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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诗写作的现代性
现代性已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但却是一个贯穿于每个人写作历程的参照系，随着时代境况的变更，现代性也随之演变。现代性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地球村”的全球经验互动化）、公民意识的现代性，我国目前在前两者上都有长足的发展，但公民意识上的现代性却处于滞后状态。[1]意识上的现代性在写作上又分为观念（公民独立意识、价值取向等）、语境、知识及认知上的现代性。
文学，尤其是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诗歌写作者所担当的就是对所处的社会保持清醒的独立状态，体察价值缺失，反映个体对当前社会境况的体验与生存经验的处理，从而呈现诗性的价值追求。这种观念上的现代性追寻需要写作者持续的在场与观察，才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症候的流变。从朦胧诗时期的英雄主义精神所呈现出来的对当时集体主义的反省，到第三代的日常主义所呈现出来的以个性与庸常反对虚假高尚，我们可以看到诗歌在起着价值引导的作用。而在21世纪，在我们的公民意识现代性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这就是诗学所应努力的方向了……具有政治体制、社会机制、人文景观等多维现代性的文学作品将起着思想层面的公民意识普及作用。[1]
语境的现代性可以“中国山水田园诗”的变革为例来说明。山水田园诗总体来说是在追求一种理想的栖居地与心灵的安妥，这一点是可以守恒的，但在言说上，则须随着时代的变革与现实境况而有所演变，一味的抒写“记忆”中的乡土已脱离了诗歌的现代性，会出现滞后与割裂感。
传统山水田园诗多为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兼寄隐逸情怀，写景在作品中所占的份量较大。因为处在农耕文明时期，山水田园均为天然环境，故诗人常有天人合一的追求。
而在现代，中国乡土的普遍状况是——虽然还有一些自然环境，具有山水田园诗的产生条件，但都处于无可避免的城市化大潮中。故抒写也随之演变为写景与寄意各半，且寄意多为思辩式，既有对美景的眷恋，也有对日渐被破坏的环境的思虑。还有一部分诗人所抒写的“徘徊在城乡之间的惘然之诗”。[2]
而随着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深化，现代人居于山间林中的机遇越来越小，未来山水田园写作的走向极有可能偏向于表现圆融式的生态景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比如现在建筑设计界在提倡“理想城市模式”即兼顾田园山水景观，注重城市与大自然因素的揉合，比如佛山梁园等师法自然的园林景观式建筑，兼具可居可游的双重功能。又如，建造兼有现代生活设施的山居，在顺应周围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使其成为舒适渡假地，同时注重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呵护。这两种圆融式的生态建构可以说是人的诗意栖居，落实到诗歌上，应是一种禅意之境，在现实与理想中营造胸有山岳、腑生清气式的心灵旷野，随遇而安的禅静之境。
知识的现代性则指对新知识的掌握是决定诗人运用现代技术达成学习与写作的手段。在现代技术的运用上，榕江诗群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典型，他们以微信群为平台，利用微信的即时沟通与随时随地的便捷性——在此之前虽然有QQ群的存在，但远不及微信群的即时交流——与公众平台随时发布、转发的传播强度及广度。该诗群的典型性在于其利用新技术所达到的即时互动与互助。这一点在后面关于“粤东诗群的地域特征”再述。
