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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共同进行的全民族反侵略的战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在这场气势恢宏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高举民族解放和团结抗日的旗帜，推动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把自己经过10年创建起来的人民革命军队的主力开赴抗日前线，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当正面战场节节失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数有限的抗日部队，毅然留在日本侵略军占据的敌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开辟了敌后战场，成为坚持中国抗战持久战的强有力的基地。抗战初始，日本侵略者对活跃在敌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和人民抗日力量不屑一顾；国民党当局和将领们也没有认识到貌似无力，且分散在各处的这股敌后抗日力量在中国战场上的威力。然而，当日本侵略军气势汹汹与国民党主力从北打到南，从东打到西，占领了大片中国国土，打垮了一批又一批国民党主力军，自以为可以横行中国大陆时，却惊奇地发现，在他们已占领的地区内，到处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对他们的占领形成严重的威胁，向他们的侵略发动了强有力的挑战。当日本侵略者认识到这一点，回过头来想用对付国民党主力军的办法，调集大军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歼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时，却是越打抗日部队越多，越“围剿”根据地越大。眼看着中国共产党在敌后一天天壮大，一天天发展，不仅有了比抗战初期强大得多的抗日武装力量，而且在敌后建立了政权，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逐步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相对独立的社会，成为日本侵略者最为惧怕的对抗势力。这不是一般的势力，而是包括了抗日政权、抗日武装、抗日民众在一起的有着固定地域的整体力量。这个整体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在以民族斗争为主的抗日战争时期，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继续推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前发展进程中，创建起来的中国抗日根据地。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为光辉的历史，载入史册。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经过50年的沉淀，如今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和政界人物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和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无论是哪一学派历史学家，无论是代表哪一个阶级、阶层的政界人物，在谈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时，都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存在的史实：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是抗战的主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全国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由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和拥护，成为全民抗战的政治领导者，为发展自己的力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 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主力军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正是由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发展和壮大，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大大增强了，为尔后在解放战争中战胜有美国帝国主义作后台的执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打下了基础。中国抗日根据地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显示出来。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方面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使大而弱的中国，在小而强的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充分利用地域广博的优势，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在敌后广泛发动和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使骄横一时的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大大牵制了日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把侵略军认为是后方的占领地，当作抗日战争前方，是向敌发动游击战争的基地。毛泽东在抗战初期论及抗日根据地的作用时，明确指出：“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抗日根据地在战争中深入敌后，与侵略军形成包围和反包围的复杂态势，利用有利地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点一点地包围消灭敌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敌人眼皮底下建立巩固的抗日基地，使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泡影，使抗日战争成为群众性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比作下围棋中的“做眼”，认为“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实践证明，把大批八路军、新四军及南方游击队分散到敌后各地，同当地地方共产党组织相配合深入发动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争，一个一个地“做眼”，包围歼灭一股一股日伪军，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是坚持全国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和成功的决策。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托抗日根据地，对敌作战12万5千余次，歼灭日伪军171万4千余人，其中日军52万7千余人。抗日武装在对敌作战中伤亡60余万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众伤亡达600余万人。正是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艰苦的持久抗战，消灭了日伪军大量有生力量，才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敌我力量逐渐转变，使敌人最终处于劣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第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坚定了抗日的决心，抵制了妥协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并在初期迅速占领了大片国土时，在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对抗日战争抱着悲观的情绪，一些位居高官的妥协投降派则鼓吹与侵略者“合作”，散布“抗战必亡”“再战必亡”。面对强大日军的进攻，对抗战的前途和信心持何种态度，成为抗战中能否带领广大民众奋力抗击侵略者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抗战派，一贯主张实行全民抗战的路线，从抗战言论到抗战行动，都表明了抗战的决心和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中国国民党内坚决抗战的力量占着相当的多数，但妥协投降、对抗战丧失信心的也大有人在。当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时，国民政府不明确表态发动抗日；当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只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直到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疯狂屠杀军民时，国民党中央政府仍不对日宣战。相反，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日军大举进攻侵略面前，却暗中与侵略者秘密谈判，不少军政要人公开投降侵略者，充当了可耻的汉奸。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影响到全国不少人士的抗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敌人占领的区域建立起一块又一块抗日根据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攻、“扫荡”，在敌后高高举起坚持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大旗，使迷惘中的国人看到了抗战的前途，鼓起了抗日的信心。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根据地内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瞩目成就，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看到了抗战的前途，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的解放、为人民的幸福所进行的努力奋斗的成果，把抗日根据地看成是中国抗战的坚强堡垒。大批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军队占领区的民众投奔到抗日根据地内，大批伪军反正加入到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中，说明了人心所向，证明了抗日根据地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 第三，抗日根据地吸引和牵制了大批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减轻了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使大后方的民众免遭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残害。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谈到抗日根据地的作用时指出：“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根据地牵制日军、保卫大后方的事实从来没有承认过，但是，日本侵略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在1943年3月3日拜谒天皇时，天皇认为“宁可最近从华中、华南撤退，坚持华北，迅速处理事变”。