满，不过没有当面教训我，只是对她的儿子洪波说，你表哥思想有些问题，你不要受他影响。因为洪波在上海工作，与我接近得多一些。但洪波的思想比我开放得多，他回到上海就笑嘻嘻地将这事告诉我了。我虽然不赞成小姑的保守观念，但很能理解她的痛苦心情。我不愿意伤害她的感情，所以在她面前只谈家事，不议时政。但有一次，她突然对我说：“唉，要是杨开慧不牺牲，或者贺之珍不离开就好了，她们对革命有感情，不会像江青这样乱搞，搞成这副局面。”我知道，她对于许多问题还是有所反思的，只是不愿再往深处想罢了。
历史的河流滚滚向前，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主流支流，支流主流，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岂是凭着一些既定的教条所能评说得清楚的！
骆宾王是义乌人，而且在临海做过县丞，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是我们乡先贤不假，文章也的确写得漂亮，值得熟读；但说季札是我们吴家祖先，我总感到有些玄虚，两千多年前的事，谁能说得清楚？就像我外公家的灯笼上写着“陇西李氏”四个大字，颇有攀附世家大族之嫌。可见我这个人从小就有点叛逆，难怪日后“文革”中在复旦大学受批斗时，别人说我脑后长有反骨。
其实，我父母两家，都是平民百姓，即使拐弯抹角，也排不出什么显赫的家世来。
我父亲能够说得清楚的，只是他的父亲吴嗣荆。祖父号九成，人称九成先生。乡亲们叫他先生，是因为他以教书为业。先教私塾，后教学堂，一介寒儒而已。因为家里很穷，回家脱下长衫还得下地种菜。种的菜自吃有余，就叫我父亲挑到街上卖了补贴家用，说得好听一点，算是“耕读人家”。但我祖父字写得很好，放学后常被人家请去写字，只是当时义乌还未形成文化市场，所以他替人写字没有润笔，只吃一顿酒菜，常常喝得大醉而归。一九五三年我到上海读书时，在丁吕堆表伯家碰到一些义乌乡亲，其中有些是我祖父的学生，他们还对我大夸祖父的书法，说是当年义乌城里，有一大半店家招牌是九成先生写的。我父亲和叔父都继承了祖父的特长：字写得好，而且酒量也大。只是鉴于祖父常酒醉误事，所以父亲平时从不喝酒，而在宴会上却能划拳拼酒。但这两个特长，到了我身上，却都失传了。我的字写得很蹩脚，酒量也极差，真是末代子孙。
祖父虽然教书兼种菜，非常勤劳，但是家里人口多，前祖母丁氏有三个子女：我大姑兰翠、我父亲汝熙、二叔汝为；续弦的后祖母龚氏又有两个子女：我小姑兰碧、小叔汝烈，所以生活一直非常困难。经济上一困难，家庭矛盾必然就多，这种矛盾最容易爆发在后娘与前妻所生的子女之间。我父亲说后娘如何虐待他，经常打骂，他在家里呆不下去，于是决心出外谋生。
那时，我父亲自己母亲娘家的表哥丁吕堆已经到上海进了三友实业社，他就请表哥介绍，也进了这个厂家。这家工厂属于纺织行业，生产的毛巾很出名，直到我懂事时还在畅销。我父亲因为读过几年书，能写会算，很受老板的器重，但另一家小公司来挖他，许以职员的位置，当时无论是经济待遇或是社会地位，职员都高于工人，他自然就跳槽了。可惜跳过去不久，这家小公司就倒闭了，我父亲不好再吃回头草，于是就失业了。失业之后，在上海很难生活下去，他又不愿落魄回乡，觉得无脸去见江东父老。正在为难之际，恰逢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大肆招兵，他就报名投军了。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祖父听到他跑去当兵的消息之后，大发脾气，要他马上退出。我父亲本人也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并不以为当兵是好职业，但是退出以后，又能到哪里去呢？也只好混下去再说。要混，就得混个样子出来。于是他就一级一级往上爬，在抗战以前就爬到了连长这个位置。不但自己没有遵照父命退出军队，而且在父亲死后，还把两个弟弟也带了进去。
不过，他也并非故意违抗父命，实乃出于无奈。
我们家中除了几间祖上传下来的东倒西歪屋之外，别无恒产，就靠祖父教书的薪水和卖菜所得勉强度日，祖父一死，一家人的生活就难以为继了。大姑已经出嫁，两个叔叔和小姑便都陆续出外谋生。二叔和小姑到上海做工，小叔在杭州一家商店做学徒。但或则由于工厂裁员，或则由于商店倒闭，两位叔父先后都失业了。失业之后，再找工作也很不容易，就先后都到父亲部队里去当兵吃粮。父亲对他们很照顾，但也颇为感慨。有一次他对弟弟说：军队是要打仗死人的，我们家有我一个进来就够了，真不该把你们都带进来！
但他们不进军队吃粮，又能到哪里去谋生呢？
