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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盛伟先生对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个别人物有的注释不够准确全面，有的应该注释却没有注释。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考证出赵丰原（名于京）是王士禛的门生；何海晏不是“初令秦中”；孝子周顺亭确有其人；睢宁知县李毓奇是益都县颜神镇（今博山）人；常大忠不是两次担任梓潼知县；潞城知县宋国英当为宋国锳（瑛）；淄川教谕展先生的基本情况；齐东令徐公可能是徐国珍；淄川学师刘芳勋是贡生；何仙是长山县的何五子。
关键词：聊斋志异；人物注释；补注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笔者在研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蒲松龄纪念馆研究馆员盛伟先生校注的《聊斋志异校注》过程中，发现盛伟先生对《聊斋志异》中的个别人物有的注释不够全面准确，有的应该注释却没有注释，笔者今不揣谫陋，提出一管之见，以请教于盛伟先生和各位研究专家。
一、赵丰原之详注
蒲松龄在《布商》文末写道：“赵孝廉丰原言之最悉。” [1] 585 盛伟注释：“赵孝廉丰原：赵丰原，字于京，号香坡，又号客亭，历城（现山东济南市历城县）人，康熙二十年（1681）举人，后由举人选任城武教谕。官至河南府知府。详见《山东通志·人物志》。” [1] 586
盛伟先生的注释不够准确，也不详细。清乾隆《历城县志·选举表三》在“举人”一栏康熙二十年辛酉条目下标有：“赵于京，第十五名，仕至河南府知府，有传。”这个赵于京是不是赵丰原呢？继续查阅，在《列传四·国朝》查到赵于京的详细资料，发现赵于京就是赵丰原，丰原是他的字。再查阅清乾隆《临潼县志·职官》、清同治《河南府志·职官志二》，有赵于京的任职资料，可以相互印证，证实结论准确无误。
清乾隆《历城县志·列传四·国朝》记载：
赵于京，字丰原。其先大兴人，父士通迁于县。于京廉正有干略。康熙三十二年，由举人选城武教谕。导率有方，以卓异擢临潼知县。抵任甫五日，理滞狱，囹圄为空。地当孔道，官马或不敷。民间旧有贴马钱，于京尽革之。任佑中者，县巨猾也。构讼稍不如意，闭村堡，奋臂抗官，养健儿为爪牙，前官莫可谁何！于京围其家，擒党（羽）十数人。佑中遁京，率卒袭捕之，置于法。渭水没田万余亩，民逋赋累千金，代输之而去其籍。迁绥德州知州。临潼老幼提挈送者盈街巷，多至泣下。四十一年，至绥德，有饬报垦田起租之檄。他州县承上官意，率多报，以邀功。于京独默然，若无事，吏请至再三，叱曰：“国家太平六十年，尚有未垦地乎？且延绥傍山，多沙碛，雨少不继，则成石田耳，堪增税以困吾民耶！”竟无所报。四十二年，车驾西巡。于京扈跸至华阴，召见奏对称旨，命讲《周易》，赋诗，赐御书，授河南知府。数月，丁母忧，无以治丧。河南巡抚徐潮赙之，乃归。会潮入觐，上问豫省循吏，潮以于京对，因夺情复任。于京乞假，营葬毕始行。洛阳南村有雕木为佛像者，藏机于内，使耳目手足皆动，谓之活佛，惑愚民为奸利。于京焚其像而杖之，妖言顿息。卢氏山有矿洞，四方无赖子鸠众擅开，架屋为村舍，具什器，势渐炽，不能禁。于京选能吏，协营弁，率众焚其巢，决山渠水以灌洞，事乃定。宜阳民乔宗仁，饰博具诱人财，无以偿，有致之死者。于京立毙之。……四十五年，商洛贼万余据山，连卢氏阌乡界，郡城戒严。怀镇闫某率精甲五百来会，乃侦访通贼要路，分守三十余所。贼知有备，竟不敢犯境。会大雪，喜曰：“贼降矣！”或请其故，曰：“山中无宿粮所恃，以苟延者劫远村耳。当此严寒，能荷戈履冰乎？”后五日，得潼关檄，果如所料。守河南前后凡四年，迁苏州知府。疾作，未之任。卒年五十六。于京性尚忠义，喜文学。其官城武，修文亭山曾子祠、汉忠臣佗侯庙。于临潼，表浑太史、叚太尉庙墓，新其庙，立樊舞阳祠，修横渠书院，与李颙、王心敬相友善，使二子从颙受学。于绥德，建韩蕲王祠。于河南，建狄梁公祠，新天中书院。所在捐俸修孔子庙，谆谆以课士为务。去后，人皆思之。
赵于京，字丰原，又号香坡，又“因读书于济南明湖之客亭，故人称为客亭先生”，客亭即大明湖历下亭。赵于京祖籍北直隶大兴县，其父赵士通迁居历城县。赵于京于康熙二十年中举人，三十二年（1693），由举人选任山东城武县（今菏泽市成武县）教谕。康熙三十七年（1698），以卓异升任陕西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知县。四十一年（1702）升任陕西绥德州（今陕西省榆林市）知州。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西巡陕西，赵于京得到召见，奏对称旨。四十六（1707）年升任河南知府（河南省洛阳市），数月后母亲去世，回乡守制，后夺情复任。四十九年（1710）改任苏州知府，尚未到任，便因病故去，享年五十六岁。《历城县志》评论赵于京“廉正有干略”，“尚忠义，喜文学”。
赵于京是清初诗坛泰斗王士禛的门生。王士禛在《蚕尾文集》卷一《蒙木集序》叙述：“丙寅、丁卯间，予方里居，钟子圣舆与赵子丰原、王子秋史先后来从游。三子之才颉颃上下，类能敻然自拔于流俗，予甚异之。非济南山水之奇旷，百年一发之，而何以有是！” [2] 1799-1800 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二十六年（1687），王士禛为祖父王象晋守丧期间，赵于京曾前来新城县（今桓台县）探望，向其请教诗作。
二、何海晏并非“初令秦中”
《拆楼人》起首讲道：“何冏卿，平阴人，初令秦中。” [1] 700 盛伟先生对此注释：1.何冏卿，即何海晏，字治象，号敬庵，明嘉靖进士，授四川顺庆府推官，官至太仆寺少卿。冏卿，即太仆寺卿；2.秦中，即今陕西省一带。[1] 700 盛先生的注释没有错，但两条注释联系起来看，却有问题。就是说，何海晏初次任职的地方，按第一条注释是在四川的顺庆府，按第二条注释是在陕西的秦中地区，一南一北，大相径庭，显然是错误的。那么，错在何处呢？是原文有错还是注释有误？
首先，看何海晏的首任官职。查阅清康熙《平阴县志·选举志·科贡》，何海晏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考中举人，时年二十四岁。第二年成进士，授四川顺庆府推官，历吏部四司郎中、太仆寺少卿、河南布政司右参政。 康熙《平阴县志·人物志·德业》有何海晏的传记，原文如下：
