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欧盟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中的"控制者—处理者"模式旨在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参与者进行义务和责任的分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该模式予以了借鉴.持"处理环境脱节论"的学者认为,"控制者—处理者"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代信息处理技术和商业模式(即"处理环境"),导致对控制者和处理者予以识别的困难,并据此提出"控制者—处理者"模式的替代方案."处理环境脱节论"植根于"决定论"的观念,认为法律应当根据现实中的处理环境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参与者进行角色分配,这一观念与处理环境流变和复杂的本质具有内在冲突.相反,"适应论"关注
【机 构】
：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20002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欧盟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中的"控制者—处理者"模式旨在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参与者进行义务和责任的分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该模式予以了借鉴.持"处理环境脱节论"的学者认为,"控制者—处理者"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代信息处理技术和商业模式(即"处理环境"),导致对控制者和处理者予以识别的困难,并据此提出"控制者—处理者"模式的替代方案."处理环境脱节论"植根于"决定论"的观念,认为法律应当根据现实中的处理环境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参与者进行角色分配,这一观念与处理环境流变和复杂的本质具有内在冲突.相反,"适应论"关注个人信息处理参与者的角色分配在面对处理环境变迁时的适应能力,因而更具科学性.经欧盟立法、官方指引和欧盟法院判例共同建构的"功能性路径"便体现了"适应论"的观念,赋予了"控制者—处理者"模式适应处理环境变迁的自我调整机制.对控制者和处理者予以识别的困难实则是"功能性路径"的缺陷,该缺陷可以通过场景化的指引予以缓解.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框架下,我国具有借鉴"功能性路径"的规范基础.我国应当将"功能性路径"融入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制定和司法实践中,以确保个人信息主体的相关权益在变化的处理环境中得到坚实保障.
其他文献
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精华既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真理性认识的观念表达和集中体现,更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的核心理念和思想精粹;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道和理想追求,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志,更是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指引;既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根脉和文化基因,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资源.无论是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应对国内外挑战、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前提.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有利于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推进民族自治制度完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不仅为解决民族认同障碍、民族发展不平衡"、多元"与"一元"文化矛盾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撑,而且为驳斥西方逆全球化等挑战提供话语基础.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要以科学的理论逻辑提升话语说服力,以合理的价值逻辑增进话语传播力,以正确的方法逻辑提升话语感召力,进而铸牢
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雅克·比岱立足现代社会理论中的共产主义,以"元结构"视域中的现代性理论思考、探索、诠释共产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为原型,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视角,重构共产主义.从理论维度即理论共产主义的现代阐释,社会维度即重构未来社会的生态共产主义,实践维度即担当战斗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这三个方面阐释雅克·比岱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内涵和价值逻辑,对促进共产主义向道德共产主义的实践发展,推动人类步入政治共同体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准确把握高校治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以教育评价改革为引领,在厘清高校治理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外部多元主体功能定位、健全多元主体对话协商机制、优化二级学院治理模式,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期为我国地方高校治理提供借鉴.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日新月异,凯歌行进,但是我们在理论建设和话语构建上远远没有能够满足这一伟大社会实践的需求.构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话语体系需要以四个"面向"(向内看、向外看、向前看、向后看)为方法论,完成阐释当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获得世界话语权、指导未来社会实践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四项任务,从而真正构建起崭新的中国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出现了不成熟、跟风与脱离政治实际等方面的问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开始了一个艰难的反思历程:它以理性的方式认识到了自身必须遵循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它对其特殊性进行独立思考,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处,正在于其革命性;它认识到事物的个别性,其根本上是社会主义的性质.经过从普遍性、特殊性到个别性三个方面的反思之后,中国的话语体系的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话语体系经过反思之后获得的是一种理性认识,
民事诉权的滥用侵害他人利益,违背民事诉讼设立初衷,损害司法权威,消减司法公信力.在法治的框架下,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多元共治滥用民事诉权的行为,具有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应加强长效机制建设,通过滥诉损害赔偿、失信黑名单、刑罚打击等制度规范,坚持惩教并举,实现“守法者获益、失信者寸步难行”,培育公民诚实守信的诉讼观念,引导当事人诚信参与诉讼,从而有效减少和消除司法实践中日益增长的滥用民事诉权行为,维护良好诉讼秩序和促进法治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技术型自治是充分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村民自治结合,推动村民自治空间转向、思维转向、方式转向的治理创新.迈向技术型自治需要实现村民自治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变革,网络化要求村民自治拓展空间场域,数字化要求村民自治塑造数据思维,智能化要求村民自治嵌入智能方式.技术型自治的实现应当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保障三者有机统一的变革路向,以数字人、数字事务、数字平台、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制度体系作为基本要素,其中数字人是技术型自治主体,数字事务是技术型自治客体,数字平台、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代中国重要的国家战略和时代任务,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不证自明的范畴,获取正当性与证成性支持对国家战略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的强大资源从"发生的进路"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中国探索民族国家建构道路的必然产物,具有正当性;作为国族,中华民族具有典型的国家属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证成性表现为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族意识;中华民族与国家体系的统一,必然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支撑国家体系的基本内容,从而使其正当性与证成性在现
地方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地方性法规在遵循良法善治精神、确保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可以因地因时因事制宜,解决地方治理的制度缺口和现实化需求,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性制度供给要求.地方性法规的治理能力需要通过地方性法规的适用来实现,地方性法规治理能力的更好实现,不仅要靠提高立法能力,在立法资源相对紧张的情况下,也需要对地方性法规适用中的问题及时予以回应,因而需要统一和完善地方性法规解释的机制,以地方性法规解释的方式解决地方性法规适用的"可操作性"问题,从而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