二叔是一直跟着父亲在国民党部队里混，小叔则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不久，就回到家乡去了。他脱离国民党部队，是受了小姑的影响。小姑在上海做工时，就受到红色工会的教育，抗战后回到家乡，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共产党最讲阶级性，当时虽然已经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但两党的阵线还是分明的，她不能让弟弟在国民党部队里混下去，就把他叫回义乌。小叔先是以小学教师的职业为掩护，与小姑一起做地下工作，我们家也就成为义乌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连祖母也常常帮他们送情报、接待地下党员。凡做地下工作者，通常都是要改名的，我小姑改名为坚毅，小叔改名为子刚。但后来小叔还是参加了部队，不过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那时，金华、义乌一带沦陷，共产党在金华、义乌、浦江三县边界相毗连处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是浙东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了根据地，当然要有自己的武装，这支武装力量也属于浙东根据地统一编制，叫作第八大队，属于新四军金萧支队。地下党缺乏军事干部，小叔在国民党部队里混过几天，参加过上海“八一三”淞沪战役，进过干部训练团，就算是懂军事的了，于是把他作为军事干部调入八大队，开始担任军事教官，后来担任一个中队的队长。
这样，我父辈兄弟姐妹五人，除大姑嫁到农家做农民外，其余四个人，刚好分成两半，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都深深地卷入了国内的政治斗争。只是，他们并不在同一地区工作，构不成正面冲突，形不成三一律或别的什么律的戏剧冲突。不过，舞台和屏幕上的戏剧冲突，也是虚构的成分为多，现实中的实事，本来就是松散的，这倒是生活的本来面貌。
我父亲在抗战前属于郑洞国部队，因为有文化，又能治军打仗，所以深得长官的信任。我的名字中极，还是郑洞国取的，说是我出生的那天晚上，他夜观星象，以中极星最明亮，所以就以这个星座为名，也是希望我将来有出息的意思。世运变迁，等我长大以后，他已经成了败军之将，连这个名字都成为反动性的象征，一再受到批判，我之所以写文章时改用吴中杰为笔名，也就是要避开中极这个本名的意思。
我父亲性情刚烈，讲究直道，受不得窝囊气，见不得不平事，常要打抱不平，而且乡下人的野性不改，弄不好火气就要上来，所以虽能苦干，虽能打仗，但升迁却不是很快。听说他在郑洞国部队做连长时，有一个营长很霸道，有一次冲突起来，我父亲拔出手枪来要与那营长对决，还是郑洞国出面制止，这才作罢。好在他对郑洞国还比较相信，所以郑洞国的话，他还能听。 大概在我出生的时候，日军步步紧逼，形势就已非常紧张了。所以在我满月不久，就由母亲带回她的老家浙江临海。我外祖父李柳堂是个小商人兼小地主，先后娶过三任老婆，只有第二任老婆生下一个女儿，就是我母亲李菊芬。没有儿子，是他最大的遗憾，弥补的办法，就是招一个上门女婿。但上门女婿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条件好的人不肯当，肯当的人条件不好，所以我母亲拖到二十三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就算是大龄剩女的了。这时，刚好一个邻居的丈夫张仲甫与我父亲一起当小官，两人关系不错，他知道我父亲的家庭情况，不可能回到义乌去，就介绍他到临海做上门女婿。我父亲觉得从小缺少家庭温暖，做个上门女婿，有个新的家庭也不错，反正在外面做事，不会经常住在临海，而且只要自己有地位，别人也就不会讥笑了。这样，他们结婚后就以临海为家。我小时候从母姓，算是接续李家香火，直到抗战胜利，母亲带我到洛阳，父亲才把我改为吴姓，说是他在外面总还有些朋友，人家知道是他的儿子，会有些照顾，如果姓李，别人就搞不清楚了。这时，外祖父已故世，母亲觉得他说得有理，也就同意了，但回到临海之后，外婆还嘀咕了好一阵子。
我出生后的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战役中，我父亲的部队调到江湾、大场一带防守。中国军队抵抗得很顽强，损失也很惨重。有些部队是整连整营地殉国。总算我父亲命大，只受了点伤，没有牺牲，而且在火线上被提为营长。撤出之后，让他回家疗伤，这样，他就回临海住了一些时候。但那时我还太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是从照片中看到他牵着我在东湖石桥上散步，我还刚学走路。
不久，父亲就归队了，但却已经调离郑洞国部队，而改属胡宗南指挥的九十军六十一师。想不到这一走就分别八年，整个抗日战争期问，母亲带着我生活在临海，父亲则在豫中和豫西与日本人打仗，然后就调到陕西韩城、宜川一带驻防，于是天各一方。我因为在临海长大，所以就成了临海人，身份证、户口簿、工作证上的籍贯栏里，都填的是浙江临海，直到上大学后才到义乌去过。
