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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育改革宏观背景下，以能力立意的诵读法概念进入了2000年新修订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成为语文教育研究中一个倍受关注的视点。本文从诵读法在语文学习中的源流、发展情况出发，指出诵读法在语文学习中的内容范畴、形式，并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语言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背景角度论述诵读法在语文学习中的必要性。
【关键词】语文学习 诵读法 必要性
在“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育改革宏观背景下——素质教育对课程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改革提出了建设性的要求。以能力立意的诵读法概念进入了2000年新修订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并成为学生学习语文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提高学生语文素质的重要策略。下文将从诵读法在语文学习中的源流、发展情况出发，指出诵读法在语文学习中的内容范畴、形式，并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语言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背景角度论述诵读法在语文学习中的必要性。
“诵读法”是古代学习语文的一个重要方法。
“诵读”，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段玉裁在《说文解字》里作注，依据《二哥礼·大司乐》对两字进行了精辟独到的辨析，说“倍文日讽，以声节之日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而在《说文》里。许慎是将“讽、诵、读”三字互训的。“吟咏”实际上是一种情感的抒发，《涛·周南·关睢序》中有“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表述，孔颖达作疏：“动声日吟，长言日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长言”意思是发音舒缓，为字调中的舒调，可理解为曼声长吟。由此可见，诵是寓情于声、以声传情的表达方式。
“读”，《说文》解释为“籀书也”，“籀”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注释为“诵读并领会”。段注解释“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讽，诵亦可云读，而读之义不止于讽诵。讽诵只得其文辞，读乃得其义蕴”。可见，“读”中含“诵”，它还特别偏重于内容的理解。
“诵”和“读”的含义有所区别，古人在运用时也有差别。先秦的典籍中，多把“诵”和“读”分开来用，一般来说，对韵文是“诵”，对散文是“读”。这些可理解为古人对二者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究其实质，二者又是统一的：一方面，能增强阅读的刺激性，另一方面，“读”能加深“诵”的理解性，在读书实践中，二者结合相得益彰，并逐渐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在读书实践中，古代大学问家们积累了许多诵读经验。唐朝韩愈自幼读书，他自叙“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批于百家之编”，他强调读书要反复诵读，汲取精华。宋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张载，他主张“书须成诵”、“经籍亦需记得……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记”。朱熹集前人读书经验，将诵读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记载于教育论述中，读书有六条，其中一条日：熟读精思。还谈到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浪漫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矣。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有不到乎”，“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显然，“诵读法”在当时已经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读书方法。清代学者崔学古论述语文教育，提出“书忌口传”，要求学生自己诵读琢磨，口诵心惟，不仅用“口耳”，还用“心目”。
综上所述，“诵读法”在古人语文教学中，就要求学习者置身文章作者的角度，凭借声音语调传达、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诵读法在语文教学和学习中既是技能的，又是语感的；既是文学的，又是审美的；而不是“死守章句”、有口无心的“死记硬背”的读书方法，也不是马建忠所形容的“终日伊吾”、孙中山所认为的“咿晤占哔”、胡适所称的“笨拙的人”所用的“笨法”、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所渲染的教书先生“摇头晃脑”的形象，而如黎锦熙先生所指出的，是“儿童将声音与意义结合的一种‘发表”’，是“论理的读法”、“审美的读法”。
从传统的语文教育转变为现代语文教育，人们对诵读法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认识，注意到语言在社会不同交际圈中的差异性、动态性，以及语言仓库中书面语与口语、普通话与方言、汉语与外语各自的社会价值和交际价值，诵读法的内容范畴和形式在继承传统的“诵读法”基础上，得到了丰富和扩大。
在古代的语文教育中，诵读内容的范畴指的是文言文的诵读，即对古诗、词、曲、文、赋的诵读，诵读形式多为吟诵。而在现代语文教学中，不仅指文言文的诵读，还包括现代文(白话文)的诵读。叶圣陶在论著中也说“白话与文言一样需要吟诵，白话与文言都是语文，要亲切地体会白话与文言的种种方面，都必须花一番功夫去吟诵”。我们还可以延伸到文学体裁方面来说，现代白话文中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教学，都需要用读来感知语言材料，理清思路，了解作者写作意图，尤其是优美的散文，更需要指导学生反复诵读，品味语言，培养语感。相应地，诵读形式不仅仅是诗文的吟诵，还包括说理文章论理的读，叙事文章抒情的读。诗歌的朗读需要美读，“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设身处地，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所读的若是白话文，就如戏剧演员读台词那个样子。若是文言，就用各地读文言的传统读法，务期尽情发挥作者当时的情感”，美读得其法，对陶冶情操、培养能力都有很大的作用。