根据这一意见，侵华日军从1941年起，将在华日军的52%（约18个师团），用来对付共产党在华北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叶剑英在1944年6月22日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抗击日伪军的情况时说：“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1944年3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或5/6以上，国民党担负抗击的仅占16%，即不足1/6。”纵观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随着战争的发展，在日军占领了若干地区后，为巩固其后方，为建立其兵站基地，为从占领区掠夺大批物资、抢拉青年补充伪军，日本侵略者逐步把作战的对象主要放在敌后战场，用以对付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抗战中，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与国民党当局秘密接触，进行拉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共同对付共产党。负责与国民党秘密谈判的今井武夫回忆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宋子良谈判时的情景时说：“宋子良那个人，从对共产党的考虑出发，向日本方面提出了以保守机密为绝对条件。他曾说：‘万一实现和平时，立即派遣讨伐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共产党军队进行讨伐，这个部署已经完成。’”基于以上原因，日军把作战的重点放在抗日根据地所在的敌后战场上，从而减轻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压力。
第四，抗日根据地为抗战最后时期的大反攻准备了军力、人力、物力、财力。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敌我双方在8年中消耗了大量军力、人力、物力、财力。由于战争在中国国土上进行，中国付出的代价更大。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最后胜利必定是中国人民的。因此，从战争一开始，中共中央就确定了通过在敌后建立根据地，保存和发展抗日力量，为坚持抗战，为夺取最后胜利创造条件的战略方针。在抗日根据地内，不仅发展起强大的抗日武装，而且组织发动了抗战情绪高涨的民众，生产积累了足以支持持久战和发动大反攻的物资。由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实力的充实、壮大，因而，当1944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时，在中国战场上，敌后战场率先依托抗日根据地发起局部反攻。经过1944年的局部反攻，使抗日根据地大大扩大，民心更加倾向共产党。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分析1944年华北的形势时不得不承认：“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400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4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到1945年春，敌后抗日根据地已连成19块大片的解放区，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条件。当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向国内外宣布：我们己经“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多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由于抗日根据地有了这样好的条件，当七大以后两个月便迎来抗日战争全面大反攻时，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援下，迅速出击，从8月9日到9月2日不足1个月的时间，就收复了县以上城市150多座，歼灭日伪军数万人，解放了大批国土。与此同时，各抗日根据地抽调 2万干部，11万主力军进军东北，在东北抗日联军和当地人民的支援下，配合苏联军队歼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进行大反攻和进军东北，是对抗日根据地实力的检验，充分显示出抗日根据地的强大力量和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推进到新民主主义
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赖以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基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改变社会形态，推进社会演进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示范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一方面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一方面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和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中的独特创举。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0月能够创建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执政的党，其主要的基础，是在抗日战争中，通过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不仅使10年土地革命中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壮大，而且为以后的解放战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物质基础。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来说，抗日根据地提供的最为宝贵的经验，至今对中国社会仍发生着影响的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付诸实践，成功地在根据地内建立起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把中国社会大大推进一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型。从这一模型中，中国共产党学会了怎样以执政党的地位领导国家建设，怎样把分散的民众团结在一起，使其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强大的民主、独立、幸福的国家。抗日根据地的今天，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明天。正如毛泽东在1941年5月指出的：“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中，是怎样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呢？这要从决定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来分析。
判定一个社会的性质，主要的是根据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即社会中经济基础的性质。任何社会的形态，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作为社会形态骨骼的经济基础和作为社会形态血肉的上层建筑，是决定社会形态的两个基本要素。只有骨骼和血肉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统一体，才能构成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能够代表整个生产关系性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它是经济基础中的基础。在上层建筑中，政治处于主导的地位。政治最本质的东西是国家政权，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是社会性质的重要标志，是摧毁旧的经济基础，建立和巩固新的经济基础的最有效的工具。因此，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一个新的社会性质的标志，往往不首先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而是表现在政权性质方面。其社会性质的演变，也常常是表现在政权的演变中。
中国抗日根据地创立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当时，中国正处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政权的压迫，在广大农村，封建地主仍占统治地位，封建制度仍顽固存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各帝国主义压迫。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统治的地区，则完全是殖民统治，人民更没有任何权利。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华北、华中向敌后挺进，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日本侵略军虽占领了不少国土，扶植了一批傀儡政权，但是，其势力所及，仅在有日军伪军驻扎的城镇、交通沿线。远离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是敌人鞭长莫及的地带。由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使得农村可以对城市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帝国主义势力虽已进入中国，在许多偏僻地区却不可能形成直接支配的经济力量，甚至根本达不到。乡村可以离开城市而独立存在，城市则必须依靠农村才可存在下去。中国共产党看准了这一特点，当日军倾其所能去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时，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却向敌人占领区域的农村，首先是远离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挺进，把农村作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依托，把农民作为发动组织抗日的主力，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创建抗日根据地。