何海晏，字治象，号敬庵，弱冠成进士，授四川顺庆府推官。时按君试其才，以“嘉陵晚望”为题，援笔而就，云：“嘉陵烟树锁寒堤，暝色沉沉望欲迷。画阁窗含残照远，文峰塔隐暮云低。乾坤壶倒随萍迹，湖海蓬飘信马蹄。几度风花人自老，江天明月任东西。”三年课最，擢吏部，历文选司郎中，迁太仆寺少卿，出任藩臬，所至有声。任井陉道，有《登插箭岭题杨将军祠》，诗云：“将军古庙翳松萝，百代英声回未磨。插箭岭高飞鸟近，祭刀石冷夕阳多。（中缺二句）地下终同岳武穆，相嗟和议竟如何？”公之学识、品望可知。归里后，悠游林下者三十余年，亭台池馆、花木竹石，日以飞觞为乐。和平温厚，里人敬而爱之。所著有《敬庵斋集》、《候虫鸣诗集》，藏于家。
按以上资料，何海晏成进士后，首任官职是四川顺庆府推官，决非“秦中令”。明清时，“令”是知县的代称，“秦中令”即指陕西中部某个县的知县。
再看“顺庆”与“秦中”。查阅相关资料：顺庆府，地处四川省中部。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升果州为顺庆府，元朝属顺庆路，明朝隶四川布政使司，置顺庆府，清朝隶四川省川北道。明清府治南充（在今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清末管辖南充、西充、营山、仪陇、邻水、岳池六个县；蓬、方安两个散州。
秦中，也称关中，古地区名，指今陕西中部平原（渭水流域）地区，因春秋、战国时地属秦国而得名。《汉书·娄敬传》：“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颜师古注：“秦中谓关中，故秦地也。”
从以上资料来看，顺庆与秦中没有任何瓜葛，两个地方风马牛不相及。顺庆府所辖州县也没有“秦中”这个地方，当然也就不会有“秦中令”了。
综合这些资料，笔者推测蒲松龄原文出现何海晏“初令秦中”错误，有两种情况：一是以讹传讹。蒲松龄写作《拆楼人》时，对于何海晏的首任官职，何氏后人或者当地人已经不太清楚了，毕竟过去了一百五十多年。加之淄川与平阴相距较远，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难免出错，又加之蒲松龄对得到的消息无法核实，文中出现这个错误在所难免。二是故意为之。蒲松龄在这个故事中揭露何海晏的隐私，何氏后人可能兴师问罪，必须承担风险，因此蒲松龄故意模糊一些细节，以混淆视听，逃避文责，这也解释得通。
三、孝子周顺亭确有其人
《孝子》讲了益都（今山东青州市）孝子割肋疗亲的故事：“青州东香山之前，有周顺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巨疽”，“数月不痊”，周顺亭“以利刃割肋肉”，“烹肉持膏，敷母患处，痛截然顿止”。[1] 930
故事中的周顺亭，确有其人，他就是周践恭，字顺亭，益都县孝悌乡李家庄人，清光绪《益都县图志》有其传记。《益都县图志·人物志·孝义传》记载：
周践恭，字顺亭，孝悌乡李家庄人。母病，刲股和药以进，病竟已。及母卒，庐墓三年。践恭所居，在嵘山西南隅。殁，即葬于其居之南。今其地，名为孝子坟云。
文中的“刲股”，是指割取大腿上的肉。周顺亭母亲病重，他割取自己大腿上的肉，掺到药里，端给母亲吃，母亲竟然痊愈。“庐墓”，是指古人在父母死后，服丧期间在父母墓旁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墓。周顺亭母亲去世后，他在坟前搭建房屋，为母亲守墓，时间长达三年。周顺亭死后，葬在他生前居住地的南边，这个地方现在当地人称为孝子坟。
蒲松龄在《孝子》中叙述周顺亭割肋疗亲的过程，与县志的记载基本相同，只是更为详细，更加感人。
盛伟先生在《聊斋志异校注》中对香山作了注释：香山，据嘉靖《青州府志》卷六载：“城东四十五里为香山。《齐乘》所谓嵘山是也。” [1] 930 但是盛伟先生没有对周顺亭作注释，可能是没有看到《益都县图志》关于周顺亭的这段资料。
四、李毓奇是益都县颜神镇（今博山）人
《捉鬼射狐》开篇写道：“李公著明，睢宁令襟卓先生公子也。” [1] 1009 盛伟先生注释：“李襟卓，名毓奇，山东益都人。明万历十年（1582）中山东乡试第二名，万历四十年（1612）至四十四年（1616），任江苏睢宁县知县。” [1] 1010 近查清光绪《益都县图志》、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发现此条注释部分有误。
按照盛先生考证，李毓奇是益都人，笔者于是先查阅《益都县图志》，在《益都县图志·选举志》前半部分“举人”“进士”列表内没有查到此人，在后半部分终于查到记录。全文如下：
又，举人，洪武年有王让（丙子），嘉靖年有赵汝弼、赵敬简（丙午）、赵敬宾（戊午），万历年有赵尔待、李时华（并癸酉）、李毓奇（壬午）、栾行言（乙酉）、刘若虚（辛卯）、赵大伦（庚子）、郑之韩、翟凤翮（并癸卯）、翟凤羽（乙卯）、岳储珍、王宏化（并戊午），天启年有张联轸（甲子）、李馨（丁卯），崇祯年有孙廷铎、翟文贲（并壬午），凡十九人，皆隶今之博山。……并不录。
由《益都县图志》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李毓奇于明万历壬午年中举人。壬午年，即万历十年；二是李毓奇是益都县颜神镇（今淄博市博山区）人。据有关资料，博山先后称颜神、颜神店和颜神镇，属益都县管辖，清雍正十二年（1734）始设博山县，属青州府。由此可知，雍正十二年后，李毓奇所在村庄由新设立的博山县管辖，因此李毓奇也就由益都人变更为博山人。再查《续修博山县志》，有如下记载：“李毓奇，字襟卓，万历壬午亚元，知睢宁县。”充分说明李毓奇是博山人。
另外，查阅《睢宁县志》，盛先生所言李毓奇担任睢宁知县的时间正确无疑。清康熙《睢宁县志·职官》记载：“李毓奇，山东人，由岁贡万历四十年任。”《光绪睢宁县志稿·职官表》的记载与康熙《睢宁县志·职官》记载相同。两本县志均称李毓奇是岁贡，当为记载失误。李毓奇的下任知县任职时间为万历四十四年，这说明李毓奇于此年离任。
五、常大忠并非两任梓潼令
《梓潼令》叙述太原进士常大忠在京城候选知县，抽签决定任职地点的前夜，梦见梓潼帝君手持名帖前来拜见，结果选任梓潼知县。守孝期满，等候补官时又做同样的梦，果然再去梓潼担任知县。[1] 1105 盛伟先生的《聊斋志异校注》中没有常大忠的注释。笔者依据常大忠的相关资料，给予注释。
常大忠的资料，清光绪《交城县志·选举》《交城县志·人物》均有明确记载。《交城县志·人物》载有常大忠的传记，全文如下：