认知，是对事物的认识，包括上面所说的掌握新知识和对新、旧事物更替的知晓与理解，并重新赋予其诗意。比如通常我们说新晒的被子有阳光的味道，在原来的写作中，我们会偏向于赞美阳光所赋予的温馨，但有研究告诉我们，那个味道是螨虫被太阳烧烤而发出的味道。当我们掌握了这些信息后，显然不可能再简单地把它作为阳光味或螨虫味来对待，而是对其进行重新的命名，这种命名便是你自己应用于诗中的、有别于他人的独有语象。另外，还有语言与喻体的现代转换，比如鸳鸯在古代被作为成双成对的借喻体，但鸳鸯现在已列入世界濒危鸟类名录，若把它们放在现代诗中则显得陈旧，有隔阂之感。如果把它置换成一对勾颈的呆头鹅，岂不更亲切有趣。
二、粤东诗群的地域特征
粤东诗群包括梅州的“故乡诗群”、揭阳的“榕江诗群”、潮州的“韩山诗群”、汕头的“濠岛诗群”和汕尾诗群。各个分支诗群既各自独立，又互相交融。粤东本土诗群阵容与写作水准比较整齐，创作总体上走雅正的路线，题材上具有向心灵拓进的共同倾向，可以说并没有哗众取庞式的突兀写作，而是注重诗思与技艺的磨合，同时也形成了各自的独特之处。这是注重传统文化的潮汕地区所具有的、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优点，但同时也容易使人耽于四平八稳，若能在现代性转换、题材与难度上尝试更多探索，将使诗歌具有更加宽广的维度与新质。近两年来，随着网络的发达与微信的风行，诗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助促进了新质的萌生与维度的丰盈，使本来地处“省尾国角”的粤东地区的诗歌呈现了活跃的景象。粤东诗歌在长期的酝酿与近期的萌发中，形成了地域特征的雏形，即基于现代技术运用的互助性、基于民刊的民间性与族群认同的粘合性。
近两年，微信群的兴起使粤东诗群的互助性特征益发明显。各个分支诗群都有各自的微信群，诗人们在其中交流心得，赏析好诗，并常发起同题诗写作。自觉形成先行者带后来者，老诗人帮助新诗人的风气，通过现代技术的即时传播性，达到隔空互助的良性发展，这在榕江诗群的“揭阳新河流微信群”中表现犹为明显。
榕江诗群的形成以2004年出版“对揭阳地区的现代诗创作来说具有破冰意义”（评论家温远辉语）的揭阳诗人诗选集《导火线》为肇始。再到2005年由雪克发起，阵风、林馥娜、胡童共同参与创刊的《南方诗报》，以论坛和报刊相结合的方式在诗界引起广泛影响，虽然后来因经费及人员变动等多种原因停刊，但这份既注重著名诗人作品，又兼顾新人处女作，同时注重理论建设的民刊对揭阳新诗的建设起着深远的影响。2013年的新选集《剥洋葱》再一次呈现了揭阳地区诗歌创作的水准和最新的阶段性成果。一个地区的创作如果能够形成一个相互促进、和而不同的群体和氛围，无疑会对创作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2015年由雪克、林馥娜主编的《大潮汕女子诗选》则集结了揭阳、潮州、汕头、汕尾四地的14位女诗人，使这一地域群体得到了呈现，并从而引出了更多沉潜的女诗人，合成一股旺盛的创作力量。这一群体组成了新河流微信群的主要成员，并不断加入更多新生力量。揭阳本土诗群的雪克、阵风、孟夏、蔡小敏、林程娜、程增寿、胡童、陈江涛、温科英、高淑琼、曾庆礼、梁彬、罗少杰、杜可风、潘舜霞、赖俊文等都在其中；还有揭阳籍的唐不遇、谢小灵、杨泽芳、古草、画眉、林旭埜和笔者，潮州的姚则强、余史炎，潮州籍的世宾，汕头的黄春龙等，组成了一个创作比较活跃的群体。 粤东诗群的另一特征为民间性，这些分支群体的形成都基于民刊的同仁集结，且民刊都为民间自发、诗人主编，并无官方扶持背景。比如1986年揭阳诗人温远辉、林继昌和刘子乐创办的《啤酒花》；1989年在梅州创办的《射门诗刊》，现随主编黄新桥移师于广州；1997年游子衿在梅州创办的《故乡》；2003年在汕尾创办，由杜青主编，王心洁、林馥娜、黛眉参与编辑的《蓝风》诗刊；2004年由黄昏在潮州创办的《九月诗刊》；2005年在揭阳创办，雪克主编的《南方诗报》；2007年程增寿、黄春龙等几位粤东诗人创办的《粤东文萃》和2015年11月出版，由程增寿任总策划、黄春龙任主编的年鉴类《粤东诗歌光年2013-2014》，全都是诗人自筹经费、自办活动，这些诗歌义工对诗歌的热爱和无私劳动推动着粤东诗歌的蓬勃发展。关于这些民刊的详细信息在拙著《旷野淘馥-诗论卷》中已有描述，此处不再赘言。正是有赖于这些民刊在早期提供外来优秀诗人文本供研读参考，并推介本土优秀文本向外展示，使诗人能起到良好的审美更新。到了网络时代，纸刊的沟通功能已远远落后于微时代的电子工具，但依然不失为沉淀优秀文本、留存资料的有效途径，并在专题策划与价值引导上起着筛选与强调的作用。