抗日根据地社会性质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向新民主主义演进，首先是从政权开始的。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改变经济制度的斗争，都集中地表现为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政治斗争。抗日根据地创建时，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地区，日伪政权刚刚建立，并利用日伪政权建立殖民地经济制度。在日伪政权未到达的农村，封建半封建的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为了组织抗日，为了建立一个由抗日民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发展抗战经济，支持抗战，就必须建立排除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因素和封建半封建因素的经济。这种新的经济，是抗战经济，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但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不会在日伪政权和封建半封建农村政权下自发产生，必须首先改变政权，才能扫清道路。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把抗日作为最高宗旨，从发动民众抗日，建立抗日武装开始，使一切抗日的力量聚集在抗日政权周围，并运用抗日政权，发展抗战经济。抗日根据地内政权建设中实行的“三三制”，充分体现了抗日政权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在“三三制”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一切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阶级、阶层，包括曾经是革命对象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都被吸收加入到抗日政权中。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政策，建立健全了立法、执法机构，上层建筑设施中的参议会、政府、司法、军队、公安、监狱、社会团体等都完善起来，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社会性质向新民主主义演进的完成。
判断抗日根据地社会性质的最根本的依据，是根据地内的社会经济形态。只有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到新民主主义，才能算社会性质基本完成了演变过程。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设施机构的建立健全，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创造了条件。抗日根据地主要建在农村，因此，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也在农村。在这里，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和对待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内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道路，是循着“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走的。其手段，是通过消灭地主阶级，达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目的。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同时，恢复和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建立财政金融制度，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将原来是革命对象的地主，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作为团结对象，让他们参加抗日政权，承认和保护他们的利益。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土地政策，即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减租减息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它在政治上动摇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剥削，同时兼顾了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这一政策规定，在抗日根据地内，既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也保障赞成抗日和民主改革的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承认农民（包括雇农）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新民主主义政治既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肃清了障碍，也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抗日根据地内的经济成分，主要有抗日政府和军队管理的公营（国营）经济，联合投资经营的合作经济，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农村私有、个体经济，以及工商业中的私有、个体经济。此外，还包括封建地主经济。以上公营经济、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劳动人民个体经济和封建地主经济五种经济形式中，公营经济比例虽小，却居于领导地位，尤其是军工、金融行业，主要在抗日民主政府和军队手中。在量的发展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劳动人民个体经济都较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是发展生产的基本原则，其中以农业生产为主。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导致了农村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较为普遍的是地主、富农的户数在减少，贫农、雇农的户数也在减少，中农的户数明显增多，中农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根据地内，富农经济也呈上升趋势。抗日根据地内经济总的发展趋势的特点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主经济在日益削弱，农民个体经济在日益发展。根据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民用工业、商业、贸易都有了相应的发展，为支持抗战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物资。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以根据地为单位建立起独立的财政收支制度和金融制度，使各个根据地的经济成为独立的体系，真正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使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完成了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向新民主主义的过渡。 在抗日根据地社会性质演变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随着建立和发展起来。各抗日根据地绝大部分是在传统的封建文化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地区建立起来的。这些地区的民众，以在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的熏陶下，在封建地主的长期压迫下，世世代代处在听任统治者摆布的贫苦农民为主。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部队在根据地中依靠的民众，主要是这部分贫苦农民。农村是进行抗日斗争、创建根据地的基地，是为抗战提供物资、兵力的主要来源，农民是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主体。根据地初创时期，首要的、大量的工作，是宣传、发动、组织农民群众。因此，根据地内的文化工作，首先是为了完成以上任务，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抗战文化，以农民为主要对象，以口头、形象宣传为主。同时，抗日根据地内的广大干部、部队、各阶层人士、广大知识分子，是抗战文化的另一部分对象。他们对文化工作的要求，同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不同，更注重于了解抗战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这部分人既是抗战文化工作的对象，又是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力量。抗战文化，在根据地初创时期起了宣传、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到抗日阵营中的重要作用。抗战文化，并不是完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都是不能领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从抗战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个是193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一个是毛泽东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观点。一个是强调革命理论对于革命政党的重要性，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个是强调革命理论必须同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六中全会后，各抗日根据地加强了革命理论的学习宣传工作，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从1939年起，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教育、文艺等各种文化事业机构很快建立健全起来，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后，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成为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的全部方向。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有较大的发展，是在全党开始整风学习以后。在整风学习中，把学风上反对主观主义作为中心内容，将学风上的主观主义提高到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为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整风学习中，文化宣传工作部门强调了战斗性和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使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中有了深入的发展。到抗战后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中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有力工具。
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性质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中国还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时，中国共产党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在完成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一历史重任的同时，按照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首先在抗日根据地内致力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首的领袖们具有超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领袖们的高明之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抗日战争中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型变成了现实，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欣欣向荣社会的前景。虽然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还处在刚刚形成的阶段，但它已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推进社会发展的样板，就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奋斗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的方向。
