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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看似拥有很多名字但其实只得一个名字——大师遗孀。她们曾满怀憧憬奔向的男人是最神圣的理想也是最寒冷的高地。作为大师生命中最后的缪斯、伴侣，助手甚至母亲，她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美貌，用智慧协助她们的神来塑造不朽的传奇。没有她们的搀扶，年迈的大师只能在艺术的殿堂里踽踽独行：没有她们的顽强，大师的遗志只能在财产的争夺战中损耗殆尽。然而对于她们的付出，世人得益却并不领情。在舆论的冷枪暗箭中，有的人永远地倒下，有的人继续带伤前行，任何缓和的企图都显得徒劳，因为这是注定的，一个遗孀的命运。
名人遗孀——示众的材料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遗孀”这个词确实代表着一个特殊、敏感又有些尴尬的群体。在那些似是而非的同情面纱下，世人对于遗孀，当然，主要是那些名人、大师和天才们的遗孀，总是抱有一种奇怪的挑剔或过分的幻想。作为这些神话般的名人的身后人，她们由不得自己选择地被赋予了延续光环的责任，也不由分说地被推到了接受公众挑刺的浪尖，从此无边无尽的谣言和抱怨就将她们包围，通常还伴随着旷日持久的财产争夺。由此看来，做名人的遗孀还真是件斗智斗勇又耗费体力的差事。然而，这一切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大师或者天才只有那特殊的一个，而你竟然将他据为己有，而且还要享受他身后的荣光与财富，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
如果她是与大师相濡以沫，一路风雨兼程地并肩而行，那么或许她就应该像南希-里根那样，在古稀之年仍要一丝不苟地穿上最好的套装，挽着奥巴马总统的胳膊，出现在亮如白昼的镁光灯下，为延续一位过世总统的神话而奋斗；而如果她碰巧是一位不怎么懂得丈夫文章伟大之处的家庭主妇，那么就有些糟糕了，因为整理大师遗作，确保有最恰当的出版社来出版它们当然是她责无旁贷的责任；最坏的情况还是这样的：一位年轻的遗孀，她在大师的暮年才进入他的生活，没有承担过大师成名前的苦寂清贫，却在大师身后享受着他的财产和名誉带来的巨大便捷，在人们看来，这就不仅仅是霸占天才的罪名了，她根本是一个不劳而获的盗窃者，这种人是可以遭到唾弃的。
所以1980年，当那支罪恶的枪管对准列侬扣下扳机时，小野洋子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罪不可赦”的遗孀。她抢走了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的天才列侬，却竟然没有保护好他。至于杰奎琳·肯尼迪，在那位热爱梦露的总统先生被子弹夺取生命之后也经历了一段比好莱坞巨星更甚的闪光灯生活，而她用一次轰动的改嫁堵住了那些尖酸的嘴，因为奥纳西斯对待媒体的脾气可不算好。而名人和大师们在为自己妻子担忧的同时却也不放过对别人的遗孀进行非难：海明威指责非茨杰拉德的“黛西”用自己填不满的享乐欲望毁掉了这个写作天才；雨果批评巴尔扎克那贵族气十足的太太在大师临终前冷漠无情……然而他们却忘了，泽尔达才正是菲茨杰拉德的灵感源泉，而巴尔扎克当年也正如自己笔下的那些外省青年一般，渴慕着娶一位真正的贵族。至于小野洋子那个“Yes”字条给予列侬的满心温暖和杰奎琳在梦露为自己丈夫唱生日歌时强忍的平静都统统被扫到了一边。做一个名人的遗孀，悲哀和痛苦正在于此，你永远无法因为个人的原因而受到关注，那个男人身前身后的不幸却都得由你来承担，而你所有的付出只会换来一个结果——大众的视而不见。
可是人们通常会忘记，在婚姻的最初，结合的都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各自独立的思想，在没有欺骗行为存在的情况下，这种结合是合法也是合理的。这些遗孀们作为独立的人，有自主选择大师走后生活的权利，但可惜的是，这种权利却一直被公众理所当然地予以了剥夺。所以她们有的人选择逃避到公众视线之外，过上稍微轻松但未必释然的隐居生活，成为历史中的一道尘烟；有的选择嫁给另一个更负盛名的男人，用他可以敌国的财富保持自己头上耀眼的光环，让挑剔的大众“敢怒而不敢言”；而另有一些却留了下来，为大师的事业做着艰巨而繁重的后续工作，却仍然被人们毫不留情地推到流言蜚语和指责挑剔的深坑中，因为在他们看来，“傍大款”和“傍大师”在性质上都是一样坐享其成的可鄙。这中间有些人因为资质贫弱，最终还是成了舆论的炮灰，而有些则强打精神，以斗士的姿态与流言蜚语抗争。或许她们在深夜一个人哭泣的姿态也是可怜的，或许她们在梦中也曾无力地渴望援助，然而不管她们起初是否明白，但与名人的婚姻就是这样一种公开的盛宴，香槟塔前华丽满目可见，转过身来荒凉俯拾皆是。这种婚姻从一开始就把她们变成了一种示众的材料，待到身边那个可以为她说话的人一离开，她们便会被公众的压力没过头顶，无从解释，不能选择，也没法挣脱，而这，就是一个遗孀的命运。
杰奎琳·洛克：子弹就像我的“毕加索太阳”
1986年10月15日的凌晨，一位叫杰奎琳。洛克的女人，郑重地对着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晨曦伴随子弹穿透了她的生命，终于地，她抛开了大师遗孀的一切责任与负担，朝着毕加索——她永恒的太阳跑了过去。
毕加索最后的情人
彼时他已是垂垂老者，没法再勾引年轻的小妞，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选择的是一个情人、母亲、保姆和看护士多位一体的女人。
事实上在杰奎琳之前，毕加索的情史已然赫赫有名。玛丽泰蕾丝，奥尔加柯克洛娃(首任妻子)、多拉玛尔，还有那位女皇般的弗朗索瓦丝……作为大师多如繁星的情人中最著名的几位，她们都在毕加索痰如飞奔的情感世界里被拖得遍体鳞伤。所以在1953年，也就是与弗朗索瓦丝分手的前一年，当毕加索邂逅杰奎琳这位沉默寡言的棕发美女时，谁也没想到她真的会成为大师最后的妻子。
与其他那些著名的情人相比，杰奎琳实在乏善可陈，这个1926年出生于巴黎的女人在遇到毕加索之前，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两岁时她和母亲与哥哥就被父亲抛弃，不得不挤在爱丽舍广场附近的小屋里，靠身为缝纫女工的母亲超负荷工作来勉强糊口。杰奎琳18岁时，母亲死于中风，她不得不去当秘书来维持生计。20岁那年，年轻的她嫁给了工程师安德鲁哈廷并生下女儿卡茜。随后她跟着建造铁路的丈夫迁居到西非，不想仅仅4年哈廷就有了外遇，离婚后的杰奎琳带着女儿搬到了法国蔚蓝海岸，在玛都拉陶艺室做助理。而从这一刻起她一生的命运即将改变，因为当时在那里制作陶器的碰巧是毕加索。
杏仁眼和棕色长发，健康的体形更是让毕加索回想起卡塔卢尼亚的农妇，他对她一见钟情。那是毕加素和弗朗索瓦丝关系的末期，那位自我意识强烈的女画家正在准备去找回自己，而这些违背和反抗的意识是如此让毕加索愤怒，那么面前这个低眉顺眼的女人才真是称心如意。于是毕加索花了6个月时间来追求她，直到她终于瘫倒在这个足以当她爷爷的男人怀里。那时的大师72岁，依然精力旺盛；而杰奎琳27岁，是一个单身母亲，一切是那么难以置信。有时候她也会故意使性子打断他与其他情人的谈话，但是很快她就 会悔过，“对不起，我错了，我真蠢”。毕加索觉得这才是个乖孩子。
1961年，名不见经传的杰奎琳正式成为第二任毕加索夫人。惊喜交加的她好似被封为皇后那般尖叫道：“一个人能幸运地守在毕加索面前，她连太阳也不屑一顾。”时年35岁的杰奎琳就这样开始守着她80岁的太阳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他毫不扭捏地叫她“杰奎琳妈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选择的是一个情人、母亲、保姆和看护士多位一体的女人。