常大忠，顺治丙戌解元，壬辰成进士。文优行洁，为诸生，早已知名于时。及登贤书，终日手一编，务为有用之学，足迹不入城市。通籍后，选四川梓潼令。川东甫经流寇之乱，人民凋敝，亟为设法招集流亡。自剑门以西复业者，不啻万家。邑文庙倾圮已久，复经营重建。暇日进诸生，亲为讲解，文教大兴。他如蠲谷赈济，舍棺掩骼，修筑河堤，设立义仓，善政累累，尤难殚述。以忧去，服阕，补江南潜山县，为治一如在蜀。土寇与水贼潜煸，时探知之，即督乡兵剿于天柱山。一战歼其渠魁，不至酿成大变。潜山人至今尸而祝之。以治行最，升直隶保定府同知。北地苦寒，播种不能以时，民多饥困，乃亲教以种植之法。时出省视，勤者劳以酒食，惰者惩之。期年，桑麻遍野，遂为沃土。遇事听断明决，吏不能欺，民无冤抑。以劳勚，卒于官。百姓讴思不置，争输赀，建立专祠。复敦请，入保定名宦。历宦所至，洁己奉公，丝粟不扰民。卒之日，几不能具棺敛。居恒，宗族称孝郎，党称弟。分禄以赡贫宗，推恩及于同里，善举尤多。卒后，县令赵吉士，详请从祀乡贤，称为第一乘人物。斯言诚不愧云。
据《交城县志》所载：常大忠，字二河，是太原府所辖交城县人。他于清顺治三年（1646）中举人，系乡试解元，顺治九年（1652）成进士，选任四川梓潼知县。当时遭逢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常大忠上任伊始，立即想法招抚流民，使其返乡从事生产。资料介绍，从剑门关以西回乡复业者，多达一万多户。县里的文庙倒塌，常大忠筹款重建。闲暇时间，召集县里的秀才，亲自给他们讲解四书五经，指导八股文写作，全县文风大兴。此外，常大忠免除税负，设立义仓，赈济贫困百姓；施舍棺材，掩埋无主尸骨；修建河堤，预防洪涝灾害。所作善政，难以一一叙述。传记还说，常大忠“丁忧服阕”后，任江南潜山知县，如同在梓潼县一样尽心尽力工作，后来升任直隶保定府同知，积劳成疾，死于任所。
《梓潼令》叙说常大忠“服阕候补”，“复任梓潼”知县，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补江南潜山县”知县。这从以上所引《交城县志》常大忠的传记可以看出。潜山县今为安徽省安庆市辖县，地处安徽省西南部。再者，据清咸丰《梓潼县志·职官》所载：“常大忠，字二河，山西交城人，顺治间任。招抚流移，垦辟荒芜，以循良著。见《通省志》。”文中没有谈到常大忠再次担任本县知县之事。
《交城县志》《梓潼县志》说得很明确，常大忠的父亲（或母亲）去世后，他回家守孝三年，期满补任江南潜山知县，之后升任保定府同知，因劳累病逝于任所。如此看来，蒲松龄《梓潼令》的叙述有误，常大忠没有两任梓潼知县。这似乎是蒲松龄“真人虚事”的翻版。
值得一提，倒是真有官员两任梓潼知县，不过是二百年之后的事了。据《梓潼县志》记载，山东篷莱人张香海（举人）分别于咸丰三年（1853）、七年（1857）两次担任梓潼知县。笔者查阅的《梓潼县志》，就是他主持纂修的。
六、潞令宋国英当为宋国锳（瑛）
《潞令》讲了潞城知县宋国英残害无辜百姓，最终死于非命的故事。故事开篇讲道：“宋国英，东平人，以教习授潞城令。” [1] 1146 盛伟先生对宋国英未作注释。笔者查阅相关志书，对宋国英有了大概了解。
据民国《东平县志·选举·贡表第五》所载：宋国锳于清顺治年间考为贡生；顺治年间东平县共有三十二人考为贡生，贡生名称“未详”；宋国锳这个家族的兄弟辈，有五人考为贡生，除宋国锳外，他们分别是宋国键、宋国铣、宋国錞、宋国钫。宋国英的名字，在《东平县志》记为“宋国锳”，应该是其本名，不会有错，这可与其本家族兄弟的名字相互印证（最后一字都是金字旁）。蒲松龄记作“宋国英”，或者是为了避嫌，或者是记录有误。至于宋国锳是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或者例贡，志书没有详细记录。
清康熙《潞城县志·官政志》记载：“宋国瑛，山东东平人，贡士，卒于任。”按志书记载分析，宋国瑛任职时间当在康熙初年，后来病死于任所。笔者认为，《潞城县志》中的知县宋国瑛，应该就是宋国锳，因为无论从功名还是籍贯乃至任职时间来看，都符合宋国锳的基本情况。此外《东平县志》也查不到宋国瑛这个人。《潞城县志》中“宋国锳”写作“宋国瑛”，笔者判断，可能是该志书纂修者书写错误。
七、教谕展先生是谁
《鬼令》开篇介绍：“教谕展先生，洒脱有名士风，然酒狂，不持仪节。” [1] 1208 “教谕展先生”是何许人也？盛伟先生没有注释。联系文中“邑中某乙者，负贩其乡，夜宿古刹”一段文字，得知商贩某乙是淄川人，由此推知，展先生是淄川县教谕。笔者查阅《淄川县志》及《莱阳县志》，梳理出此人的基本情况。
清乾隆《淄川县志·官师志·儒学教谕》记载：“展玠，莱阳人，卒于官。” [3] 512 又记载此官“顺治间任”。据此资料，展玠是山东省莱阳县（现为烟台市所辖莱阳市）人，清顺治年间任淄川儒学教谕，病死在任所。
教谕是学官名，明清时县学置教谕，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训导，也是学官名，明清时为县儒学的辅助教职。《明史·职官志四》：“儒学：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清史稿·职官志三》：“儒学：府教授、训导，州学正、训导，县教谕、训导，俱各一人。”
《鬼令》叙述教谕展先生因为醉酒，在孔庙的台阶上骑马奔跑，撞到古柏树上，头破血流，夜半时分死去。临死前自言自语：子路怪罪我在圣人面前无礼，让柏树碰破我的头。
查阅《淄川县志》，明清时（主要是清雍正前）淄川的展姓教谕只有一人，别无他姓，即展玠。再结合《鬼令》所叙情节，可以确定“教谕展先生”就是展玠。 查阅清雍正《莱阳县志·选举志·贡举》，有展玠的简单资料：“展玠，（顺治）丁亥贡，授阳信训导，升淄川教谕。”清顺治丁亥，即顺治四年（1647）。展玠于顺治四年考为贡生，之后被任命为山东阳信县（今归滨州市管辖）训导，因政绩优异，升任淄川县教谕。展玠的任职时间，因志书没有记载，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展玠担任训导、教谕的时间均在顺治年间。
从《鬼令》所叙情节得知，展玠并不是一个好儒学教官。得出此论的原因有二：一是“洒脱”。他酗酒闹事，竟然不顾禁令，在孔庙的台阶上纵马驰骋，扰乱清规，真是匪夷所思。二是无才。与他人对酒令时，一个简单的酒令也“凝思不得”，说不出口，可见不学无术，腹中空空。也正因为如此，蒲松龄才借“鬼令”一事，对其揶揄一番。
八、齐东令徐公似是徐国珍