三、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的意义
对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的研究，近年来有了较深入的突破。国内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等历史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将中国抗日根据地史，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出版了许多专著、资料选、回忆录，发表了数量较多的论文，召开了各种学术讨论会、纪念会、座谈会。国际上的许多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学者，越来越重视对中国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组织了一些学术讨论会。在中外学者共同参加的两届南开大学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广泛交流了研究成果，促进了中外学者取长补短，深入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可见，在当代，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的热潮不仅没有减下来，而且有向深度和广度延伸的趋向。
为什么中外学者对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表现出如此大的兴趣和热情呢？这同中国在1979年之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并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果有着紧密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抗日战争时期，是其取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拥护、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建立领导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基地、积累革命和建设经验、培养锻炼大批领导骨干和各种人材、壮大党组织、提高党员素质、学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等方面最好的时期。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上成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黄金时代，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奋斗目标的政党，作为确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政党，其最成功之处，就是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并把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飞跃时期，抗日根据地是实现飞跃的成功典范。因此，国内外学者，理所当然地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内，是如何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如何把理想和奋斗目标付诸行动，变成现实。不研究抗日根据地，就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实践，就不会懂得中国共产党人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不懂得什么叫中国革命的中国特色。 但是，中外学者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其热情追求探讨的热点，不仅仅是在其历史意义上，更主要的还在于其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经验，是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在坚持这一正确方向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全党认识上的飞跃，这两次飞跃，一次在抗日战争中，一次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毛泽东领导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邓小平领导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相隔40年，虽然背景、内容都不相同，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却有着相似的影响。第一次飞跃是中国处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经过两次失败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摆脱了种种旧的、不适当的公式，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达到了成熟，比较完全地掌握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能够纯熟而恰当地处理中国革命中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时完成的。这一次飞跃，不仅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次飞跃，是在中国共产党犯了两次大的错误，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两次大的挫折后，经过总结历史，吸取教训，使党又一次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摆脱了种种旧的、不适当的公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达到了成熟，比较好地掌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能够比较恰当地处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把中国社会推进到现代化上去。许多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方针、政策、措施，同当年在抗日根据地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例如：强调中国特色；强调最大限度地团结绝大多数和依靠绝大多数各阶级、各阶层民众；强调党政分开各司其责；强调民主政治；强调使各种经济成分充分发展；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等等。
不少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使中国重新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大部分都曾有过领导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经历，有着丰富的领导抗日根据地的经验。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首领邓小平，当年亲手创立了以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仔细研究一下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思想，不难看出，他的许多思想，同当年领导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时有着相似之处。举一个具体事例：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提出，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要“肃清封建主义”。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在40年前的1941年就已提出。当时正是准备召开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政府时期。在根据地内，以党代政的现象相当普遍，“以党治国”的观念在许多共产党员头脑中顽固地存在着。邓小平为解决真正在根据地内实行“三三制”政权原则，于会前在1941年4月15日出版的中共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35期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严厉批判了“以党治国”的观念，认为这是封建主义在党内的反映，是把党的优势理解为“党员包办”，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提出要党政分开，要肃清封建主义影响。邓小平认为，党和政权的关系“是指导与监督”，“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以党治国”“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两个历史时期，都明确提出党政必须分开，不能以党代政，要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不能不说，是邓小平在领导根据地建设中的经验，在新时期的借鉴和运用。类似的事例，不仅从邓小平的言行中可以举出，在其他老一辈领导人身上也可以举出多例。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应该认真研究党的作风最好时期之一的抗日根据地时期党的作风和经验。不仅是党的建设，根据地中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法制建设等等方面的经验，都对今天的社会有着借鉴意义。