主人，我来了
他早就知道一个遗孀的命运，可怜杰奎琳至死都还在对着他的肖像哀求：主人，请吩咐我。
麻烦还是接踵而至，毕加索迅速衰老，开始频繁出入医院，终于在1973年4月8日与世长辞，而杰奎琳作为一位大师遗孀的生涯也正式宣告开始。
首先要面对的当然是财产分割。毕加索身后给全世界留下了1885幅油画、7089幅素描、3万多张版画、1228件雕塑以及难以计数的插图，同时还有1位妻子、1个儿子和3位非婚生子女，没有遗嘱。所以这场财产争夺战可谓是空前混乱和惨烈，律师、拍卖估价人和公证人几乎组成了一支军队，大家耗时8年，共召开60多次会议才最终达成一致：遗孀杰奎琳继承了2 4亿美元遗产中的30％；儿子保罗(与前妻奥尔加所生)的子女玛琳娜与贝尔纳(当时保罗已去世)各自继承20％；玛雅(与玛丽·泰蕾丝所生)、克劳德和帕洛玛(与弗朗索瓦丝所生)则每人得到了10％。而早已分好的毕加索的作品则是由抽签来决定的。
除了财产之外，毕加素的儿女与许多传记作者对杰奎琳在大师晚年对他生活的封闭也进行了猛烈攻击。在传记中，作者写道：儿女们前来探望时总被杰奎琳挡在外面，但是水管工却能随便进出。面对父亲忽然拒亲友于千里之外的情况，克劳德一直对杰奎琳顿有微词，而玛雅则更为直接：“你得记住，那时的他已经很年迈，也许杰奎琳要将他和所有家庭成员隔开……这样她才能牢牢控制一切。”就连毕加索的朋友，摄影家安德烈‘维拉斯也抱怨道：“杰奎琳拒绝了毕加素的大部分朋友。我所有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经历。”但事情更严重的还在于她还拒绝了毕加索的孙子、保罗的儿子帕布利托前来参加爷爷的葬礼，当天晚上，帕布利托喝漂白剂自杀，虽然后来获救，但是他的消化系统因此被摧毁，3个月后就痛苦离世。两年之后，帕布利托的父亲保罗，由于长期饮酒引发肝硬化去世。1977年，毕加索曾经的情人玛丽泰蕾丝在她与毕加索相识50周年的纪念日吊死在一个地下车库。人们把这些账都算到了杰奎琳头上，在这些人的口中和文字里，杰奎琳被描述成了一个贪婪和控制欲极强的女人，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女人从没什么好言辞。
这时已经失去了太阳的杰奎琳才真的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大师遗孀的命运。在毕加索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日以继夜地照顾他，不惜因此与亲生女儿关系破裂，然而现在她只能在酒精与安眠药的作用下挨过一天又一天。尽管如此，杰奎琳还是为整理毕加索的作品做了大量工作，并成功建立起一个毕加索博物馆。与大师子女不同，她从不出卖大师的任何作品。直到自杀前夕，她都还在忙着为博物馆筹备的画展捐赠作品。但是她的太阳已经永远地落下去，枯萎变成了必然。
毕加索曾预言：“我的死亡，将会成为一次沉船事故，当一艘大船沉没时，船上的人是无法全身而退的，他们将随着大船一起沉没。”他实在是太有先见之明了，他早就知道了一个遗孀的命运。可怜杰奎琳至死都还在对着他的肖像哀求：主人，请吩咐我。
玛利亚·儿玉：时间吩咐爱情照亮幽暗丛林
在杰奎琳·洛克自杀的同一年，世界的另一头，一代文学大师、阿根廷最伟大的文豪博尔赫斯也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剩下他新婚的太太玛利亚。儿玉，仅仅出嫁两个月即被冠以“大师遗孀”之名。
“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
在他漫长人生中唯一的爱情诗篇《乌尔里卡》中，他用一个老人因兴奋而有些颤抖的声音吟唱：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
她在日内瓦向阳的街道上漫步，身边走着刚刚成为她丈夫的男人，一个比自己大47岁的文学老人。如果他的眼睛还没有盲，他就会看见新婚妻子那张瘦削而极具东方色彩的面孔像一首等待描绘的诗。但又即使看不见，这一刻，他依然触摸到了幸福的轮廓。那是1986年4月24日，40岁的日裔阿根廷人玛利亚儿玉如愿嫁给了87岁的诗人博尔赫斯。此时距离她在12岁那年初遇大师已过去了整整28个年头。那时的博尔赫斯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但儿玉还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小姑娘，是对诗歌的钟爱却让她有缘得识了这位大文豪。
一开始，儿玉就不在乎他们的结婚证书是在双方都不在场的情况下由巴拉圭一个偏僻小镇开出来的，虽然这意味着在阿根廷这个天主教国家它根本不合法；她也不在乎大师和第一任妻子实际上并没有离婚，只是分居，她对这位“比金字塔还要神秘”的男人的仰慕压倒了一切。
儿玉自幼喜爱诗歌，并视博尔赫斯为文学领域的神。在整个学生时代，她的生活常常被这样的画面占满：在某个春风沉醉的下午，博尔赫斯捧着原版书，她抱着语法书，两人静静地在一家名叫“三桅船”的咖啡馆里悉心钻研冰岛文。那时，名词与动词统治着他们的世界，形容词则主宰着情感的涌动，咖啡豆悠长的芬芳引领爱情踏入了少女的视野但暂时没能被她命名。
中学毕业之后她就进入大学学习文学，结束学业之后儿玉就一直忠实又安静地充当起了大师的秘书和陪护，成为博尔赫斯生命中除了母亲之外，第二位重要的女性。对于陪伴了自己大半个人生的母亲，博尔赫斯拥有一生无法舍弃的依恋。18岁那年，父亲强迫博尔赫斯去与妓女幽会，当年少的他从那个房间走出来时，非但没有像毕加索一样从此将妓院当做第二个家，反而显得惊慌失措，并从此失去了与女人自在相处的能力。长期以来，如果没有母亲莱昂诺尔阿塞韦多女士悉心为患有眼疾(后又因撞伤而失明)的儿子充当秘书、经纪人和向导，陪他到世界各地去演讲、签合同、旅行，恐怕作为诗人的博尔赫斯就会被另外一个随处可见的“博尔赫斯”所代替。这位伟大的母亲顽强地活到99岁，这坚韧的生命更多还是为了儿子在延续。母亲的去世让博尔赫斯身处黑暗却头一次看清了哀恸和茫然，他哀伤地为自己定罪：“我犯下了人们所能犯的最深重的罪孽，我从不感到幸福。”是的，与自己耀眼的文学成就相比，博尔赫斯的爱情生活可谓一败涂地。1939年和1945年，他曾爱过两个漂亮的女人：艾德兰赫与埃斯特拉·坎托。但他的紧张和软弱让爱情不了了之。直到1967年，68岁时，博尔赫斯才与孀居的埃尔萨阿斯泰特米连结婚，但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3年。
直到相识多年的儿玉鼓起勇气，决定要代替他的母亲来继续给予他不可或缺的温暖，大师才终于确信真正的爱情造访了他这个可怜的老头。他将全部作品中唯一的爱情诗篇《乌尔里卡》献给她，并在结尾处深情宣称：“地老天荒 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不是一位老人神志不清的幻觉，他那失明眼睛里进发出的是快乐和爱的光辉。
8周的爱情与永远的遗孀
对于这个让大师在生命最后阶段品尝到爱情甜蜜的女人，人们从来没有过美好的感激，他们投向她的刀剑依然无比锋利。
幸福的婚姻生活仅仅持续了两个月，1988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困肝癌医治无效在日内瓦逝世，全部遗产均留与儿玉。面对这位悲痛难当的遗孀，媒体并没有一丝怜悯，而在遥远的阿根廷，大师的亲友们则忙着质疑两人婚姻的合法性，以期望那笔巨大的财富不要落到“一个外人”手上。对于突然得到大笔金钱的女人，人们总是心怀怨气的，何况8周的婚姻在他们看来更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闹剧。