《九月诗刊》是比较有前瞻性的民刊，自2009年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作研究中心成立后，该刊改版并成为中心的主办刊物，改版后的《九月诗刊》仍然保留着诗人办刊的传统，在主编黄昏与副主编李彬、陈培浩的操持下，策划并出版了不同选题的一系列专号，体现了电子时代纸刊的独特优势和广阔的办刊视野。而潮州本土诗群正是以《九月诗刊》的主编黄昏和陈培浩、陈崇正、姚则强、阮雪芳、丫丫、余史炎、泽平、许程明、郑子龙、郑泽森、野弟为主要成员，并在校园的青春土壤中培植出更多新人，成长并形成了韩山诗群，呈现了民刊与诗群互相生发推进的欣然生机。潮州籍的世宾也一直对诗刊的发展和诗群的成长起着积极的作用。诗歌创作研究中心还不定期提供出版经费补贴，推出一系列诗歌作者及诗歌、诗论集，形成了良好的诗歌生态。
粤东诗群由于地缘和语言、风俗等的相近，具有地域上的亲和性和族群认同式的粘合性，其中有不少诗人还具有亲缘性的双城身份，比如身为潮州人，同时又是揭阳女婿；身为揭阳人，同时又是潮州媳妇；还有汕头人居于揭阳等诸如此类的亲近感。各个诗群分支间既独立又互相联合、渗透，这不但表现在《大潮汕女子诗选》《粤东诗歌光年》等选本上的集结，更呈现在诗人间的来往和诗歌活动的共办和文本的互相赏析上。“粤东诗歌发展论坛”已分别在梅州、潮州举行了两届，2016年由程增寿和黄春龙新发起的“粤东城际诗会”也已在短短两月间分别在汕头濠江区与揭阳揭东区举行了两届。这些活动都涵盖了各个诗群的成员，并在活动中形成了互相解读、评析文本的良好风气，对于诗群的凝聚和个体的成长都起着促进作用。
粤东地区在诗歌创作上比较活跃的诗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榕江诗群、韩山诗群主要成员，还有以游子衿所主编的《故乡》为集结的梅州诗群，团结了吴乙一、周华襄、墨痕、傅增荣、陈斌、周旭金、管细周等一批诗人，以在前辈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次生林”形象呈现出茁壮的生命力。另外，还有黄新桥等主持的《射门诗刊》，在广州也形成了一个持续创作中的群体。汕头诗群的黄春龙、陈仁凯、小衣、肖涛生、辛倩儿、林丹华、马同成等。汕尾诗群的杜青、黛眉、杨碧绿、庄海君、林泽浩、王万然、蔡赞生、王晓忠、陈思楷、林进挺等。他们共同组成了粤东诗群生机盎然的阵容。
一个地域的诗歌发展，必须有一群具有文化自觉的有志者持续地致力于梳理地域根系，提出审美倡导，在诗歌文本与理论梳理中淘洗并留存资料，才能留下时光流逝之下的历史佐证。而粤东本土一直有一群在默默地做着这些工作的义工，他们是雪克、阵风、黄昏、游子衿等这些长期坚守的领头人。近年也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新生力量——姚则强、黄春龙、程增寿、余史炎和林程娜等年轻诗人。他们将大量精力倾注于粤东诗歌的发展，无论是诗歌活动的策划、实施，还是网络、微信的推广，他们都满腔热情地倾注其间。而适时对诗歌创作上涌现的新人、新现象和对写作上有新突破的诗人进行研究和推介，也是推动诗歌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潮汕籍的诗人、评论家温远辉、世宾、林馥娜，本土的雪克、林程娜、陈培浩、姚则强、黄春龙、蔡赞生等都为粤东诗歌的研究倾注着持续的热忱。另外，汕头大学文学院杨庆杰教授等近年来发起的著名诗人进高校系列活动对于培养新生力量，繁荣诗歌生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粤东诗歌的未来更加可期。
三、现代性之下的微时代写作