抗战胜利后，父亲的部队在河南洛阳接收那一带的日军投降，并做日俘的遣返工作。他自己走不开，就派了跟他当兵的表兄回到临海来接母亲和我。那时交通极其不便，走走停停，不断地转车，走了十多天才到洛阳。但是住了没有多久，国共内战就开始了。父亲的部队奉调去打共产党的陕北中央根据地，我们家又分离了。
内战开始时，国民党高层的调子唱得很高，有些少壮派将领发出豪言壮语，说是三个月之内可以解决共军问题，但中下层官兵却普遍有厌战情绪。一则，刚打了八年仗，人心思定；二则，那八年是抵抗日本侵略者，事关国家存亡，民族安危，不能不拼命，现在是打自己的同胞，就不那么起劲了。只是军令如山，不得不服从。这仗一开始就打得很艰苦，共产党部队善于游击战，经常拖着国民党军队在山里转，拖得他们非常疲劳，时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有一次我看到母亲买了一小包人参，说是为父亲准备的，让他放在身上，在饥渴难耐时含上一点可以救急。我这才知道打仗的艰苦。但是，士兵没有这个条件，如何救急呢？士气的低落也就可想而知。
但后来他们终于打进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打下延安，好像给国民党部队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上下都很兴奋，大事庆祝。我父亲打进延安后，冲进了毛泽东的卧室，还踏上毛泽东的床铺，翻滚了一通。当他日后与我谈起这一幕时，我立即想起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农民协会会员踏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的事。我想，老爸离开农村这么多年了，还是农民习气不改呀！
但他们打下的延安，其实是一座空城。共产党的主力部队早已撤走，中央机关也已转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而国民党部队则陷入了被动。不久，我父亲所属的部队就在宜川瓦子街中了埋伏，全军覆没，师长严明和一些旅长、团长都战死了。我翻阅过一些描写西北战场的战史和有关宜川战役的回忆录，都说第一百八十一团团长吴汝熙失踪。其实，我父亲是被解放军俘虏了。他化装成一个伙大，趁隙逃了出来。大概因为他原是农民出身，又做过好几年工人，本来就从底层上来的，扮个伙头军自然很像，所以没有被识破。回到西安之后，他参加胡宗南召开的宜川战役检讨会，对于指挥失误问题，提了很多意见。他认为这样打法，这场仗非失败不可。但是他人微言轻，上峰并不把他的意见当作一回事，所以他决定解甲归田。那时胡宗南正要重建打散了的部队，当然不肯放他走，遂许愿升官，加以挽留。但他去意已决，就以到上海开刀治疗为名，请了病假。只是到上海后并没有进医院，就直接回到临海，接替一个朋友之职，做了大生纺织厂的代理厂长。而二叔汝为，则跟随国民党部队到了台湾。
这个时候，小叔和小姑在哪里呢？看来，我父亲开始时并不知道。我从小叔保存下来的文档里，看到一则我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寻找他的启事：“吴汝烈鉴：胜利后叠次寄信未覆为念究在何处近况如何见报速来信洛阳六十一师吴汝熙启”。但这启事也没有使他们联系上。因为在重庆谈判之后，共产党浙东根据地的部队都撤到苏北去了，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后改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即使后来看到了这个启事，他也不能将行踪告诉给在国民党部队里的兄长。
我父亲后来是从义乌本家那里知道姑、叔都参加了共产党，认为他们误入歧途，甚为着急。他给小婶王海萍写信道：“弟妹：烈弟无知，致我等悬望。刻有信致你否？如可能通信，盼速转告，嘱望来我处，一切可由我负责也，告他毋再彷徨。你母子均好否？近况如何？速告。我在，不使你等为难也……”这封信很有大哥的风度，但却是一厢情愿。他们现在有自己坚定的信仰，怎肯放弃革命事业，再来投奔你大哥呢！不过我父亲始终是从他这个角度关心着弟妹们。一九四八年秋，他刚回到临海不久，突然接到义乌堂弟的急信，说是小婶作为共军家属，被县政府抓走了。他和母亲带着我妹妹，急忙赶到义乌去营救。那时，他病假未满，一切证件都还有效，所以穿着军装，带着标志军衔的领章，直冲义乌县政府。县长知道他是胡宗南部队的军官，牌头硬，不敢与他止面碰撞，但是，惹不起躲得起，我父亲从前门进去，他就从后门溜走了，来一个不相照面。义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很有意思。他们每天在我父母所住旅馆房间的门缝里塞进一封信，报告王海萍的动向，也是从不照面。我父亲就根据这个情报来追踪，但都被县里躲过了。最后一份情报说，明天一早要将王海萍押送杭州。我父亲想要拦阻，但他们从另一条路押走，也没有拦到。不过后来小婶还是被释放-r。大概她毕竟只是共军的家属，而非共军干部，而且当时是陈仪在浙江主政，他正在与共产党进行联络，也想要网开一面。 他们兄弟姐妹重新联系上，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不过这时他们的处境已经大不相同，完全颠倒了过来。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姑、叔都是光荣的革命干部，而我父亲却是“伪方人员”。现在是轮到小叔小姑来关心我父亲的生活和思想了。
