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60岁的时候，贾平凹用一部新长篇《带灯》作为送给自己的礼物，这部写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生存状态和中国农村复杂现状的长篇小说刊登在最新一期的《收获》杂志上，40多万字的小说将分两期在《收获》上连载，小说单行本将于明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原型是基层女干部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是最早得知作家贾平凹在创作这部关于农村基层小说的，程永新说：“贾平凹一开始对我说，他要写一部关于上访的小说，我就疑惑，他会怎么写。据我所知，《带灯》这部小说是有生活原型的，贾平凹有一个女粉丝，她是一个乡镇女干部，她会给贾平凹发很长的短信，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贾平凹最初根据这个素材写了一篇散文，但他又觉得不过瘾，所以就又用这个素材写了这部长篇小说。”
　　贾平凹在他的小说后记里也提到了这位女干部，“她每天都给我发信，每次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说她的工作和生活，说她的追求和向往，她似乎什么都不避讳，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如我在老家的那个侄女。给你嘎嘎嘎地抖着身子笑得没死没活了，又破口大骂那走路偷吃路边禾苗的牛和那长着黄瓜嘴就是不肯吃食的猪。她竟然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所写的检查草稿。”
　　两年前，贾平凹完成了长篇小说《古炉》，他这些年以平均两三年的节奏完成一部部长篇小说，不断地写他熟悉的秦汉大地，《带灯》，又怎么区别于之前的《秦腔》《高兴》《古炉》，甚或更早的《废都》《浮躁》《高老庄》？
　　《带灯》的创作始于前年，写作过程，中，他尽力排除一切干扰，能推的活动都推了，包括几次出国，也不大见一些熟人。这部小说写作前的构思时间非常长，初稿在笔记本上写，然后抄写在稿纸背面，作大修改时又重新在稿纸背面写一遍，最后在稿子上作小的增删，整个小说写了三遍。
　　程永新认为，相比以前的作品，这部小说语言更加流畅、明快，方言特点少了。这种改变在贾平凹看来更多是自己阅读兴趣的变化，他开始喜欢《离骚》也开始读《山海经》，“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贾平凹说，“我得有意地学学两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可这稍微地转身就何等的艰难，写《带灯》时力不从心，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只好转一点，停下来，再转一点，停下来，我感叹地说：哪里能买到文学上的大力丸呢？”
　　所以，《带灯》虽然是陕西这块土地上的故事，但语言色彩更明快、透明。“我想老贾在60岁时，还是希望更多的读者，包括西方的读者，认同他的作品。”程永新说。
　　写作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
　　贾平凹认为，写《带灯》的过程，也是整理自己的过程，“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了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带灯是书中女主人公的名字，是一个女性基层干部，程永新说，“带灯也是萤火虫的意思，在黑夜中依然能放射光芒，这个隐喻是正面的。小说中的这个带灯看到了矛盾和社会阴暗面，但小说不只是暴露社会问题，也写到这些基层干部的难处、思考、奋进等复杂的方面。”通过这位真实和虚构世界的“带灯”，贾平凹看到社会基层的太多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贾平凹说，他这么思考社会基层，“或许我是共产党员吧。”程永新并不认为这是一部社会主旋律小说，“在小说前半部分写到了大量社会矛盾，但也不觉得阴暗”。贾平凹则认为，“正因为社会基层的问题太多，你才尊重了在乡镇政府工作的人，上边的任何政策、条令、任务、指示全集中在他们那儿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责挨训被罚，各个系统的上级部门都说他们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的飞来，他们只有两双手呀，两双手仅十个指头。而他们又能解决什么呢，手里只有风油精，头疼了抹一点，脚疼了也抹一点。”
　　贾平凹眼中的基层干部，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在我接触过的乡镇干部中，你同情着他们地位低下，工资微薄，喝恶水，坐萝卜，受气挨骂，但他们也慢慢地扭曲了，弄虚作假，巴结上司，极力要跳出乡镇，由科级升迁副处，或到县城去寻个轻省岗位，而下乡到村寨了，却能喝酒，能吃鸡，张口骂人，脾气暴戾。所以，我才觉得带灯可敬可亲，她是高贵的，智慧的，环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无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