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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51年 4月16日，新中国政务院下发《关于航空工业建立的决定》，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随之成立，我国的航空事业一步步破雾前行。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前专机师长时念堂回忆说，中国航空事业的迅速发展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与关怀密不可分，但是对于坐飞机这件事各个领袖的做法却不尽相同：刘少奇让空姐做其夫人秘书；朱德喜欢在驾驶舱看风景；周恩来乘机访问全球；毛泽东却从来不坐飞机。于是，有关毛泽东与中国航空的那些事儿就变得非常神秘。毛泽东为什么不坐飞机？他坐过飞机吗？他与飞行员及红色空姐之间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毛泽东不坐飞机之谜
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通常都配备专机巡视全国，但伟人毛泽东乘飞机的身影在所有的历史记载中却少之又少。有人说毛从未坐过飞机，有人说毛胆小不敢坐飞机，也有人挺身而出揭秘主席不坐飞机是中央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剥夺了他坐飞机的权利。
不是不坐而是“无权”
谁说毛泽东没坐过飞机？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就坐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由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护送。这是毛泽东52年来第一次乘坐飞机，也是内战20年来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当毛泽东在重庆走下飞机时，蒋介石有点措手不及，但欢迎仪式搞得也挺隆重。受蒋总司令委托前往机场欢迎毛泽东的包括他的长子蒋经国，当时有人问毛泽东：“乘飞机有什么感受？”毛泽东不屑地说：“效率蛮高的。”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应苏联邀请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就坐了苏联人的飞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也有了自己的各种飞机和技术过硬的飞行员。据时念堂回忆，主席乘坐过“里-2” “伊尔-24”等飞机。
当然谁都知道坐飞机是有很大危险性的。特别是刚建国不久，中国的航空事业才刚刚起步，而且中国政局各方面都相对不太稳定，所以飞机失事的可能性很大。比如，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导致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临时换乘另一架印度飞机，逃过一劫。
一个国家主席的安危比什么事情都重要。1958年以后，毛泽东不但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作为党、国家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曾一度失去坐飞机的“权力”。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禁止他坐飞机，改坐专列。为此，毛主席多次在外出时要求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给他派飞机。刘亚楼深知党中央对主席外出安全的重视，每次都以“空军没有好飞机，飞行员技术水平低”为由，委婉加以回绝。
“外国的飞机我不坐”
虽然毛泽东乘飞机次数少，但是他从中国航空工业局成立之始就对中国的航空事业非常支持。
1956年毛泽东坚持要坐飞机去广州考察，这也是主席第一次乘坐专机巡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第一任专机团团长胡萍说，原来考虑让毛主席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主席不同意。因为一年前，周总理乘坐外国飞机失事的血的事实就摆在眼前，他说：“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其实，但毛主席心中有数，人民空军从1949年11月成立以来，经历了支援进军西藏、抗美援朝、国内防空作战和协同陆、海军解放沿海岛屿等，已不断成长壮大。那时正在开辟北京至拉萨的航线，飞越世界屋脊高原的试航已获得成功。原来，毛泽东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
最后一次乘飞机真相
据有人统计，毛泽东一生坐飞机大概只有60次左右。至于他最后一次坐飞机的说法大家都各有争议。有人说是1956年毛泽东乘飞机去广州考察那次，在返程途中遭遇雷电天气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半个多小时以后，专机才从厚厚的云层穿出来降落地面。据说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跑下塔台，没等毛泽东走下飞机，就站在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啊，我的脑袋可都掖到裤腰里了！”自从这次毛泽东空中历险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