文言与白话都需要诵读，诵读在语文学习中的必要性，可以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和语言心理学、学生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
汉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超时空性的文字体系，这种超时空性使汉字具有一种可以越过声音直接“以形表义”的独特功能，同时也扩大了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这种距离表现之一，文言和白话的分歧。文言发展到如今，是完全脱离白话的纯粹性文字型的书面语，对我们现代的学习者来说，它是远离口语和白话文的“第三语言”。但即使不是要获得文言文的表达能力，只是为了了解历史、继承文化遗产、获得一定的文言文阅读能力，也非诵读不可。古代诗、词、曲、文、赋的深邃的意境、生动的形象、凝炼的语言、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表现手法，只有通过诵读，才能架起古今通融的桥梁。距离表现之二，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汉字系统的语音以北京方言语音为标准音，与其他地方的方言格格不入，对于自幼习得母语为南方方言或其他方言的学生来说，即便是十分通俗的白话文作品也有着一层隔阂生疏。而真正优秀的白话文作品是把古代书面语的优良传统和典雅风范化人现代口语的一种语言创造。要想获得这种语言创造能力，必须诵读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
从语言心理学和学生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幼儿时期的语言(口语)学习是一种“习得学习”，即在无意识状态下，先是模仿大人说话，将它记在脑里，然后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尝试”说话，并逐渐在说话中纠正语音、语法等错误，掌握正确的用法。而进入学龄的书面语“学得”，它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学习过程，但保留、延续了语言“习得”的许多特点，还是先要模仿、记忆，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通过无数次的“尝试错误”才能把握语言的学习。所以，学习书面语，是获得语文能力的最佳途径，同样遵循着口语习得的规律。遣词、造句、作文就相当于语言习得的过程和表现，所缺的是语言习得的交际环境，这一欠缺，在传统的语文学习中是通过对课文的不断诵读来补充的。反复不断地诵读，也等于是反复不断地听，反复不断地言说，从而“构成通过眼、口、耳三条神经通道同大脑之间的网状信号传递。所以诵读形成的信号刺激的强烈程度远远超过交谈和默读，使书面语‘内化’的速度和牢固程度也要超过默读”，由此看来，通过诵读来学习语文实际上是变语文“学得”为语文“习得”。诵读的必要性，一些现代教育大家也曾强调，叶圣陶曾三番五次强调：“语文科学习，不该只用心与眼，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耳才好。”朱自清的《论朗读》一文强调指出：“读的用处最广大，语文教学上应该特别注重它”。
正因为以上的因素，所以我们要让诵读法在语文学习中如花朵般绽放，在课堂上，老师要范读、领读，学生要个别读、分组读、集体读、课前读、课后读。学英语有李阳的疯狂英语，学语文则要将诵读法进行到底。
【关键词】语文学习 诵读法 必要性
在“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育改革宏观背景下——素质教育对课程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改革提出了建设性的要求。以能力立意的诵读法概念进入了2000年新修订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并成为学生学习语文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提高学生语文素质的重要策略。下文将从诵读法在语文学习中的源流、发展情况出发，指出诵读法在语文学习中的内容范畴、形式，并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语言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背景角度论述诵读法在语文学习中的必要性。
“诵读法”是古代学习语文的一个重要方法。
“诵读”，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段玉裁在《说文解字》里作注，依据《二哥礼·大司乐》对两字进行了精辟独到的辨析，说“倍文日讽，以声节之日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而在《说文》里。许慎是将“讽、诵、读”三字互训的。“吟咏”实际上是一种情感的抒发，《涛·周南·关睢序》中有“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表述，孔颖达作疏：“动声日吟，长言日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长言”意思是发音舒缓，为字调中的舒调，可理解为曼声长吟。由此可见，诵是寓情于声、以声传情的表达方式。
“读”，《说文》解释为“籀书也”，“籀”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注释为“诵读并领会”。段注解释“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讽，诵亦可云读，而读之义不止于讽诵。讽诵只得其文辞，读乃得其义蕴”。可见，“读”中含“诵”，它还特别偏重于内容的理解。