《龙戏蛛》讲述了“循良之吏”齐东知县徐公遭雷击惨死的故事。盛伟先生没有注释“徐公”。分析文章的内容，翻阅相关志书，笔者判断文中的“徐公”可能是贵阳人徐国珍。
查阅《新修齐东县志·官师》，清朝初期担任齐东知县的徐姓官员有两名，分别是徐綦昌、徐国珍。关于徐綦昌，志书记载：“徐綦昌，北直大兴县人，贡士，康熙五年任。”另记载：“徐国珍，贵州贵阳，举人，康熙十年任。多政声，士民思之，祀城隍庙。二十六年立祠，行香寺侧。立传。”
按《龙戏蛛》所述，徐公“为人廉正爱民，柩发之日，民敛钱以送，哭声满野。” [1] 1236 说明徐知县是个廉洁正直、士民爱戴的好官，决非碌碌无为之人。蒲松龄在篇末“异史氏曰”中一改以往挖苦官员之惯例，以质问上天糊涂的口吻，赞扬徐公是个万民拥戴的“循良之吏”。齐东县于蒙古宪宗二年（1252）设立，明洪武九年（1376）隶属济南府，清因之。1958年撤销齐东县，该县大部划归邹平县，另一部划归博兴县，再后改划高青县。世居淄川的蒲松龄，对于临近齐东县的基本情况一定相当熟悉，对于清初齐东知县的品行也会有所耳闻，心知肚明。
对比志书所载徐綦昌、徐国珍两位官员资料，徐国珍更符合《龙戏蛛》中徐公的情况，也就是说，徐国珍可能是《龙戏蛛》的主人公。
《新修齐东县志·名宦》有徐国珍的传记：
徐国珍，兴学校，恤贫孤，治狱廉明，尤喜息讼。士民悦服，远迩歌颂，洵古遗爱也。邑顽户诡书，积年逋欠，公力除夙弊护法，千余金赔补，钱粮顿清，至今官民受益焉。城隍庙设主崇祀，亦以志不忘云。邑举人郭国琦述。
传记重点讲述徐国珍办理拖欠钱粮案件，从中可以看出他不畏强暴、正直无私的秉性。本县有个愚妄户主仿造文书，拖欠了若干年的粮款。徐公不怕威胁，不受利诱，迫使这个大户缴齐了欠款一千多两白银。重点案件一突破，全县拖欠的钱粮很快全部收齐。
再查看清咸丰《贵阳府志·选举》，里面也有徐国珍的资料。志书记载：徐国珍，顺治十七年庚子举人，贵阳人。“附生，官知县，科第录，作教授。”从这则资料看出，秀才（附生）徐国珍，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经科举考试，录取为举人，先任府儒学教授，后来升任知县。查阅《新修齐东县志》，徐国珍的下任知县接任时间是康熙十六年（1677）。
按《龙戏蛛》所述，徐国珍病逝于任上，而两部县志都没有明言他在任上去世，蒲松龄的叙述似乎与此不符，但从士民到城隍庙祭祀他来看，应该是在齐东县去世了。城隍庙是祭祀城隍的庙宇。在我国，城隍是城池守护神，其前身是水庸神，是冥界的地方官。宋朝以后，城隍信仰成为民间非常普遍的信仰，各地百姓信奉的城隍神更加人格化、本土化，普遍将大家认同的、已去世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如西安祭祀汉高祖大将军纪信，北京祭祀文天祥等。《吴令》就讲道吴令某公死后，与城隍神争吵，还原同居一处，当地百姓只得另建一处城隍祠祭祀他。
综合以上几则县志资料，徐国珍的基本情况是：徐国珍是贵州贵阳府人，顺治十七年中举人，先做府儒学教授，康熙十年（1671）升任齐东知县，十六年离任（或病逝）。徐国珍为政廉洁正直，深受士民拥戴，离职（或病逝）后士民在城隍庙中祭祀他。康熙二十六年（1687），齐东县士民专门为他建立祠堂，按时焚香叩拜。
九、学师刘芳勋是贡生
《乱离二则》第一则讲道：“学师刘芳辉，京都人。” [1] 1321 盛伟先生注释：“学师刘芳辉：学师，生员称儒学教官为学师。刘芳辉，据《淄川县志》载，刘芳辉当为刘芳勋，昌平人，顺治间淄川儒学教谕。” [1] 1322
笔者查阅清乾隆《淄川县志·官师志·儒学教谕》，内有刘芳勋的简单资料，全文如下：“刘芳勋，昌平人。（以上俱顺治间任）” [3] 512
再查阅清光绪《昌平州志·选举表·贡生》，在《贡生》表内查到如下资料：“刘芳勋，国朝顺治年。”所任职务一栏空缺。
综合上述资料，刘芳勋是直隶昌平州人，清顺治年间考为贡生，任淄川县儒学教谕。其任职年限和去向有待继续考证。
十、何仙是何许神仙
《何仙》讲到：“长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乩神自称何仙，为纯阳弟子，或谓是吕祖所跨鹤云。每降，辄与人论文作诗。李太史质君师事之，丹黄课艺，理绪明切。太史揣摹成，赖何仙力居多焉，因之文学士多皈依之。” [1] 1691
盛伟没有对何仙作出注释。那么，何仙是何许神仙？翻阅清嘉庆《长山县志》，在《人物志·仙释》中找到了与何仙相似的神仙何五子的资料。《长山县志》记载：
何五子，邑北弥勒胡同人也。童子时，遇纯阳授异术，遂辟谷于凌岩，明洪武中化去。暨康熙丙寅、丁卯间，屡降乩于邑南李中丞斯义之庆云堂，订风雅，谈性命，自称烟霞老叟。有《凌岩集》一卷。
分析《长山县志》中何五子与何仙的异同，可以看出二者的身世经历基本相同。
（一）《长山县志》言称何五子生活在长山县城北弥勒胡同，也就是说他是现今邹平县长山镇人。《何仙》没有明说何仙是哪里人，但说扶乩之人是长山人王瑞亭。王瑞亭其人，《长山县志》没有记载，笔者没能查出他的基本资料。
（二）《长山县志》记载何五子童年时遇到八仙之一吕洞宾（吕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传授给他道教法术。何五子在凌岩（似指灵岩寺）修行时辟谷，明洪武年间修炼成仙。《何仙》介绍何仙是吕洞宾的弟子，又介绍有人传说何仙是吕洞宾骑乘的仙鹤。
（三）《长山县志》说清康熙二十五至二十六年（1686-1687）间，何五子屡次降临城南官至福建巡抚李斯义的庆云堂，与李斯义谈论诗文，辩论理学。查阅《长山县志》，李斯义于康熙二十年（1681）以山东乡试第二名中举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会试第五名成进士，钦选翰林院庶吉士。这也就是说，在李斯义成进士的前两年，何五子多次降临李斯义家中，与他切磋八股文。《何仙》明言李斯义拜何仙为师，何仙为他批改八股文，改动的段落词句条理分明，准确恰当。李斯义能考中进士，多亏何仙帮助。因此很多文人学士都信仰何仙，向他请教。
（四）《长山县志》说何五子除了与李斯义研究诗词文章外，还谈论道家学说，自称烟霞老叟，著有一卷《凌岩集》。《何仙》则说何仙每次降临，喜欢和文人们谈诗论文。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得出结论：《长山县志》中何五子就是《何仙》中的何仙。
参考文献：
[1]盛伟.聊斋志异校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2]袁世硕.王士禛全集（三）[M].济南：齐鲁书社，2007.