在不少博尔赫斯的传记里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桥段，他们说在儿玉作为大师的秘书(后来又成为他的夫人)陪伴大师的最后10年里，他们被迫同大师完全隔绝，只要笔者稍不顺儿玉的意，不能树立她作为遗孀的权威，她就会在提供一手资料方面制造麻烦……为了钱财，也有很多博尔赫斯的亲友都与她打过官司，但均以失败告终。儿玉还是获得了那份庞大的遗产，而生活却早已不是她想要的模样。大师将她一手牵至世人面前，赠予她财富、名誉和荣光，而公众为她准备的却是犀利的冷眼与尖酸的挖苦。显著的落差驱赶她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定位，坚强地扛下这个无法挑选的角色。
在世人必然的误解和刻薄的咀嚼中，儿玉不留时间来思考作为遗孀的不幸与孤独。本来，大师留给她的财产足以供她去世界上任何一座都会信步闲游，然而那么多的时间与财富她并没有用享乐来对峙——她单枪匹马地展开了与俗世的战斗，无懈可击的微笑和胆识帮她优雅地扫荡了各式绊脚石。经过10年的挑选，儿玉终于选定一位以顽强著称的纽约文学经纪人来担任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和推广博尔赫斯作品的工作，并且成立了以博尔赫斯作品研究专家为骨干的编辑委员会，负责新版全集的出版。1989年她成立了博尔赫斯基金会，1994年又买下20世纪30年代博尔赫斯和家人居住过的一处住所，建成博尔赫斯纪念馆。直到现在，她都坚持每年亲赴世界各地，与众多学者共同推广大师卷帙浩繁的遗作。
当然，人世总还有鼓舞人心的地方。2000年12月，中文版《博尔赫斯全集》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儿玉替大师了却了生前最大的心愿——抚摸万里长城。迎着古都辽远苍凉的蓝天和灰色蜿蜒的古城墙，儿玉开始相信这世上不再有无法泅渡的冬天，那些叫人绝望的坏天气历来如此，它们在最初没能打败她，今后也将永远不能打败她，她情愿记得的，是这个世界洁净友好的万家灯火，而她就站在其中一处，静静回望那面陪侍大师左右的时光之海。
济娜伊达＆伊文斯卡娅：殊途同归的“日瓦戈遗孀”
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这位在苏联时期历尽坎坷的诗人，造就了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医生”——日瓦戈。可惜，如同小说主人公一样，这位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生命中也总是纠结在他的“冬妮娅”和“拉拉”之间，以至于到最后大家都忘了到底谁才是他的遗孀。然而混淆并没有让两个女人轻松一些，她们的命运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
两个女人和“日瓦戈”的爱情
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两个女人的态度同日瓦戈医生对妻子冬尼娅和情人拉拉的态度一样：对妻子深感内疚，下不了决心离婚，因此也就无法同情人正式结合。
奥尔佳‘伊文斯卡娅，被许多人尊称为“帕斯捷尔纳克夫人”，实际上并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遗孀。作为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情人之一，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爱情故事早已像《日瓦戈医生》一样深入人心。人人都知道：“普希金没有凯恩，心灵不充实；叶赛宁没有邓肯，写不出天才的诗句；帕斯捷尔纳克没有伊文斯卡娅，便不是帕斯捷尔纳克。”
1g46年，当诗人在《新世界》编辑部里第一次看到伊文斯卡娅时，就被她“超凡脱俗”的美貌震惊了。如同每一个文艺女青年可能有的表现那样，当时正在寡居的伊文斯卡娅不顾巨大的年龄差距(当时帕斯捷尔纳克56岁，伊文斯卡娅34岁)毅然与大师相爱了。这便成就了巨著《日瓦戈医生》中动人的女主人公“拉拉”。她在认识大师前的经历帮助其塑造了人物，她后来的种种遭遇又进一步丰满了主人公，可以说，她既是“拉拉”的原型，又参与了塑造“拉拉”，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多见。这种从生活演绎到书页中的爱情一时燃起了万顷荒原，未曾想这却为他们带来了一场灾难。
在当时的苏联，“不识时务”的帕斯捷尔纳克处境颇为艰难，许多友人在“清洗运动”中失去了生命，自身难保的他只能将内心的虚空和彷徨寄托在《日瓦戈医生》的写作上，然而连这一点也不为苏联作协所容。为了迫使他放弃小说的写作，1949年，当局以伪造委托书的罪名逮捕了伊文斯卡娅。他们对她连轴审讯，甚至把她扔进太平间，直到发现她怀孕之后才悻悻然把她送入了劳改营。在那里，伊文斯卡娅流产了，她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与爱人联系的可能。但这些都没能打垮她，在被关了5年之后的1953年，她终于重获自由。
获释之后的伊文斯卡娅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更像是一对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夫妻，在阴云笼罩的日子里共同进退。从此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皆由伊文斯卡娅承担，她也是唯一能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对于《日瓦戈医生》的海外出版，伊文斯卡娅绝对是功不可没，然而这也为她引来了第二次灾难。1958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苏联作协就要求他发表声明，拒绝领奖。在反被驳斥之后，他们便剥夺了伊文斯卡娅的工作。几小时后，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一份拒奖电报，同时也给党中央发了份电文：“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奖金。”回家之后帕斯捷尔纳克长时间没有动静，妻子奈豪斯连忙上去探视，只见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晕倒在地板上。
是的，这里出现的妻子并不是伊文斯卡娅。济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奈豪斯现在已是一个极陌生的名字，在零星几点提到她的资料中，也不过是被一带而过地缀在大师生命的最后几天：“帕斯捷尔纳克身心交瘁，不久便离开了人世。他的妻子不准伊文斯卡娅前来告别，她就这样在门前站了一夜，最后，只能在人群后面，远远地望着徐徐向前移动的灵柩……”在这样的叙述里，我们满是对这位不近人情的大师妻子的不悦。在大师身前她默默无闻，在大师走后她更是毫无建树，她的无名和无为让人们不屑于去体察她的心情。对于她与帕斯捷尔纳克的爱情，总是一句简短的话就可以概括：第二任妻子奈豪斯虽决然离开前夫，义无反顾地把身心献给他，但文化修养的差异不能同他在精神上产生共鸣。这话仔细想来有些可笑，济娜伊达的前夫是著名音乐家Genrikh Neuhaus，他们的儿子StanislavNeuhaus后来也成为著名的钢琴家。本来她与前 夫的生活可谓琴瑟和谐，但自从1929年与帕斯捷尔纳克相识，在那辆从基辅驶往莫斯科的火车上她就被诗人热烈的爱之表白融化了，在双方均未离婚的情况下大胆地追随他的脚步。1934年，帕斯捷尔纳克正式迎娶了济娜伊达，爱情开初的甜蜜有那本著名的《第二次诞生》(Second Birth)为证。
