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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至70年代,台湾大批青年学子留学海外,学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极大多数并未立即返回台湾,而是选择就地生根,长期滞留海外,造成当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的"人才外流"现象,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外流人才"日后成为了台湾储备在海外的丰厚的人力资本。80年代以后,留学人才大量回流,为台湾社会的科技进步与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台湾留学人才实现从储备到回流的成功转型,这与当局不断探索促使留学人才回流的辅导政策与举措紧密相关,其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人才外流即人才储备
台湾旅美经济学家吴元黎教授1976年在"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纪念美国建国200年的一次研讨会中从经济学视角对人才外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应当把所谓人才外流问题作为经济学中"人力资本流动"的概念来处理。大学毕业生到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的国家继续深造,增益知识和经验,等于是在累积人力资本,这些人才可以看作是储备在国外不断增值的资产,在适当的时候,不但可以支用"利息",而且可以动用"本金"。这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人才外流的否定态度。换句话说,人才外流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人才储备的过程,此后的实践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据台湾"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仅自1952年至1983年,经"教育部"核准离台的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留学生人数有79483人,而同期学成回台工作的留学生人数仅有10726人,32年的平均回流率仅为13.5%。可见,这一时期台湾留学人才外流情况相当严重。由此导致人才供需的严重失衡,社会各界不禁产生"人才难得"的慨叹。许多学者认为,这已远远悖离了倡导留学教育的初衷。造成这种现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台湾研究留学教育的学者对移居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作调查后指出,他们留居美国的主要原因依次是:较好的待遇,较开明的政治气氛,以及在台湾没有亲友。
据1996年统计,选择留在海外继续发展的台湾留学生约有十余万人。由于刻苦努力奋斗,他们在各行各业均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其中,丁肇中、李远哲两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田长霖曾任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校长,许多还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与工程专家。旅外学者专家众多,分布在教育、学术、科研、建筑、医疗、金融、人文、政治、工商等各个领域,他们不仅拥有高级学位,在发达国家接受良好的教育,掌握先进的知识与技术,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人际关系,这一切都将随着他们的回流,成为促进台湾发展重要的无形资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外流的留学人才反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能量的人力储备资源库。回流留学人才带回新的观念、理论、方法、知识以及管理技巧等储备资本,回馈台湾,积极参与台湾的发展,使台湾事半功倍地通往现代化的坦途。促使留学人才回流的原因可归结为拉力与推力的效应。拉力效应是指由于台湾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政治更加自由开放,以及教学、研究、工作环境改善、待遇提升等,提高了留学生回流服务的诱因。推力效应是指9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许多大企业纷纷裁员,失业率居高不下,台湾留美学人的就业机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且美国也加强了对入境者的甄选和对外来留学生的管理,这些都促使台湾留学生大量回流。"据最近返台的留美学生表示,以往台湾留美学生在美国发展最大的问题是升迁渠道存在歧视,而现在的问题则是美国根本无法提供就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留美学生乃纷纷束装返台。经济的不景气、就业的困难及获利的不易不仅促使留学生毕业后纷纷返台就业,就连一些在美国已经置产创业的'老留学生',如小企业主、建筑师、甚至已在美国校园谋得教职的学者也相继回台谋求发展。"
二、台湾留学辅导工作的探索与转变
台湾留学人才从储备到回流与当局适时调整延揽留学生及学人回台服务的辅导举措、政策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对留学生的管理监督以辅导工作代替。设置专门委员会负责辅导留学生回台服务事宜,如对岛内各机构和学校的人才需求情况进行调查、代办入境证及入境接待、解决回台留学生的工作分配问题、处理留学生回台后的生活辅导事宜、协助回台留学生之间加强联系等。鉴于留美学生最多,1954年12月29日在美国成立"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聘请梅贻琦为主任委员、程其保为执行秘书,负责联系留美学人及协助留美学生回台服务。联系留学生的方式主要有通信联系、寄赠书刊与派员访问。此外,还颁布了《"教育部洽介留学生返国服务办法"》、《"教育部辅导国外留学生回国服务办法"》、《"辅导留学生回国服务方案"》、《"回国留学生申请分发工作办法"》等一系列有关法令指导并鼓励留学生回台服務。对回流留学人员也实行了诸多优惠政策,如发放返台旅费补助、零用补助、为无亲友在台者提供住所及伙食费补助等,但效果明显不彰,1950年回台服务留学生有6人,1951年18人,1952年16人,1953年16人,1954年22人,1955年34人,1956年至8月底26人,总共139人。台湾当局努力探索其他途径,化弊为利,把外流作为储备,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库的优势,积极营造良好的渠道与环境,使他们可间接或直接参与台湾的建设与发展,实现从无形的技术回流到有形的人员回流的转型。