[3]王敬铸.宣统淄川县志[G]//陈涟远，白相房.淄川县志汇编.淄博市新闻出版局，2010.
关键词：聊斋志异；人物注释；补注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笔者在研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蒲松龄纪念馆研究馆员盛伟先生校注的《聊斋志异校注》过程中，发现盛伟先生对《聊斋志异》中的个别人物有的注释不够全面准确，有的应该注释却没有注释，笔者今不揣谫陋，提出一管之见，以请教于盛伟先生和各位研究专家。
一、赵丰原之详注
蒲松龄在《布商》文末写道：“赵孝廉丰原言之最悉。” [1] 585 盛伟注释：“赵孝廉丰原：赵丰原，字于京，号香坡，又号客亭，历城（现山东济南市历城县）人，康熙二十年（1681）举人，后由举人选任城武教谕。官至河南府知府。详见《山东通志·人物志》。” [1] 586
盛伟先生的注释不够准确，也不详细。清乾隆《历城县志·选举表三》在“举人”一栏康熙二十年辛酉条目下标有：“赵于京，第十五名，仕至河南府知府，有传。”这个赵于京是不是赵丰原呢？继续查阅，在《列传四·国朝》查到赵于京的详细资料，发现赵于京就是赵丰原，丰原是他的字。再查阅清乾隆《临潼县志·职官》、清同治《河南府志·职官志二》，有赵于京的任职资料，可以相互印证，证实结论准确无误。
清乾隆《历城县志·列传四·国朝》记载：
赵于京，字丰原。其先大兴人，父士通迁于县。于京廉正有干略。康熙三十二年，由举人选城武教谕。导率有方，以卓异擢临潼知县。抵任甫五日，理滞狱，囹圄为空。地当孔道，官马或不敷。民间旧有贴马钱，于京尽革之。任佑中者，县巨猾也。构讼稍不如意，闭村堡，奋臂抗官，养健儿为爪牙，前官莫可谁何！于京围其家，擒党（羽）十数人。佑中遁京，率卒袭捕之，置于法。渭水没田万余亩，民逋赋累千金，代输之而去其籍。迁绥德州知州。临潼老幼提挈送者盈街巷，多至泣下。四十一年，至绥德，有饬报垦田起租之檄。他州县承上官意，率多报，以邀功。于京独默然，若无事，吏请至再三，叱曰：“国家太平六十年，尚有未垦地乎？且延绥傍山，多沙碛，雨少不继，则成石田耳，堪增税以困吾民耶！”竟无所报。四十二年，车驾西巡。于京扈跸至华阴，召见奏对称旨，命讲《周易》，赋诗，赐御书，授河南知府。数月，丁母忧，无以治丧。河南巡抚徐潮赙之，乃归。会潮入觐，上问豫省循吏，潮以于京对，因夺情复任。于京乞假，营葬毕始行。洛阳南村有雕木为佛像者，藏机于内，使耳目手足皆动，谓之活佛，惑愚民为奸利。于京焚其像而杖之，妖言顿息。卢氏山有矿洞，四方无赖子鸠众擅开，架屋为村舍，具什器，势渐炽，不能禁。于京选能吏，协营弁，率众焚其巢，决山渠水以灌洞，事乃定。宜阳民乔宗仁，饰博具诱人财，无以偿，有致之死者。于京立毙之。……四十五年，商洛贼万余据山，连卢氏阌乡界，郡城戒严。怀镇闫某率精甲五百来会，乃侦访通贼要路，分守三十余所。贼知有备，竟不敢犯境。会大雪，喜曰：“贼降矣！”或请其故，曰：“山中无宿粮所恃，以苟延者劫远村耳。当此严寒，能荷戈履冰乎？”后五日，得潼关檄，果如所料。守河南前后凡四年，迁苏州知府。疾作，未之任。卒年五十六。于京性尚忠义，喜文学。其官城武，修文亭山曾子祠、汉忠臣佗侯庙。于临潼，表浑太史、叚太尉庙墓，新其庙，立樊舞阳祠，修横渠书院，与李颙、王心敬相友善，使二子从颙受学。于绥德，建韩蕲王祠。于河南，建狄梁公祠，新天中书院。所在捐俸修孔子庙，谆谆以课士为务。去后，人皆思之。
赵于京，字丰原，又号香坡，又“因读书于济南明湖之客亭，故人称为客亭先生”，客亭即大明湖历下亭。赵于京祖籍北直隶大兴县，其父赵士通迁居历城县。赵于京于康熙二十年中举人，三十二年（1693），由举人选任山东城武县（今菏泽市成武县）教谕。康熙三十七年（1698），以卓异升任陕西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知县。四十一年（1702）升任陕西绥德州（今陕西省榆林市）知州。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西巡陕西，赵于京得到召见，奏对称旨。四十六（1707）年升任河南知府（河南省洛阳市），数月后母亲去世，回乡守制，后夺情复任。四十九年（1710）改任苏州知府，尚未到任，便因病故去，享年五十六岁。《历城县志》评论赵于京“廉正有干略”，“尚忠义，喜文学”。
赵于京是清初诗坛泰斗王士禛的门生。王士禛在《蚕尾文集》卷一《蒙木集序》叙述：“丙寅、丁卯间，予方里居，钟子圣舆与赵子丰原、王子秋史先后来从游。三子之才颉颃上下，类能敻然自拔于流俗，予甚异之。非济南山水之奇旷，百年一发之，而何以有是！” [2] 1799-1800 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二十六年（1687），王士禛为祖父王象晋守丧期间，赵于京曾前来新城县（今桓台县）探望，向其请教诗作。
二、何海晏并非“初令秦中”
《拆楼人》起首讲道：“何冏卿，平阴人，初令秦中。” [1] 700 盛伟先生对此注释：1.何冏卿，即何海晏，字治象，号敬庵，明嘉靖进士，授四川顺庆府推官，官至太仆寺少卿。冏卿，即太仆寺卿；2.秦中，即今陕西省一带。[1] 700 盛先生的注释没有错，但两条注释联系起来看，却有问题。就是说，何海晏初次任职的地方，按第一条注释是在四川的顺庆府，按第二条注释是在陕西的秦中地区，一南一北，大相径庭，显然是错误的。那么，错在何处呢？是原文有错还是注释有误？
首先，看何海晏的首任官职。查阅清康熙《平阴县志·选举志·科贡》，何海晏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考中举人，时年二十四岁。第二年成进士，授四川顺庆府推官，历吏部四司郎中、太仆寺少卿、河南布政司右参政。 康熙《平阴县志·人物志·德业》有何海晏的传记，原文如下：
何海晏，字治象，号敬庵，弱冠成进士，授四川顺庆府推官。时按君试其才，以“嘉陵晚望”为题，援笔而就，云：“嘉陵烟树锁寒堤，暝色沉沉望欲迷。画阁窗含残照远，文峰塔隐暮云低。乾坤壶倒随萍迹，湖海蓬飘信马蹄。几度风花人自老，江天明月任东西。”三年课最，擢吏部，历文选司郎中，迁太仆寺少卿，出任藩臬，所至有声。任井陉道，有《登插箭岭题杨将军祠》，诗云：“将军古庙翳松萝，百代英声回未磨。插箭岭高飞鸟近，祭刀石冷夕阳多。（中缺二句）地下终同岳武穆，相嗟和议竟如何？”公之学识、品望可知。归里后，悠游林下者三十余年，亭台池馆、花木竹石，日以飞觞为乐。和平温厚，里人敬而爱之。所著有《敬庵斋集》、《候虫鸣诗集》，藏于家。