在困苦的生活中，济娜伊达像母亲和卫士那样“守护”着虚弱的诗人。她忍受他的怪诞，坚韧地与贫困作斗争。当丈夫为小偷把家里仅有的600卢布放到壁炉上时，这位曾经的贵妇人为了生活不得不一次次“铤而走险”。她把钱偷出来，再“还”回去；再偷出来，再“还”回去……直到有一天丈夫心血来潮要点点这些“为小偷先生准备的钱”时，发现数额不对，勃然大怒地对她吼道：“你是想让我难堪吗?是想告诉人家我盗窃了小偷的钱吗?”然而她还是忍耐着，像任何一个主妇爱丈夫那样去爱他，同时还要照顾久病在床的儿子。1945年，事情发生了转折，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们的大儿子Adrian也病逝了，这些打击让她变成了一个严苛又悲伤的女人，而这种局面在伊文斯卡娅的出现之后变得无法挽回。
于是在1960年5月30日，大师离去之时，济娜伊达以一个妻子的姿态把那个在里外都代替了她的情人排除在了家门外。在帕斯捷尔纳克生命最后的几天里，她不允许伊文斯卡娅进入她的房子，后者只得等在街头趁护士交班的空隙前去询问爱人的情形。但是直到出殡，济娜伊达都没有给她任何机会靠近他。这在伊文斯卡娅是一种充满悲剧美的死别；在济娜伊达则是退出历史视线的最后一幕。
同样的命运
她们把守着各自在大师身边的位置，却拥有殊途同归的命运。
在诗人离开以后，济娜伊达的生活便再无人问津。帕斯捷尔纳克基本没留下什么遗产，面对着无数的诗人手稿和一部未完成的戏剧，本就对文学无所钟爱的济娜伊达没有，也无法担负起整理的责任。在世人心中，作为一位文学大师的遗孀，济娜伊达是不称职的，不论她是否有这个意愿和能力，也不论大师选择她的开初是不是想要她来继承事业和发扬遗志。于是在强大而坚韧的伊文斯卡娅面前，济娜伊达攥着自己帕斯捷尔纳克夫人的名义在大师逝世8年之后的夏天追随他而去了。她就这样被历史的尘烟掩盖了过去，作为名人的遗孀，她被彻底忘记了，这种忘记不是善意的，它比伤害更让人屈辱。她也是在大师彼人扔石头的时候站在他身边的人啊，她也是在大师最艰难的时刻想办法让家人填饱肚子的人啊!然而这些都不管用了，当她成为大师的遗孀，她就再无从选择和解释了，一个资质平凡的女人是无法在世人眼中担负起这个角色的。
而伊文斯卡娅有了足够的能力，结果却是一样的辛酸。大师死后，她和女儿伊琳娜很快就再次遭到逮捕。当局把对亡人的气都撤在了她身上一一她被判处4年徒刑，伊琳娜2年，直到赫鲁晓夫下台后才被释放。
长久以来她对整理大师作品做了很多具体工作，甚至还就大师的作品手稿同其后人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斗争。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位没有名分的“遗孀”竟还是存有微词，有人说她是克格勃派到大师身边的间谍，还有人则开始清算起那笔出版《日瓦戈医生》的“也许数额可观的稿费”……
在经历了人生的惊涛骇浪之后，伊文斯卡娅出版了自传《回忆时间的俘虏》。对于命运给予她的一切苦难，她都像“拉拉”那样，“深情而尊严”地承担了下来。1995年9月12日，这位坚强的“拉拉”以83岁的高龄去世，在生命的末尾，她仿佛又听到大师在吟咏自己的诗篇：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被梦魂缠住，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荆棘王冠，无法摘除的光环
不可否认，正是大师头上显赫的光环将这些遗孀拱上了最尴尬的位置。不甘沦为炮灰的她们，有的怀揣巨款销声于这个光华繁世；有的则代替大师，吃力却并不讨好地行使着部分权利。她们就这样头戴荆棘王冠地出场了，如履薄冰地行走在早已规划成形的命运里，不能放弃，不能塌陷，因为这是一旦戴上就无法摘除的光环。
金钱引燃的喧哗
大师留给遗孀们的财产为她们带来巨大的便捷，同时也引燃了舆论的喧哗。
不论这些遗孀在大师生前是如何将人生最饱满、最艳丽的部分毫无保留地供奉上艺术的祭坛，在世俗的天平上她们很难获得一块善意的砝码。人们总是蛮横地断定：她们打着热爱艺术和追崇爱情的幌子，以丰饶的肉体和艳丽的美色轻易俘获了暮年大师们不甚清醒的心灵。然而关键还是在于那些金钱，对于突然获得大笔财富的女人，公众很难平心静气地说一句好话。想想看，在大师事业的开拓期她们不曾与其风雨同舟，在大师事业的发展期她们不曾为其出谋划策，而到了大师功成名就风光无限的晚年，她们就“忽如一夜春风来”，之后她们银行里的巨额账户更是对芸芸众生辛勤劳动的莫大讽刺。人心的黑暗与矛盾由此得到充分发挥：对着这些女人手中一纸难以估价的遗书，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会心生艳羡甚至嫉妒?当这些原本默默无闻却仅凭一个身份便与大师共同载入史册的女人在世界各地奔走，又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她们其实是在为大师的后续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站在辉煌的纪念馆门前，人们只来得及瞻仰自己崇拜的天才，而全然遗忘了那些曾被天才视作缪斯女神的遗孀们所遭受的磨难和付出的代价。青春、美貌、事业、孩子……这些在生命中最能冷暖自知的要素都被这样一个身份彻底剥夺了，而世人却连起码的体谅和尊重也没有留下。
文字拼凑的面具
才刚退出遗产争夺的修罗场，她们又被迫迎向传记作者的口诛笔伐，在那些虚虚实实的文字中间，辩解是最没有意义的。
传记作者或许是世上最难应付的族群之一，他们动辄十几万字的评传往往比八卦记者的花边新闻更具引导力。而在这些传记中，对大师遗孀们共同的指责都有一点：她们垄断大师晚年所有的对外渠道，成了一个“垂帘听政”的“专权者”。
而当大师远去，所有关于大师的权威资料都由她们一手掌握，且不一定会被柔情万分地奉献出来。于是被怠慢的愤慨引导了他们的文字，而毫不知情的公众也只能追随这种情绪，借着文字的刀光剑影去相信他们认为应该相信的“事实”：杰奎琳成为拒人千里还欠着三条人命的妖女；儿玉是将大师架空、独断专行的天皇；伊文斯卡娅则作为图谋不轨的间谍活该遭到因禁……在大众看来，她们的初衷不再是为了肃清大师身边不必要的闲言碎语，而是要控制大师的所有生活，把持甚至垄断他们与外界的正常交流，使得不仅仅是媒体，甚至连大师的亲友都难窥个中真相。而读者也只能这样用拼凑代替倾听，任凭遗孀们的辩解在耳边变成毫无意义的符号。
身份注定的轨迹
不要以为只有菟丝花般依附于大师的遗孀们才会受到公众无情的指责，那些头脑精明、行事果敢的遗孀，日子也并不好过。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提到的遗孀们，不论之前是怎样心高气傲的才媛，一旦进入大师的生活，她们的经济就基本要依附于这段婚姻。于是，在旁观者眼中，她们更像是黏在大师身上的虫子，如果有谁胆敢用富丽堂皇的说辞来粉饰自己的“盗窃”行径，那就是不知廉耻、罪加一等了。可是假使这些女人们自身富有又精明，能在男权社会大展拳脚，向无数须眉投去俯视的目光，那么公众又会作何评价呢?南希·里根当年因为过多插手白宫人事被戏称为“南希女王”；孀居的宋美龄移居长岛，当地报纸只想为她写个讣告，“因为她给世界带来了很多痛苦”。
千百年来，社会的主流话语权始终被男人攥在手心，当毛特冈和波伏娃在欧洲街头挥舞她们纤细的胳膊，公然向这个社会索要女性权益时，毫无疑问她们正进行着全人类最伟大的革命。然而当她们真的扛着天赋人权的大旗冲锋陷阵，令曾经信心百倍的男人们无所适从时，男人们就又开始怀念城堡中曾经温顺的金丝雀与小绵羊。眼前这些强势女人对他们来说只是逾了本分、越了伦常。