也有报道说，实际上毛泽东此后依然多次乘飞机去外地视察。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由于当地两派武斗局势近乎失控，于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7月21日乘飞机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在毛泽东走下飞机，很高兴地对身边的杨成武等人说：“坐飞机不是很快吗！今后你们还让不让我坐呀？”这才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陪伴毛泽东首飞的专机飞行员
在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记忆中，56年前的5月，为毛泽东驾驶专机是他终生难忘的经历。不仅因为那是毛主席首次乘坐专机，还因为在回北京途中，专机意外遭遇雷雨区，与地面失去联络半小时……
飞行员是“老革命”
胡萍是山东乳山人，1937年在老家参加革命时才14岁。胡萍全家都是革命者，他大哥、二哥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17岁入党后，他担任区委书记，后参加了解放军。解放军空军成立后，飞行干部奇缺。他被选送到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学飞行。1952年5月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担任空军专机团(独三团)第一任团长，以后又担任专机师第一任师长。
从1954年起，胡萍就多次为周恩来飞过专机。此后，他作为机长开辟了非洲航线，送周恩来出国访问。胡萍还为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领导人飞过国内航线。他不管是自己驾机，还是指挥专机，从思想、技术、组织及地面保障，都做到了万无一失。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坐专机，驾驶任务非胡萍莫属。
机场连夜加工木板床
北京西郊机场位于颐和园以南、香山以东，是北京最老的机场，也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机场。1952年5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三团，隶属华北军区空军。
独三团成立后，即开始担负专机飞行任务。说得简单点，专机就是专门供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乘坐的飞机。
专机飞行员的职业特点，就是心理稳定、目标明确，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为准备毛泽东的专机，独三团挑选了最好的飞机。1956年的时候，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的里－2。里－2是小飞机，只能载十几位乘客。毛泽东坐的主机是8025号，机长胡萍。还有一架里－2作为副机，机长时念堂，任务是一旦主机故障，就让毛泽东坐副机。同时副机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1956年4月30日，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因为毛泽东喜欢睡硬床，他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安放的软垫换成大一点的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床，为毛泽东布置好了卧室。
1956年的5月3日，是个晴朗少云适合飞行的好天气。一大早，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主持空中试飞，检查飞机、发动机及机上设备，确认一切良好后，专机在停机坪待命。刘亚楼早早来了，正式下达任务：“今天毛主席坐专机，这是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你们要拿出最大的本事。相信你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随后刘亚楼走进机舱，要求收起桌上的扑克和象棋，说毛主席不喜欢。
7点30分，毛泽东来了。机长胡萍代表机组敬礼：“飞机已经准备好，请毛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陪主席登机。
飞广州途中颠簸得厉害
按计划副机先升空，主机随后。这一天净空，国内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沿途的气象、导航设备都在全力保障。胡萍让飞机保持在海拔2700米的高度。
从北京到广州2000公里，因为里－2时速仅220公里左右，最大航程短，必须中途落地加油。先飞过黄河，再飞过长江，当天中午，专机到达长江以南的武汉南湖机场，吃饭、加油，再从武汉起飞，进入山区上空。
5月正处于气象学上的“华南静止锋”，过了湖南长沙，基本上是在云中飞行。飞机上下晃动，颠簸得很厉害，但也没有办法，毕竟里－2的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左右。这是因为客舱里没有氧气，也没有增压设备，所以里－2爬不到云上边。
广州白云机场的云更低，只有海拔120米，水平能见度仅5公里，飞行员根本看不见机场跑道。尽管这样，时念堂还是凭着高超的技术，安全把副机降落到地面。胡萍更不在话下，他曾在云高100米、能见度2公里的恶劣条件下安全落地，加上他曾多次在白云机场落地，完全根据仪表，对正了跑道，平稳落地。
飞了近8个小时，毛泽东毫无疲态，他走下飞机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毛泽东高兴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在毛泽东提议下，大家合影留念。
归途险情吓着刘亚楼
6月4日，毛泽东返回北京。这次仍由时念堂飞副机开道，胡萍飞主机。
前面的航程挺顺利，但在快到北京时，让人提心吊胆的情况出现了。在河北衡水上空，前面的副机飞过去了，后面的主机却遭遇了大片的积雨云。乌云滚滚，闪电频频，飞机剧烈地颠簸起来。罗瑞卿不放心，几次到驾驶舱询问。胡萍和领航员张振民分析天气图，得出结论：“积雨云只是局部对流，不是大范围的系统，我们不进入雷雨区，完全可以避开危险。”