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中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从中可以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内容，从中可以吸取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内容，从中可以引发爱国主义的内容等等，都表明，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和宣传，在当代社会，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出现曲折时，中国共产党仍牢牢地占据着执政的地位，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更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当年，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和广大抗日民众结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关系，依靠人民群众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中国共产党人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结成血肉相联的关系，共同去创造现代化的中国。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共同进行的全民族反侵略的战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在这场气势恢宏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高举民族解放和团结抗日的旗帜，推动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把自己经过10年创建起来的人民革命军队的主力开赴抗日前线，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当正面战场节节失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数有限的抗日部队，毅然留在日本侵略军占据的敌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开辟了敌后战场，成为坚持中国抗战持久战的强有力的基地。抗战初始，日本侵略者对活跃在敌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和人民抗日力量不屑一顾；国民党当局和将领们也没有认识到貌似无力，且分散在各处的这股敌后抗日力量在中国战场上的威力。然而，当日本侵略军气势汹汹与国民党主力从北打到南，从东打到西，占领了大片中国国土，打垮了一批又一批国民党主力军，自以为可以横行中国大陆时，却惊奇地发现，在他们已占领的地区内，到处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对他们的占领形成严重的威胁，向他们的侵略发动了强有力的挑战。当日本侵略者认识到这一点，回过头来想用对付国民党主力军的办法，调集大军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歼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时，却是越打抗日部队越多，越“围剿”根据地越大。眼看着中国共产党在敌后一天天壮大，一天天发展，不仅有了比抗战初期强大得多的抗日武装力量，而且在敌后建立了政权，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逐步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相对独立的社会，成为日本侵略者最为惧怕的对抗势力。这不是一般的势力，而是包括了抗日政权、抗日武装、抗日民众在一起的有着固定地域的整体力量。这个整体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在以民族斗争为主的抗日战争时期，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继续推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前发展进程中，创建起来的中国抗日根据地。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为光辉的历史，载入史册。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经过50年的沉淀，如今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和政界人物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和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无论是哪一学派历史学家，无论是代表哪一个阶级、阶层的政界人物，在谈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时，都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存在的史实：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是抗战的主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全国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由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和拥护，成为全民抗战的政治领导者，为发展自己的力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 120多万党员的大党，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主力军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正是由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发展和壮大，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大大增强了，为尔后在解放战争中战胜有美国帝国主义作后台的执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打下了基础。中国抗日根据地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显示出来。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方面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使大而弱的中国，在小而强的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充分利用地域广博的优势，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在敌后广泛发动和组织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使骄横一时的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大大牵制了日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把侵略军认为是后方的占领地，当作抗日战争前方，是向敌发动游击战争的基地。毛泽东在抗战初期论及抗日根据地的作用时，明确指出：“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抗日根据地在战争中深入敌后，与侵略军形成包围和反包围的复杂态势，利用有利地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点一点地包围消灭敌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敌人眼皮底下建立巩固的抗日基地，使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泡影，使抗日战争成为群众性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比作下围棋中的“做眼”，认为“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实践证明，把大批八路军、新四军及南方游击队分散到敌后各地，同当地地方共产党组织相配合深入发动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争，一个一个地“做眼”，包围歼灭一股一股日伪军，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是坚持全国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和成功的决策。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托抗日根据地，对敌作战12万5千余次，歼灭日伪军171万4千余人，其中日军52万7千余人。抗日武装在对敌作战中伤亡60余万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众伤亡达600余万人。正是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艰苦的持久抗战，消灭了日伪军大量有生力量，才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敌我力量逐渐转变，使敌人最终处于劣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第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坚定了抗日的决心，抵制了妥协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并在初期迅速占领了大片国土时，在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对抗日战争抱着悲观的情绪，一些位居高官的妥协投降派则鼓吹与侵略者“合作”，散布“抗战必亡”“再战必亡”。面对强大日军的进攻，对抗战的前途和信心持何种态度，成为抗战中能否带领广大民众奋力抗击侵略者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抗战派，一贯主张实行全民抗战的路线，从抗战言论到抗战行动，都表明了抗战的决心和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中国国民党内坚决抗战的力量占着相当的多数，但妥协投降、对抗战丧失信心的也大有人在。当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时，国民政府不明确表态发动抗日；当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只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直到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疯狂屠杀军民时，国民党中央政府仍不对日宣战。相反，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日军大举进攻侵略面前，却暗中与侵略者秘密谈判，不少军政要人公开投降侵略者，充当了可耻的汉奸。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影响到全国不少人士的抗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敌人占领的区域建立起一块又一块抗日根据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攻、“扫荡”，在敌后高高举起坚持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大旗，使迷惘中的国人看到了抗战的前途，鼓起了抗日的信心。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根据地内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瞩目成就，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看到了抗战的前途，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的解放、为人民的幸福所进行的努力奋斗的成果，把抗日根据地看成是中国抗战的坚强堡垒。大批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军队占领区的民众投奔到抗日根据地内，大批伪军反正加入到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中，说明了人心所向，证明了抗日根据地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作用。 第三，抗日根据地吸引和牵制了大批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减轻了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使大后方的民众免遭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残害。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谈到抗日根据地的作用时指出：“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根据地牵制日军、保卫大后方的事实从来没有承认过，但是，日本侵略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在1943年3月3日拜谒天皇时，天皇认为“宁可最近从华中、华南撤退，坚持华北，迅速处理事变”。