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是在安徽的小巷里长大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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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歌苓与安徽有很多的缘分。
  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上海,其父为作家萧马,后举家迁往安徽,严歌苓便是在安徽省作家协会的大院里长大的。严歌苓成长在充满艺术氛围的环境中,三四岁时,母亲每天把她抱在身旁,念《莎士比亚》剧本里的台词;父亲常常在家中画画,拉小提琴……父亲的书柜里摆满世界名著,严歌苓想看什么,父亲从不阻拦。小小年纪的严歌苓看完故事就去学校讲给同学们听,记不清楚的部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编一段。她的创作才华,那时便埋下了种子;而对于人性的思考,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本期选择两篇作品,组合成“芳华”严歌苓的安徽记忆。
  严歌苓说,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有一丁点儿她自己。
  她出生在上海,成长于安徽、四川,之后辗转于美国、尼日利亚、中国台北、德国柏林,是一个典型的寄居者。“寄居”的状态就是处处无家、处处家。如今,这个从安徽小巷里走出去的姑娘写尽《芳华》,兜兜转转,重新回到故事的原点,不仅“找”到了女儿,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在安徽的小巷子里长大的姑娘


  严歌苓的父亲和爷爷都是作家,母亲是演员。她的童年是在安徽作家协会的大院里度过的。12岁时,严歌苓成为成都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一直跳到25岁。
  “那个年代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舞蹈、唱歌,但是像我这样真正专业学舞蹈的人不多,也许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舞蹈。”
  严歌苓还感觉到舞蹈对她日后写作的帮助。“舞蹈讲究节奏感,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作品,写东西如果抓不到叙事的节奏,就没了章法……”
  她甚至没觉得舞蹈的苦。“我是一个挺能吃苦的人。开始,有人觉得写作、学英文挺苦的,我都没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吃苦才能显示出生命的强劲,没有一点苦吃,好像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好像是一个贱骨头。”
  “很多东西都如此,比如吃辣椒、喝烈酒,品味的同时也要付出代价,最甜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感觉最好的。”
  这段军队的生活,在她的作品中有很多反映,如《一个女人的史诗》。小说讲述了女文工团团员田苏菲在1947年到1980年的漫长岁月中苦心经营爱情和婚姻的故事。
  有人问田苏菲有她的影子吗,严歌苓意味深长地说:“我作品中的每一位女主人公都有一丁点儿我自己的影子。我父母都是从文工团出来的,我经常听他们讲年轻时候的故事,还有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严歌苓不否认自己的早熟,她的初恋,是15岁,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她不愿过多讲述其中的细节,只淡淡地说:“当时部队对这方面的事特别敏感,其实很多人都在恋爱,只是我落在了白纸黑字上,我们经常写信,就暴露了。当时爸爸是一个被打倒的作家,这样的家庭背景,挺异类的,所以对我的处理非常严重。这件事,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创伤,也是一种耻辱,以致影响到我之后的人生。”
  “我这个人是不记仇的。我当时的感觉仿佛一个犯了错误的大雁,被群雁抛弃在队列外,这只孤独的雁也许一两天之内就会死掉了……有好几年,我被整个集体排斥,无论我多么努力地练功,都跳不上主角……”
  “据说遗传基因对一个人的影响占70%,但那时我不信这一点,因为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作家,家里人也都没有这样的预计。我从小爱唱爱跳,父母认为我不是一个可以做笔头工作的人。但是到了19岁,我突然就开始搞创作了,一直写到今天。”
  “我妈妈是一个比较爱绽放的人,她在部队文工团唱歌剧……我不想像妈妈那么奔放,我觉得自己更喜欢安静,不适合做演员,所以越来越觉得舞台上的我很痛苦,就感覺自己不知道哪里不对……忽然有一天发现我适合写作,好像是刹那间意识到的。从此就变成了一种能够藏起来的人。”
  1983年,25岁的严歌苓从成都军区文工团调到铁道兵政治部创作组任创作员。
  “我觉得父母之间的不幸福是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孩子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会向内心发展,就是比较早熟,比较复杂……”
  在父母婚姻出现问题后,严歌苓也经历了自己的第一场婚姻。
  严歌苓的丈夫是著名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虽然这段婚姻无疾而终,但她和前夫一家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对他们一家给予自己的温暖心存感激。
  “我的人生是不能回避前夫的,虽然不乏伤心的印记,但毕竟我们一段时间的成长是交织在一起的,不想人为地割裂。况且双方的爱人都不觉得受威胁,既然做不了终生的伴侣,做永远的朋友也是可以的。特别是我父母离异后,妈妈在南京,爸爸在北京,这时前夫给了我一个很完整的家,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在这里生活那么多年,我感悟到:有乡土气息、有中国传统的家才是真正的家。”