几十年来,"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和"国家科学委员会"特别订立客座教授制度,以高薪延揽各领域留学人才回台一两年,指导台湾学术界的成长。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各大专院校的薪水甚低,与国外有天壤之别,根本吸引不到留学生回台任教。通过聘请客座教授为台湾网罗了相当数量经过训练、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留学生,其中约有半数后来长期留在台湾,成为学术界的生力军。在设立之初,"中央研究院"吴大猷博士指出,"这项政策和措施是有远见的明智的,也是唯一具体的有效的挽救'人才外留'的办法。"1968年,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梅冠香博士回台赴台大电机系客座,蒋介石还特别召见慰勉,可见当局对留学人才的礼遇和重视。吸引留学人才回台客座指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岛内高等教育师资严重匮乏的困境,对新知的引进也颇有成效。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直到近几年,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由于各大专院校教师薪水提高,客座教授逐渐失去吸引力,慢慢已名存实亡。一些有心人士认识到,学术的发展,仅靠客座教授蜻蜓点水式的指导是不够的。客座教授毕竟人数十分有限,停留的时间也不长,其影响是相当局部性的。但为台湾的学术研究园地播撒了一些种子,至少让一些本土研究人才,找到了研究的方向,并学到做研究的方法,为台湾本土学术的生根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加大"筑巢引凤"的力度,积极创设与改善就业、创业与工作的机会和环境,以吸引拥有专业知识、技术的海外学人回台投资、服务或创业,发挥所长,为他们也为台湾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获得了双赢的功效。台湾创设了许多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工业技术研究院、中山科学研究院等,并给予重要的资金与政策支持。1967年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由政府编列经费,成立科学发展基金,支持应用科学(如工程、医学、农业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人才的培育。这项政策一直延续至今,为促进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机构成为各种专长背景的回流留学人才的聚集所在,加入投身协助台湾发展的行列,数十年来在人文科学、基础科学、产业技术和国防科技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加速发展研究所阶层教育,留学回台人才成为重要的师资来源。1975-1976学年度,台湾所有大学的研究所共有硕士研究生3614人、博士研究生298人,1985-1986学年度分别增加为10638人与1780人,1995-1996学年度达到了33200人与8897人。为加强科技研发能力,加速尖端科技的发展,提升科技教育,促进产业升级与创新,1976年开始着手筹设科学工业园区。1980年新竹科学园区成立,创造了五万多个就业机会,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成功地扮演了引进先进科技和培育高级科技人才的重要角色。多年来台湾投入大量资金收购土地及软、硬件设施建设,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留学人才回台参与高科技产业发展。据统计,到园区工作的回台学人从1981年的27位增至1995年底的1750位。其中,海外学人回台创业已达89家,占园区厂商数的40%。他们不仅带回前沿技术,也带回新的管理方式,在与本土的融合中,造就了台湾特殊且成功的企业文化。
盛况空前的学人回流热潮普遍提升了台湾各行业的学历水平,提供了充沛的高级人力资源。90年代之前,基本上以在公共部门、教育机构任职为主,尤其是在大专院校任教相当普遍,极大程度改变了原有的以本土、大陆、留日为主的教师结构。据统计,1980年返台留学生在行政机构工作的有1116人,在公营事业及金融机构工作的有1265人,在大专院校任教的有2517人,在中等学校任教的有58人,在医院工作的有165人,在新闻界工作的有118人,在其他部门工作的有1361人。许多研究所的导师一般是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有的甚至具有多个国家的博士学位。1981年,台湾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及其相关研究所的41位正副教授中,有38位是留学回台的学者,其中有35位具有博士学位。汹涌的回流浪潮迅速填补了公职机构有限的职务名额。从机构性质而言,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占1992年高级人才总就业机会的比例高达20.7%,至1996年已经下降至2.3%。民间企业则从57.5%上升为69.5%。至于学校近年来均维持约25%的比例,但与1972年高达70.7%相比,相差甚多。很多学者后来也从公职机构出走发展,越来越多的留学回流人才选择在民间机构、工商界发展,自主创业的趋势方兴未艾,成功实现了技术转移与人才转移。
近年来,政府辅导留学人才回台服务的角色趋于平淡,已形成人才自由来去的良性循环机制。借助回流留学人才的技术与经验,台湾在短短一二十年内实现工业、科技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腾飞,充分发挥了留学教育所带来的巨大效益。
参考文献:
[1]傅显达."中华民国"科学技术年鉴.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1984:182.
[2]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33,228-229.
[3]李又宁.华族留美史:150年的学习与成就.台北:业强出版社,1999:175,163,141,180,130,145,176.