根据这一意见，侵华日军从1941年起，将在华日军的52%（约18个师团），用来对付共产党在华北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叶剑英在1944年6月22日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抗击日伪军的情况时说：“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1944年3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或5/6以上，国民党担负抗击的仅占16%，即不足1/6。”纵观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随着战争的发展，在日军占领了若干地区后，为巩固其后方，为建立其兵站基地，为从占领区掠夺大批物资、抢拉青年补充伪军，日本侵略者逐步把作战的对象主要放在敌后战场，用以对付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抗战中，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与国民党当局秘密接触，进行拉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共同对付共产党。负责与国民党秘密谈判的今井武夫回忆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宋子良谈判时的情景时说：“宋子良那个人，从对共产党的考虑出发，向日本方面提出了以保守机密为绝对条件。他曾说：‘万一实现和平时，立即派遣讨伐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共产党军队进行讨伐，这个部署已经完成。’”基于以上原因，日军把作战的重点放在抗日根据地所在的敌后战场上，从而减轻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压力。
第四，抗日根据地为抗战最后时期的大反攻准备了军力、人力、物力、财力。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敌我双方在8年中消耗了大量军力、人力、物力、财力。由于战争在中国国土上进行，中国付出的代价更大。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最后胜利必定是中国人民的。因此，从战争一开始，中共中央就确定了通过在敌后建立根据地，保存和发展抗日力量，为坚持抗战，为夺取最后胜利创造条件的战略方针。在抗日根据地内，不仅发展起强大的抗日武装，而且组织发动了抗战情绪高涨的民众，生产积累了足以支持持久战和发动大反攻的物资。由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实力的充实、壮大，因而，当1944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时，在中国战场上，敌后战场率先依托抗日根据地发起局部反攻。经过1944年的局部反攻，使抗日根据地大大扩大，民心更加倾向共产党。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分析1944年华北的形势时不得不承认：“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400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4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到1945年春，敌后抗日根据地已连成19块大片的解放区，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条件。当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向国内外宣布：我们己经“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多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由于抗日根据地有了这样好的条件，当七大以后两个月便迎来抗日战争全面大反攻时，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援下，迅速出击，从8月9日到9月2日不足1个月的时间，就收复了县以上城市150多座，歼灭日伪军数万人，解放了大批国土。与此同时，各抗日根据地抽调 2万干部，11万主力军进军东北，在东北抗日联军和当地人民的支援下，配合苏联军队歼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进行大反攻和进军东北，是对抗日根据地实力的检验，充分显示出抗日根据地的强大力量和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推进到新民主主义
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赖以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基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改变社会形态，推进社会演进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示范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一方面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一方面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和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中的独特创举。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0月能够创建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执政的党，其主要的基础，是在抗日战争中，通过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不仅使10年土地革命中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壮大，而且为以后的解放战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物质基础。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来说，抗日根据地提供的最为宝贵的经验，至今对中国社会仍发生着影响的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付诸实践，成功地在根据地内建立起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把中国社会大大推进一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型。从这一模型中，中国共产党学会了怎样以执政党的地位领导国家建设，怎样把分散的民众团结在一起，使其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强大的民主、独立、幸福的国家。抗日根据地的今天，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明天。正如毛泽东在1941年5月指出的：“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中，是怎样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呢？这要从决定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来分析。
判定一个社会的性质，主要的是根据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即社会中经济基础的性质。任何社会的形态，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作为社会形态骨骼的经济基础和作为社会形态血肉的上层建筑，是决定社会形态的两个基本要素。只有骨骼和血肉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统一体，才能构成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能够代表整个生产关系性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它是经济基础中的基础。在上层建筑中，政治处于主导的地位。政治最本质的东西是国家政权，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是社会性质的重要标志，是摧毁旧的经济基础，建立和巩固新的经济基础的最有效的工具。因此，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一个新的社会性质的标志，往往不首先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而是表现在政权性质方面。其社会性质的演变，也常常是表现在政权的演变中。
中国抗日根据地创立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当时，中国正处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政权的压迫，在广大农村，封建地主仍占统治地位，封建制度仍顽固存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各帝国主义压迫。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统治的地区，则完全是殖民统治，人民更没有任何权利。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华北、华中向敌后挺进，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日本侵略军虽占领了不少国土，扶植了一批傀儡政权，但是，其势力所及，仅在有日军伪军驻扎的城镇、交通沿线。远离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是敌人鞭长莫及的地带。由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使得农村可以对城市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帝国主义势力虽已进入中国，在许多偏僻地区却不可能形成直接支配的经济力量，甚至根本达不到。乡村可以离开城市而独立存在，城市则必须依靠农村才可存在下去。中国共产党看准了这一特点，当日军倾其所能去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时，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却向敌人占领区域的农村，首先是远离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挺进，把农村作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依托，把农民作为发动组织抗日的主力，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创建抗日根据地。