当诗人的写作完成了现代性的转换之后，所面对的便是微时代写作的异质开掘。微时代既是指微博、微信，也是指大量的信息轰炸已无微不至地渗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微博、微信的普及无疑给交流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因为其极速的传播，世界早已成为“地球村”。边缘地区虽所处边远，但庞大的信息流传削弱了地区之间的相异性，也降低了文学作品的辨识度，是时候重提本土的独特性了。另外，虽然大量的信息对边缘地区的作者而言是增长了见识，但也因为信息过于庞杂而容易丧失价值判断，这就需要通过交流、思想碰撞与不断总结来形成价值追寻的风向标，从而引导个体生成各自的审美理性。诗人黄礼孩2015年底提出了“省际文学”的概念，重新回到地域的出发点，并提倡省际互动。这种整合地缘势能的方式为诗人的写作提供了一条迂回之路。各地区的风俗、古迹、语言等各方面的沉潜部分都有可供挖掘开发之处——比如在语言上，方言是文学的一个富矿，往往在形容事物上更为精准到位，我们如何把方言运用到文学创作上而不造成方言之外的读者的阅读障碍，这就需要进行词汇的取舍，并让前后句子的衔接具有关联性，这样既能带来语言的独特性，又能通过句子的联想而理解诗意。再加上城际之间的交流活动，打破各地界之间边缘地区的创作者缺少与中心地区创作者面对面交流的局限，可望通过跨地界的城际交流开掘出具有区域共性的、同时又超越地域局限的新质。《九月诗刊》此前也提倡过方言写作，笔者也曾在此方面做出过尝试。在一组关于家乡的诗中，笔者有意穿插了许多地方方言与文化符号，比如潮汕俗话说“老人如细仔”的“细仔”，细仔在字面上较好理解，就算不是潮汕读者，也能理解年长的老人家“返老还童”的迹象。而“厝角头”、“老厝”中的“厝”，是潮汕和福建某些地区演用古代说法而留存下来的对房屋的称谓，这组诗在“明天诗歌现场”微信群中也引起了一些朋友的兴趣，讨论了“厝”的特指和在潮汕、福建之外其他地方的词义与歧义。这样的发掘与拓用，语言便能在不同的诗人那里显现出各自不同于他人的语象，从而增强了诗歌的丰富性与异质性。
注 释
[1]林馥娜：《旷野淘馥-诗论卷》，花城出版社，2011年8月，第53、54页。
[2]林馥娜：“徘徊在城乡之间的惘然之诗”，《粤东诗歌光年2013-2014》，2015年11月，第281页。
现代性已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但却是一个贯穿于每个人写作历程的参照系，随着时代境况的变更，现代性也随之演变。现代性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地球村”的全球经验互动化）、公民意识的现代性，我国目前在前两者上都有长足的发展，但公民意识上的现代性却处于滞后状态。[1]意识上的现代性在写作上又分为观念（公民独立意识、价值取向等）、语境、知识及认知上的现代性。
文学，尤其是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诗歌写作者所担当的就是对所处的社会保持清醒的独立状态，体察价值缺失，反映个体对当前社会境况的体验与生存经验的处理，从而呈现诗性的价值追求。这种观念上的现代性追寻需要写作者持续的在场与观察，才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症候的流变。从朦胧诗时期的英雄主义精神所呈现出来的对当时集体主义的反省，到第三代的日常主义所呈现出来的以个性与庸常反对虚假高尚，我们可以看到诗歌在起着价值引导的作用。而在21世纪，在我们的公民意识现代性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这就是诗学所应努力的方向了……具有政治体制、社会机制、人文景观等多维现代性的文学作品将起着思想层面的公民意识普及作用。[1]
语境的现代性可以“中国山水田园诗”的变革为例来说明。山水田园诗总体来说是在追求一种理想的栖居地与心灵的安妥，这一点是可以守恒的，但在言说上，则须随着时代的变革与现实境况而有所演变，一味的抒写“记忆”中的乡土已脱离了诗歌的现代性，会出现滞后与割裂感。
传统山水田园诗多为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兼寄隐逸情怀，写景在作品中所占的份量较大。因为处在农耕文明时期，山水田园均为天然环境，故诗人常有天人合一的追求。