“诵”和“读”的含义有所区别，古人在运用时也有差别。先秦的典籍中，多把“诵”和“读”分开来用，一般来说，对韵文是“诵”，对散文是“读”。这些可理解为古人对二者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究其实质，二者又是统一的：一方面，能增强阅读的刺激性，另一方面，“读”能加深“诵”的理解性，在读书实践中，二者结合相得益彰，并逐渐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在读书实践中，古代大学问家们积累了许多诵读经验。唐朝韩愈自幼读书，他自叙“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批于百家之编”，他强调读书要反复诵读，汲取精华。宋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张载，他主张“书须成诵”、“经籍亦需记得……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记”。朱熹集前人读书经验，将诵读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记载于教育论述中，读书有六条，其中一条日：熟读精思。还谈到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浪漫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矣。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有不到乎”，“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显然，“诵读法”在当时已经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读书方法。清代学者崔学古论述语文教育，提出“书忌口传”，要求学生自己诵读琢磨，口诵心惟，不仅用“口耳”，还用“心目”。
综上所述，“诵读法”在古人语文教学中，就要求学习者置身文章作者的角度，凭借声音语调传达、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诵读法在语文教学和学习中既是技能的，又是语感的；既是文学的，又是审美的；而不是“死守章句”、有口无心的“死记硬背”的读书方法，也不是马建忠所形容的“终日伊吾”、孙中山所认为的“咿晤占哔”、胡适所称的“笨拙的人”所用的“笨法”、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所渲染的教书先生“摇头晃脑”的形象，而如黎锦熙先生所指出的，是“儿童将声音与意义结合的一种‘发表”’，是“论理的读法”、“审美的读法”。
从传统的语文教育转变为现代语文教育，人们对诵读法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认识，注意到语言在社会不同交际圈中的差异性、动态性，以及语言仓库中书面语与口语、普通话与方言、汉语与外语各自的社会价值和交际价值，诵读法的内容范畴和形式在继承传统的“诵读法”基础上，得到了丰富和扩大。
在古代的语文教育中，诵读内容的范畴指的是文言文的诵读，即对古诗、词、曲、文、赋的诵读，诵读形式多为吟诵。而在现代语文教学中，不仅指文言文的诵读，还包括现代文(白话文)的诵读。叶圣陶在论著中也说“白话与文言一样需要吟诵，白话与文言都是语文，要亲切地体会白话与文言的种种方面，都必须花一番功夫去吟诵”。我们还可以延伸到文学体裁方面来说，现代白话文中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教学，都需要用读来感知语言材料，理清思路，了解作者写作意图，尤其是优美的散文，更需要指导学生反复诵读，品味语言，培养语感。相应地，诵读形式不仅仅是诗文的吟诵，还包括说理文章论理的读，叙事文章抒情的读。诗歌的朗读需要美读，“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设身处地，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所读的若是白话文，就如戏剧演员读台词那个样子。若是文言，就用各地读文言的传统读法，务期尽情发挥作者当时的情感”，美读得其法，对陶冶情操、培养能力都有很大的作用。
文言与白话都需要诵读，诵读在语文学习中的必要性，可以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和语言心理学、学生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
汉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超时空性的文字体系，这种超时空性使汉字具有一种可以越过声音直接“以形表义”的独特功能，同时也扩大了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这种距离表现之一，文言和白话的分歧。文言发展到如今，是完全脱离白话的纯粹性文字型的书面语，对我们现代的学习者来说，它是远离口语和白话文的“第三语言”。但即使不是要获得文言文的表达能力，只是为了了解历史、继承文化遗产、获得一定的文言文阅读能力，也非诵读不可。古代诗、词、曲、文、赋的深邃的意境、生动的形象、凝炼的语言、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表现手法，只有通过诵读，才能架起古今通融的桥梁。距离表现之二，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汉字系统的语音以北京方言语音为标准音，与其他地方的方言格格不入，对于自幼习得母语为南方方言或其他方言的学生来说，即便是十分通俗的白话文作品也有着一层隔阂生疏。而真正优秀的白话文作品是把古代书面语的优良传统和典雅风范化人现代口语的一种语言创造。要想获得这种语言创造能力，必须诵读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
从语言心理学和学生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幼儿时期的语言(口语)学习是一种“习得学习”，即在无意识状态下，先是模仿大人说话，将它记在脑里，然后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尝试”说话，并逐渐在说话中纠正语音、语法等错误，掌握正确的用法。而进入学龄的书面语“学得”，它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学习过程，但保留、延续了语言“习得”的许多特点，还是先要模仿、记忆，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通过无数次的“尝试错误”才能把握语言的学习。所以，学习书面语，是获得语文能力的最佳途径，同样遵循着口语习得的规律。遣词、造句、作文就相当于语言习得的过程和表现，所缺的是语言习得的交际环境，这一欠缺，在传统的语文学习中是通过对课文的不断诵读来补充的。反复不断地诵读，也等于是反复不断地听，反复不断地言说，从而“构成通过眼、口、耳三条神经通道同大脑之间的网状信号传递。所以诵读形成的信号刺激的强烈程度远远超过交谈和默读，使书面语‘内化’的速度和牢固程度也要超过默读”，由此看来，通过诵读来学习语文实际上是变语文“学得”为语文“习得”。诵读的必要性，一些现代教育大家也曾强调，叶圣陶曾三番五次强调：“语文科学习，不该只用心与眼，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耳才好。”朱自清的《论朗读》一文强调指出：“读的用处最广大，语文教学上应该特别注重它”。
正因为以上的因素，所以我们要让诵读法在语文学习中如花朵般绽放，在课堂上，老师要范读、领读，学生要个别读、分组读、集体读、课前读、课后读。学英语有李阳的疯狂英语，学语文则要将诵读法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