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H是一位杂志记者，工作五六年，算是努力，但未见什么成绩。圈子内外，没有多少人知道她，比起一些年纪差不多但迅速声名鹊起的同行，她很不起眼。有时她也嘲笑自己，更多时候安之若命，知道没有过人天赋，只求做到力能所及。她常将一些采访前后的故事讲给我听，八卦之外，有一则让我印象深刻：
　　几年前她曾做过一次叶嘉莹先生的采访，谈古典诗词的研究。报道照例没太大反响，但有一位山东的读者特地发来短信，告诉H他的故事。这位读者因为对现在的学校教育不满，便在周末聚集起同事及邻居的孩子，开设私塾，教授古典文学。然而以如此“理想”占用孩子们本应去学英语学奥数的“现实”，究竟是对是错，他心里常有犹豫。直到读到那篇报道，看到叶嘉莹以一生的感悟现身说法，他终于又找到坚持下去的底气。
　　一年后，对方又发短信来，告诉H私塾坚持至今，效果良好，并再次感谢。那时H自己正在低谷期，住在冬天猛灌冷风的小房子里，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被曾经的努力反哺自己。
　　于是她眼睛闪亮地告诉我，她并不奢望自己做的事情会推动社会进步或者彰显正义，一篇报道哪怕只对一个人有实际的影响，也就足够了。说这话时她未尝不存着自我安慰的心思，但不妨碍我们都被这句话打动了。
　　说得远了点，这其实是我看到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后想起的。这部被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并很有可能最终获奖的片子，是这类故事里最激动人心的案例之一。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歌手Rodriguez在本土录制两张唱片，制作人和唱片行老板都称他比Bob Dylan还棒，然而唱片发行后却无人问津。没人知道，在遥远的南非，Rodriguez的音乐被疯狂传播与追捧，甚至有人把专辑的封面图案刺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些想要逃离大工业城市、追求自我生活的歌词，被南非受压制的人们赋予反体制的含义。他们如梦初醒，意识到“还有出路”，齐声高唱着他的歌曲，走上街头抗议，甚至由此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运动。
　　这种情节听起来相当熟悉。每一场革命都有自己的圣曲，捷克“布拉格之春”时，人们唱着本国歌手翻唱自Beatles的Hey， Jude；在东德，大家背着斯塔西偷听Public Enemy和Beastie Boys；伊朗陷于严苛的原教旨主义统治时，人们依靠黑市上买来的瑞典Abba乐队的磁带滋润心灵。
　　有趣的是，南非流传着Rodriguez早已在舞臺上自杀身亡的谣言。多年来，人们带着激动与惋惜的心情缅怀着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却在一位音乐记者不懈地挖掘之后惊喜得知，他还活着，在美国，在那个没人听说过他的国家，为别人装修房顶。
　　南非人沸腾了。他们迅速安排好Rodriguez到南非的巡回演出。媒体、乐迷，甚至组织者，都不敢确信这一消息，暗自做好从飞机上接下一个冒牌货的准备。然而这位他们奉为音乐教父的人真的出现了，自自然然上台，平平静静唱起他们传诵多年的歌。五千人的演出场所被激情塞满，人们站着，喊着，唱着，哭着，怀念青春，怀念反抗的日子。
　　Rodriguez平静地经历了这一切，回到美国，继续做木工。他知道，自己只是写了想写的音乐，在美国没有遇到知音，这没什么，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到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小到促使乐迷开了自己的唱片行，记者达到事业的巅峰，女儿嫁给南非的保镖，外孙有一半的南非血统——他也觉得没什么，不过是做好自己的事罢了。
　　Rodriguez的传奇与好友H的故事看似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在我看来，只是程度的差别。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这道理不必多说了，还是现身说法最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