[4]传瑛.台湾人才回流热潮透视.中国人才,1994,(8).
[5]"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正中书局,1957:785.
[6]刘真,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生教育史料(第5册),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2765.
一、人才外流即人才储备
台湾旅美经济学家吴元黎教授1976年在"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纪念美国建国200年的一次研讨会中从经济学视角对人才外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应当把所谓人才外流问题作为经济学中"人力资本流动"的概念来处理。大学毕业生到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的国家继续深造,增益知识和经验,等于是在累积人力资本,这些人才可以看作是储备在国外不断增值的资产,在适当的时候,不但可以支用"利息",而且可以动用"本金"。这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人才外流的否定态度。换句话说,人才外流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人才储备的过程,此后的实践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据台湾"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仅自1952年至1983年,经"教育部"核准离台的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留学生人数有79483人,而同期学成回台工作的留学生人数仅有10726人,32年的平均回流率仅为13.5%。可见,这一时期台湾留学人才外流情况相当严重。由此导致人才供需的严重失衡,社会各界不禁产生"人才难得"的慨叹。许多学者认为,这已远远悖离了倡导留学教育的初衷。造成这种现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台湾研究留学教育的学者对移居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作调查后指出,他们留居美国的主要原因依次是:较好的待遇,较开明的政治气氛,以及在台湾没有亲友。
据1996年统计,选择留在海外继续发展的台湾留学生约有十余万人。由于刻苦努力奋斗,他们在各行各业均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其中,丁肇中、李远哲两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田长霖曾任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校长,许多还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与工程专家。旅外学者专家众多,分布在教育、学术、科研、建筑、医疗、金融、人文、政治、工商等各个领域,他们不仅拥有高级学位,在发达国家接受良好的教育,掌握先进的知识与技术,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人际关系,这一切都将随着他们的回流,成为促进台湾发展重要的无形资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外流的留学人才反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能量的人力储备资源库。回流留学人才带回新的观念、理论、方法、知识以及管理技巧等储备资本,回馈台湾,积极参与台湾的发展,使台湾事半功倍地通往现代化的坦途。促使留学人才回流的原因可归结为拉力与推力的效应。拉力效应是指由于台湾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政治更加自由开放,以及教学、研究、工作环境改善、待遇提升等,提高了留学生回流服务的诱因。推力效应是指9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许多大企业纷纷裁员,失业率居高不下,台湾留美学人的就业机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且美国也加强了对入境者的甄选和对外来留学生的管理,这些都促使台湾留学生大量回流。"据最近返台的留美学生表示,以往台湾留美学生在美国发展最大的问题是升迁渠道存在歧视,而现在的问题则是美国根本无法提供就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留美学生乃纷纷束装返台。经济的不景气、就业的困难及获利的不易不仅促使留学生毕业后纷纷返台就业,就连一些在美国已经置产创业的'老留学生',如小企业主、建筑师、甚至已在美国校园谋得教职的学者也相继回台谋求发展。"
二、台湾留学辅导工作的探索与转变
台湾留学人才从储备到回流与当局适时调整延揽留学生及学人回台服务的辅导举措、政策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对留学生的管理监督以辅导工作代替。设置专门委员会负责辅导留学生回台服务事宜,如对岛内各机构和学校的人才需求情况进行调查、代办入境证及入境接待、解决回台留学生的工作分配问题、处理留学生回台后的生活辅导事宜、协助回台留学生之间加强联系等。鉴于留美学生最多,1954年12月29日在美国成立"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聘请梅贻琦为主任委员、程其保为执行秘书,负责联系留美学人及协助留美学生回台服务。联系留学生的方式主要有通信联系、寄赠书刊与派员访问。此外,还颁布了《"教育部洽介留学生返国服务办法"》、《"教育部辅导国外留学生回国服务办法"》、《"辅导留学生回国服务方案"》、《"回国留学生申请分发工作办法"》等一系列有关法令指导并鼓励留学生回台服務。对回流留学人员也实行了诸多优惠政策,如发放返台旅费补助、零用补助、为无亲友在台者提供住所及伙食费补助等,但效果明显不彰,1950年回台服务留学生有6人,1951年18人,1952年16人,1953年16人,1954年22人,1955年34人,1956年至8月底26人,总共139人。台湾当局努力探索其他途径,化弊为利,把外流作为储备,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库的优势,积极营造良好的渠道与环境,使他们可间接或直接参与台湾的建设与发展,实现从无形的技术回流到有形的人员回流的转型。