不过在“伪方人员”里，我父亲的命运还算是好的。周围有好几个人都被镇压了，比如，我母亲最要好同学的丈夫，就是让我父亲去代理他做大生厂厂长的原厂长王亚平，父母亲的媒人张仲甫，还有我母亲一个朋友的丈夫陈启忠等。据说，共产党有一条政策保护了我父亲：凡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前脱离国民党军政界的，一律不作历史反革命处理。但是，张仲甫更早就脱离部队，回家做绅士了，枪毙的布告上宣布的是另外的罪状；陈启忠没有跟着国民党撤退到大陈岛去，而是率部（地方保安部队）投降的，也没有按起义人员对待，同样被枪毙了。我想，将我父亲与他们区别对待，大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是地方上的一股势力，新的政权为了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非要将这些异己势力加以铲除不可。而我父亲在临海却是一个外来户，只是靠母亲的社会关系，认识一些人，自己并没有形成一股势力，不能成为新政权的阻力，所以可以幸存下来。这样看来，他到我母亲家里来，易地而居，倒是一件好事了。
但现在他是一家之长，母亲家的地主帽子也就戴在他的头上了，再加上“伪方人员”，头上就有两顶帽子。我父亲虽然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精神，并不在乎这些帽子，但实际生活却是每况愈下了。大生厂厂长本来是王亚平请他代理的，王亚平被镇压之后，他的厂长也做不成了。好在他年轻时做过纺织工人，就自己一家人纺纱织布为生，但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就被下放到生产队里做农民了。这时他已五十多岁，而弟妹还小，生活就十分困难，有时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姑、叔对父亲还是很关心的。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小叔曾调到临海工作过一个短时期，他常常到我们家来看望父亲。不过这时我已到上海读书，不知他们谈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直接接济我父亲，但对我是有经济上的支援的，这也是间接对父亲的支持吧。我考大学时，小叔就寄了二十万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20元）给我作路费，否则我也无钱到复旦大学来读书。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四年，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那时，学费、饭费和住宿费是全免的，零用费还可申请，分四元、三元、两元三等，我家太穷，不好给三等，但是成分不好，也不能给一等，所以给我二等待遇，每月三元。我靠这三元钱，勉强可以应付每月的零用，但要想添置件衣服或买本参考书就不行了，小叔、小姑也常给我一些钱，让我支撑到大学毕业。
但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是严格的。小姑是政工干部，喜欢做政治思想工作。她常教导我：你与父亲在政治上要划清界线，要做他的思想工作，但在经济上还是要支援他，现在家里生活确有困难。她根据阶级分析法，认为我父亲从小是苦出身，本质上是好的，但在国民党部队里呆久了，所以思想反动了，应当争取他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我按照她的指示去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但每次都被父亲驳倒。我说的是理论，他说的是事实，理论敌不过事实。不过，这情况我没有敢向小姑汇报。有一次我回临海度假，小姑要我找大队支部书记了解一一下父亲的思想情况。这位大队支书是我母亲的学生，对我们家还不错，说你父亲还是老老实实愿意接受改造的。我告诉小姑后，她也就放心了。不过她脑子里也并不全是原则，虽然感情被挤在一个角落里。她不止一次对我说，她小时候与我父亲一起上山拾柴、下地挑野菜，我父亲怎样照顾她，有一次她实在走不动了，我父亲还背着她回家，说时很动感情。