随后，胡萍尽量保持飞机平稳飞行，先绕到河北沧州，再折向北，经天津杨村返回北京。由于受到雷电干扰，专机的无线电通信中断了半小时。这让已经先期回到北京的刘亚楼守候在机场塔台，焦急不安……
终于看到专机平安归来，刘亚楼从塔台跳下来，急匆匆奔向停机坪，对胡萍说：“刚才我真有点担心啊！”胡萍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仔细观察了天气情况，认为可以绕过去。”刘亚楼没忘记鼓励下属：“要好好总结经验，以后毛主席还要坐你们的飞机。”毛泽东走下飞机，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接着，他还幽默地说：“祝你们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
“红色空姐”眼中的毛泽东
1956年，新中国民航第一批空中乘务员走上飞机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服务。毛泽东主席乘机时曾亲切地称空中服务员为红色空中小姐，红色空姐成为那个年代共和国天空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红色空姐因为那个火红的年代，而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也因为她们肩负的历史使命，见证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成为中国民航史上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
毛泽东专机客舱内设置了17个座椅、一张矮床、一张沙发和一个办公桌。
我叫郭桂卿，在专机上工作近20年，是新中国第一批专机服务员。那时候飞专机的任务很多，我们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机会也很多。岁月流逝，我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一位白发奶奶。但美好的往事却像一杯醇酒，年头越是久远记忆越发清晰。
第一次与主席目光相碰
第一次上飞机为毛泽东主席服务，除了激动、兴奋，还有害怕。那害怕是因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一种不敢沐浴“圣光”的心理。
远远望见毛泽东主席的汽车朝飞机开来，心便呼呼地在撞击声中摆动，趴在窗口望着毛主席一步步向飞机走来。待他到了飞机门口，我便一个箭步窜到放工具的小舱里再也不敢露面。一路上，我一直都在为要不要打开那扇连着客舱的小门而犹豫，根本没执行任何公务。好在作陪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并不怪我，他亲自为毛主席端水倒茶。直到毛主席下了飞机，我才从小舱里冲出来，跑到机舱门口，探出半个身子，目送他远去。不想就在主席即将上车的刹那，他猛然回头，视线与我跟踪他的目光碰在一起。
“她是谁呀?”毛泽东主席转回头，问跟在身后的副参谋长何廷一。
“哦，是服务人员，空中服务员。”何廷一随着毛泽东主席的视线看见了我。
“空中服务员？红色空中小姐!”
何廷一向我招招手，我鼓起勇气走到毛主席身边。因为毛主席个儿高，看我的时候微微弯着腰。
“叫什么名字啊?”
“郭桂卿。”
“郭桂卿，男娃的名字嘛。我看叫郭子仪吧，知道郭子仪吗？看过《打金枝》没有？郭子仪可是位民族英雄哪。”
这就是我见到的毛泽东主席，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一位胖老头。
不是打电话却是凭票去的中南海
主席乘飞机都是书不离手，但碰到气流不好时，飞机摇晃颠簸影响视力，我就会从主席手里把书“抢”下来。他笑笑不吭声，也不反抗。但当我一转身去干别的，他又拿起书来读。因此聊天的时候不是很多。但不接触就不了解，我多次在专机上为主席服务，相互熟悉言谈便随便了。
有时候，主席坐飞机间隔时间长了，见面后便亲亲热热招呼我：“小郭呀，好久没见到你，你好吧？”
“主席，您老不坐飞机，怎么能见到我呀。”
“嗬，只有坐飞机才能见到你呀，你上我那里去嘛。”
“你那里高墙深院，警备森严，我们连大门都进不去呢。”
“这个问题好解决，你在大门口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不就成啦。”
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去过中南海。等到想去的时候，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我手持参观票，按顺序进去，隔着玻璃窗，看见当年主席起居室里一张木板床上堆放的书籍，以及床上铺着的粗白布床单，再联想到飞机上的那张床，那些书，以及主席那开怀大笑的脸，两行热泪就止不住流下来。
“轰主席”下飞机
60年代，毛主席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人，可只要拿起书本却仍旧是那样专心致志。
那时，主席正在攻读英语，在飞机上经常捧着书本学习，那个认真的态度我们看着非常感动。有一回他上飞机就开始学，直至下滑、着陆、地面滑行，一直到停机坪停稳，他竟全然不知。我们不忍心打搅他，坐他身边，静静地等待着。半小时过去，主席依旧紧锁双眉，嘴唇不出声地动着，边看边读。可是那次偏偏有当地领导人到机场接他，他们在飞机下面焦急地踱来踱去。我想这些领导人都很忙，几个人等主席一人也不妥当，就开口提醒主席：“主席，我们已经落地了。”
“嗯？落地啦？”他转头看了看窗外，证实我的话是对的，才慢慢合上书，欠身站起来。“好啊，轰我走啊？”
“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啦。”
我明知道主席不过开开玩笑，但还是迫不及待地解释我的理由。主席也不接我的话茬，自顾自地继续说：“也不留我们吃饭，小郭真是小气。不留我们吃饭我们就走吧。”
“主席，欢迎您再坐我们的飞机。”