几十年来,"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和"国家科学委员会"特别订立客座教授制度,以高薪延揽各领域留学人才回台一两年,指导台湾学术界的成长。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各大专院校的薪水甚低,与国外有天壤之别,根本吸引不到留学生回台任教。通过聘请客座教授为台湾网罗了相当数量经过训练、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留学生,其中约有半数后来长期留在台湾,成为学术界的生力军。在设立之初,"中央研究院"吴大猷博士指出,"这项政策和措施是有远见的明智的,也是唯一具体的有效的挽救'人才外留'的办法。"1968年,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梅冠香博士回台赴台大电机系客座,蒋介石还特别召见慰勉,可见当局对留学人才的礼遇和重视。吸引留学人才回台客座指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岛内高等教育师资严重匮乏的困境,对新知的引进也颇有成效。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直到近几年,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由于各大专院校教师薪水提高,客座教授逐渐失去吸引力,慢慢已名存实亡。一些有心人士认识到,学术的发展,仅靠客座教授蜻蜓点水式的指导是不够的。客座教授毕竟人数十分有限,停留的时间也不长,其影响是相当局部性的。但为台湾的学术研究园地播撒了一些种子,至少让一些本土研究人才,找到了研究的方向,并学到做研究的方法,为台湾本土学术的生根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加大"筑巢引凤"的力度,积极创设与改善就业、创业与工作的机会和环境,以吸引拥有专业知识、技术的海外学人回台投资、服务或创业,发挥所长,为他们也为台湾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获得了双赢的功效。台湾创设了许多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工业技术研究院、中山科学研究院等,并给予重要的资金与政策支持。1967年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由政府编列经费,成立科学发展基金,支持应用科学(如工程、医学、农业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人才的培育。这项政策一直延续至今,为促进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研究机构成为各种专长背景的回流留学人才的聚集所在,加入投身协助台湾发展的行列,数十年来在人文科学、基础科学、产业技术和国防科技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加速发展研究所阶层教育,留学回台人才成为重要的师资来源。1975-1976学年度,台湾所有大学的研究所共有硕士研究生3614人、博士研究生298人,1985-1986学年度分别增加为10638人与1780人,1995-1996学年度达到了33200人与8897人。为加强科技研发能力,加速尖端科技的发展,提升科技教育,促进产业升级与创新,1976年开始着手筹设科学工业园区。1980年新竹科学园区成立,创造了五万多个就业机会,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成功地扮演了引进先进科技和培育高级科技人才的重要角色。多年来台湾投入大量资金收购土地及软、硬件设施建设,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留学人才回台参与高科技产业发展。据统计,到园区工作的回台学人从1981年的27位增至1995年底的1750位。其中,海外学人回台创业已达89家,占园区厂商数的40%。他们不仅带回前沿技术,也带回新的管理方式,在与本土的融合中,造就了台湾特殊且成功的企业文化。
盛况空前的学人回流热潮普遍提升了台湾各行业的学历水平,提供了充沛的高级人力资源。90年代之前,基本上以在公共部门、教育机构任职为主,尤其是在大专院校任教相当普遍,极大程度改变了原有的以本土、大陆、留日为主的教师结构。据统计,1980年返台留学生在行政机构工作的有1116人,在公营事业及金融机构工作的有1265人,在大专院校任教的有2517人,在中等学校任教的有58人,在医院工作的有165人,在新闻界工作的有118人,在其他部门工作的有1361人。许多研究所的导师一般是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有的甚至具有多个国家的博士学位。1981年,台湾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及其相关研究所的41位正副教授中,有38位是留学回台的学者,其中有35位具有博士学位。汹涌的回流浪潮迅速填补了公职机构有限的职务名额。从机构性质而言,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占1992年高级人才总就业机会的比例高达20.7%,至1996年已经下降至2.3%。民间企业则从57.5%上升为69.5%。至于学校近年来均维持约25%的比例,但与1972年高达70.7%相比,相差甚多。很多学者后来也从公职机构出走发展,越来越多的留学回流人才选择在民间机构、工商界发展,自主创业的趋势方兴未艾,成功实现了技术转移与人才转移。
近年来,政府辅导留学人才回台服务的角色趋于平淡,已形成人才自由来去的良性循环机制。借助回流留学人才的技术与经验,台湾在短短一二十年内实现工业、科技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腾飞,充分发挥了留学教育所带来的巨大效益。
参考文献:
[1]傅显达."中华民国"科学技术年鉴.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1984:182.
[2]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33,228-229.
[3]李又宁.华族留美史:150年的学习与成就.台北:业强出版社,1999:175,163,141,180,130,145,176.
[4]传瑛.台湾人才回流热潮透视.中国人才,1994,(8).
[5]"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正中书局,1957:785.
[6]刘真,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生教育史料(第5册),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2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