按以上资料，何海晏成进士后，首任官职是四川顺庆府推官，决非“秦中令”。明清时，“令”是知县的代称，“秦中令”即指陕西中部某个县的知县。
再看“顺庆”与“秦中”。查阅相关资料：顺庆府，地处四川省中部。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升果州为顺庆府，元朝属顺庆路，明朝隶四川布政使司，置顺庆府，清朝隶四川省川北道。明清府治南充（在今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清末管辖南充、西充、营山、仪陇、邻水、岳池六个县；蓬、方安两个散州。
秦中，也称关中，古地区名，指今陕西中部平原（渭水流域）地区，因春秋、战国时地属秦国而得名。《汉书·娄敬传》：“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颜师古注：“秦中谓关中，故秦地也。”
从以上资料来看，顺庆与秦中没有任何瓜葛，两个地方风马牛不相及。顺庆府所辖州县也没有“秦中”这个地方，当然也就不会有“秦中令”了。
综合这些资料，笔者推测蒲松龄原文出现何海晏“初令秦中”错误，有两种情况：一是以讹传讹。蒲松龄写作《拆楼人》时，对于何海晏的首任官职，何氏后人或者当地人已经不太清楚了，毕竟过去了一百五十多年。加之淄川与平阴相距较远，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难免出错，又加之蒲松龄对得到的消息无法核实，文中出现这个错误在所难免。二是故意为之。蒲松龄在这个故事中揭露何海晏的隐私，何氏后人可能兴师问罪，必须承担风险，因此蒲松龄故意模糊一些细节，以混淆视听，逃避文责，这也解释得通。
三、孝子周顺亭确有其人
《孝子》讲了益都（今山东青州市）孝子割肋疗亲的故事：“青州东香山之前，有周顺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巨疽”，“数月不痊”，周顺亭“以利刃割肋肉”，“烹肉持膏，敷母患处，痛截然顿止”。[1] 930
故事中的周顺亭，确有其人，他就是周践恭，字顺亭，益都县孝悌乡李家庄人，清光绪《益都县图志》有其传记。《益都县图志·人物志·孝义传》记载：
周践恭，字顺亭，孝悌乡李家庄人。母病，刲股和药以进，病竟已。及母卒，庐墓三年。践恭所居，在嵘山西南隅。殁，即葬于其居之南。今其地，名为孝子坟云。
文中的“刲股”，是指割取大腿上的肉。周顺亭母亲病重，他割取自己大腿上的肉，掺到药里，端给母亲吃，母亲竟然痊愈。“庐墓”，是指古人在父母死后，服丧期间在父母墓旁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墓。周顺亭母亲去世后，他在坟前搭建房屋，为母亲守墓，时间长达三年。周顺亭死后，葬在他生前居住地的南边，这个地方现在当地人称为孝子坟。
蒲松龄在《孝子》中叙述周顺亭割肋疗亲的过程，与县志的记载基本相同，只是更为详细，更加感人。
盛伟先生在《聊斋志异校注》中对香山作了注释：香山，据嘉靖《青州府志》卷六载：“城东四十五里为香山。《齐乘》所谓嵘山是也。” [1] 930 但是盛伟先生没有对周顺亭作注释，可能是没有看到《益都县图志》关于周顺亭的这段资料。
四、李毓奇是益都县颜神镇（今博山）人
《捉鬼射狐》开篇写道：“李公著明，睢宁令襟卓先生公子也。” [1] 1009 盛伟先生注释：“李襟卓，名毓奇，山东益都人。明万历十年（1582）中山东乡试第二名，万历四十年（1612）至四十四年（1616），任江苏睢宁县知县。” [1] 1010 近查清光绪《益都县图志》、民国《续修博山县志》，发现此条注释部分有误。
按照盛先生考证，李毓奇是益都人，笔者于是先查阅《益都县图志》，在《益都县图志·选举志》前半部分“举人”“进士”列表内没有查到此人，在后半部分终于查到记录。全文如下：
又，举人，洪武年有王让（丙子），嘉靖年有赵汝弼、赵敬简（丙午）、赵敬宾（戊午），万历年有赵尔待、李时华（并癸酉）、李毓奇（壬午）、栾行言（乙酉）、刘若虚（辛卯）、赵大伦（庚子）、郑之韩、翟凤翮（并癸卯）、翟凤羽（乙卯）、岳储珍、王宏化（并戊午），天启年有张联轸（甲子）、李馨（丁卯），崇祯年有孙廷铎、翟文贲（并壬午），凡十九人，皆隶今之博山。……并不录。
由《益都县图志》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李毓奇于明万历壬午年中举人。壬午年，即万历十年；二是李毓奇是益都县颜神镇（今淄博市博山区）人。据有关资料，博山先后称颜神、颜神店和颜神镇，属益都县管辖，清雍正十二年（1734）始设博山县，属青州府。由此可知，雍正十二年后，李毓奇所在村庄由新设立的博山县管辖，因此李毓奇也就由益都人变更为博山人。再查《续修博山县志》，有如下记载：“李毓奇，字襟卓，万历壬午亚元，知睢宁县。”充分说明李毓奇是博山人。
另外，查阅《睢宁县志》，盛先生所言李毓奇担任睢宁知县的时间正确无疑。清康熙《睢宁县志·职官》记载：“李毓奇，山东人，由岁贡万历四十年任。”《光绪睢宁县志稿·职官表》的记载与康熙《睢宁县志·职官》记载相同。两本县志均称李毓奇是岁贡，当为记载失误。李毓奇的下任知县任职时间为万历四十四年，这说明李毓奇于此年离任。
五、常大忠并非两任梓潼令
《梓潼令》叙述太原进士常大忠在京城候选知县，抽签决定任职地点的前夜，梦见梓潼帝君手持名帖前来拜见，结果选任梓潼知县。守孝期满，等候补官时又做同样的梦，果然再去梓潼担任知县。[1] 1105 盛伟先生的《聊斋志异校注》中没有常大忠的注释。笔者依据常大忠的相关资料，给予注释。
常大忠的资料，清光绪《交城县志·选举》《交城县志·人物》均有明确记载。《交城县志·人物》载有常大忠的传记，全文如下：
常大忠，顺治丙戌解元，壬辰成进士。文优行洁，为诸生，早已知名于时。及登贤书，终日手一编，务为有用之学，足迹不入城市。通籍后，选四川梓潼令。川东甫经流寇之乱，人民凋敝，亟为设法招集流亡。自剑门以西复业者，不啻万家。邑文庙倾圮已久，复经营重建。暇日进诸生，亲为讲解，文教大兴。他如蠲谷赈济，舍棺掩骼，修筑河堤，设立义仓，善政累累，尤难殚述。以忧去，服阕，补江南潜山县，为治一如在蜀。土寇与水贼潜煸，时探知之，即督乡兵剿于天柱山。一战歼其渠魁，不至酿成大变。潜山人至今尸而祝之。以治行最，升直隶保定府同知。北地苦寒，播种不能以时，民多饥困，乃亲教以种植之法。时出省视，勤者劳以酒食，惰者惩之。期年，桑麻遍野，遂为沃土。遇事听断明决，吏不能欺，民无冤抑。以劳勚，卒于官。百姓讴思不置，争输赀，建立专祠。复敦请，入保定名宦。历宦所至，洁己奉公，丝粟不扰民。卒之日，几不能具棺敛。居恒，宗族称孝郎，党称弟。分禄以赡贫宗，推恩及于同里，善举尤多。卒后，县令赵吉士，详请从祀乡贤，称为第一乘人物。斯言诚不愧云。