而在现代，中国乡土的普遍状况是——虽然还有一些自然环境，具有山水田园诗的产生条件，但都处于无可避免的城市化大潮中。故抒写也随之演变为写景与寄意各半，且寄意多为思辩式，既有对美景的眷恋，也有对日渐被破坏的环境的思虑。还有一部分诗人所抒写的“徘徊在城乡之间的惘然之诗”。[2]
而随着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深化，现代人居于山间林中的机遇越来越小，未来山水田园写作的走向极有可能偏向于表现圆融式的生态景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比如现在建筑设计界在提倡“理想城市模式”即兼顾田园山水景观，注重城市与大自然因素的揉合，比如佛山梁园等师法自然的园林景观式建筑，兼具可居可游的双重功能。又如，建造兼有现代生活设施的山居，在顺应周围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使其成为舒适渡假地，同时注重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呵护。这两种圆融式的生态建构可以说是人的诗意栖居，落实到诗歌上，应是一种禅意之境，在现实与理想中营造胸有山岳、腑生清气式的心灵旷野，随遇而安的禅静之境。
知识的现代性则指对新知识的掌握是决定诗人运用现代技术达成学习与写作的手段。在现代技术的运用上，榕江诗群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典型，他们以微信群为平台，利用微信的即时沟通与随时随地的便捷性——在此之前虽然有QQ群的存在，但远不及微信群的即时交流——与公众平台随时发布、转发的传播强度及广度。该诗群的典型性在于其利用新技术所达到的即时互动与互助。这一点在后面关于“粤东诗群的地域特征”再述。
认知，是对事物的认识，包括上面所说的掌握新知识和对新、旧事物更替的知晓与理解，并重新赋予其诗意。比如通常我们说新晒的被子有阳光的味道，在原来的写作中，我们会偏向于赞美阳光所赋予的温馨，但有研究告诉我们，那个味道是螨虫被太阳烧烤而发出的味道。当我们掌握了这些信息后，显然不可能再简单地把它作为阳光味或螨虫味来对待，而是对其进行重新的命名，这种命名便是你自己应用于诗中的、有别于他人的独有语象。另外，还有语言与喻体的现代转换，比如鸳鸯在古代被作为成双成对的借喻体，但鸳鸯现在已列入世界濒危鸟类名录，若把它们放在现代诗中则显得陈旧，有隔阂之感。如果把它置换成一对勾颈的呆头鹅，岂不更亲切有趣。
二、粤东诗群的地域特征
粤东诗群包括梅州的“故乡诗群”、揭阳的“榕江诗群”、潮州的“韩山诗群”、汕头的“濠岛诗群”和汕尾诗群。各个分支诗群既各自独立，又互相交融。粤东本土诗群阵容与写作水准比较整齐，创作总体上走雅正的路线，题材上具有向心灵拓进的共同倾向，可以说并没有哗众取庞式的突兀写作，而是注重诗思与技艺的磨合，同时也形成了各自的独特之处。这是注重传统文化的潮汕地区所具有的、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优点，但同时也容易使人耽于四平八稳，若能在现代性转换、题材与难度上尝试更多探索，将使诗歌具有更加宽广的维度与新质。近两年来，随着网络的发达与微信的风行，诗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助促进了新质的萌生与维度的丰盈，使本来地处“省尾国角”的粤东地区的诗歌呈现了活跃的景象。粤东诗歌在长期的酝酿与近期的萌发中，形成了地域特征的雏形，即基于现代技术运用的互助性、基于民刊的民间性与族群认同的粘合性。
近两年，微信群的兴起使粤东诗群的互助性特征益发明显。各个分支诗群都有各自的微信群，诗人们在其中交流心得，赏析好诗，并常发起同题诗写作。自觉形成先行者带后来者，老诗人帮助新诗人的风气，通过现代技术的即时传播性，达到隔空互助的良性发展，这在榕江诗群的“揭阳新河流微信群”中表现犹为明显。
