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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业主委员会作为一种新兴的社区组织受到了政府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探讨业主委员会与政府、居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的关系可以有效地实现社区自治。本文指出治理论强调建立在不同利益主体方面的合作精神是核心,也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良性模式,由此构成社区发展的合力可以更好得促进业主委员会的建设。
关键词业主委员会善治政府居民委员会物业公司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261-01
一、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
善治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是政府与社会的友好合作,它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要公民的积极参与。善治是在政府与市民社会间相互合作达成共识的一种状态,体现的参与合作是平行的、各以主体身份而存在的合作与对话机制和模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将由“划桨”转为“掌舵”,变为起催化作用的政府。在治理与善治变革运动中,政府与社会关系将由“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转向“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将进行更合理的配置。政府在业主委员会自治中的角色和功能应该包括以下几个:一是业主产权利的保障者,业主的财产权和自治权利普遍受到侵害的同时需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来保障业主产权和自治权利。二是业主自治规则的提供者,这就需要政府提供有关规则,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减少冲突发生的制度因素以減少冲突。三是社区自治的服务者和扶持者,政府不仅要制定规则促进自治的发展,还要对业主、居民的利益诉求作出及时的回应与反馈。
二、我国业主委员会的角色定位
对于业主委员会这样一个业主的自治组织,它的存在符合了提倡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由“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转向“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政府部门的放权、基于合作精神的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对社会多样性成分的接纳决定了社区内自主网络形成的必要性,而业主委员会正是一个融合了业主的利益的具有主体地位的群体的代表,用这一部分人作为整个社区治理结构的主体并围绕这个主题去进行探讨符合了治理的目标及善治的内涵。善治要求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强调公民的参与,从而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治理理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着眼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在这一治理结构下,居民或业主并不仅仅是通过独立的居委会或业主委员会行使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在业委会与居委会、物业公司的互动中,彼此实现着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均衡。
三、善治目标下我国业主委员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强化政府在法律制定方面的掌舵职能,规范不同主体的行动
政府正是通过“政事分开”、“政社分开”,通过从自身分化出去的中介性服务组织实现了将分散退化的社区重新组织起来。业主利益的保障首先需要法律层面的规则,这不仅需要个人有自治的勇气,敢于承担自治的责任,而且还需要整个社会给予适当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处理业主委员会与政府的关系时政府应提供政策上的扶持,对于具体事务的落实要做到放手、放权。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应该是提供法律、公共政策来规范业主委员会的治理,保障业主们的权利,并提供必要的信息为业主服务。由于业主委员会是一个保障业主利益的自治组织,本身缺乏一切行政权力,也正是如此,无法与开发商及物业公司形成势均力敌的抗衡,只要借助政府的扶持才能够确保业主的利益不受侵犯。
(二)剥离政府与开发商的利益纠葛,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
在现实生活中,业主利益受到侵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发商的不作为以及欺诈行为造成的。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社区治理课题组根据对北京、深圳等地发生激烈物业纠纷的58个小区的调研,得出以下结论:业主与开发商及有关部门的纠纷位居第二,占全部个案的49%。如此高比例的纠纷下,我们不得不考虑政府对于房地产管理方面的缺失及不作为,首先,政府对房地产开发商的监管还不到位,行为规范也存在缺失。其次,业主委员对于开发商之间的行为方式不当,暴力事件的发生双方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最后,政府在最后的解决方式上有偏袒强势群体之嫌。追根溯源,如果政府可以站在一个公正的仲裁者的角度界定开发商的定位和业主的利益,剥离与开发商之间非正当的利益关系,那么业主的合法利益一定可以得到更好的诠释。
(三)改善政府与居民委员会的硬性指导关系,回归治理的轨道
居民委员会对基层政府的依附性较大,因此业主对其归属感不强;而业主委员会主要以业主的认同为目标导向,为社区民众提供交流的平台与沟通的机制,对僵化的街道—居委会体制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伴随着纯商品房小区的规模化、产业化,基层政府对于居民委员会的硬性指导关系应转化为弹性的反馈机制,在确保政府宏观指导的有效运行下,切实处理好业主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另外,社区居委会作为事实上的准政府组织,既要指导业主委员会工作,又要监督物业管理公司服务,可以说,业主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是战略同盟的伙伴关系,而政府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是一个很有力的着陆点,政府把握好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就能在低调处理有关业主委员会的事务的同时做到宏观上引导业主委员会发展的控制。
(四)打破开发商与物业公司的委托关系,引导行业竞争的合理秩序
物业管理公司作为市场主体,通过契约形式与业主委员会进行定约来生产公共物品,由业主付费购买。由于不少物业公司是开发商的子公司,竞争机制缺失下的单一物业公司很可能出现服务质量下降、监管不善等一系列问题。政府此时可以作为第三者必须作好“裁判员”的工作,政府对物业管理公司政府应采取管制的办法,提供“经营许可证”,提高其准入门槛,如对其资质进行审查规范市场行为,同时对价格进行监督,使其不能侵犯业主利益。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不是对手,也不是盟友,而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委托物业管理公司进行专业化管理并且与业委会的自治管理相结合要避免两种现象:一是放弃业委会的责任,将小区的管理和建设全部依靠物管公司。二是过分强调业委会对物业管理的监督作用,事无巨细,干涉物管公司的具体业务或者代替物管公司行使某些管理职能。
