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童年时代就听堂哥讲三国故事，后来一直崇拜诸葛亮。读初中时，有一位很亲近的比我年长两三岁的同学，他也是诸葛亮的崇拜者。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好（他的父亲是小学老师），他买了一本书名就叫《诸葛亮》的小书，大约十万字。他看得如痴如醉，也借给我看了好几天，看后我们就讨论。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思想能力分辨计谋、机谋、心机、心术这套东西的好坏优劣，也跟着崇拜诸葛亮。到了国光中学（高中）之后，我才第一次阅读《三国演義》的全文本，奇怪，读后并不那么喜欢，虽然非常钦慕诸葛亮，但总觉得味道不太对。不过，也没有深想下去。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开始怀疑《水浒传》（从心灵角度），也怀疑《三国演义》，觉得“三国”中的英雄都戴假面具，很像在“文革”中读到的小说和戏剧，那些所谓“高大全”的人物，个个都戴假面具。不过，因为诸葛亮的光辉仍然覆盖着自己的内心，所以也不敢多想。出国之后，我的心灵更开放，对以往的人生（包括阅读）进行反省，才真正有所觉悟，最后终于产生一种对《三国演义》的厌恶感。厌恶感从心理转为生理。人们一提起刘备、曹操（《三国演义》中被歪曲的曹操，不是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我就恶心。觉得这一伪（虚伪）一黑（黑心），正是人性恶的极致，中国式病态灵魂的“典型”，非常丑陋，非常恶心，实在受不了。对于诸葛亮，我也开始反省自己过去的盲目崇拜，虽不否认他的智慧，但知道他的智慧乃是破坏性的智慧。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诸葛亮也常常戴假面具。他知道周瑜死了，高兴得不得了，但去悼念时却装得格外伤痛，哭得死去活来，连鲁肃都深受感动。出国之后，我的心灵经受了沧桑、苦难、环境大变动的洗礼，真的有所觉悟。到了新旧世纪之交，我已完全不能忍受一切戴假面具的假人假行了。我开始觉悟到，人生，唯有真，唯有诚，才有价值。对于人性，最强最烈的腐蚀剂，乃是虚伪。我姓刘，但要自觉地拒绝刘备那一套假言假行，那一套瞒和骗。也要拒绝小说中的曹操，拒绝他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自私哲学。正因为有曹操这个参照系，我才更爱贾宝玉身上的佛性。他与曹操正好相反，他做人不在乎别人对自己如何，只在乎自己要如何善待他人。父亲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他没有半句怨言；赵姨娘老是加害他，他却从不说姨娘一句坏话。因为父亲和姨娘打击他，这是父亲、姨娘的事，而如何对待父亲、姨娘，则是自己的品格。我从内心深处明白了怎么做人，明白了应有怎样的良心接受与良心拒绝。


　　（文 子摘自《华文文学》2016年第3期，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