小叔更重感情一些，口头上不讲那么多原则，但实际上也是关心我父亲的思想改造工作的，不过他的方法更缓和些。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小叔买了一本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寄给他，叫他看看，重新认识那一段历史。我父亲看后对我说，这本书写得不真实，西北战场的情况完全不是书里所写那个样子。我想，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宣传性难免就会大一些，在亲历者看起来，就会觉得与真实情况有距离了。可惜我当时没有追问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小婶则不管这些大道理，完全从感情出发来看事。父亲去世时，我没有通知姑、叔，怕他们为难：不来吊唁吧，感情上过不去，来吊唁吧，怕影响他们的革命立场。所以直待丧事结束后，我才到杭州去报丧。在小叔家吃饭时，我对小婶说，爸爸很感谢你，说你对他很好。小婶眼里含着泪水说，你爸爸对我好，我一直记得。我想，她说的是当年我父亲到义乌去营救之事罢，事虽未成，但她一直念念不忘。
我父亲是直到“文革”结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才重新获得社会对他的尊重。那时县里要他出来参加黄埔同学会工作，这就是要他做对台的统战工作。他其实并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只是在中央军政大学受过短期训练，也被算进去了。但我父亲已经看透了政治，不愿意再介入，遂婉言谢绝道：我现在忙于带孙子，没有空出来做工作。的确，他每天带着一群孙子孙女，自得其乐。我女儿说，那一次她回乡看望爷爷奶奶，爷爷就带着一支儿童部队到汽车站迎接，有两个还拖着鼻涕。
姑、叔的生活在“文革”前还没有什么大波澜，“文革”开始之后，就不平静了。
小叔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来后在医院里休养了一段时期，就转业到地方，做了杭州园林局副局长。这工作倒符合他的兴趣，他也工作得很投入。但“文革”一来，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呆过一个短时期的经历，就成了大问题，审查来审查去，审查个没完，当然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所以“文革”结束后官复原职。但不久就离休了。离休之后，他身体还好，就带领一批退休工程师，骑着自行车搞调查研究工作，花了几年时间，制订了一个西湖西扩计划，后来被杭州市采纳，付诸实施，使西湖旅游区扩大了很多，很受游客欢迎。这之后，他就写字、画画、写回忆录，自得其乐。
小姑的麻烦要大些。抗战时期，她在担任瑞安地下党县委书记时，曾经被捕。老虎凳、辣椒水等许多刑罚都用过，她按照事先得到的应对教育，说是用刑时咬紧牙关就可挺过去，结果把牙齿都咬碎了，年轻时就满口假牙。因为抓不到证据，只是个疑犯，而且还有身孕在身，所以最后被放了出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见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很差，而且实际上已不被信任。这只要看她的官职愈来愈小，就可了然。她开始是在上海公用事业局做领导，后来调到陕西宝鸡一家重工业工厂做人事工作，最后是回到杭州做植物园的党支部书记。“文革”期间，更是受到审查、批斗。按当时的通行做法，对被捕过的人一定会扣上一顶叛徒的帽子。我怕她接受不了这种冤屈，曾到杭州去看望她。但又不好直接问这些事，看到她很镇定，很坦然，也就放心了。真正使她不安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一则是青年的思想变化，二则是干部的腐败现象。坚持了几十年的政治原则，突然失灵了，她感到特别难受。她对我也有所不满，不过没有当面教训我，只是对她的儿子洪波说，你表哥思想有些问题，你不要受他影响。因为洪波在上海工作，与我接近得多一些。但洪波的思想比我开放得多，他回到上海就笑嘻嘻地将这事告诉我了。我虽然不赞成小姑的保守观念，但很能理解她的痛苦心情。我不愿意伤害她的感情，所以在她面前只谈家事，不议时政。但有一次，她突然对我说：“唉，要是杨开慧不牺牲，或者贺之珍不离开就好了，她们对革命有感情，不会像江青这样乱搞，搞成这副局面。”我知道，她对于许多问题还是有所反思的，只是不愿再往深处想罢了。
历史的河流滚滚向前，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主流支流，支流主流，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岂是凭着一些既定的教条所能评说得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