于是年轻的遗孀们不得不收敛气焰，遵循公众的恶趣味，将各种可笑的头衔随身携带。人性的隐秘与丑陋无时无刻不在动荡着她们的决心，考验着她们的耐力，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服从命运的召唤，头戴荆棘王冠，小心翼翼地徘徊在艺术与世俗的交界线上，直至生命的尽头。
这便是作为一位大师遗孀避无可避的责任，也是命运赋予她们的最极致的悲怆。
编辑 陈思蒙
名人遗孀——示众的材料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遗孀”这个词确实代表着一个特殊、敏感又有些尴尬的群体。在那些似是而非的同情面纱下，世人对于遗孀，当然，主要是那些名人、大师和天才们的遗孀，总是抱有一种奇怪的挑剔或过分的幻想。作为这些神话般的名人的身后人，她们由不得自己选择地被赋予了延续光环的责任，也不由分说地被推到了接受公众挑刺的浪尖，从此无边无尽的谣言和抱怨就将她们包围，通常还伴随着旷日持久的财产争夺。由此看来，做名人的遗孀还真是件斗智斗勇又耗费体力的差事。然而，这一切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大师或者天才只有那特殊的一个，而你竟然将他据为己有，而且还要享受他身后的荣光与财富，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
如果她是与大师相濡以沫，一路风雨兼程地并肩而行，那么或许她就应该像南希-里根那样，在古稀之年仍要一丝不苟地穿上最好的套装，挽着奥巴马总统的胳膊，出现在亮如白昼的镁光灯下，为延续一位过世总统的神话而奋斗；而如果她碰巧是一位不怎么懂得丈夫文章伟大之处的家庭主妇，那么就有些糟糕了，因为整理大师遗作，确保有最恰当的出版社来出版它们当然是她责无旁贷的责任；最坏的情况还是这样的：一位年轻的遗孀，她在大师的暮年才进入他的生活，没有承担过大师成名前的苦寂清贫，却在大师身后享受着他的财产和名誉带来的巨大便捷，在人们看来，这就不仅仅是霸占天才的罪名了，她根本是一个不劳而获的盗窃者，这种人是可以遭到唾弃的。
所以1980年，当那支罪恶的枪管对准列侬扣下扳机时，小野洋子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罪不可赦”的遗孀。她抢走了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的天才列侬，却竟然没有保护好他。至于杰奎琳·肯尼迪，在那位热爱梦露的总统先生被子弹夺取生命之后也经历了一段比好莱坞巨星更甚的闪光灯生活，而她用一次轰动的改嫁堵住了那些尖酸的嘴，因为奥纳西斯对待媒体的脾气可不算好。而名人和大师们在为自己妻子担忧的同时却也不放过对别人的遗孀进行非难：海明威指责非茨杰拉德的“黛西”用自己填不满的享乐欲望毁掉了这个写作天才；雨果批评巴尔扎克那贵族气十足的太太在大师临终前冷漠无情……然而他们却忘了，泽尔达才正是菲茨杰拉德的灵感源泉，而巴尔扎克当年也正如自己笔下的那些外省青年一般，渴慕着娶一位真正的贵族。至于小野洋子那个“Yes”字条给予列侬的满心温暖和杰奎琳在梦露为自己丈夫唱生日歌时强忍的平静都统统被扫到了一边。做一个名人的遗孀，悲哀和痛苦正在于此，你永远无法因为个人的原因而受到关注，那个男人身前身后的不幸却都得由你来承担，而你所有的付出只会换来一个结果——大众的视而不见。
可是人们通常会忘记，在婚姻的最初，结合的都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各自独立的思想，在没有欺骗行为存在的情况下，这种结合是合法也是合理的。这些遗孀们作为独立的人，有自主选择大师走后生活的权利，但可惜的是，这种权利却一直被公众理所当然地予以了剥夺。所以她们有的人选择逃避到公众视线之外，过上稍微轻松但未必释然的隐居生活，成为历史中的一道尘烟；有的选择嫁给另一个更负盛名的男人，用他可以敌国的财富保持自己头上耀眼的光环，让挑剔的大众“敢怒而不敢言”；而另有一些却留了下来，为大师的事业做着艰巨而繁重的后续工作，却仍然被人们毫不留情地推到流言蜚语和指责挑剔的深坑中，因为在他们看来，“傍大款”和“傍大师”在性质上都是一样坐享其成的可鄙。这中间有些人因为资质贫弱，最终还是成了舆论的炮灰，而有些则强打精神，以斗士的姿态与流言蜚语抗争。或许她们在深夜一个人哭泣的姿态也是可怜的，或许她们在梦中也曾无力地渴望援助，然而不管她们起初是否明白，但与名人的婚姻就是这样一种公开的盛宴，香槟塔前华丽满目可见，转过身来荒凉俯拾皆是。这种婚姻从一开始就把她们变成了一种示众的材料，待到身边那个可以为她说话的人一离开，她们便会被公众的压力没过头顶，无从解释，不能选择，也没法挣脱，而这，就是一个遗孀的命运。
杰奎琳·洛克：子弹就像我的“毕加索太阳”
1986年10月15日的凌晨，一位叫杰奎琳。洛克的女人，郑重地对着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晨曦伴随子弹穿透了她的生命，终于地，她抛开了大师遗孀的一切责任与负担，朝着毕加索——她永恒的太阳跑了过去。
毕加索最后的情人
彼时他已是垂垂老者，没法再勾引年轻的小妞，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选择的是一个情人、母亲、保姆和看护士多位一体的女人。
事实上在杰奎琳之前，毕加索的情史已然赫赫有名。玛丽泰蕾丝，奥尔加柯克洛娃(首任妻子)、多拉玛尔，还有那位女皇般的弗朗索瓦丝……作为大师多如繁星的情人中最著名的几位，她们都在毕加索痰如飞奔的情感世界里被拖得遍体鳞伤。所以在1953年，也就是与弗朗索瓦丝分手的前一年，当毕加索邂逅杰奎琳这位沉默寡言的棕发美女时，谁也没想到她真的会成为大师最后的妻子。
与其他那些著名的情人相比，杰奎琳实在乏善可陈，这个1926年出生于巴黎的女人在遇到毕加索之前，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两岁时她和母亲与哥哥就被父亲抛弃，不得不挤在爱丽舍广场附近的小屋里，靠身为缝纫女工的母亲超负荷工作来勉强糊口。杰奎琳18岁时，母亲死于中风，她不得不去当秘书来维持生计。20岁那年，年轻的她嫁给了工程师安德鲁哈廷并生下女儿卡茜。随后她跟着建造铁路的丈夫迁居到西非，不想仅仅4年哈廷就有了外遇，离婚后的杰奎琳带着女儿搬到了法国蔚蓝海岸，在玛都拉陶艺室做助理。而从这一刻起她一生的命运即将改变，因为当时在那里制作陶器的碰巧是毕加索。
杏仁眼和棕色长发，健康的体形更是让毕加索回想起卡塔卢尼亚的农妇，他对她一见钟情。那是毕加素和弗朗索瓦丝关系的末期，那位自我意识强烈的女画家正在准备去找回自己，而这些违背和反抗的意识是如此让毕加索愤怒，那么面前这个低眉顺眼的女人才真是称心如意。于是毕加索花了6个月时间来追求她，直到她终于瘫倒在这个足以当她爷爷的男人怀里。那时的大师72岁，依然精力旺盛；而杰奎琳27岁，是一个单身母亲，一切是那么难以置信。有时候她也会故意使性子打断他与其他情人的谈话，但是很快她就 会悔过，“对不起，我错了，我真蠢”。毕加索觉得这才是个乖孩子。
1961年，名不见经传的杰奎琳正式成为第二任毕加索夫人。惊喜交加的她好似被封为皇后那般尖叫道：“一个人能幸运地守在毕加索面前，她连太阳也不屑一顾。”时年35岁的杰奎琳就这样开始守着她80岁的太阳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他毫不扭捏地叫她“杰奎琳妈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选择的是一个情人、母亲、保姆和看护士多位一体的女人。
主人，我来了
他早就知道一个遗孀的命运，可怜杰奎琳至死都还在对着他的肖像哀求：主人，请吩咐我。
麻烦还是接踵而至，毕加索迅速衰老，开始频繁出入医院，终于在1973年4月8日与世长辞，而杰奎琳作为一位大师遗孀的生涯也正式宣告开始。