关键词业主委员会善治政府居民委员会物业公司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261-01
一、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
善治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是政府与社会的友好合作,它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要公民的积极参与。善治是在政府与市民社会间相互合作达成共识的一种状态,体现的参与合作是平行的、各以主体身份而存在的合作与对话机制和模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将由“划桨”转为“掌舵”,变为起催化作用的政府。在治理与善治变革运动中,政府与社会关系将由“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转向“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将进行更合理的配置。政府在业主委员会自治中的角色和功能应该包括以下几个:一是业主产权利的保障者,业主的财产权和自治权利普遍受到侵害的同时需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来保障业主产权和自治权利。二是业主自治规则的提供者,这就需要政府提供有关规则,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减少冲突发生的制度因素以減少冲突。三是社区自治的服务者和扶持者,政府不仅要制定规则促进自治的发展,还要对业主、居民的利益诉求作出及时的回应与反馈。
二、我国业主委员会的角色定位
对于业主委员会这样一个业主的自治组织,它的存在符合了提倡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由“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转向“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政府部门的放权、基于合作精神的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对社会多样性成分的接纳决定了社区内自主网络形成的必要性,而业主委员会正是一个融合了业主的利益的具有主体地位的群体的代表,用这一部分人作为整个社区治理结构的主体并围绕这个主题去进行探讨符合了治理的目标及善治的内涵。善治要求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强调公民的参与,从而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治理理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着眼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在这一治理结构下,居民或业主并不仅仅是通过独立的居委会或业主委员会行使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在业委会与居委会、物业公司的互动中,彼此实现着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均衡。
三、善治目标下我国业主委员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强化政府在法律制定方面的掌舵职能,规范不同主体的行动
政府正是通过“政事分开”、“政社分开”,通过从自身分化出去的中介性服务组织实现了将分散退化的社区重新组织起来。业主利益的保障首先需要法律层面的规则,这不仅需要个人有自治的勇气,敢于承担自治的责任,而且还需要整个社会给予适当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处理业主委员会与政府的关系时政府应提供政策上的扶持,对于具体事务的落实要做到放手、放权。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应该是提供法律、公共政策来规范业主委员会的治理,保障业主们的权利,并提供必要的信息为业主服务。由于业主委员会是一个保障业主利益的自治组织,本身缺乏一切行政权力,也正是如此,无法与开发商及物业公司形成势均力敌的抗衡,只要借助政府的扶持才能够确保业主的利益不受侵犯。
(二)剥离政府与开发商的利益纠葛,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
在现实生活中,业主利益受到侵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发商的不作为以及欺诈行为造成的。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社区治理课题组根据对北京、深圳等地发生激烈物业纠纷的58个小区的调研,得出以下结论:业主与开发商及有关部门的纠纷位居第二,占全部个案的49%。如此高比例的纠纷下,我们不得不考虑政府对于房地产管理方面的缺失及不作为,首先,政府对房地产开发商的监管还不到位,行为规范也存在缺失。其次,业主委员对于开发商之间的行为方式不当,暴力事件的发生双方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最后,政府在最后的解决方式上有偏袒强势群体之嫌。追根溯源,如果政府可以站在一个公正的仲裁者的角度界定开发商的定位和业主的利益,剥离与开发商之间非正当的利益关系,那么业主的合法利益一定可以得到更好的诠释。
(三)改善政府与居民委员会的硬性指导关系,回归治理的轨道
居民委员会对基层政府的依附性较大,因此业主对其归属感不强;而业主委员会主要以业主的认同为目标导向,为社区民众提供交流的平台与沟通的机制,对僵化的街道—居委会体制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伴随着纯商品房小区的规模化、产业化,基层政府对于居民委员会的硬性指导关系应转化为弹性的反馈机制,在确保政府宏观指导的有效运行下,切实处理好业主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另外,社区居委会作为事实上的准政府组织,既要指导业主委员会工作,又要监督物业管理公司服务,可以说,业主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是战略同盟的伙伴关系,而政府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是一个很有力的着陆点,政府把握好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就能在低调处理有关业主委员会的事务的同时做到宏观上引导业主委员会发展的控制。
(四)打破开发商与物业公司的委托关系,引导行业竞争的合理秩序
物业管理公司作为市场主体,通过契约形式与业主委员会进行定约来生产公共物品,由业主付费购买。由于不少物业公司是开发商的子公司,竞争机制缺失下的单一物业公司很可能出现服务质量下降、监管不善等一系列问题。政府此时可以作为第三者必须作好“裁判员”的工作,政府对物业管理公司政府应采取管制的办法,提供“经营许可证”,提高其准入门槛,如对其资质进行审查规范市场行为,同时对价格进行监督,使其不能侵犯业主利益。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不是对手,也不是盟友,而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委托物业管理公司进行专业化管理并且与业委会的自治管理相结合要避免两种现象:一是放弃业委会的责任,将小区的管理和建设全部依靠物管公司。二是过分强调业委会对物业管理的监督作用,事无巨细,干涉物管公司的具体业务或者代替物管公司行使某些管理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