抗日根据地社会性质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向新民主主义演进，首先是从政权开始的。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改变经济制度的斗争，都集中地表现为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政治斗争。抗日根据地创建时，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地区，日伪政权刚刚建立，并利用日伪政权建立殖民地经济制度。在日伪政权未到达的农村，封建半封建的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为了组织抗日，为了建立一个由抗日民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发展抗战经济，支持抗战，就必须建立排除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因素和封建半封建因素的经济。这种新的经济，是抗战经济，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但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不会在日伪政权和封建半封建农村政权下自发产生，必须首先改变政权，才能扫清道路。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把抗日作为最高宗旨，从发动民众抗日，建立抗日武装开始，使一切抗日的力量聚集在抗日政权周围，并运用抗日政权，发展抗战经济。抗日根据地内政权建设中实行的“三三制”，充分体现了抗日政权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在“三三制”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一切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阶级、阶层，包括曾经是革命对象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都被吸收加入到抗日政权中。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政策，建立健全了立法、执法机构，上层建筑设施中的参议会、政府、司法、军队、公安、监狱、社会团体等都完善起来，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社会性质向新民主主义演进的完成。
判断抗日根据地社会性质的最根本的依据，是根据地内的社会经济形态。只有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到新民主主义，才能算社会性质基本完成了演变过程。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设施机构的建立健全，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创造了条件。抗日根据地主要建在农村，因此，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也在农村。在这里，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和对待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内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道路，是循着“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走的。其手段，是通过消灭地主阶级，达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目的。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同时，恢复和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建立财政金融制度，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将原来是革命对象的地主，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作为团结对象，让他们参加抗日政权，承认和保护他们的利益。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土地政策，即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减租减息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它在政治上动摇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剥削，同时兼顾了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这一政策规定，在抗日根据地内，既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也保障赞成抗日和民主改革的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承认农民（包括雇农）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新民主主义政治既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肃清了障碍，也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抗日根据地内的经济成分，主要有抗日政府和军队管理的公营（国营）经济，联合投资经营的合作经济，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农村私有、个体经济，以及工商业中的私有、个体经济。此外，还包括封建地主经济。以上公营经济、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劳动人民个体经济和封建地主经济五种经济形式中，公营经济比例虽小，却居于领导地位，尤其是军工、金融行业，主要在抗日民主政府和军队手中。在量的发展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劳动人民个体经济都较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是发展生产的基本原则，其中以农业生产为主。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导致了农村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较为普遍的是地主、富农的户数在减少，贫农、雇农的户数也在减少，中农的户数明显增多，中农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根据地内，富农经济也呈上升趋势。抗日根据地内经济总的发展趋势的特点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主经济在日益削弱，农民个体经济在日益发展。根据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民用工业、商业、贸易都有了相应的发展，为支持抗战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物资。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以根据地为单位建立起独立的财政收支制度和金融制度，使各个根据地的经济成为独立的体系，真正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使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完成了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向新民主主义的过渡。 在抗日根据地社会性质演变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随着建立和发展起来。各抗日根据地绝大部分是在传统的封建文化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地区建立起来的。这些地区的民众，以在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的熏陶下，在封建地主的长期压迫下，世世代代处在听任统治者摆布的贫苦农民为主。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部队在根据地中依靠的民众，主要是这部分贫苦农民。农村是进行抗日斗争、创建根据地的基地，是为抗战提供物资、兵力的主要来源，农民是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主体。根据地初创时期，首要的、大量的工作，是宣传、发动、组织农民群众。因此，根据地内的文化工作，首先是为了完成以上任务，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抗战文化，以农民为主要对象，以口头、形象宣传为主。同时，抗日根据地内的广大干部、部队、各阶层人士、广大知识分子，是抗战文化的另一部分对象。他们对文化工作的要求，同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不同，更注重于了解抗战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这部分人既是抗战文化工作的对象，又是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力量。抗战文化，在根据地初创时期起了宣传、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到抗日阵营中的重要作用。抗战文化，并不是完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都是不能领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从抗战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个是193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一个是毛泽东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观点。一个是强调革命理论对于革命政党的重要性，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个是强调革命理论必须同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六中全会后，各抗日根据地加强了革命理论的学习宣传工作，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从1939年起，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教育、文艺等各种文化事业机构很快建立健全起来，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后，建立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成为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的全部方向。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有较大的发展，是在全党开始整风学习以后。在整风学习中，把学风上反对主观主义作为中心内容，将学风上的主观主义提高到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为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整风学习中，文化宣传工作部门强调了战斗性和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使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中有了深入的发展。到抗战后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中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有力工具。
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性质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中国还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时，中国共产党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在完成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一历史重任的同时，按照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首先在抗日根据地内致力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首的领袖们具有超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领袖们的高明之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抗日战争中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型变成了现实，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欣欣向荣社会的前景。虽然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还处在刚刚形成的阶段，但它已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推进社会发展的样板，就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奋斗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的方向。