榕江诗群的形成以2004年出版“对揭阳地区的现代诗创作来说具有破冰意义”（评论家温远辉语）的揭阳诗人诗选集《导火线》为肇始。再到2005年由雪克发起，阵风、林馥娜、胡童共同参与创刊的《南方诗报》，以论坛和报刊相结合的方式在诗界引起广泛影响，虽然后来因经费及人员变动等多种原因停刊，但这份既注重著名诗人作品，又兼顾新人处女作，同时注重理论建设的民刊对揭阳新诗的建设起着深远的影响。2013年的新选集《剥洋葱》再一次呈现了揭阳地区诗歌创作的水准和最新的阶段性成果。一个地区的创作如果能够形成一个相互促进、和而不同的群体和氛围，无疑会对创作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2015年由雪克、林馥娜主编的《大潮汕女子诗选》则集结了揭阳、潮州、汕头、汕尾四地的14位女诗人，使这一地域群体得到了呈现，并从而引出了更多沉潜的女诗人，合成一股旺盛的创作力量。这一群体组成了新河流微信群的主要成员，并不断加入更多新生力量。揭阳本土诗群的雪克、阵风、孟夏、蔡小敏、林程娜、程增寿、胡童、陈江涛、温科英、高淑琼、曾庆礼、梁彬、罗少杰、杜可风、潘舜霞、赖俊文等都在其中；还有揭阳籍的唐不遇、谢小灵、杨泽芳、古草、画眉、林旭埜和笔者，潮州的姚则强、余史炎，潮州籍的世宾，汕头的黄春龙等，组成了一个创作比较活跃的群体。 粤东诗群的另一特征为民间性，这些分支群体的形成都基于民刊的同仁集结，且民刊都为民间自发、诗人主编，并无官方扶持背景。比如1986年揭阳诗人温远辉、林继昌和刘子乐创办的《啤酒花》；1989年在梅州创办的《射门诗刊》，现随主编黄新桥移师于广州；1997年游子衿在梅州创办的《故乡》；2003年在汕尾创办，由杜青主编，王心洁、林馥娜、黛眉参与编辑的《蓝风》诗刊；2004年由黄昏在潮州创办的《九月诗刊》；2005年在揭阳创办，雪克主编的《南方诗报》；2007年程增寿、黄春龙等几位粤东诗人创办的《粤东文萃》和2015年11月出版，由程增寿任总策划、黄春龙任主编的年鉴类《粤东诗歌光年2013-2014》，全都是诗人自筹经费、自办活动，这些诗歌义工对诗歌的热爱和无私劳动推动着粤东诗歌的蓬勃发展。关于这些民刊的详细信息在拙著《旷野淘馥-诗论卷》中已有描述，此处不再赘言。正是有赖于这些民刊在早期提供外来优秀诗人文本供研读参考，并推介本土优秀文本向外展示，使诗人能起到良好的审美更新。到了网络时代，纸刊的沟通功能已远远落后于微时代的电子工具，但依然不失为沉淀优秀文本、留存资料的有效途径，并在专题策划与价值引导上起着筛选与强调的作用。
《九月诗刊》是比较有前瞻性的民刊，自2009年韩山师范学院诗歌创作研究中心成立后，该刊改版并成为中心的主办刊物，改版后的《九月诗刊》仍然保留着诗人办刊的传统，在主编黄昏与副主编李彬、陈培浩的操持下，策划并出版了不同选题的一系列专号，体现了电子时代纸刊的独特优势和广阔的办刊视野。而潮州本土诗群正是以《九月诗刊》的主编黄昏和陈培浩、陈崇正、姚则强、阮雪芳、丫丫、余史炎、泽平、许程明、郑子龙、郑泽森、野弟为主要成员，并在校园的青春土壤中培植出更多新人，成长并形成了韩山诗群，呈现了民刊与诗群互相生发推进的欣然生机。潮州籍的世宾也一直对诗刊的发展和诗群的成长起着积极的作用。诗歌创作研究中心还不定期提供出版经费补贴，推出一系列诗歌作者及诗歌、诗论集，形成了良好的诗歌生态。
粤东诗群由于地缘和语言、风俗等的相近，具有地域上的亲和性和族群认同式的粘合性，其中有不少诗人还具有亲缘性的双城身份，比如身为潮州人，同时又是揭阳女婿；身为揭阳人，同时又是潮州媳妇；还有汕头人居于揭阳等诸如此类的亲近感。各个诗群分支间既独立又互相联合、渗透，这不但表现在《大潮汕女子诗选》《粤东诗歌光年》等选本上的集结，更呈现在诗人间的来往和诗歌活动的共办和文本的互相赏析上。“粤东诗歌发展论坛”已分别在梅州、潮州举行了两届，2016年由程增寿和黄春龙新发起的“粤东城际诗会”也已在短短两月间分别在汕头濠江区与揭阳揭东区举行了两届。这些活动都涵盖了各个诗群的成员，并在活动中形成了互相解读、评析文本的良好风气，对于诗群的凝聚和个体的成长都起着促进作用。