据《交城县志》所载：常大忠，字二河，是太原府所辖交城县人。他于清顺治三年（1646）中举人，系乡试解元，顺治九年（1652）成进士，选任四川梓潼知县。当时遭逢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常大忠上任伊始，立即想法招抚流民，使其返乡从事生产。资料介绍，从剑门关以西回乡复业者，多达一万多户。县里的文庙倒塌，常大忠筹款重建。闲暇时间，召集县里的秀才，亲自给他们讲解四书五经，指导八股文写作，全县文风大兴。此外，常大忠免除税负，设立义仓，赈济贫困百姓；施舍棺材，掩埋无主尸骨；修建河堤，预防洪涝灾害。所作善政，难以一一叙述。传记还说，常大忠“丁忧服阕”后，任江南潜山知县，如同在梓潼县一样尽心尽力工作，后来升任直隶保定府同知，积劳成疾，死于任所。
《梓潼令》叙说常大忠“服阕候补”，“复任梓潼”知县，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补江南潜山县”知县。这从以上所引《交城县志》常大忠的传记可以看出。潜山县今为安徽省安庆市辖县，地处安徽省西南部。再者，据清咸丰《梓潼县志·职官》所载：“常大忠，字二河，山西交城人，顺治间任。招抚流移，垦辟荒芜，以循良著。见《通省志》。”文中没有谈到常大忠再次担任本县知县之事。
《交城县志》《梓潼县志》说得很明确，常大忠的父亲（或母亲）去世后，他回家守孝三年，期满补任江南潜山知县，之后升任保定府同知，因劳累病逝于任所。如此看来，蒲松龄《梓潼令》的叙述有误，常大忠没有两任梓潼知县。这似乎是蒲松龄“真人虚事”的翻版。
值得一提，倒是真有官员两任梓潼知县，不过是二百年之后的事了。据《梓潼县志》记载，山东篷莱人张香海（举人）分别于咸丰三年（1853）、七年（1857）两次担任梓潼知县。笔者查阅的《梓潼县志》，就是他主持纂修的。
六、潞令宋国英当为宋国锳（瑛）
《潞令》讲了潞城知县宋国英残害无辜百姓，最终死于非命的故事。故事开篇讲道：“宋国英，东平人，以教习授潞城令。” [1] 1146 盛伟先生对宋国英未作注释。笔者查阅相关志书，对宋国英有了大概了解。
据民国《东平县志·选举·贡表第五》所载：宋国锳于清顺治年间考为贡生；顺治年间东平县共有三十二人考为贡生，贡生名称“未详”；宋国锳这个家族的兄弟辈，有五人考为贡生，除宋国锳外，他们分别是宋国键、宋国铣、宋国錞、宋国钫。宋国英的名字，在《东平县志》记为“宋国锳”，应该是其本名，不会有错，这可与其本家族兄弟的名字相互印证（最后一字都是金字旁）。蒲松龄记作“宋国英”，或者是为了避嫌，或者是记录有误。至于宋国锳是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或者例贡，志书没有详细记录。
清康熙《潞城县志·官政志》记载：“宋国瑛，山东东平人，贡士，卒于任。”按志书记载分析，宋国瑛任职时间当在康熙初年，后来病死于任所。笔者认为，《潞城县志》中的知县宋国瑛，应该就是宋国锳，因为无论从功名还是籍贯乃至任职时间来看，都符合宋国锳的基本情况。此外《东平县志》也查不到宋国瑛这个人。《潞城县志》中“宋国锳”写作“宋国瑛”，笔者判断，可能是该志书纂修者书写错误。
七、教谕展先生是谁
《鬼令》开篇介绍：“教谕展先生，洒脱有名士风，然酒狂，不持仪节。” [1] 1208 “教谕展先生”是何许人也？盛伟先生没有注释。联系文中“邑中某乙者，负贩其乡，夜宿古刹”一段文字，得知商贩某乙是淄川人，由此推知，展先生是淄川县教谕。笔者查阅《淄川县志》及《莱阳县志》，梳理出此人的基本情况。
清乾隆《淄川县志·官师志·儒学教谕》记载：“展玠，莱阳人，卒于官。” [3] 512 又记载此官“顺治间任”。据此资料，展玠是山东省莱阳县（现为烟台市所辖莱阳市）人，清顺治年间任淄川儒学教谕，病死在任所。
教谕是学官名，明清时县学置教谕，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训导，也是学官名，明清时为县儒学的辅助教职。《明史·职官志四》：“儒学：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清史稿·职官志三》：“儒学：府教授、训导，州学正、训导，县教谕、训导，俱各一人。”
《鬼令》叙述教谕展先生因为醉酒，在孔庙的台阶上骑马奔跑，撞到古柏树上，头破血流，夜半时分死去。临死前自言自语：子路怪罪我在圣人面前无礼，让柏树碰破我的头。
查阅《淄川县志》，明清时（主要是清雍正前）淄川的展姓教谕只有一人，别无他姓，即展玠。再结合《鬼令》所叙情节，可以确定“教谕展先生”就是展玠。 查阅清雍正《莱阳县志·选举志·贡举》，有展玠的简单资料：“展玠，（顺治）丁亥贡，授阳信训导，升淄川教谕。”清顺治丁亥，即顺治四年（1647）。展玠于顺治四年考为贡生，之后被任命为山东阳信县（今归滨州市管辖）训导，因政绩优异，升任淄川县教谕。展玠的任职时间，因志书没有记载，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展玠担任训导、教谕的时间均在顺治年间。
从《鬼令》所叙情节得知，展玠并不是一个好儒学教官。得出此论的原因有二：一是“洒脱”。他酗酒闹事，竟然不顾禁令，在孔庙的台阶上纵马驰骋，扰乱清规，真是匪夷所思。二是无才。与他人对酒令时，一个简单的酒令也“凝思不得”，说不出口，可见不学无术，腹中空空。也正因为如此，蒲松龄才借“鬼令”一事，对其揶揄一番。
八、齐东令徐公似是徐国珍
《龙戏蛛》讲述了“循良之吏”齐东知县徐公遭雷击惨死的故事。盛伟先生没有注释“徐公”。分析文章的内容，翻阅相关志书，笔者判断文中的“徐公”可能是贵阳人徐国珍。
查阅《新修齐东县志·官师》，清朝初期担任齐东知县的徐姓官员有两名，分别是徐綦昌、徐国珍。关于徐綦昌，志书记载：“徐綦昌，北直大兴县人，贡士，康熙五年任。”另记载：“徐国珍，贵州贵阳，举人，康熙十年任。多政声，士民思之，祀城隍庙。二十六年立祠，行香寺侧。立传。”