三、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的意义
对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的研究，近年来有了较深入的突破。国内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等历史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将中国抗日根据地史，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出版了许多专著、资料选、回忆录，发表了数量较多的论文，召开了各种学术讨论会、纪念会、座谈会。国际上的许多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学者，越来越重视对中国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组织了一些学术讨论会。在中外学者共同参加的两届南开大学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广泛交流了研究成果，促进了中外学者取长补短，深入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可见，在当代，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的热潮不仅没有减下来，而且有向深度和广度延伸的趋向。
为什么中外学者对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表现出如此大的兴趣和热情呢？这同中国在1979年之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并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果有着紧密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抗日战争时期，是其取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拥护、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建立领导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基地、积累革命和建设经验、培养锻炼大批领导骨干和各种人材、壮大党组织、提高党员素质、学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等方面最好的时期。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上成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黄金时代，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奋斗目标的政党，作为确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政党，其最成功之处，就是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并把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飞跃时期，抗日根据地是实现飞跃的成功典范。因此，国内外学者，理所当然地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内，是如何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如何把理想和奋斗目标付诸行动，变成现实。不研究抗日根据地，就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实践，就不会懂得中国共产党人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不懂得什么叫中国革命的中国特色。 但是，中外学者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其热情追求探讨的热点，不仅仅是在其历史意义上，更主要的还在于其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经验，是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在坚持这一正确方向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全党认识上的飞跃，这两次飞跃，一次在抗日战争中，一次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毛泽东领导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邓小平领导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相隔40年，虽然背景、内容都不相同，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却有着相似的影响。第一次飞跃是中国处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经过两次失败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摆脱了种种旧的、不适当的公式，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达到了成熟，比较完全地掌握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能够纯熟而恰当地处理中国革命中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时完成的。这一次飞跃，不仅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次飞跃，是在中国共产党犯了两次大的错误，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两次大的挫折后，经过总结历史，吸取教训，使党又一次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摆脱了种种旧的、不适当的公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达到了成熟，比较好地掌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能够比较恰当地处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把中国社会推进到现代化上去。许多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方针、政策、措施，同当年在抗日根据地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例如：强调中国特色；强调最大限度地团结绝大多数和依靠绝大多数各阶级、各阶层民众；强调党政分开各司其责；强调民主政治；强调使各种经济成分充分发展；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等等。
不少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使中国重新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大部分都曾有过领导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经历，有着丰富的领导抗日根据地的经验。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首领邓小平，当年亲手创立了以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仔细研究一下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思想，不难看出，他的许多思想，同当年领导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时有着相似之处。举一个具体事例：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提出，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要“肃清封建主义”。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在40年前的1941年就已提出。当时正是准备召开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政府时期。在根据地内，以党代政的现象相当普遍，“以党治国”的观念在许多共产党员头脑中顽固地存在着。邓小平为解决真正在根据地内实行“三三制”政权原则，于会前在1941年4月15日出版的中共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35期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严厉批判了“以党治国”的观念，认为这是封建主义在党内的反映，是把党的优势理解为“党员包办”，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提出要党政分开，要肃清封建主义影响。邓小平认为，党和政权的关系“是指导与监督”，“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以党治国”“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两个历史时期，都明确提出党政必须分开，不能以党代政，要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不能不说，是邓小平在领导根据地建设中的经验，在新时期的借鉴和运用。类似的事例，不仅从邓小平的言行中可以举出，在其他老一辈领导人身上也可以举出多例。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应该认真研究党的作风最好时期之一的抗日根据地时期党的作风和经验。不仅是党的建设，根据地中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法制建设等等方面的经验，都对今天的社会有着借鉴意义。
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中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从中可以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内容，从中可以吸取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内容，从中可以引发爱国主义的内容等等，都表明，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和宣传，在当代社会，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出现曲折时，中国共产党仍牢牢地占据着执政的地位，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更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当年，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和广大抗日民众结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关系，依靠人民群众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中国共产党人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结成血肉相联的关系，共同去创造现代化的中国。