走到机舱门口的毛泽东主席举起右手向我摆了摆，这双手充满了人间的温暖，传递了他的体贴和柔情，这双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巨手手曾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也许是人多老年多伤感，经常回忆起毛主席，他不仅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也是一位仁慈的长者，宽容的父亲，体贴的丈夫。（改编自李克菲 彭东海《绝密飞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不坐飞机之谜
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通常都配备专机巡视全国，但伟人毛泽东乘飞机的身影在所有的历史记载中却少之又少。有人说毛从未坐过飞机，有人说毛胆小不敢坐飞机，也有人挺身而出揭秘主席不坐飞机是中央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剥夺了他坐飞机的权利。
不是不坐而是“无权”
谁说毛泽东没坐过飞机？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就坐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由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护送。这是毛泽东52年来第一次乘坐飞机，也是内战20年来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当毛泽东在重庆走下飞机时，蒋介石有点措手不及，但欢迎仪式搞得也挺隆重。受蒋总司令委托前往机场欢迎毛泽东的包括他的长子蒋经国，当时有人问毛泽东：“乘飞机有什么感受？”毛泽东不屑地说：“效率蛮高的。”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应苏联邀请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就坐了苏联人的飞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也有了自己的各种飞机和技术过硬的飞行员。据时念堂回忆，主席乘坐过“里-2” “伊尔-24”等飞机。
当然谁都知道坐飞机是有很大危险性的。特别是刚建国不久，中国的航空事业才刚刚起步，而且中国政局各方面都相对不太稳定，所以飞机失事的可能性很大。比如，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台湾特务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导致机毁人亡。周恩来因临时换乘另一架印度飞机，逃过一劫。
一个国家主席的安危比什么事情都重要。1958年以后，毛泽东不但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作为党、国家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曾一度失去坐飞机的“权力”。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禁止他坐飞机，改坐专列。为此，毛主席多次在外出时要求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给他派飞机。刘亚楼深知党中央对主席外出安全的重视，每次都以“空军没有好飞机，飞行员技术水平低”为由，委婉加以回绝。
“外国的飞机我不坐”
虽然毛泽东乘飞机次数少，但是他从中国航空工业局成立之始就对中国的航空事业非常支持。
1956年毛泽东坚持要坐飞机去广州考察，这也是主席第一次乘坐专机巡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第一任专机团团长胡萍说，原来考虑让毛主席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主席不同意。因为一年前，周总理乘坐外国飞机失事的血的事实就摆在眼前，他说：“我们有自己的飞行员，为什么要坐外国人的飞机？外国人的飞机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飞机。”其实，但毛主席心中有数，人民空军从1949年11月成立以来，经历了支援进军西藏、抗美援朝、国内防空作战和协同陆、海军解放沿海岛屿等，已不断成长壮大。那时正在开辟北京至拉萨的航线，飞越世界屋脊高原的试航已获得成功。原来，毛泽东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支持年轻的中国空军。
最后一次乘飞机真相
据有人统计，毛泽东一生坐飞机大概只有60次左右。至于他最后一次坐飞机的说法大家都各有争议。有人说是1956年毛泽东乘飞机去广州考察那次，在返程途中遭遇雷电天气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半个多小时以后，专机才从厚厚的云层穿出来降落地面。据说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跑下塔台，没等毛泽东走下飞机，就站在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主席啊，我的脑袋可都掖到裤腰里了！”自从这次毛泽东空中历险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
也有报道说，实际上毛泽东此后依然多次乘飞机去外地视察。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由于当地两派武斗局势近乎失控，于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7月21日乘飞机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在毛泽东走下飞机，很高兴地对身边的杨成武等人说：“坐飞机不是很快吗！今后你们还让不让我坐呀？”这才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陪伴毛泽东首飞的专机飞行员