按《龙戏蛛》所述，徐公“为人廉正爱民，柩发之日，民敛钱以送，哭声满野。” [1] 1236 说明徐知县是个廉洁正直、士民爱戴的好官，决非碌碌无为之人。蒲松龄在篇末“异史氏曰”中一改以往挖苦官员之惯例，以质问上天糊涂的口吻，赞扬徐公是个万民拥戴的“循良之吏”。齐东县于蒙古宪宗二年（1252）设立，明洪武九年（1376）隶属济南府，清因之。1958年撤销齐东县，该县大部划归邹平县，另一部划归博兴县，再后改划高青县。世居淄川的蒲松龄，对于临近齐东县的基本情况一定相当熟悉，对于清初齐东知县的品行也会有所耳闻，心知肚明。
对比志书所载徐綦昌、徐国珍两位官员资料，徐国珍更符合《龙戏蛛》中徐公的情况，也就是说，徐国珍可能是《龙戏蛛》的主人公。
《新修齐东县志·名宦》有徐国珍的传记：
徐国珍，兴学校，恤贫孤，治狱廉明，尤喜息讼。士民悦服，远迩歌颂，洵古遗爱也。邑顽户诡书，积年逋欠，公力除夙弊护法，千余金赔补，钱粮顿清，至今官民受益焉。城隍庙设主崇祀，亦以志不忘云。邑举人郭国琦述。
传记重点讲述徐国珍办理拖欠钱粮案件，从中可以看出他不畏强暴、正直无私的秉性。本县有个愚妄户主仿造文书，拖欠了若干年的粮款。徐公不怕威胁，不受利诱，迫使这个大户缴齐了欠款一千多两白银。重点案件一突破，全县拖欠的钱粮很快全部收齐。
再查看清咸丰《贵阳府志·选举》，里面也有徐国珍的资料。志书记载：徐国珍，顺治十七年庚子举人，贵阳人。“附生，官知县，科第录，作教授。”从这则资料看出，秀才（附生）徐国珍，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经科举考试，录取为举人，先任府儒学教授，后来升任知县。查阅《新修齐东县志》，徐国珍的下任知县接任时间是康熙十六年（1677）。
按《龙戏蛛》所述，徐国珍病逝于任上，而两部县志都没有明言他在任上去世，蒲松龄的叙述似乎与此不符，但从士民到城隍庙祭祀他来看，应该是在齐东县去世了。城隍庙是祭祀城隍的庙宇。在我国，城隍是城池守护神，其前身是水庸神，是冥界的地方官。宋朝以后，城隍信仰成为民间非常普遍的信仰，各地百姓信奉的城隍神更加人格化、本土化，普遍将大家认同的、已去世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如西安祭祀汉高祖大将军纪信，北京祭祀文天祥等。《吴令》就讲道吴令某公死后，与城隍神争吵，还原同居一处，当地百姓只得另建一处城隍祠祭祀他。
综合以上几则县志资料，徐国珍的基本情况是：徐国珍是贵州贵阳府人，顺治十七年中举人，先做府儒学教授，康熙十年（1671）升任齐东知县，十六年离任（或病逝）。徐国珍为政廉洁正直，深受士民拥戴，离职（或病逝）后士民在城隍庙中祭祀他。康熙二十六年（1687），齐东县士民专门为他建立祠堂，按时焚香叩拜。
九、学师刘芳勋是贡生
《乱离二则》第一则讲道：“学师刘芳辉，京都人。” [1] 1321 盛伟先生注释：“学师刘芳辉：学师，生员称儒学教官为学师。刘芳辉，据《淄川县志》载，刘芳辉当为刘芳勋，昌平人，顺治间淄川儒学教谕。” [1] 1322
笔者查阅清乾隆《淄川县志·官师志·儒学教谕》，内有刘芳勋的简单资料，全文如下：“刘芳勋，昌平人。（以上俱顺治间任）” [3] 512
再查阅清光绪《昌平州志·选举表·贡生》，在《贡生》表内查到如下资料：“刘芳勋，国朝顺治年。”所任职务一栏空缺。
综合上述资料，刘芳勋是直隶昌平州人，清顺治年间考为贡生，任淄川县儒学教谕。其任职年限和去向有待继续考证。
十、何仙是何许神仙
《何仙》讲到：“长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乩神自称何仙，为纯阳弟子，或谓是吕祖所跨鹤云。每降，辄与人论文作诗。李太史质君师事之，丹黄课艺，理绪明切。太史揣摹成，赖何仙力居多焉，因之文学士多皈依之。” [1] 1691
盛伟没有对何仙作出注释。那么，何仙是何许神仙？翻阅清嘉庆《长山县志》，在《人物志·仙释》中找到了与何仙相似的神仙何五子的资料。《长山县志》记载：
何五子，邑北弥勒胡同人也。童子时，遇纯阳授异术，遂辟谷于凌岩，明洪武中化去。暨康熙丙寅、丁卯间，屡降乩于邑南李中丞斯义之庆云堂，订风雅，谈性命，自称烟霞老叟。有《凌岩集》一卷。
分析《长山县志》中何五子与何仙的异同，可以看出二者的身世经历基本相同。
（一）《长山县志》言称何五子生活在长山县城北弥勒胡同，也就是说他是现今邹平县长山镇人。《何仙》没有明说何仙是哪里人，但说扶乩之人是长山人王瑞亭。王瑞亭其人，《长山县志》没有记载，笔者没能查出他的基本资料。
（二）《长山县志》记载何五子童年时遇到八仙之一吕洞宾（吕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传授给他道教法术。何五子在凌岩（似指灵岩寺）修行时辟谷，明洪武年间修炼成仙。《何仙》介绍何仙是吕洞宾的弟子，又介绍有人传说何仙是吕洞宾骑乘的仙鹤。
（三）《长山县志》说清康熙二十五至二十六年（1686-1687）间，何五子屡次降临城南官至福建巡抚李斯义的庆云堂，与李斯义谈论诗文，辩论理学。查阅《长山县志》，李斯义于康熙二十年（1681）以山东乡试第二名中举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会试第五名成进士，钦选翰林院庶吉士。这也就是说，在李斯义成进士的前两年，何五子多次降临李斯义家中，与他切磋八股文。《何仙》明言李斯义拜何仙为师，何仙为他批改八股文，改动的段落词句条理分明，准确恰当。李斯义能考中进士，多亏何仙帮助。因此很多文人学士都信仰何仙，向他请教。
（四）《长山县志》说何五子除了与李斯义研究诗词文章外，还谈论道家学说，自称烟霞老叟，著有一卷《凌岩集》。《何仙》则说何仙每次降临，喜欢和文人们谈诗论文。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得出结论：《长山县志》中何五子就是《何仙》中的何仙。
参考文献：
[1]盛伟.聊斋志异校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2]袁世硕.王士禛全集（三）[M].济南：齐鲁书社，2007.
[3]王敬铸.宣统淄川县志[G]//陈涟远，白相房.淄川县志汇编.淄博市新闻出版局，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