粤东地区在诗歌创作上比较活跃的诗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榕江诗群、韩山诗群主要成员，还有以游子衿所主编的《故乡》为集结的梅州诗群，团结了吴乙一、周华襄、墨痕、傅增荣、陈斌、周旭金、管细周等一批诗人，以在前辈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次生林”形象呈现出茁壮的生命力。另外，还有黄新桥等主持的《射门诗刊》，在广州也形成了一个持续创作中的群体。汕头诗群的黄春龙、陈仁凯、小衣、肖涛生、辛倩儿、林丹华、马同成等。汕尾诗群的杜青、黛眉、杨碧绿、庄海君、林泽浩、王万然、蔡赞生、王晓忠、陈思楷、林进挺等。他们共同组成了粤东诗群生机盎然的阵容。
一个地域的诗歌发展，必须有一群具有文化自觉的有志者持续地致力于梳理地域根系，提出审美倡导，在诗歌文本与理论梳理中淘洗并留存资料，才能留下时光流逝之下的历史佐证。而粤东本土一直有一群在默默地做着这些工作的义工，他们是雪克、阵风、黄昏、游子衿等这些长期坚守的领头人。近年也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新生力量——姚则强、黄春龙、程增寿、余史炎和林程娜等年轻诗人。他们将大量精力倾注于粤东诗歌的发展，无论是诗歌活动的策划、实施，还是网络、微信的推广，他们都满腔热情地倾注其间。而适时对诗歌创作上涌现的新人、新现象和对写作上有新突破的诗人进行研究和推介，也是推动诗歌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潮汕籍的诗人、评论家温远辉、世宾、林馥娜，本土的雪克、林程娜、陈培浩、姚则强、黄春龙、蔡赞生等都为粤东诗歌的研究倾注着持续的热忱。另外，汕头大学文学院杨庆杰教授等近年来发起的著名诗人进高校系列活动对于培养新生力量，繁荣诗歌生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粤东诗歌的未来更加可期。
三、现代性之下的微时代写作
当诗人的写作完成了现代性的转换之后，所面对的便是微时代写作的异质开掘。微时代既是指微博、微信，也是指大量的信息轰炸已无微不至地渗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微博、微信的普及无疑给交流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因为其极速的传播，世界早已成为“地球村”。边缘地区虽所处边远，但庞大的信息流传削弱了地区之间的相异性，也降低了文学作品的辨识度，是时候重提本土的独特性了。另外，虽然大量的信息对边缘地区的作者而言是增长了见识，但也因为信息过于庞杂而容易丧失价值判断，这就需要通过交流、思想碰撞与不断总结来形成价值追寻的风向标，从而引导个体生成各自的审美理性。诗人黄礼孩2015年底提出了“省际文学”的概念，重新回到地域的出发点，并提倡省际互动。这种整合地缘势能的方式为诗人的写作提供了一条迂回之路。各地区的风俗、古迹、语言等各方面的沉潜部分都有可供挖掘开发之处——比如在语言上，方言是文学的一个富矿，往往在形容事物上更为精准到位，我们如何把方言运用到文学创作上而不造成方言之外的读者的阅读障碍，这就需要进行词汇的取舍，并让前后句子的衔接具有关联性，这样既能带来语言的独特性，又能通过句子的联想而理解诗意。再加上城际之间的交流活动，打破各地界之间边缘地区的创作者缺少与中心地区创作者面对面交流的局限，可望通过跨地界的城际交流开掘出具有区域共性的、同时又超越地域局限的新质。《九月诗刊》此前也提倡过方言写作，笔者也曾在此方面做出过尝试。在一组关于家乡的诗中，笔者有意穿插了许多地方方言与文化符号，比如潮汕俗话说“老人如细仔”的“细仔”，细仔在字面上较好理解，就算不是潮汕读者，也能理解年长的老人家“返老还童”的迹象。而“厝角头”、“老厝”中的“厝”，是潮汕和福建某些地区演用古代说法而留存下来的对房屋的称谓，这组诗在“明天诗歌现场”微信群中也引起了一些朋友的兴趣，讨论了“厝”的特指和在潮汕、福建之外其他地方的词义与歧义。这样的发掘与拓用，语言便能在不同的诗人那里显现出各自不同于他人的语象，从而增强了诗歌的丰富性与异质性。
注 释
[1]林馥娜：《旷野淘馥-诗论卷》，花城出版社，2011年8月，第53、54页。
[2]林馥娜：“徘徊在城乡之间的惘然之诗”，《粤东诗歌光年2013-2014》，2015年11月，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