在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的记忆中，56年前的5月，为毛泽东驾驶专机是他终生难忘的经历。不仅因为那是毛主席首次乘坐专机，还因为在回北京途中，专机意外遭遇雷雨区，与地面失去联络半小时……
飞行员是“老革命”
胡萍是山东乳山人，1937年在老家参加革命时才14岁。胡萍全家都是革命者，他大哥、二哥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17岁入党后，他担任区委书记，后参加了解放军。解放军空军成立后，飞行干部奇缺。他被选送到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学飞行。1952年5月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担任空军专机团(独三团)第一任团长，以后又担任专机师第一任师长。
从1954年起，胡萍就多次为周恩来飞过专机。此后，他作为机长开辟了非洲航线，送周恩来出国访问。胡萍还为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领导人飞过国内航线。他不管是自己驾机，还是指挥专机，从思想、技术、组织及地面保障，都做到了万无一失。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坐专机，驾驶任务非胡萍莫属。
机场连夜加工木板床
北京西郊机场位于颐和园以南、香山以东，是北京最老的机场，也是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机场。1952年5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三团，隶属华北军区空军。
独三团成立后，即开始担负专机飞行任务。说得简单点，专机就是专门供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乘坐的飞机。
专机飞行员的职业特点，就是心理稳定、目标明确，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为准备毛泽东的专机，独三团挑选了最好的飞机。1956年的时候，最好的飞机是苏联的里－2。里－2是小飞机，只能载十几位乘客。毛泽东坐的主机是8025号，机长胡萍。还有一架里－2作为副机，机长时念堂，任务是一旦主机故障，就让毛泽东坐副机。同时副机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先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1956年4月30日，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因为毛泽东喜欢睡硬床，他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安放的软垫换成大一点的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床，为毛泽东布置好了卧室。
1956年的5月3日，是个晴朗少云适合飞行的好天气。一大早，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主持空中试飞，检查飞机、发动机及机上设备，确认一切良好后，专机在停机坪待命。刘亚楼早早来了，正式下达任务：“今天毛主席坐专机，这是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你们要拿出最大的本事。相信你们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随后刘亚楼走进机舱，要求收起桌上的扑克和象棋，说毛主席不喜欢。
7点30分，毛泽东来了。机长胡萍代表机组敬礼：“飞机已经准备好，请毛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陪主席登机。
飞广州途中颠簸得厉害
按计划副机先升空，主机随后。这一天净空，国内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沿途的气象、导航设备都在全力保障。胡萍让飞机保持在海拔2700米的高度。
从北京到广州2000公里，因为里－2时速仅220公里左右，最大航程短，必须中途落地加油。先飞过黄河，再飞过长江，当天中午，专机到达长江以南的武汉南湖机场，吃饭、加油，再从武汉起飞，进入山区上空。
5月正处于气象学上的“华南静止锋”，过了湖南长沙，基本上是在云中飞行。飞机上下晃动，颠簸得很厉害，但也没有办法，毕竟里－2的飞行高度只有3000米左右。这是因为客舱里没有氧气，也没有增压设备，所以里－2爬不到云上边。
广州白云机场的云更低，只有海拔120米，水平能见度仅5公里，飞行员根本看不见机场跑道。尽管这样，时念堂还是凭着高超的技术，安全把副机降落到地面。胡萍更不在话下，他曾在云高100米、能见度2公里的恶劣条件下安全落地，加上他曾多次在白云机场落地，完全根据仪表，对正了跑道，平稳落地。
飞了近8个小时，毛泽东毫无疲态，他走下飞机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毛泽东高兴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在毛泽东提议下，大家合影留念。
归途险情吓着刘亚楼
6月4日，毛泽东返回北京。这次仍由时念堂飞副机开道，胡萍飞主机。
前面的航程挺顺利，但在快到北京时，让人提心吊胆的情况出现了。在河北衡水上空，前面的副机飞过去了，后面的主机却遭遇了大片的积雨云。乌云滚滚，闪电频频，飞机剧烈地颠簸起来。罗瑞卿不放心，几次到驾驶舱询问。胡萍和领航员张振民分析天气图，得出结论：“积雨云只是局部对流，不是大范围的系统，我们不进入雷雨区，完全可以避开危险。”
随后，胡萍尽量保持飞机平稳飞行，先绕到河北沧州，再折向北，经天津杨村返回北京。由于受到雷电干扰，专机的无线电通信中断了半小时。这让已经先期回到北京的刘亚楼守候在机场塔台，焦急不安……