与外交官先生的寄居者生活


  严歌苓说:“在成都经历了这些感情波折后,我想我不可能再恋爱了,还有我觉得自己不会留在这个地方,会走得很远……”1988年,严歌苓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访美,后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并获写作最高MFA学位。
  初闯美国,30岁的严歌苓从零开始学英语,并通过写作半工半读。“当时我去海外求学,跟我个人感情上的变迁有直接的关系——我渴望开始一段新生活。既然楼已经空了,人也不必在了,就人去楼空好了。校园是一个可以让任何事情重新开始的地方。”
  “我觉得每一次成熟都伴随着对人生观的重新认识。也可以说是‘梦醒幻灭’。”然而,美国的生活并非严歌苓之前想象的那般理想和顺理成章。但也正是这段在美国的不同城市之间辗转的生活,让严歌苓遇到了情感的至爱——外交官劳伦斯。这段感情开始之初,因为劳伦斯的外交官身份,加之严歌苓当过13年兵,美国联邦调查局屡次对她进行盘查,甚至让她接受测谎。最后,劳伦斯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放弃了前途无量的外交官生涯,选择与严歌苓结婚。   劳伦斯的中国名字叫王乐仁。他辞职后,在德美商会以及风险投资公司分别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有了机会,重新做外交官。“因为他会9种语言,只有做外交官才能用得着这种才能。”由此,严歌苓与先生开始了世界各地的寄居生活。“我觉得做外交官很好,能有机会到全世界各地走走,这是一种很特别的阅历。”
  严歌苓的先生对她的英文创作帮助很大。有一次,严歌苓正在写一篇英文小说,因为还没有想得特别周全,就先打了一段。这时候先生回来了,看过以后觉得严歌苓写的这段英文很地道、完美,忍不住问她:“你是在练英文打字吗?”那天恰好是圣诞节,之前,先生还在问严歌苓要送他什么礼物,现在,先生指着电脑屏幕上这段未完成的英文手稿,说道:“这个礼物就足够好了!”
  这无疑对严歌苓的英文创作是一个很大的褒奖。“我的英文写作离不开他,他是我的第一编辑,有一些语法错误他都会帮我纠正过来。他知道我要讲什么,可以用更加母语化的语言来表述。”
  除了写作中的默契,严歌苓与先生在生活中也是有商有量有情有调。
  “有时候我在家写作,顾不上梳洗,穿着睡衣就写了一天。但逐渐我觉得这样不好,对美国人来说,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要在衣着上表现得很得体。要不然,你的先生会想:‘哦,外面的人看你都是很光鲜的,我就看你这个样子!’还有,我觉得女人打扮也是为自己,优雅漂亮的形象,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心理暗示。我们家那么多大镜子,走来走去看见自己蓬头垢面的样子,心理暗示会很糟糕的。”说这番话时的严歌苓,举手投足间,就是一个优雅的女人。
  严歌苓的心理暗示,还包括环境和气氛。家里收拾得整洁、干净,有许多鲜花盛放,有一个宁静的空间,严歌苓觉得这些都利于写作。“我先生总结我是一个不能一边走路一边吃口香糖的人。完全的一心不可二用,这可能也是一种缺陷吧。”

未知的下一站,定格的三口之家


  严歌苓与先生“寄居”的第一站是非洲的尼日利亚。“寄居的心情很复杂,开始我不适应……等适应了又必须得走。”
  “每到一个地方都这样,刚到尼日利亚的时候找不着北,尤其我方向感又特别差。出门时,拐一个弯就得回头看一眼,非洲又是打电话不通、上网不通的地方……所以一度心情很烦躁。”
  “现在想想那种隔绝的生活对写作蛮好的。”女人都是健忘的,严歌苓有些自嘲道。
  在如此宁静、远离喧嚣的环境中,严歌苓写出了《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和英文小说《宴会虫》。“我现在很留恋那段生活,不会因一些外部事情干扰而切断创作,非洲比较远,我很少回来。”
  2006年,中国台北是严歌苓的第二站。后来,她和先生到了柏林,這是他们的第三站。
  严歌苓创作《寄居者》的初衷,就源于1993年她和先生去柏林旅行,在柏林墙看到的一个故事的蓝本。
  很玄妙,严歌苓很多作品的素材都是听来的,除了《寄居者》,还有《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等。在她看来,根本不必去编,生活中的很多故事就很离奇。她很享受把一个离奇的故事写得很生活化的过程。“你写了,说明你跟它有缘。”
  比如,她很多作品中都写到了孩子。
  有一段时间,严歌苓沉醉在与先生其乐融融的二人世界中,但她一直还有一个期盼,就是做母亲。但是,因为严重的失眠,她服过很多药,因此失掉了三次为人母的机会。这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缺憾。直到女儿妍妍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女儿是严歌苓收养的,快6岁了。说起女儿,严歌苓跟许多母亲一样,带着欣慰的笑容,津津乐道:“我的女儿会背很多唐诗宋词,小时候我爸爸也是这样教育我的。我特意买了一条大狗,我觉得孩子跟动物在一起生活会变得善良、更有想象力,我小时候,家里就养了一些动物。”
  严歌苓与女儿的相遇就很“离奇”。她曾和好友陈冲在美国读过一本书,是关于一个美国女作家收养中国小孩的故事,那个女作家特别想帮孩子找到生母,于是就带着他回中国寻母。陈冲很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为此她们二人一起,来到了严歌苓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安徽,到安徽合肥、马鞍山和芜湖的孤儿院。在马鞍山的孤儿院里,严歌苓见到了妍妍……
  现在的严歌苓,常与先生一人一杯红酒,海阔天空地聊天,偶尔听到女儿朗诵不是很流利的唐诗,很享受三口之家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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