首先要面对的当然是财产分割。毕加索身后给全世界留下了1885幅油画、7089幅素描、3万多张版画、1228件雕塑以及难以计数的插图，同时还有1位妻子、1个儿子和3位非婚生子女，没有遗嘱。所以这场财产争夺战可谓是空前混乱和惨烈，律师、拍卖估价人和公证人几乎组成了一支军队，大家耗时8年，共召开60多次会议才最终达成一致：遗孀杰奎琳继承了2 4亿美元遗产中的30％；儿子保罗(与前妻奥尔加所生)的子女玛琳娜与贝尔纳(当时保罗已去世)各自继承20％；玛雅(与玛丽·泰蕾丝所生)、克劳德和帕洛玛(与弗朗索瓦丝所生)则每人得到了10％。而早已分好的毕加索的作品则是由抽签来决定的。
除了财产之外，毕加素的儿女与许多传记作者对杰奎琳在大师晚年对他生活的封闭也进行了猛烈攻击。在传记中，作者写道：儿女们前来探望时总被杰奎琳挡在外面，但是水管工却能随便进出。面对父亲忽然拒亲友于千里之外的情况，克劳德一直对杰奎琳顿有微词，而玛雅则更为直接：“你得记住，那时的他已经很年迈，也许杰奎琳要将他和所有家庭成员隔开……这样她才能牢牢控制一切。”就连毕加索的朋友，摄影家安德烈‘维拉斯也抱怨道：“杰奎琳拒绝了毕加素的大部分朋友。我所有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经历。”但事情更严重的还在于她还拒绝了毕加索的孙子、保罗的儿子帕布利托前来参加爷爷的葬礼，当天晚上，帕布利托喝漂白剂自杀，虽然后来获救，但是他的消化系统因此被摧毁，3个月后就痛苦离世。两年之后，帕布利托的父亲保罗，由于长期饮酒引发肝硬化去世。1977年，毕加索曾经的情人玛丽泰蕾丝在她与毕加索相识50周年的纪念日吊死在一个地下车库。人们把这些账都算到了杰奎琳头上，在这些人的口中和文字里，杰奎琳被描述成了一个贪婪和控制欲极强的女人，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女人从没什么好言辞。
这时已经失去了太阳的杰奎琳才真的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大师遗孀的命运。在毕加索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日以继夜地照顾他，不惜因此与亲生女儿关系破裂，然而现在她只能在酒精与安眠药的作用下挨过一天又一天。尽管如此，杰奎琳还是为整理毕加索的作品做了大量工作，并成功建立起一个毕加索博物馆。与大师子女不同，她从不出卖大师的任何作品。直到自杀前夕，她都还在忙着为博物馆筹备的画展捐赠作品。但是她的太阳已经永远地落下去，枯萎变成了必然。
毕加索曾预言：“我的死亡，将会成为一次沉船事故，当一艘大船沉没时，船上的人是无法全身而退的，他们将随着大船一起沉没。”他实在是太有先见之明了，他早就知道了一个遗孀的命运。可怜杰奎琳至死都还在对着他的肖像哀求：主人，请吩咐我。
玛利亚·儿玉：时间吩咐爱情照亮幽暗丛林
在杰奎琳·洛克自杀的同一年，世界的另一头，一代文学大师、阿根廷最伟大的文豪博尔赫斯也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剩下他新婚的太太玛利亚。儿玉，仅仅出嫁两个月即被冠以“大师遗孀”之名。
“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
在他漫长人生中唯一的爱情诗篇《乌尔里卡》中，他用一个老人因兴奋而有些颤抖的声音吟唱：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
她在日内瓦向阳的街道上漫步，身边走着刚刚成为她丈夫的男人，一个比自己大47岁的文学老人。如果他的眼睛还没有盲，他就会看见新婚妻子那张瘦削而极具东方色彩的面孔像一首等待描绘的诗。但又即使看不见，这一刻，他依然触摸到了幸福的轮廓。那是1986年4月24日，40岁的日裔阿根廷人玛利亚儿玉如愿嫁给了87岁的诗人博尔赫斯。此时距离她在12岁那年初遇大师已过去了整整28个年头。那时的博尔赫斯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但儿玉还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小姑娘，是对诗歌的钟爱却让她有缘得识了这位大文豪。
一开始，儿玉就不在乎他们的结婚证书是在双方都不在场的情况下由巴拉圭一个偏僻小镇开出来的，虽然这意味着在阿根廷这个天主教国家它根本不合法；她也不在乎大师和第一任妻子实际上并没有离婚，只是分居，她对这位“比金字塔还要神秘”的男人的仰慕压倒了一切。
儿玉自幼喜爱诗歌，并视博尔赫斯为文学领域的神。在整个学生时代，她的生活常常被这样的画面占满：在某个春风沉醉的下午，博尔赫斯捧着原版书，她抱着语法书，两人静静地在一家名叫“三桅船”的咖啡馆里悉心钻研冰岛文。那时，名词与动词统治着他们的世界，形容词则主宰着情感的涌动，咖啡豆悠长的芬芳引领爱情踏入了少女的视野但暂时没能被她命名。
中学毕业之后她就进入大学学习文学，结束学业之后儿玉就一直忠实又安静地充当起了大师的秘书和陪护，成为博尔赫斯生命中除了母亲之外，第二位重要的女性。对于陪伴了自己大半个人生的母亲，博尔赫斯拥有一生无法舍弃的依恋。18岁那年，父亲强迫博尔赫斯去与妓女幽会，当年少的他从那个房间走出来时，非但没有像毕加索一样从此将妓院当做第二个家，反而显得惊慌失措，并从此失去了与女人自在相处的能力。长期以来，如果没有母亲莱昂诺尔阿塞韦多女士悉心为患有眼疾(后又因撞伤而失明)的儿子充当秘书、经纪人和向导，陪他到世界各地去演讲、签合同、旅行，恐怕作为诗人的博尔赫斯就会被另外一个随处可见的“博尔赫斯”所代替。这位伟大的母亲顽强地活到99岁，这坚韧的生命更多还是为了儿子在延续。母亲的去世让博尔赫斯身处黑暗却头一次看清了哀恸和茫然，他哀伤地为自己定罪：“我犯下了人们所能犯的最深重的罪孽，我从不感到幸福。”是的，与自己耀眼的文学成就相比，博尔赫斯的爱情生活可谓一败涂地。1939年和1945年，他曾爱过两个漂亮的女人：艾德兰赫与埃斯特拉·坎托。但他的紧张和软弱让爱情不了了之。直到1967年，68岁时，博尔赫斯才与孀居的埃尔萨阿斯泰特米连结婚，但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3年。
直到相识多年的儿玉鼓起勇气，决定要代替他的母亲来继续给予他不可或缺的温暖，大师才终于确信真正的爱情造访了他这个可怜的老头。他将全部作品中唯一的爱情诗篇《乌尔里卡》献给她，并在结尾处深情宣称：“地老天荒 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不是一位老人神志不清的幻觉，他那失明眼睛里进发出的是快乐和爱的光辉。
8周的爱情与永远的遗孀
对于这个让大师在生命最后阶段品尝到爱情甜蜜的女人，人们从来没有过美好的感激，他们投向她的刀剑依然无比锋利。
幸福的婚姻生活仅仅持续了两个月，1988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困肝癌医治无效在日内瓦逝世，全部遗产均留与儿玉。面对这位悲痛难当的遗孀，媒体并没有一丝怜悯，而在遥远的阿根廷，大师的亲友们则忙着质疑两人婚姻的合法性，以期望那笔巨大的财富不要落到“一个外人”手上。对于突然得到大笔金钱的女人，人们总是心怀怨气的，何况8周的婚姻在他们看来更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闹剧。
在不少博尔赫斯的传记里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桥段，他们说在儿玉作为大师的秘书(后来又成为他的夫人)陪伴大师的最后10年里，他们被迫同大师完全隔绝，只要笔者稍不顺儿玉的意，不能树立她作为遗孀的权威，她就会在提供一手资料方面制造麻烦……为了钱财，也有很多博尔赫斯的亲友都与她打过官司，但均以失败告终。儿玉还是获得了那份庞大的遗产，而生活却早已不是她想要的模样。大师将她一手牵至世人面前，赠予她财富、名誉和荣光，而公众为她准备的却是犀利的冷眼与尖酸的挖苦。显著的落差驱赶她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定位，坚强地扛下这个无法挑选的角色。