终于看到专机平安归来，刘亚楼从塔台跳下来，急匆匆奔向停机坪，对胡萍说：“刚才我真有点担心啊！”胡萍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仔细观察了天气情况，认为可以绕过去。”刘亚楼没忘记鼓励下属：“要好好总结经验，以后毛主席还要坐你们的飞机。”毛泽东走下飞机，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接着，他还幽默地说：“祝你们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
“红色空姐”眼中的毛泽东
1956年，新中国民航第一批空中乘务员走上飞机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服务。毛泽东主席乘机时曾亲切地称空中服务员为红色空中小姐，红色空姐成为那个年代共和国天空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红色空姐因为那个火红的年代，而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也因为她们肩负的历史使命，见证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成为中国民航史上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
毛泽东专机客舱内设置了17个座椅、一张矮床、一张沙发和一个办公桌。
我叫郭桂卿，在专机上工作近20年，是新中国第一批专机服务员。那时候飞专机的任务很多，我们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机会也很多。岁月流逝，我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一位白发奶奶。但美好的往事却像一杯醇酒，年头越是久远记忆越发清晰。
第一次与主席目光相碰
第一次上飞机为毛泽东主席服务，除了激动、兴奋，还有害怕。那害怕是因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一种不敢沐浴“圣光”的心理。
远远望见毛泽东主席的汽车朝飞机开来，心便呼呼地在撞击声中摆动，趴在窗口望着毛主席一步步向飞机走来。待他到了飞机门口，我便一个箭步窜到放工具的小舱里再也不敢露面。一路上，我一直都在为要不要打开那扇连着客舱的小门而犹豫，根本没执行任何公务。好在作陪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并不怪我，他亲自为毛主席端水倒茶。直到毛主席下了飞机，我才从小舱里冲出来，跑到机舱门口，探出半个身子，目送他远去。不想就在主席即将上车的刹那，他猛然回头，视线与我跟踪他的目光碰在一起。
“她是谁呀?”毛泽东主席转回头，问跟在身后的副参谋长何廷一。
“哦，是服务人员，空中服务员。”何廷一随着毛泽东主席的视线看见了我。
“空中服务员？红色空中小姐!”
何廷一向我招招手，我鼓起勇气走到毛主席身边。因为毛主席个儿高，看我的时候微微弯着腰。
“叫什么名字啊?”
“郭桂卿。”
“郭桂卿，男娃的名字嘛。我看叫郭子仪吧，知道郭子仪吗？看过《打金枝》没有？郭子仪可是位民族英雄哪。”
这就是我见到的毛泽东主席，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一位胖老头。
不是打电话却是凭票去的中南海
主席乘飞机都是书不离手，但碰到气流不好时，飞机摇晃颠簸影响视力，我就会从主席手里把书“抢”下来。他笑笑不吭声，也不反抗。但当我一转身去干别的，他又拿起书来读。因此聊天的时候不是很多。但不接触就不了解，我多次在专机上为主席服务，相互熟悉言谈便随便了。
有时候，主席坐飞机间隔时间长了，见面后便亲亲热热招呼我：“小郭呀，好久没见到你，你好吧？”
“主席，您老不坐飞机，怎么能见到我呀。”
“嗬，只有坐飞机才能见到你呀，你上我那里去嘛。”
“你那里高墙深院，警备森严，我们连大门都进不去呢。”
“这个问题好解决，你在大门口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不就成啦。”
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去过中南海。等到想去的时候，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我手持参观票，按顺序进去，隔着玻璃窗，看见当年主席起居室里一张木板床上堆放的书籍，以及床上铺着的粗白布床单，再联想到飞机上的那张床，那些书，以及主席那开怀大笑的脸，两行热泪就止不住流下来。
“轰主席”下飞机
60年代，毛主席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人，可只要拿起书本却仍旧是那样专心致志。
那时，主席正在攻读英语，在飞机上经常捧着书本学习，那个认真的态度我们看着非常感动。有一回他上飞机就开始学，直至下滑、着陆、地面滑行，一直到停机坪停稳，他竟全然不知。我们不忍心打搅他，坐他身边，静静地等待着。半小时过去，主席依旧紧锁双眉，嘴唇不出声地动着，边看边读。可是那次偏偏有当地领导人到机场接他，他们在飞机下面焦急地踱来踱去。我想这些领导人都很忙，几个人等主席一人也不妥当，就开口提醒主席：“主席，我们已经落地了。”
“嗯？落地啦？”他转头看了看窗外，证实我的话是对的，才慢慢合上书，欠身站起来。“好啊，轰我走啊？”
“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啦。”
我明知道主席不过开开玩笑，但还是迫不及待地解释我的理由。主席也不接我的话茬，自顾自地继续说：“也不留我们吃饭，小郭真是小气。不留我们吃饭我们就走吧。”
“主席，欢迎您再坐我们的飞机。”
走到机舱门口的毛泽东主席举起右手向我摆了摆，这双手充满了人间的温暖，传递了他的体贴和柔情，这双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巨手手曾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也许是人多老年多伤感，经常回忆起毛主席，他不仅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也是一位仁慈的长者，宽容的父亲，体贴的丈夫。（改编自李克菲 彭东海《绝密飞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