在世人必然的误解和刻薄的咀嚼中，儿玉不留时间来思考作为遗孀的不幸与孤独。本来，大师留给她的财产足以供她去世界上任何一座都会信步闲游，然而那么多的时间与财富她并没有用享乐来对峙——她单枪匹马地展开了与俗世的战斗，无懈可击的微笑和胆识帮她优雅地扫荡了各式绊脚石。经过10年的挑选，儿玉终于选定一位以顽强著称的纽约文学经纪人来担任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和推广博尔赫斯作品的工作，并且成立了以博尔赫斯作品研究专家为骨干的编辑委员会，负责新版全集的出版。1989年她成立了博尔赫斯基金会，1994年又买下20世纪30年代博尔赫斯和家人居住过的一处住所，建成博尔赫斯纪念馆。直到现在，她都坚持每年亲赴世界各地，与众多学者共同推广大师卷帙浩繁的遗作。
当然，人世总还有鼓舞人心的地方。2000年12月，中文版《博尔赫斯全集》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儿玉替大师了却了生前最大的心愿——抚摸万里长城。迎着古都辽远苍凉的蓝天和灰色蜿蜒的古城墙，儿玉开始相信这世上不再有无法泅渡的冬天，那些叫人绝望的坏天气历来如此，它们在最初没能打败她，今后也将永远不能打败她，她情愿记得的，是这个世界洁净友好的万家灯火，而她就站在其中一处，静静回望那面陪侍大师左右的时光之海。
济娜伊达＆伊文斯卡娅：殊途同归的“日瓦戈遗孀”
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这位在苏联时期历尽坎坷的诗人，造就了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医生”——日瓦戈。可惜，如同小说主人公一样，这位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生命中也总是纠结在他的“冬妮娅”和“拉拉”之间，以至于到最后大家都忘了到底谁才是他的遗孀。然而混淆并没有让两个女人轻松一些，她们的命运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
两个女人和“日瓦戈”的爱情
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两个女人的态度同日瓦戈医生对妻子冬尼娅和情人拉拉的态度一样：对妻子深感内疚，下不了决心离婚，因此也就无法同情人正式结合。
奥尔佳‘伊文斯卡娅，被许多人尊称为“帕斯捷尔纳克夫人”，实际上并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遗孀。作为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情人之一，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爱情故事早已像《日瓦戈医生》一样深入人心。人人都知道：“普希金没有凯恩，心灵不充实；叶赛宁没有邓肯，写不出天才的诗句；帕斯捷尔纳克没有伊文斯卡娅，便不是帕斯捷尔纳克。”
1g46年，当诗人在《新世界》编辑部里第一次看到伊文斯卡娅时，就被她“超凡脱俗”的美貌震惊了。如同每一个文艺女青年可能有的表现那样，当时正在寡居的伊文斯卡娅不顾巨大的年龄差距(当时帕斯捷尔纳克56岁，伊文斯卡娅34岁)毅然与大师相爱了。这便成就了巨著《日瓦戈医生》中动人的女主人公“拉拉”。她在认识大师前的经历帮助其塑造了人物，她后来的种种遭遇又进一步丰满了主人公，可以说，她既是“拉拉”的原型，又参与了塑造“拉拉”，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多见。这种从生活演绎到书页中的爱情一时燃起了万顷荒原，未曾想这却为他们带来了一场灾难。
在当时的苏联，“不识时务”的帕斯捷尔纳克处境颇为艰难，许多友人在“清洗运动”中失去了生命，自身难保的他只能将内心的虚空和彷徨寄托在《日瓦戈医生》的写作上，然而连这一点也不为苏联作协所容。为了迫使他放弃小说的写作，1949年，当局以伪造委托书的罪名逮捕了伊文斯卡娅。他们对她连轴审讯，甚至把她扔进太平间，直到发现她怀孕之后才悻悻然把她送入了劳改营。在那里，伊文斯卡娅流产了，她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与爱人联系的可能。但这些都没能打垮她，在被关了5年之后的1953年，她终于重获自由。
获释之后的伊文斯卡娅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更像是一对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夫妻，在阴云笼罩的日子里共同进退。从此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皆由伊文斯卡娅承担，她也是唯一能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对于《日瓦戈医生》的海外出版，伊文斯卡娅绝对是功不可没，然而这也为她引来了第二次灾难。1958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苏联作协就要求他发表声明，拒绝领奖。在反被驳斥之后，他们便剥夺了伊文斯卡娅的工作。几小时后，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一份拒奖电报，同时也给党中央发了份电文：“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奖金。”回家之后帕斯捷尔纳克长时间没有动静，妻子奈豪斯连忙上去探视，只见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晕倒在地板上。
是的，这里出现的妻子并不是伊文斯卡娅。济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奈豪斯现在已是一个极陌生的名字，在零星几点提到她的资料中，也不过是被一带而过地缀在大师生命的最后几天：“帕斯捷尔纳克身心交瘁，不久便离开了人世。他的妻子不准伊文斯卡娅前来告别，她就这样在门前站了一夜，最后，只能在人群后面，远远地望着徐徐向前移动的灵柩……”在这样的叙述里，我们满是对这位不近人情的大师妻子的不悦。在大师身前她默默无闻，在大师走后她更是毫无建树，她的无名和无为让人们不屑于去体察她的心情。对于她与帕斯捷尔纳克的爱情，总是一句简短的话就可以概括：第二任妻子奈豪斯虽决然离开前夫，义无反顾地把身心献给他，但文化修养的差异不能同他在精神上产生共鸣。这话仔细想来有些可笑，济娜伊达的前夫是著名音乐家Genrikh Neuhaus，他们的儿子StanislavNeuhaus后来也成为著名的钢琴家。本来她与前 夫的生活可谓琴瑟和谐，但自从1929年与帕斯捷尔纳克相识，在那辆从基辅驶往莫斯科的火车上她就被诗人热烈的爱之表白融化了，在双方均未离婚的情况下大胆地追随他的脚步。1934年，帕斯捷尔纳克正式迎娶了济娜伊达，爱情开初的甜蜜有那本著名的《第二次诞生》(Second Birth)为证。
在困苦的生活中，济娜伊达像母亲和卫士那样“守护”着虚弱的诗人。她忍受他的怪诞，坚韧地与贫困作斗争。当丈夫为小偷把家里仅有的600卢布放到壁炉上时，这位曾经的贵妇人为了生活不得不一次次“铤而走险”。她把钱偷出来，再“还”回去；再偷出来，再“还”回去……直到有一天丈夫心血来潮要点点这些“为小偷先生准备的钱”时，发现数额不对，勃然大怒地对她吼道：“你是想让我难堪吗?是想告诉人家我盗窃了小偷的钱吗?”然而她还是忍耐着，像任何一个主妇爱丈夫那样去爱他，同时还要照顾久病在床的儿子。1945年，事情发生了转折，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们的大儿子Adrian也病逝了，这些打击让她变成了一个严苛又悲伤的女人，而这种局面在伊文斯卡娅的出现之后变得无法挽回。
于是在1960年5月30日，大师离去之时，济娜伊达以一个妻子的姿态把那个在里外都代替了她的情人排除在了家门外。在帕斯捷尔纳克生命最后的几天里，她不允许伊文斯卡娅进入她的房子，后者只得等在街头趁护士交班的空隙前去询问爱人的情形。但是直到出殡，济娜伊达都没有给她任何机会靠近他。这在伊文斯卡娅是一种充满悲剧美的死别；在济娜伊达则是退出历史视线的最后一幕。
同样的命运
她们把守着各自在大师身边的位置，却拥有殊途同归的命运。
在诗人离开以后，济娜伊达的生活便再无人问津。帕斯捷尔纳克基本没留下什么遗产，面对着无数的诗人手稿和一部未完成的戏剧，本就对文学无所钟爱的济娜伊达没有，也无法担负起整理的责任。在世人心中，作为一位文学大师的遗孀，济娜伊达是不称职的，不论她是否有这个意愿和能力，也不论大师选择她的开初是不是想要她来继承事业和发扬遗志。于是在强大而坚韧的伊文斯卡娅面前，济娜伊达攥着自己帕斯捷尔纳克夫人的名义在大师逝世8年之后的夏天追随他而去了。她就这样被历史的尘烟掩盖了过去，作为名人的遗孀，她被彻底忘记了，这种忘记不是善意的，它比伤害更让人屈辱。她也是在大师彼人扔石头的时候站在他身边的人啊，她也是在大师最艰难的时刻想办法让家人填饱肚子的人啊!然而这些都不管用了，当她成为大师的遗孀，她就再无从选择和解释了，一个资质平凡的女人是无法在世人眼中担负起这个角色的。
而伊文斯卡娅有了足够的能力，结果却是一样的辛酸。大师死后，她和女儿伊琳娜很快就再次遭到逮捕。当局把对亡人的气都撤在了她身上一一她被判处4年徒刑，伊琳娜2年，直到赫鲁晓夫下台后才被释放。
长久以来她对整理大师作品做了很多具体工作，甚至还就大师的作品手稿同其后人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斗争。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位没有名分的“遗孀”竟还是存有微词，有人说她是克格勃派到大师身边的间谍，还有人则开始清算起那笔出版《日瓦戈医生》的“也许数额可观的稿费”……
在经历了人生的惊涛骇浪之后，伊文斯卡娅出版了自传《回忆时间的俘虏》。对于命运给予她的一切苦难，她都像“拉拉”那样，“深情而尊严”地承担了下来。1995年9月12日，这位坚强的“拉拉”以83岁的高龄去世，在生命的末尾，她仿佛又听到大师在吟咏自己的诗篇：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被梦魂缠住，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荆棘王冠，无法摘除的光环
不可否认，正是大师头上显赫的光环将这些遗孀拱上了最尴尬的位置。不甘沦为炮灰的她们，有的怀揣巨款销声于这个光华繁世；有的则代替大师，吃力却并不讨好地行使着部分权利。她们就这样头戴荆棘王冠地出场了，如履薄冰地行走在早已规划成形的命运里，不能放弃，不能塌陷，因为这是一旦戴上就无法摘除的光环。
金钱引燃的喧哗
大师留给遗孀们的财产为她们带来巨大的便捷，同时也引燃了舆论的喧哗。
不论这些遗孀在大师生前是如何将人生最饱满、最艳丽的部分毫无保留地供奉上艺术的祭坛，在世俗的天平上她们很难获得一块善意的砝码。人们总是蛮横地断定：她们打着热爱艺术和追崇爱情的幌子，以丰饶的肉体和艳丽的美色轻易俘获了暮年大师们不甚清醒的心灵。然而关键还是在于那些金钱，对于突然获得大笔财富的女人，公众很难平心静气地说一句好话。想想看，在大师事业的开拓期她们不曾与其风雨同舟，在大师事业的发展期她们不曾为其出谋划策，而到了大师功成名就风光无限的晚年，她们就“忽如一夜春风来”，之后她们银行里的巨额账户更是对芸芸众生辛勤劳动的莫大讽刺。人心的黑暗与矛盾由此得到充分发挥：对着这些女人手中一纸难以估价的遗书，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会心生艳羡甚至嫉妒?当这些原本默默无闻却仅凭一个身份便与大师共同载入史册的女人在世界各地奔走，又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她们其实是在为大师的后续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站在辉煌的纪念馆门前，人们只来得及瞻仰自己崇拜的天才，而全然遗忘了那些曾被天才视作缪斯女神的遗孀们所遭受的磨难和付出的代价。青春、美貌、事业、孩子……这些在生命中最能冷暖自知的要素都被这样一个身份彻底剥夺了，而世人却连起码的体谅和尊重也没有留下。
文字拼凑的面具
才刚退出遗产争夺的修罗场，她们又被迫迎向传记作者的口诛笔伐，在那些虚虚实实的文字中间，辩解是最没有意义的。
传记作者或许是世上最难应付的族群之一，他们动辄十几万字的评传往往比八卦记者的花边新闻更具引导力。而在这些传记中，对大师遗孀们共同的指责都有一点：她们垄断大师晚年所有的对外渠道，成了一个“垂帘听政”的“专权者”。
而当大师远去，所有关于大师的权威资料都由她们一手掌握，且不一定会被柔情万分地奉献出来。于是被怠慢的愤慨引导了他们的文字，而毫不知情的公众也只能追随这种情绪，借着文字的刀光剑影去相信他们认为应该相信的“事实”：杰奎琳成为拒人千里还欠着三条人命的妖女；儿玉是将大师架空、独断专行的天皇；伊文斯卡娅则作为图谋不轨的间谍活该遭到因禁……在大众看来，她们的初衷不再是为了肃清大师身边不必要的闲言碎语，而是要控制大师的所有生活，把持甚至垄断他们与外界的正常交流，使得不仅仅是媒体，甚至连大师的亲友都难窥个中真相。而读者也只能这样用拼凑代替倾听，任凭遗孀们的辩解在耳边变成毫无意义的符号。
身份注定的轨迹
不要以为只有菟丝花般依附于大师的遗孀们才会受到公众无情的指责，那些头脑精明、行事果敢的遗孀，日子也并不好过。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提到的遗孀们，不论之前是怎样心高气傲的才媛，一旦进入大师的生活，她们的经济就基本要依附于这段婚姻。于是，在旁观者眼中，她们更像是黏在大师身上的虫子，如果有谁胆敢用富丽堂皇的说辞来粉饰自己的“盗窃”行径，那就是不知廉耻、罪加一等了。可是假使这些女人们自身富有又精明，能在男权社会大展拳脚，向无数须眉投去俯视的目光，那么公众又会作何评价呢?南希·里根当年因为过多插手白宫人事被戏称为“南希女王”；孀居的宋美龄移居长岛，当地报纸只想为她写个讣告，“因为她给世界带来了很多痛苦”。
千百年来，社会的主流话语权始终被男人攥在手心，当毛特冈和波伏娃在欧洲街头挥舞她们纤细的胳膊，公然向这个社会索要女性权益时，毫无疑问她们正进行着全人类最伟大的革命。然而当她们真的扛着天赋人权的大旗冲锋陷阵，令曾经信心百倍的男人们无所适从时，男人们就又开始怀念城堡中曾经温顺的金丝雀与小绵羊。眼前这些强势女人对他们来说只是逾了本分、越了伦常。
于是年轻的遗孀们不得不收敛气焰，遵循公众的恶趣味，将各种可笑的头衔随身携带。人性的隐秘与丑陋无时无刻不在动荡着她们的决心，考验着她们的耐力，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服从命运的召唤，头戴荆棘王冠，小心翼翼地徘徊在艺术与世俗的交界线上，直至生命的尽头。
这便是作为一位大师遗孀避无可避的责任，也是命运赋予她们的最极致的悲怆。
编辑 陈思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